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显学》翻译

求《韩非子·显学篇》原文及注释。谢谢~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解说】
1、这一节只是先举出两个事例，说明当代君主对于两种互相反对、矛盾的思想主张，竟然都加以接受和提倡，然后指出，这样治国治民是必定治理不好的；所以并没有太多意思。在论“显学”的文章中讲这个内容，则是因为那二例所涉及的两种对立的学说，正是分属于儒墨二家——韩非子是把漆雕子归属于儒家、把宋荣子归属于墨家的（漆雕开是孔子的学生，自然属儒家；宋钘是所谓的“稷下学派”的成员，但韩非认为他属于墨家）。
2、这段话中颇多难字：①“冬日冬服，夏日夏服”其实是说：人在哪个季节死就穿那个季节的衣服安葬，即不要专门为死者做“寿衣”；“桐棺三寸”是说，即使质地疏松的桐树也可用来做棺材，而且棺材板三寸厚就够了。这是渲染墨家的“薄葬”主张。②几个“礼之”的“礼”字，是用作动词，兼有“礼遇、敬重”（对人），和“把……当作一种礼仪形式”（对事）的意思。③“大毁扶杖”是说“极大地伤了身体，以至于要扶着拐杖才能行走了”（“毁”字本有亏损义）。④几个“是……，将非……”句，其中“是”字和“非”字都是用作及物动词，“将”是副词，相当于“必定”；“戾”是违背义，此处是特指违背孝道，故可译作“不孝”。⑤“漆雕之论”句中：“论”是看法、主张的意思；“不色挠”字面义是“不表现出屈服的神色”（“挠”是屈服义），从后两个“行字句”可知，这是说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让自己心虚理亏的事，以免“色挠”；“不目逃”的字面义是“不故意转移视线去看别的东西”，言外之意是人在任何场合下都要表现得理直气壮，以免忏愧而“目逃”；“违于臧获”同“怒于诸侯”对举，故分别是说：要是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对奴隶也愿意认错，只要理在自己这一边，对诸侯也敢于怒斥（“违”有过失义，此处引申为“认错”的意思，以与“怒”字相对待；“臧获”是指奴隶）。⑥“宋荣子之议”句中：“设”是设置义，此处是特指别人设置障碍来管束自己，故“设不斗争”是说对于别人的蓄意压迫不反抗；“取”的本义是指割掉战俘一只耳朵，故“取不随仇”是说受了别人的伤害不记仇（“随仇”等于记仇：你老是跟从着“仇恨”，不就是记仇吗？）。⑦“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句：头上的“自”字，是表示让步关系的连词，相当于“虽然”、“即使”（《汉书·杜周传》：“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争”是争斗义，但在这里是用来指示它们相互矛盾。⑧“言无定术，行无常议”两句，其中“术”是主张义（《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二十六》：“言有文章，术有条理。”）“议”通“仪”，是，准则、标准义。⑨末几句中，“兼时”即同时；“两立”的“立”是存在义，即是“誓不两立”的“立”；“缪”通“谬”；“同异之辞”是指相互矛盾的说法。——这些解释，有些是我“发明”的，请读者审察之。
【辨析】
1、此节中有许多词语，注家们同我的理解很不一样，例如“漆雕之议”领起的几句，刘著翻译为：“漆雕氏主张跟别人争斗时脸上不露出屈服懦弱的表情，眼睛不露出胆怯逃避的神色，自己做错了事，就是对奴隶也要避让，行为诚实正直，就是对诸侯当面也敢斥责。” “宋荣子之议”领起的几句，张著的译文是：“宋荣子的主张是，对所设置的不斗争，对所取得的不立仇，不把坐牢当羞耻，被欺侮也不以为耻辱”。至于“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君主俱听之”句，刘著和张著都不惜译文不通，翻译为：“从愚蠢欺骗的学说到杂乱矛盾的言辞争论不休，君主都听信了”、“自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说法互相争辩以来，君主同时都听从”；陈著则别出心裁，派给“自”字一个他设想的用法，其译文是：“无论愚蠢欺骗的学说，还是杂乱矛盾的言辞，君主全都听信了”。——这些译文颇能证明：不在领会原文义理、意蕴上下功夫，光凭训诂是读不懂古籍的，还会造成“训诂笑话”，授人笑柄。
2、张著作者张觉先生指出：在此节中，“有一点韩非是批评错了，儒家也并不提倡厚葬，更不会提倡倾家荡产来安葬死人”。这是讲得很中肯的。为了驳斥论敌，就不惜夸大人家的不当之处，甚至有意曲解人家的意思，这是极不好的学风，只会终于使自己的论点遭到怀疑，人格蒙受损失。真可惜，韩非子也不免有这个“缺点”
【译文】
墨家对于丧葬的主张是：人死在冬天就穿冬季的衣服下葬，死在夏天就穿夏天的衣服下葬，可以用桐木做棺材，三寸厚就行了，丧期应规定为三个月；当今君主认为这很节俭，因此很敬重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来办丧葬之礼，还必须服丧三年，要哀伤得损害身体至于需要拄着拐杖行走；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孝顺的表现，因此很敬重他们。肯定墨子的节俭，就要否定孔子的奢侈；肯定孔子的孝道，就要否定墨子的不孝；现在孝和不孝、奢侈和节俭都体现在儒、墨的主张之中，君主竟然同时一律敬重之，提倡之。漆雕子的主张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显得心虚理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理直气壮，自己理亏，对奴隶也愿意认错，自己确实有理，面对诸侯也敢于怒斥；当今君主认为这是方正刚直，因此很敬重他。宋荣子的主张是：对于别人的压迫不反抗，受到伤害不记仇，不以进监狱为羞，不以受欺侮为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宽宏大度，因此很敬重他。肯定漆雕子的刚正，就要否定宋荣子的恕道；肯定宋荣子的宽宏，就要否定漆雕子的猛烈。现在宽宏、刚正、恕道、猛烈都体现在这二人的主张中，君主竟然同时一律敬重之，提倡之，而且即使坚持各种愚蠢骗人的学说和杂乱矛盾的观点的人们自己互相争辩起来了，君主还是采取一律听而敬之的态度；这样，天下的读书人自然说话没有一贯的理论原则，行为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了。冰块和火炭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是不可能持久的，严寒和炎热是不可能在一个季节到来的，杂乱矛盾的理论学说在一个国家同时并用而又使国家得治，那是不可能的。君主若是同时听从所有杂乱的学说，提倡所有荒谬的行为和互相矛盾的言论，国家哪会不出乱子呢？君主如此听言行事，对于治理民众，那一定也是这样没有自己一贯的统一的原则了。

——转摘

原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 痤则寖益。剔首、 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

　　原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译文——————————

　　显学，就是影响广泛、地位显赫的学问，这里指当时阵容强大、声名远播的儒、墨两家，韩非以功利主义的刑名参验为手段，以法度为立场，直斥取舍不同的儒、墨后学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而尤以对儒学的攻击最力。与此同时，他希望人君利用权势禁止学术讨论，对异己的思想者“宜去其身而息其端”；认为民智“不足师用”，反对儒、墨提出的“得民之心”。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原文：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墯也。侈而墯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墯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译文——————————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情况是，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碰上丰年，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横祸、犯罪等问题，却独有他陷入贫穷；这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就根本办不到了。

　　假定这里有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书册，讲究辩说，聚徒讲学，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对于这些人，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说什么“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而起；对于这样的人。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对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的人。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他们，并制止他们的言论。现在是。认为正确的，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认为错误的，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对的不采纳，错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
　　原文：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盘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盘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盘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盘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译文——————————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原文：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译文——————————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显学，就是影响广泛、地位显赫的学问，这里指当时阵容强大、声名远播的儒、墨两家，韩非以功利主义的刑名参验为手段，以法度为立场，直斥取舍不同的儒、墨后学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而尤以对儒学的攻击最力。与此同时，他希望人君利用权势禁止学术讨论，对异己的思想者“宜去其身而息其端”；认为民智“不足师用”，反对儒、墨提出的“得民之心”。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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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17191021069： 愚诬之学是什么意思? - ？
武侮普利： 愚诬之学-指毫无根据的不实之学.《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愚诬(愚诬) 愚妄无据.《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唐 柳宗元 《非上·料民》:“惑於神怪愚诬之说,而以是徵 幽 之废灭.”

新兴县17191021069： 如何理解“夫严家无悍虏?如何理解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 ？
武侮普利：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见《韩非子•显学》. 悍:凶戾.虏:奴仆.这两句大意是:有严厉家长的家庭里没有凶悍暴戾的奴仆,而溺爱子女的慈母却惯坏了不肖的败家子. 韩非的《显学》篇宣扬法家的理论主张,而对儒、墨两派特别是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正面攻击.韩非强调以法治国,以力巩固统治,他说:“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两句是韩非从正反两面举倒说明:实行严刑峻法,人人畏法,故可以“禁暴”;若实行儒家的厚德仁政,人有恃无恐,则难以“止乱”.对法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可以批判地继承.

新兴县17191021069： “显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称为＂显学＂ - ？
武侮普利：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把学问分为显学和隐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相反,隐学则是离现实较远,不那么为世人瞩目的学问.“显学”之名始见于《韩非子》,它不仅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

新兴县17191021069： 求《韩非子·显学篇》原文及注释.谢谢 - ？
武侮普利：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

新兴县17191021069：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出处和意思 - ？
武侮普利：[答案] 宰相的称呼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篇》:“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新兴县17191021069： 严家无悍虎,而慈母有败子的理解 - ？
武侮普利： 【原文】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简释】管教严厉的家中没有凶悍的仆人,而太溺爱孩子的母亲却有不成才的儿子.

新兴县17191021069： 水涂炭不同器而久 - 如何鉴赏诗句冰炭不同器而久?如何鉴赏诗句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 ？
武侮普利：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见《韩非子•显学》. 炭:炭火.这两句大意是:冰块与炭火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严寒与酷暑不能在同一个时间来到. 韩非在《显学》篇用这两个比喻说明,互相矛盾和敌对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不能同时用来治理国家.后世形成“冰炭不相容”的成语,用来形容两种事物完全对立,矛盾尖锐,有你无我,不可并存.如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激烈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他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就说自己和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新兴县17191021069： 阅读短文,完成下列各题.墨子言多不辨《韩非子》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①也.其身体②则可,其言多而不辩③,何也? ”曰:“昔... - ？
武侮普利：[答案] (1)本题考查理解文言实词含义的能力.理解词语的含义时要注意文言词语的特殊用法,如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和古今异义;能结合具体语境来准确辨析即可.①句意为:传扬先王的道理.传:传扬. ②句意为...

新兴县17191021069： 急急急!!!各位帮个忙,解释下《韩非子显学》:“今上急耕曰垦草以厚民产业,而以上为酷.”？
武侮普利： 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

新兴县17191021069： 宰相必起于州郡 猛将必发于行伍是什么意思? - ？
武侮普利： 这两句大意是:宰相一定从基层州部兴起,猛将一定从基层卒伍发端.出自战国·韩非《韩非子·显学》.这两句用于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高层拔的官员和将领,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否则处理政务,领兵作战就可能是纸上谈兵,耽误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