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

作者&投稿:针兴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分析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及如何采取对应措施~

  刘易斯拐点”:是挑战更是契机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 孙自铎









《经济学家》2008年第01期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吗?

  最近,蔡昉同志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
  有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人的研究方法和计算的模型与依据不同,对剩余劳动力的具体数量虽有出入,但大多数看法认为存在着1.5—2亿的剩余劳动力,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蔡日方对其不予认同,认为要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作出判断。”
  按照蔡昉的研究,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总量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以下3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多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只有5800万劳动力,剩余率只有11.7%。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①乡村总劳动力数与实际不符。我国2000年改变了城乡人口统计方法,当年城市化水平一下提高了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绝对数增加1.2亿以上,其中至少有6000万以上的农民工被统计进入城镇人口。事实上这些人并未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居住生活,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少计6000万之多。而蔡昉所说的已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其中农民工1亿左右,则是把这部分计入农村已转移出的劳动力。②按照现有生产力水平,农业并不需要1.8亿劳动力,若按劳均20亩计,18亿亩耕地仅需9000万劳动力,再加上林牧渔业劳动者3000万计,总计只需1.2亿劳动力即可。育人甚至认为只需要3000万(周天勇,2007)。这里不去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即使按照蔡昉认可的1.8亿农业劳动力需求计,占社会总劳动力(16岁以上)的18%,而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工业化城市化后,农业劳动力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以下,那么即便今天农业仍需要1.8亿劳动力,在今后若干时间内仍有8000万以上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③关于乡镇企业和农民工已转移的2亿劳动力。事实上这部分人虽然进入到非农产业,并不等于他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放弃承包地,是兼业生产者,打工、农业两不误。这两个方面转移的劳动力,按10%折合率从事农业生产即达2000万。④按照蔡防意见,农业剩余1.1亿多劳动力还要减去5000多万40岁以上劳动力。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即便这些劳动力不适合转移到工商业中去,但这些人可以作为农业劳动者,置换出更多的可以出去打工者,仅从要转移者扣除是毫无道理的。
  这样匡算起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1.5-2.1亿之间,如此之多的农民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何况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就业者多数还未完成身份变革,也未能融入到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随时可能有一批人返回农业。因此,今后应坚定不移地把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不能掉以轻心。就业是民生之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有鉴于此,今后一段时间不宜强调走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之路,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必要。其实也不要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先进对立起来,二者可以相融,如电子、汽车是技术、资本密集型,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又如纺织、服装、玩具等生产,既要应用先进技术,也要大量使用劳动力。还有,第三产业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当然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总之,一切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原则,如果没有竞争力,企业无立足之可能,就业又从何说起。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说

  中国经济保持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引起中外学界的重视,研究其增长的根源。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给中国改革历史作出科学总结,更是要探索今后的发展走向。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但也有些解释令人费解,夸大其作用,如人口红利说。
  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增长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而且也是不断探索,不断有所发现。观点上的创新,有的是因为客观经济现象引起的,有的则是人们主观总结反思的结果。如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强调资本的作用,60年代强调劳动力的贡献,70年代强调技术创新,80年代则强调制度的作用。事实上,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各种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虽有所差别,但都在起着作用,经济学家的“发现”,有的是从某一方面(往往是过去被忽视的)加以强调,也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某一要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而言的。如科技创新、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某一国家某一阶段发挥着重要甚至主导作用。因此,究竟是什么要素决定经济增长,哪些要素起着根本性作用,要作具体分析。
  问题在于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中,人口红利似乎被说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与实际不相符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的研究,改革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6%,而且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5%;远远低于资本贡献率63%,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26.2%。其他的一些学者等也做出了大致的结论。既然劳动力贡献仅占10%的份额,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红利说呢?特别是由人口红利说而引发的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判断,这一切把人口红利说,不仅理论化且政策化了。由此推导出今后的经济增长由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发展阶段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需要讨论之必要。
  所谓人口红利说,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一段时期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这样由于社会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创造的GDP多;另一方面每个劳动力赡养人口系数降低,人均占有GDP多了。后者是分配问题,影响的是人的生活水平问题,显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增长问题。在这里不作进一步分析。而前者本质是人手论,仅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现实的结论。试想,如果这么多劳动力不与生产资料结合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能促使经济增长吗?再设想,如果没有高速工业化,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我国经济能有这么高速增长吗?有种说法,我国60年代初是人口出生高峰期,8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我国60年代末也不乏大量劳动力,仅城市就有成千上万知青无法就业,大批下放农村,其实农村并不需要,也未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如目前印度经济增长达8.8%,属高速发展。难道也是由于该国6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吗?即使有人口方面的现象,也未必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因素。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旨在说明,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动因,人口红利说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真理多走出一步,就成为谬误。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因素中,为什么在相关模型计算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与现实直观感觉的不同。任何一个不怀偏见者都知道,现在企业的生产设备、管理水平、信息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要素与改革之初有天壤之别,先进了许多。另外,企业改革、裁减冗员、分流辅业也有较大进展。还有,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对外引进也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会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南洋银行的一份关于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企业的技术及设备的调研结果,认为比初期有很大提高,且是比较先进的。但统计计算上这种贡献率却很小,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二是究竟如何看待我国30年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未来趋势与走向。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城市化加快时期,要有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换句话说,资本投入中有很大部分是用于路、电、水、气等项目建设,而这部分投入对社会生产率提高和技术改进的推动作用难以直接显示出来。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是反映在工商业生产部门,而这些部分只是社会资本总投入的一部分。因此,资本总量与部门投入之间大小的错位使技术贡献偏小,而对GDP的增长却并无影响。
  其次,在工业化未完成时,从生产角度而言,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也就是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不是重在技术改进上,且初始投入大,这是必须经过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我国目前的市场需求以吃、住、行、居为主,多属于传统生产部门,国际分工中也处在下端,这类产业占有社会投入的比重相当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其中的技术与设备并非落后,但这类产业特点决定了其生产率不高,技术在此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当这类产业在全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较大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当农村劳动力从生产力低下和就业不充分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在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同时,潜在的生产力得到发挥,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的。但在现行的经济贡献率计算方式中,更多体现为资本配置的贡献,而不是直接的技术进步上。

  三、简短的结论

  目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与人口红利说,二者有着内在逻辑联系,都是为了说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增长要由过去依靠劳动力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由于这一观点迎合了当前国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总方向的要求,很快被主流经济学者接受。姑且不说改革以来,我国技术总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贡献率的事实,只强调以下三点:
1、在工业化、城市化未完成之前,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一基本事实恐怕难以改变。一是城市化建设在加快,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二是我国居民需求的升级,推动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汽车、飞机等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三是农村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推动转移需要有大量资本投入。
2、今后一段时间内,城乡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仅农村中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居民就业也不乐观。扩大就业不仅有利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民生之本,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之基本条件。面对众多人口的就业,在产业选择上,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3、即使从发挥劳动力的作用来说,今后也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是决定生产率水平,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不高,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为此要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多方面提高劳动力素质,使之为推动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中国是否正面临刘易斯拐点?_滚动新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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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国内外对于确切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必要的调整观点不一,但人们普遍赞同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注意到,近期的争论大多集中在短期增长轨道及政策前景上。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否正在转变?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转型的进展究竟如何呢?”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近日发表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展是缓慢的。”

转型的初级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短期刺激消费的措施诸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基本上已经延长至明年。此外,今年养老金再度上调,最低工资也有所调整。“但这些措施的宏观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正在减弱。”汪涛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此外,医保及养老改革正在按去年的方案推进。修建学校及诊所的支出正在增加,而且政府已把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贡献提高了一倍,同时还扩大了农村养老试点范围。
  “我们预计这或将导致今明两年养老和医疗支出规模每年各增加GDP的0.5%。但要看到社保体系改善使得居民改变其消费行为的情况,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汪涛如是预测。
  目前,政府正在通过投资建设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并给予内陆地区和部分沿海地区之前所获得的相似优惠政策来推动内陆地区加快增长。另一项政府积极推动主要结构性调整是,帮助国内工业通过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虽然这些政策是维持增长所必要的,但这些政策的初步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投资上、而非消费上。”汪涛直言不讳。
  调整要素价格以降低或消除目前对工业的偏好,尤其是对重工业的偏好,对于改变中国增长方式至关重要。“但这方面的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工业电价在去年底小幅上调,但进一步的资源价格改革却因对通胀的担忧、最有可能是对下游工业企业及地方政府利益的顾虑而停滞。
  此外,汪涛认为,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分红的试点推广也陷入停滞。这一改革将提升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进而抑制其投资冲动,同时也提供了资源来改善社保体系,这些均应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
  对于另一个重要的要素价格,政府已经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并对工资的上涨压力比较宽容。“但长期看,我们认为提高工资收入的关键在于培育可持续的城镇就业增长——比如更积极地发展私人部门和服务业等。”汪涛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政治决心。无论如何,实际消费增长仍可达每年8%-10%,这与实际收入的增速一致或略高。“但中国的外贸顺差既不会眨眼间便消失,也不会回到鼎盛时期占GDP8%-10%这样的规模。”汪涛预测指出。

“刘易斯拐点”或将出现

  在谈到中国经济转型即将面临的挑战时,野村证券苏博文认为,“转型中的中国面临挑战。如果不得到解决,或许会导致经济遭遇重大挫折。”
  苏博文认为中国面临的一项挑战是以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命名的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发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过剩劳动力供给就会开始减少,从而让产业工人有更大的谈判权来要求加大工资的上调幅度。
   在苏博文看来,“鉴于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可能会出现得更早。”
  “工资大幅增加对消费有利,但这可能会挤压利润空间,降低出口竞争力,而且如果把工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话,还会引发严重的CPI 通胀。”苏博文分析指出。

潜在产出增长放缓

  苏博文还警告,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否则中国面临潜在增长放缓的挑战,未来5年-10 年潜在产出可能会急剧放缓。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95年-2009 年期间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平均为9.6%,其中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高达5.8 个百分点。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就业停止增长……【联和公益俱乐部】祝您好运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助推经济增长的时代正在走向末端,这为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提出新要求。  劳资纠纷、职工待遇亟待提高,关涉的显然不仅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用工问题,也给中国经济复苏的未来走势带来新变量。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2008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沿着“危机-救市-复苏”的链条一路走来,资本则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加速布局,其带来的劳动力需求释放在基建业、建筑业或者是传统制造业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领域。而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则在人口红利逼近末端的过程中凸显出不足。  经济下滑期,工资水平的上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2010年的工资上调有补涨的意味。“2009年特殊经济背景下,很多企业没有提高工资,各地政府最低工资调节的步骤也减缓,很多地区一年都没有调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说,“今年以来经济形势开始复苏,为工资增长带来了空间。”

就频发的“用工荒”,以及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工业化城市的趋势而言,中国很可能在接近这个拐点,但是物价飞涨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加上10年天灾人祸,放眼世界几乎都在水深火热里,动荡中,那么这种时刻,单独从经济方面分析就显得片面了。拙见而已,供楼主参考。

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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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能制造主要受三大因素驱动: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全网时代到来。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的状态。国际上通常用刘易斯拐点来判断劳动力是否短缺。显然...

民工荒意味着刘易斯拐点来临吗?
。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供求和价格变动曲线的所谓刘易斯拐点[1]。即使短期内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刘易斯转折点规律性已清晰可见[2]。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 ...

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后刘易斯拐点
已经达到了,具体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已经完毕;低端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农产品价格的迅猛上涨;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统一,一个对价格非常敏感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业已形成。

模块八:刘易斯与“二元经济”模型(1979 年诺奖)
刘易斯理论强调了“二元经济”的概念,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以及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曾经的“人口红利”助力了发展,但“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面临着技师、技工等中级劳动力短缺的风险。应对策略至关重要,包括平衡资本深化与创新劳动力使用,加强技能培训,...

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是指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趋势改变的重要拐点。刘易斯转折点的具体解释如下:一、基本定义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主要由经济学家提出,用以描述一国经济由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拐点。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资源丰富,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市场逐渐收紧,这一变化...

刘易斯拐点的挑战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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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18077649255: 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 -
乜卫麻黄: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一早就已经来临! 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

柘城县18077649255: 分析“刘易斯拐点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乜卫麻黄: 1、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上涨2、促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改变,对劳动这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3、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用工荒”,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淘汰

柘城县18077649255: 我国劳动力需求的现状 -
乜卫麻黄:[答案] 这个不是我写的.是网友“四十大盗V”写的.不过写的不错,你可以参考以下. 国内当前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来自... 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即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

柘城县18077649255: 何谓刘易斯拐点,判断他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
乜卫麻黄: 判断刘易斯拐点的标准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柘城县18077649255: 刘易斯拐点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有益启示 -
乜卫麻黄: 由於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价格会快速上涨,这就要求中国经济要转型,不能继续走劳动密集型的老路子,要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中国经济还可能必须忍受由於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工厂倒闭从而引起的失业率上升的阵痛.

柘城县18077649255: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中国要想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政策上应该做那些改进
乜卫麻黄: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二是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三是技术进步.

柘城县18077649255: 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
乜卫麻黄: “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此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

柘城县18077649255: 谈谈在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过程中,劳动者和企业应做好哪些准
乜卫麻黄: 刘易斯拐点到来,意味着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已经转变.国家应当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企业应当主动提高工资,改善福利,以长期留住工人;农民工应当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柘城县18077649255: 我国开始出现“用工荒”的时间拐点大致是() -
乜卫麻黄:[选项] A. 2002年 B. 2007年 C. 2012年 D.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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