求深山基层部队的感人故事！

带兵感人故事~

（一）
对于山栀花，就象熟悉自己的战友一样那么地亲切。当兵时，每逢军营前山梁上的山栀花鼓着丰满的花蕾旋转开放的时候，战士们总会拿出几只玻璃瓶来，从山梁上折来山栀花插入瓶中灌满水暂养起来。嗨，有的山栀花的根部在水中抽出根来呢！那些枝叶上的山栀花总是在不经意间，以缓慢的速度一点点旋转开放，洁白的花蕾虽然没有山梁上那么亮丽，却朴素淡雅惹战士们喜爱。山栀花虽然比较粗俗，但它的芳香却是一般花不及的。那天跟远在绍兴市的吕镇劝科长通电话，说起早先海岛放电影之事，他在电话里笑着说：“那辰光噶，电影十分稀奇，电影队附近的老百姓天天来打听什么时候放电影，当告诉晚上放电影，那些人象着了魔一样高兴。这情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说实话，噶辰光电影确实是很迷人的！”
七十年代初期，军营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单调的令人不敢相信，几副陆战棋，几副象棋，几副羽毛球拍，一台乒乓球，一只篮球是连队文化生活的全部家当。
说实在的，海岛远离大陆，受交通限制，文化生活确实少的可怜；军营尚好，每逢节日，战士们都会自编自演一些小品，也会举行歌咏比赛、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投弹比赛、摔跤比赛，师宣传科也会派人下连指导，花样还是不少的。渔村就比较冷清了，没有鞭炮，有了也不能放。有村校的渔村，孩子们会走出校门为渔民们献上一场娱乐大餐，唱歌、跳舞、相声、快板、小品，节目还是蛮丰富的。渔人也喜欢看。渔村小学的老师也会组织学生走进军营，为亲人解放军献上师生们精心排练的节目，战士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送上一些学习用品。学校还组织小学生为连队打猪草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当然，偶尔也会放上一场电影，那也得看天气，刮风打暴，风大浪高，船无法靠岸，交通就断了，电影也就不能放映了。就是部队的登陆艇，碰到风浪的天气，也只能在岸边迂回，几个小时靠不上岸是常有的事。最后，只得掉头原路驶回，岛上军民空欢喜一场。
在那个年代，电影确实是岛上军民企盼的一种享受。平时只要岛上任何一个地方放电影，居住在小岛各处的老百姓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就是翻山越岭也很高兴，那场面比过年赶集还要热闹。
尽管当时放映条件差，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的，视觉、光线、音响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只要看上电影，人们就知足了。
电影被神话了，那些白天忙着农活的渔家妇女，为了能看上电影，宁可扔下灶台不洗刷也先赶来看电影。有时候，农活干得迟了，待他们赶到放映场，电影往往早已放了不少，她们在嘴上说着：“嘿，又迟了！”脸上还是充满喜悦，毕竟总算看到了电影，比不看总要好上几倍，明天劳作时，七嘴八舌聊起时不会再做哑巴了，也多少能说上几句心里还是蛮开心的。一些识几个字比较乖巧的渔家姑娘还会在看电影后第二天劳作时哼上几句昨晚电影里的插曲，让旁人羡慕不已。不过几天下来，电影里的插曲总会在小岛上很快唱了开来，时间一长，基本上小岛上的男女老少都会哼上几句。
（二）
当时的驻岛部队十分关注军民关系，只要地方上有求，部队总是必应。修海塘，部队会抽调兵力帮助直至海塘修筑竣工为止，渔村收割海带，部队也会前去帮忙抢收；岛上出现山火，战士们会奋不顾身参加灭火；农忙开始部队会帮地方老百姓抢收抢种；渔村里修路部队也会前去担石填土。当然，渔村里也会组织姑娘到军营里为战士们洗衣被，也会派会种菜的老农手把手教战士们搞生产，一幅幅军民鱼水情的画图会时时出现在小岛上，是那么的温馨和谐。
由于小岛文化生活单调，部队把放电影也看作加强军民关系的一部分。为了方便老百姓看电影，索性将放映场移至渔村里，这一做法，立即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小岛不比大陆，受交通影响，电影每月只放映一次，可这也成了小岛上百姓与官兵的一大喜事。
后来，守备区成立了电影放映队，电影放映场次由原来每月增加半月一次，而且雷打不动。当时军民那个高兴就甭提啦。
守备区政治部十分重视电影放映，指定宣传科负责把电影放好，并任命宣传科科长吕镇劝为电影队队长，全权负责电影放映的日程安排和业务训练。吕镇劝是浙江绍兴人，是个十分勤业的军人，先后在部队荣立三等功3次、11次嘉奖，转业后任绍兴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他的事迹被录入《中华名人专家词典》。
虽然是露天放映，但军民观看的兴致且十分高涨。为了能给部队增加放映场次，营长陈长兴动了小脑筋，他把四个连队分开放映合并为一个场地放映。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放映场次，还能锻炼各部队的实战能力。因为，电影被安排在了一个场地放映就意味着驻守在岛上的各部队要从不同地方赶往放映场，无意间增加了路途跋涉的辛劳。
营长陈长兴是个标准职业军人，他要求各部队发扬风格，把放映场最佳位置让给地方老百姓，并注意军容风纪。
那时候的地方老百姓觉悟也很高，村里的领导会在放映前负责把放映最佳位置腾出来让给部队，部队不肯进入最佳位置，总要相互谦让一番，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总会在电影放映时出现。尽管时光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当时的那种军民鱼水情仍深深定格在脑海中……
（三）
为了提高电影的放映效益，营长陈长兴又在场地上动起脑筋，今天要求在一连所在的渔村放，下次却安排在二连驻地附近的联防单位，弄得电影队莫名其妙，说，一营放个电影也如此神出鬼没，打一枪，换了一个地方，让人摸不到头脑。
电影队吕镇劝科长毕竟从军多年，又是搞宣传出身，深知陈长兴营长的用心，每次放映前，总会把电话打到陈长兴那里，询问今晚在什么地方放映？
谁都知道，吕镇劝是从一营走出去的，跟营长陈长兴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尽管陈长兴营长每次把放映地点变戏法们地东挪西换，吕镇劝科长还是很有耐心服从陈长兴的调遣，用吕科长的话说，谁叫咱和陈长兴同在一口行军锅里扒过十多年的饭哩，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陈长兴的用意我清楚，除非这样做能增加战士们观看电影的次数，最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能锻炼部队的体质和耐力。这一举两得的好事，咱咋能胡搅呢？！
时光已经过四十多年，我常常想，人世间有许多东西也许可以回避，可以掩饰，唯独真情难以回避。吕镇劝是个明白人，陈长兴这样做除非想增强战士们的战斗力，他还知道，一营所属部队分散驻在小岛的各个地方，不断变幻放映场地，虽然让战士们多跑一些路，实质是每放一次电影各部队就是一次军容风纪，军事素质的亮相。电影场上的老百姓多达几千人，每人两只眼睛睁的大大的，部队排着队喊着口号进入放映场，一举一动都是一目了然的。哪个部队口号喊的山响；哪个部队步伐整齐？哪个部队着装威严？哪个部队歌唱的嘹亮？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各部队的连首长心里更有数，说是看电影，实质是亮家底，看似庸常，却彰显了人性中最为原始的鄙视。炮四连驻守在岛东南最远的海边，路途比较遥远，那里没有渔村，电影不可能到炮四连去放，连长姚全兴心里清楚，炮兵连的作风没有守备步兵连强硬，这是众所知道的，为了彻底扭转这一现象，连长姚全兴命令全连平时加大队例训练力度，走出炮四连的威风来。
炮四连在暗底下使劲时，其他三个部队和营直属小分队浑然不知。当然，也不希望其他连队看电影进场出洋相，那是很狼狈的。
（四）
每到5月，营区前山梁上的栀子花盛开，那如同雕刻极深旋纹的花蕾一天天地鼓胀丰满起来，颜色也从绿到白，一层一层地旋转开来，好象开在战士们心里。天晴好的时候，山风能把那种特有的海岛芳香吹进军营。战士们说，这栀子花好象专为我们开的，不然，哪有开得那么热烈。
在那栀子花盛开军营弥漫芳香的日子，正是军事训练最紧张的日子。栀子花的盛开，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铁的纪律、什么叫坚韧不拔、什么叫雷厉风行这些文字的含义，汗水每天浸透军衣，栀子花香熏得热血沸腾，卫国戎边练好杀敌本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军事训练越来越紧张，军容风纪有所松懈。部队每星期到渔村看电影，不亚于一次五公里越野。为此，连长陈百岁高兴不起来：这看电影简直是一次检阅，弄不好出点洋相这脸往哪儿搁？！连长陈百岁是个好胜极强的人，凡事喜欢超前。眼下电影放映场次增加了，无疑也给部队增加了压力。陈百岁不敢往下想下去，他决定在训练的间隙增添队例操练。一时间，把个战士们练得陀螺转。
二连操练队例的消息不经在全营传开，各部队不敢落后，也积极操练起来。就连营直属通讯小分队也天天操练队例，营里干部一个也不例外，营长陈长兴亲自上场，早上练跑步，午间走队例，晚上学唱歌，把个平素作风稀拉的通讯小分队战士练得叫苦不迭。
时任通讯排长，后任师通讯参谋转业后在某市国安局工作的章荣华记忆犹新，他说：“那辰光，自己刚当排长，营长亲自找他谈话，一定要让小分队的作风强硬起来，压力相当大！不过小分队哪能跟守备连队比，哪能不显拙？！不过，小分队也强硬多了，表现不错。”
时任富阳市经贸局调研员，蒋胜达深有体会地说：“部队确实是一处革命大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相当完美。当时我在宣传处当干事，每天下连队为战士们讲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战士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讲并认真摘记，我到现在还十分感动。”
（五）
我不敢肯定在那个年代电影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我敢肯定电影确实给我们这些军营里生活的人带来欢乐。
说是看电影，其实倒不如说是接受老百姓的检阅，部队还未到场，四邻八方的老百姓早已聚集在电影场等着部队入场，数以千双眼睛都盯着部队的到来。
一支支部队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向急速地往电影场赶来。他们全副武装披挂整齐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朝电影场走来。
人们开始躁动了：“哇！多整齐！多威风！”“哇，这支部队更厉害！”叫喊声瞬时彼起时落。
电影放映越来越频繁，老百姓差不多都能指认说出进入电影场所有的部队，还会七嘴八舌的品头论足。
营长陈长兴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知道这种七嘴八舌的评说是对部队最好的鞭策，这正是陈长兴精心安排所回报的。
电影还没有开始放，进场的部队拉歌开始了。守备一连刚提起来的王卫国排长，是一个年轻有为十分活跃的干部，不管值星不值星 ，他总会站出来在队伍前指挥，还把拉歌的矛头指向二连：“二呀么二小队呀，来呀么来一个！”“来了没有？来他两个要不要？”王卫国排长这么一拉，把个一连战士拉歌的激情全吊发起来，喊声如潮。
二连的文体委员万志广班长也不是等闲之辈，见一连战士在排长王卫国的煽哄下吼声不断，万志广当即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应声喊道：“唱！咱们唱一支《打靶歌》。好，下面我起个头，大家跟着唱，唱得精神宏亮一点。”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战士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激昂高亢，压倒了一切，传得很远很远……
一连也不示弱，在王卫国排长的指挥下，马上唱起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为了打破单一领歌的局面，万志广精心教学了连队的文体骨干，今天是朱培根、明天是马震山、后天是丁顺来、再后天是顾宝顺……万志广做事十分专注，每次放映前总会在连里排练直到满意为止。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露天电影不再象以前那样迷恋了。可是我们这些再军营里待过的人，当年观看露天电影那热闹的一幕却早已深深定格在脑海里，是那么清晰，那么永恒。
栀子花又在小岛上盛开了，开得依旧是那样热烈……

5月14日清晨,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三天,接连两天的大雨终于停了。此时,空降兵某部接到总参谋部命令:立即派遣伞降人员进入震中茂县,执行通信联络、灾情勘察、情况上报任务,为上级决策提供依据!
很快,一架运输机飞到重灾区茂县上空。当时机上除了5名机组人员,还有100名官兵,按计划第一分队的15名队员将首批伞降,第二分队的85名队员将第二批伞降。这是在4999米的高空,如果再算上茂县平均4000米以上的海拔,这里无疑是万米高空。运输机测风测雨的雷达扫描仪上显示的回波越来越强烈,大雨打在运输机玻璃舱上“啪啪”作响。透过机窗向下看,地面上高山耸立,悬崖陡峭,林木参天,还有震中灾区地面上那裸露着钢筋的片片废墟。机上的伞降队员没有人知道跳下去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14日中午12时左右,运输机一步步接近震中茂县灾区,并开始在其上空盘旋,寻找最合适的伞降时机。大约5分钟后,运输机下方的云层突然散开一个伞降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茂县城关大桥,于是伞降指挥官立即抓住瞬间即逝的有利时机,果断下达伞降命令,李振波大校第一个跃出机舱,紧随其后的是6名伞降队员。瞬间内,雪白的伞花朵朵绽放,飘向孤城茂县。
然而,令人预想不到的是,茂县上空的云层瞬息万变,原本打开的伞降窗口瞬间关闭,运输机只好继续在上空盘旋,大约又过了七八分钟,云层中伞降窗口再次出现,8名伞降队员没有丝毫犹豫,抓住有利时机,迅速跃出机舱。可这之后,茂县上空开始下起雨,且雨势越来越大,伞降窗口再次关闭,原本准备第二批伞降的85名伞兵,只好坐在运输机里,继续在上空盘旋……
12时25分,震后第一批伞降的15名勇士,终于踏上了震中茂县的土地。
少将痛苦的抉择
5月20日,指挥此次空降的空降兵某部少将指挥官王维山接受记者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这次空降的前前后后。
“这是一次痛苦而艰难的抉择,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一方面要坚持执行总部下达的命令,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官兵的安全,下这个决心太不容易!” 王维山感慨道。
有过400多次跳伞经验的王维山少将,深知这次任务的艰巨: 茂县地形特别复杂,全部为陡坡悬崖,无着陆地点;境内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平时训练中只需在数百米高度跳伞的空降兵,今天却要在4999米高空实施伞降,而在海拔4000米以上跳伞就需要氧气面罩;伞兵要从云层上空跳伞,对云下情况一无所知,只能全靠伞降队员自己控制。
但王维山没有太多时间迟疑,他迅速决定派一支15人的小分队先头空降茂县。这15名官兵全部是空降兵骨干,拥有100次以上跳伞经验,熟悉山地尤其是汶川地震灾区的山地地形。
李振波,空降兵研究所所长,大校军衔,1978年入伍。作为空降空投总指挥,新一代伞兵主战伞也是在他的领导下研发的;研究成功时,李振波还是试跳第一人。在得知四川发生地震需要支援后,李振波主动请战,最终被任命为这支空降小分队的队长。
任涛,四川德阳籍战士。他的奶奶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岳母也受了重伤。他把悲痛悄悄藏在心底,全身心投入到救灾中。因为他熟悉当地地形,所以他被任命为首批伞降小分队引导队班长,担起“尖刀”角色。
……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15名勇士的名字:李振波、王军伟、李志宝、殷远、郭龙帅、李亚军、赵海东、赵四方、雷志胜、刘文辉、王磊、余亚宾、任涛、李玉山、向海波。
事关生死的情报
接到命令后,15名伞降队员立即准备好了空降所需重要装备:滑行伞、GPS卫星定位系统、海事卫星电话、必需的干粮和饮用水以及必需的药品。
出发前,按照空降兵部队的传统,王维山亲手在15名官兵的左臂系上了一条鲜艳的红丝带,以祈祷平安。
但是,第一个跃出机舱的李振波刚离机就遇到了意外的险情:跃出机舱后,他的主伞迟迟没能打开,他的身体在空中一落千丈,耳边风声呼呼,生命危在眼前。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在下降到离地面大约700米时,他沉着地打开了备用伞,终于安全地落到地面。
通信士官雷志胜成功着陆3分钟后,就立即与指挥所建立了通信联络,他在第一时间报告了着陆情况,并提供了一份事关战友生死的重要情报:地面地形情况复杂,不利于大队人马实施高空伞降;天气又在变坏,而且剩余85人所用的伞具都是圆伞,不像他们所用的翼伞那样灵活抗风,所以建议取消剩余人员的空降行动。
此时,飞机已经第三次在茂县上空盘旋。机舱里,剩余的伞兵们分成两排站了起来……关键时刻,飞机舱门缓缓关上了,先头小分队提供的情报让指挥官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20分钟后,14名伞兵已经全部集结到李振波的身旁。他们很快与茂县县长取得了联系,并把茂县的受灾情况向指挥部作了报告。一直到当天下午15时,李振波大校才抽空向妻子盛亚玲报平安。“我们15人安全到达了。”他喘着粗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靠降落伞御寒
在接下来的7天7夜里,无论是遭遇余震还是暴风雨,无论是缺粮还是断水,都没有影响15名勇士完成任务的决心。
上报灾情是这支伞降小分队的首要任务。着陆当天下午3时,他们就利用携带的通信设备首次传回了茂县的灾情。为了进一步摸清茂县与汶川交界处的准确灾情,他们在每人负重20公斤装备的情况下,躲着余震落下的飞石,踏着山体滑坡的泥石,艰难地向震中汶川县挺进。他们每天在海拔3000多米的泥石流山路上行进30公里,所有人的脚上都起了血泡,5名队员的裆部溃烂。
出发时为了携带更多的设备,这15人每人只随身穿了一套迷彩服,带了不足3天的干粮和饮水。因此从17日起,他们开始断粮,没有水喝,更没有药品,大家的嘴因为上火都起了水泡。夜幕降临,他们只能钻进降落伞里抵御川西高原的夜寒,5名队员因此感冒。
他们的艰苦没有白费。经过勘察,他们先后在茂县、汶川沿途选择机降场6个,指挥引导机降、空投20余架次,尤其是在茂县南镇牟托村勘选的空投、机降点,一举解除了附近乡镇10万受灾群众和伤病员的困境。
5月20日,李振波大校翕动着干裂的嘴唇说:“在茂县灾区的7个昼夜里,我和战友们冒着多次余震,翻越了4座3000多米高的山峰,徒步220公里,先后在7个乡55个村庄侦察灾情,向上级报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为指挥部指挥部队开进和部署抗震救灾提供了科学的信息依据。”
在向汶川挺进途中,这支伞降小分队还发现了被困在山谷的150多名民众,其中包括在当地写生的成都美术学院47名师生以及106名中外游客。他们火速将这一情况上报,请求支援。
和妻子的通话
7天7夜,这15名勇士从来不向上级指挥官说他们所遇的艰险,但李振波大校与妻子难得的几次通报平安电话透露了他们的艰辛:
5月15日晚上10点左右,盛亚玲终于再次等来了丈夫李振波的电话。“我们已经从茂县徒步走到了汶川。”“你吃了吗?”“从出发到现在,只吃了包方便面。”“那边情况怎样?”“我们周围一边是山洪,一边是悬崖。”“要注意安全。”
通话总是这么简短。盛亚玲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她试着回拨卫星电话,不通。晚上7点左右,丈夫用自己的手机打来了电话,她异常惊喜。“马上要去都江堰了。”“你现在在干什么?”“指挥采集、侦察信息,向上级汇报,救助重伤员。”
5月17日20时,虽然知道丈夫此刻一定很忙,盛亚玲仍忍不住拨通了他的电话。“今天往都江堰途中碰到泥石流、山体滑坡,现在要撤回到汶川,明天赶往成都。”“现在就怕发生疫情,你要注意防范。”“放心,我会把14人安全带回部队!”“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不管走到哪里,百姓对我们都非常好。这几天没洗过脸,没换过衣服,晚上实在困了,就用伞做睡袋睡一会。”
传言与真相
当这15名空降兵成功降落震中的当天,网络上就出现了“空降兵牺牲4人,10人联系不上”等传言。在采访过程中,当本刊记者与空降部队官兵谈及外界对他们的传言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无暇顾及外界的说法,我们是在尽我们的职责。”
事实上,外界对空降部队的性质和伞降的真实情况了解并不多。据36岁的空降部队某部营长肖亮介绍,空降部队具有机动能力强,突击速度快的特点。在救援灾区时最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直升机将部队直接运送到目的地的“机降”,一种是用运输机将空降兵送到目的地上空,伞兵跳伞降落的“伞降”。
“由于这次灾区所在地地势非常复杂,林木多,断壁多,地震后的地面变化大,容易造成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派15名官兵伞降侦察灾情,大部队实施准确机降的救灾措施非常正确。”
安全归队后,空降部队医务人员为15名官兵做了体格检查。除了在伞降过程中扭伤腰的一位少校,其他人的身体都很健康。受伤的那名少校感动地说:“在这7个昼夜里,每当休息时,哪怕是片刻的休息,战友们都来给我按腰捶背,是战友情、同志爱,给了我力量和勇气。”
经历7天7夜的连续作战,这15名勇士显得有些疲惫,但灾区的人民还在等待着他们,他们来不及休息,很快又投入下一场战斗。

还有一个声音让我们感受到战斗堡垒的力量—— 　　一支由武警某部69名官兵、19辆汽车组成的运输车队，由军需科长刘文宏带队，正在执行正常的运送给养物资任务。就在车队行至距汶川县城18公里的绵虒镇时，地震发生了。 　　大约过了5分钟，尘埃落定，雨刷器刮开挡风玻璃上厚厚的尘土，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山崩地裂，附近的房屋已变成一片废墟。刘文宏立即清点人员，无一人受伤，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就地投入紧急救援。这时，距地震发生才10分钟。这是最早在震动的土地上投入战斗的部队之一。 　　刘文宏甚至还不知道这个村的村名，就带领救援小组赶到村里，背老人、抱孩子，救出幸存者、转移群众上千人。 　　这是一场和上级失去联系的“遭遇战”，可部队不能没有战斗的目标和方向。紧急救援3个多小时后，刘文宏提议，立即成立临时党支部，指挥这场特殊的救援战斗。 　　紧接着第一次支委会研究决定，成立指挥、抢险机动、政工、通信联络、卫生医疗和后勤保障等6个小组，兵分两路，对周围村庄实施救援。 　　69名官兵一下子有了主心骨。震后14天里，他们始终按照党支部的决定，奋战在救灾最前沿。 　　还有一个总在自责的声音却充满了军人的责任感—— 　　“我走得快一点，或许就能多救一个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骨科教授卢世璧总在这样提醒自己。 　　79岁高龄，多种疾病缠身，而卢世璧在救治前线，却有着刻不容缓的果断。16日下午5时，北川县救出一位重伤者。接到救援现场医疗所打来的求助电话，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卢世璧迅速赶到远程会诊中心。视频连着生命接力的两端，卢世璧提出的抢救方案，挽救了伤者的生命。进入灾区后，卢世璧已检查、救治了600多名伤员。 　　灾区余震不断，卢世璧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安危。他一次次在余震中检查伤员病情、制订手术方案。当他来到一位9岁的小女孩病床前，一次较大的余震发生了，刚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吓得浑身发抖。“别怕，爷爷在这里！”卢世璧一把拉住孩子的手，俯下身子，替她擦拭右脚踝伤口的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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