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列历史人物怎么比较?

作者&投稿:定柏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下列历史人物属于高秘籍的是~

中国古代人才济济,百家争鸣,五千年下来那么多英雄人物中,谁是智商最高的那一个?

10、兼仕两朝功劳卓著的谋士——洪承畴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
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
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9、辅佐朱元璋登上皇位的第一谋士——刘基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明朝开国元勋,汉族,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
刘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
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
刘伯温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传奇人物,至今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日韩等地仍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影响力。

8、建立北宋的第一功臣——赵普




赵普(公元922-公元992),字则平,出生于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先后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洛阳(今河南洛阳)。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士。
他15岁随父迁居洛阳,自幼学习吏治,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预谋者、“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三度为相,为一代名臣,从政50年,终年71岁。
普智谋多,读书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赵普声名并非显赫,他并不是常出现在前台,而只是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然而,他所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却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

TOP7、唐太宗的治国媒臣——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
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

TOP6、辅佐二主建立蜀汉霸业——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

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
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

5、辅佐刘邦创建西汉王朝的谋略家——张良




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族,颍川城父(今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人。
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与韩信、萧何并列为“汉初三杰”。他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被封为留侯。
他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
《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汉初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4、计关秦王朝兴衰成败——李斯




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千古一相。
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
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李斯贡献巨大,但是害死了韩非,后被赵高所害。

3、奇谋成霸业、经商成巨富——范蠡




范蠡(lǐ),字少伯,汉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
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二十余年。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
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肥城湖屯镇陶山,幽栖寺本名“陶公幽栖寺”,俗称西幽寺,始建于宋代,紧邻范蠡墓。)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
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乃中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2、春秋第一霸的主谋者——管仲




管仲(公元前725-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东周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哲学家,周穆王的后代。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
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
后人将其著作收编成书,名为《管子》共24卷,85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1、韬略鼻祖、兵家之宗——吕尚(姜子牙)




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汉族,生于公元前1156,死于公元前1017年,寿至139岁,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
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辅佐文王,与谋“翦商”。后辅佐周武王灭商。
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
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姜子牙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
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
周初分封,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东方晦指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北)人。性诙谐幽默,善辞赋,武帝时大臣、文学家。 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也给汉武帝上书,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就是这样的人,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臣朔冒了死罪,再拜向上奏告。」 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赞赏他的气概,命令他待诏在公车署中,俸绿不多,也得不到武帝的召见。 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满意目前的处境。一天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恐吓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问他为何,他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活在世上无益,你力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战。像你这样的人,无益于国家,只是活在世上糟蹋粮食,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杀掉你们。」侏儒听后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暂时不要哭,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去叩头谢罪。」一会儿,武帝乘辇经过,侏儒号泣叩首。武帝问:「为何哭!」侏儒说:「东方朔说皇上对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要杀掉!」武帝问东方朔为什么要如此说。东方朔回答道:「臣朔活着要说,死了也要说这些话。那矮子身长只有三尺多,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多,却也只拿到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那矮子饱得要死,我饿得发慌。陛下广求人才,您认为我讲的话对的,是个人才,就重用我;不是人才,也就罢退我,不要让我在这里浪费粮食。」皇上听了哈哈大笑,任命他为待诏金马门,这样见到皇帝的机会就多了些。 一天武帝在宫里玩耍,把一只壁虎放在盂盆下要大臣们猜是何物。大臣们都猜不出。东方朔上前猜道:「它是龙吧,没有角;是蛇,却有脚,它跂跂脉脉地会在墙壁上爬行,这不是壁虎,就是四脚蛇!」皇上说「是的」,便赐给他十疋缎子。接连又叫他猜,他都能猜中,得到很多的赏赐。 武帝身旁的宠优郭舍人有些不服气,把一个长有菌芝的树叶放在盂盆下让他猜,如猜出他甘愿受笞一百。东方朔说:「生的肉叫脍,较的肉叫脯;生在树上寄生的东西叫芝菌,盂盆下就是这个东西。」一听东方朔又猜对了,汉武帝叫人打郭舍人一百下。郭舍人被打得哇哇直叫。东方朔又说:「咄!口上没有毛,声音謷謷叫,屁股翘得半天高。」郭舍人怒道:「东方朔胆敢讥笑皇帝身旁的近臣,罪当弃市。」武帝问东方朔:「为何要笑他?」东方朔说:「臣并未笑他,只是与他作个谜语罢了!」武帝说:「谜语是怎么说的?」东方朔说:「那口上没有毛的,是狗洞,声音謷謷是乌在哺他的小乌,屁股翘得很高的,是仙鹤低头在啄食。」郭舍人仍不服气,说道:「我要再问他一个谜语,他如果猜不出也应受打。」接着他用谐音作一谜:「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这是什么?」东方朔想了一会儿说:「令,就是命令。壶,是盛东西的器具;龃,是牙齿长得不整齐;老,是人们对他的敬重;柏,就是鬼廷;涂,是慢慢浸湿的路;伊优亚,是说话不定;狋吽牙,是两只狗在争斗。」凡是郭舍人出的谜语,没有能难倒他的,大臣们对东方朔的思路敏捷,幽默风趣都很惊讶,汉武帝也非常喜欢他,任他为常侍郎。 一天,大伏酷暑,武帝下诏官员到宫里来领肉。等了好久,分肉的官员还未来,东方朔就自己拔出剑割了一大块肉,并对同僚们说:「大伏天,肉容易腐烂,大家快快拿回去吧!」第二天,武帝对东方朔说:「昨天赐肉,你为何不等诏书下来,擅自割肉归家,这是为什么?你要自作批评!」东方朔说:「朔来!朔来!受赐不等诏书下来,为何这样的无礼!拔剑割肉,为何这样勇敢!割得不多,为何如此廉俭!带回家给细君(妻妾),又为何表现得如此的仁爱!」汉武帝听后说:「要你自作批评,倒是表扬起自己了!」又赏赐给他酒一石,肉一百斤。他都拿回家去孝敬老婆。 武帝喜欢微服出巡,恣意游猎。常率卫队西到黄山,南到长杨宫,西至宜春宫。一路上带了一帮武骑浩浩荡荡,他们骑马射鹿,追逐狐兔,甚至空手格斗熊罴,在游猎过程中,马队践踏庄稼,百姓怨声载道。有人建议武帝搞一个皇家苑囿。武帝命吾丘寿王等人设计,南至阿房宫,东至盭厔,西至宜春宫的一大片土地内围造上林苑,专供武帝游猎、休憩。要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筑造苑囿,东方朔上书力劝武帝。他说:「如筑造这样的苑囿,破坏了陂池水泽的环境。侵占了百姓膏腴的土地。这上对国家无用,下对百姓无利。这是第一个不能造的理由。其次,它破坏了百姓的冢墓,拆黎民的室庐,使百姓死无所葬,生无所居。其三,造这样的苑囿,用马东西跑着,用车南北走着,还要挖深沟大渠,这是劳民伤财的事,以陛下一日之乐,来损害皇上无上的圣名,这是万万不可的。」东方朔的谏阻上林苑书写得真切感人,武帝读罢奏疏后,任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而武帝仍按吾丘寿王所上奏的那样,建造了上林苑。 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是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娶了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其母怕自己死后,儿子闯祸犯罪,于是预先拿出黄金千斤、钱千万给政府,赎他的死罪。隆虑公主去世后,儿子果然日益霸道,一天酒后杀了夷安公主身旁的仆人,被拘系在内官那里。因为他是皇亲国戚,不能随便惩处,廷尉于是把他交给武帝处置。武帝身旁的大臣都为他求情,说「他母亲已为他出了一笔钱,赎了他的死罪,陛下也答应过」。武帝说:「我那可怜的妹妹,年纪很大了才有这个儿子,生前还托付给我。」说看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擦干了眼泪,又说:「法律是先帝制订的,如果是妹妹的关系破坏了先帝的规矩,我有何脸面进高帝的宗庙呢!如何去下对黎民百姓呢?」于是核准了对他外甥的惩处,同时武帝又悲伤地哭了起来。这时东方朔上前高高举起酒杯献酒道:「臣听说圣王为政,赏赐不避仇家,诛罚不分骨肉,如今您陛下遵循古训,所以四海之内兆民百姓都能各得其宜,这是天下的荣幸。今天,我捧了这杯酒,为皇上敬酒,冒着死罪,再拜万岁、万万岁!」武帝对他说:「古书上讲『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这样人们才不会讨厌他』,今天的情景,是你应该上寿酒的时候吗?」东方朔说:「臣听说快乐过度了,阳气要溢满;悲哀过度了,阴气要减损。阴阳变了,心气就要动;心气既动,精神澳散,邪气乘虚而入,能够消忧解愁的最好是酒。所以我奉上寿酒,一来表明陛下公正无私,二来要解除你的悲哀。我不知忌讳,真是罪该万死!」这时东方朔已喝得酪盯大醉,在殿上小便,大臣们弹幼他「大不敬」罪,被下诏罢官,贬为庶人。后待诏在宦者署中,因对策有功,任中郎,赐帛百匹。 武帝的姑妈馆陶公主,亦叫窦太主,其夫堂邑侯陈平去世后,守寡多年,已五十多岁。一个卖珠宝的女子经常到她家去,还带了个十三岁的儿子董偃。董偃长得很漂亮,窦太主就把他留在身旁,教他御射术数。到了十八岁他已是个仪表堂堂的英俊少年。他与窦太主出则执辔,入则侍侧,关系非同一般,整个京师都知道他与窦太主的关系,叫他董君。 一天武帝到窦太主家做客,公主激动万分,亲自下厨做菜。武帝坐定后对姑妈说:「希望见见你的主人翁。」窦太主就把董偃引了出来。只见董雇头戴绿帽子,手套皮筒子,跟在公主的后面,对武帝说:「臣董偃,公主家的庖人,冒死叩拜皇上万岁!」武帝见他长得很美貌,也很喜欢,赏赐他很多东西,并喊他「主人翁」。从此,董偃经常与武帝斗鸡走狗,游猎踢球。由于他与武帝关系日趋亲热,董雇名声大噪,京城王公贵戚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一天,武帝在宣室设酒宴款待窦太主和董偃。当他们要进入宣室时,东方朔执戟上前阻拦,对武帝说:「董偃有三个罪名可杀:他以人臣的名义,私侍公主,这是第一条死罪。败坏男女风化,搞乱婚姻礼制,有伤先王的制度,这是罪二;陛下正当壮盛之年,须积思放六经,留心于王事,追慕唐虞的政治,仰敬三代的教化,而董偃却不知依经书劝学,反而以靡丽为重,奢侈为称,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这是国家之大贼,社会之大害,这是他第三条死罪。」武帝听后,默不作声,过一会说:「我已经摆好酒宴,下次再改吧!」东方朔说:「不可以。宣室是先王的正殿,不是议论正当的国事,不能进去!正是这样,淫乱的事情才渐渐消除下去。不要弄到这样的境地:竖貂教桓公淫乱,后来终究和易牙一同为患;庆父缢死于莒国,鲁国方得安宁;管蔡诛灭了,同室方得治安。」武帝听罢说:「是的。」便下诏停摆酒宴于宣室,改摆在北宫。让董雇从东司马门进去,后又把它改称东交门。赏赐给东方朔黄金三十斤。从此,董偃逐渐失去了宠爱,三十岁就去世了。过了几年,偃太主也去世,董偃与她一起合葬在霸陵。 东方朔还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散文赋《答客难》,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便辩解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战国之时,诸侯并争,「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谈说之士,身处尊位,而如今天下一统,由朝廷掌握用人大权,贤与不肖没有区别。文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汉代大一统局面下才智无所施展的压抑感,暴露了统治者随意抑扬人才,致使贤愚不分的现实。作品采用说反话的形式,充满了牢骚不平之气。他的另一篇《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之口,发表「谈何容易」的感慨,也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情的作品。 东方朔的散文赋以上述两篇最著名。现存作品十八篇,以《七谏》、《答客难》最着。《七谏》借屈原的身世写自己的不遇,表白对国君的诚贞。《答客难》用滑稽口吻说明了专制君主愚弄臣下的把戏,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混乱。两篇虽不以赋标题。实际上却是赋体。属于神话传说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虽题为东方朔撰,实际上是伪托

  历史上的东方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色,一年一定要娶一个老婆,皇帝赏给他的钱财全被当成了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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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父偃(?~公元前126年),复姓主父,名偃,汉齐国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人,以中大夫的职位得宠汉武帝,因与齐有隙而邀得齐相位,到齐后因调查后宫阴事而致齐王自杀,主父偃引咎被诛,成为千古以诈术取事者之鉴。

  一、主父偃其人

  主父偃幼年家贫,好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又学《易》、《春秋》及诸子学说。曾游学于齐诸子之间,因其为人不随,难得诸儒生相容,遂去齐游学燕、赵、中山诸国。但因他的主张不随诸候意,故不得用。由于他“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下称《主父偃传》),落得游资困乏,借贷无门,穷途潦倒。时逢汉武帝诏选贤良,“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这使主父偃遇到了最好的进身机遇,于是,于元光元年(元前134年)西行入关,拜见将军卫青,要求引荐。但卫青几次推荐,均未能得到汉武帝恩召。他失意的遭遇,招来了同进西安儒生们的鄙视,处境更加困难。然而窘境没有迫使他放弃进取的信心,因诏书中有“著之于篇,朕亲览”之说,遂把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引古稽今地分九个问题“著之于篇”,上书朝廷,结果,早朝时送上,下午就被召见了。他上书所言九事中,有八件为律令方面事,一为谏伐匈奴。谏伐匈奴书曰:“昔秦皇帝,欲伐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徒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之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国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
  “及到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工戈之事。”
  “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汉书·主父偃》)
  内地与匈奴的边境关系,一直是影响及于双方边境安危的大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和则两利,战则两伤。主父偃的建议,实是利国利民良策,但汉武帝并没有采纳。然而对他另外八议赞赏,遂于召见他与徐乐时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传》)即委他以郎中之职。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员,从此主父偃侍从武帝左右,媚上邀宠,获得了连升三级的幸运。《主父偃传》云:“偃数见上,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中大夫,乃是汉代掌论议的官员,他正是利用这一条件,短时间内成了左右朝廷的人物之一。致连王爷级大员也顾忌他三分:“赵王欲上书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群僚更是惧他,“大臣皆畏其口”,谓“偃太横”(《主父偃传》)。他听此议后,回应道:“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汉书·主父偃》)这是主父偃内心世界的自白,也是他为人的品行所在。

  二、侍君与相齐

  主父偃得宠成为汉武帝随员,侍君左右,曾对国有的大政国策,产生过一些影响,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还影响及于后世。如他向汉武帝献“推恩策”,让武帝下诏,令诸候把封地不只传给嫡子,而是推恩分子弟,让他们各得一份,从而把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诸候国,分割成地不及百里的小地方,从而削弱了诸候王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也从中获利,不失为利国良策。再如他建议汉武帝“徒天下豪杰于茂陵”,上书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徒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也。”(《主父偃传》)汉武帝从其计,“徒郡国策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确实收到了外安地方,内实京师之功,并对后世产生了较长远的影响。
  然而,由于他急功逐利,心胸偏狭,为达到个目的,不异误国害民,从而也给历史来了些许遗憾。如建议汉武帝置朔方郡以制匈奴。主父偃本来是主张对匈奴实施和边政策的,但他来到汉武帝身边后,逐步参透了武帝要凭雄厚的国力灭匈奴以振帝威的心机,遂一反常态改弦更张,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北逐匈奴,人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主父偃传》)在众臣“皆言不可”的情况下,汉武帝从主父偃计,置朔方郡,筑要塞,屯重兵。此行于主父偃是得计,于国是劳民伤财,并因仇边,还带来了后患无穷。
  再如为尊立卫皇后而参与后宫的争宠斗争。将军卫青的姐姐子夫,入宫后得武帝宠,主持后宫的陈皇后对子夫十分嫉妒,遂请来巫妇诅咒她,此事让汉武帝知道后,大怒,处死了与此有关的三百余人,并废了陈皇后,继而立子夫为皇后。在这场争宠斗争中主父偃替卫皇后出了力,从此影响达到了后宫,一举而成了外得宠皇帝,内获皇后信任的左右逢源人物。可他的追求目标还远不止于此,他想要有朝堂上势压群儒,独占鳌头,于是便做出了诬陷害董仲舒的事。董仲舒原是和他一样经赀选入宫的,其才学、名气均高于主父偃,于是他因嫉妒而陷害他,致使董仲舒差点丢了性命:时辽东高祖庙与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从其“天人感应”谶言神学观点出发,释其为“天灾示警”,欲上书汉武帝劝他警惕“天罚”而行仁道善政。书未送上的时候,主父偃来访董仲舒,竟把书偷去私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顺从主父偃意,召集诸儒生对此当殿议论,董仲舒的弟子们不知此书是其师所写,皆大加批驳,说其“讥讽当朝。”汉武帝遂以“讥讽当朝”款,治董仲舒死罪。后经众儒生、董的同僚解释、求免,才获诏赦免刑。董仲舒经此打击,终生再不言“灾异”。
  主父偃深深意识到自己宦场争势“日暮途远”的处境,急于加快发展,不惜“倒行暴施”以求激进。遂谋把女儿嫁给皇家,以求深结皇室而快步进入最高层。但要得随愿,必须有后宫的人协助,于是,便托宦官徐甲同谋成全。当时恰逢齐国后宫不稳,正好给主父偃带来了取事机会:齐王次昌年少即位,其母纪太后把侄女嫁给他做王后,次昌不爱她,拒不进她的宫门。纪太后为了挟制次昌就范,就安排女儿纪翁主入王宫,劝说次昌转意,接近王后。没想到齐王次昌竟与姐姐发生了奸情。偏偏在这个时候,徐甲来到了齐王宫中,禀纪太后说主父偃愿以女儿充王后宫。纪太后闻言大怒,说:“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汉书·高五王传》)。断然拒绝。徐甲无功而返,实言以告主父偃,主父偃心生嫉恨。当听说了齐王与姊的奸情后,感到正可作为报复齐王的可乘之隙,于是顿生以监齐王正后宫为理由而达到个人报复目的的权谋之心。遂进言汉武帝说:“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非天子亲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从容言吕太后进齐欲反,及吴、楚时(齐)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同上)谏汉武帝遣近臣监齐。汉武帝不知主父偃此举乃是以诈谋权,乃从其言,拜主父偃为齐相,让他入齐以正其事。主父偃奉命入齐任相后恃势作威,把亲朋故交齐集相府,先每人赠予百金,继而“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再复入偃之门。”(《主父偃传》)与所有亲朋故交断绝了关系。
  为胁制齐王,他调查后宫宦官,要他们检举、证实齐王与姊通奸的事,在谈话时,毫无顾忌地直接言及齐王。这些活动,齐王知道后,因年少识浅,很难以对付得了主父偃这样的恃宠老臣,十分害怕。又看到此前曾发生过主父偃因游燕未被接纳而嫌燕,燕王定国与父姬奸被揭发时,主父偃便进言他的父皇严惩燕王并诛杀王后进行报复,致使燕王定国自杀的事。前车有鉴,主父偃挟嫌而来怕是不会放过他的,为了不被递解长安受辱遭诛,竟服药自杀了。
  齐王自杀后,有司迅速上报了汉武帝。时赵王听说主父偃离开朝迁去了齐国任相,也上书举报主父偃“受诸候金,以故诸候子弟多以得封。”又有人检举主父偃“赂累千金”。(《主父偃传》)汉武帝闻奏大怒,即拿主父偃下了天牢。在审讯中,主父偃只承认受贿罪,却拒绝承认胁迫齐王自杀。于是,汉武帝又萌发了对他从宽处理的念头。御史大夫公孙弘识破帝意后上奏汉武帝说:“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同上)汉武帝遂下诏族主父偃。
  主父偃“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上书召见发迹后,攻于心计,以诈获齐相位,却因“倒行逆施”而引咎入狱,偏又遇上了一位“外宽入深”的公孙弘,终致落了个“族诛”的下场,可悲可怜。太史公对此亦感慨三分,曰:“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http://www.zbsq.gov.cn/linzi/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767

  历史上主父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而东方朔是公认的智者

  ;"前有东方晦,后有主福颜",是电视中汉武帝说的,历史上 汉武帝可没这么说,也不可能这么说,因为主父偃比东方朔至少大二十几岁.

孔子与庄子
儒道两家向来非常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庄子对他所在的那个大动荡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始终以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发问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平?"(《庄子·齐物论》)庄子在深思: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庄子这样的发问已直接取向于对生存的意义的具体感受——苦乐——的思考。

孔子也重视从人的身生感受的升华汲取乐意。孔子的时代是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序,个体生存的苦处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礼崩乐坏"、政道废弛,波及而出的是"仁义不施"的人伦危机。整个士阶层以其独醒的忧患意识,感叹国无纲纪。因而,孔子主要从社会道德危机入手来规划人生的社会使命。孔子对个体人生的生存体验可能不及庄子,他侧重于社会环境的整饬,并且认识到必须以个体的人生的调节来拯救世风。可以说,庄子要解决的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孔子则赋予自己以"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他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生要有意义,就要弘道践道、改造社会。对此,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此种"乐",是人生价值的胜义。

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可以从他与惠施在濠上观鱼的对话中表现出来。《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施曾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睹物思人,触类旁通,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相信"鱼之乐"是有内在原因的。庄子的人生观承起自然天道观,对人生的痛苦体验,使得庄子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美感正好可以充实他的生存体验形成的空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发端于自然审美,由自然美过渡到生存美,进而思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化的人道哲学。天道、自然和人事的不同之处,是庄子的人生之乐和他的虚无境界哲学的活水源头。庄子视鱼犹得道"之人,水犹道体。鱼们无贪欲、无纷争、无私藏,恬淡纯朴,得水见性,自足自造,"是谓反其真";无智,相处如忘我,无思无虑等等,几乎吻合于庄子的随俗浮游的世俗生活态度。鱼可以说是庄子生存美的意向的对象物,"鱼之乐"可以说全面呈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个"鱼化"的形象。

我们把《论语·雍》中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与孔子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合而称之为"孔颜乐处",用以表示孔子的人生意义现。"孔颜乐处",意味着人的伟大、道德的庄严崇高美。它包括。孔子肯定人的生存需求、社会需要、社会存在、隐忍救世、安贫乐道的使命感,不计较世俗功利、灾固于仁义至尚的道德意识,尊重主体的地位和改造社会的能动力等。一句话,可以说在人生的天平上,孔子秤量自我人生的价值所用的砝码是具有崇高美的天下之利和万世之名的社会价值,孔子说;"仁者乐山",正反映了孔子所追求的是与山的高峻美感契合的挺拔的人生和庄重的道德追求。

世俗生活之域是生存的第一场所,所有的人生由此遭遇,人生的第一层意义也即由此发生。世俗中的社会或个体存在的极不合理,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忧患意识、改良社会的使命感等多种社会意识。到底对世俗与人生的价值关系应当怎样看呢?

首先是基本的生存欲望问题。任何人也摆脱不了世俗境遇,因为它是完整的人生的一个必经环节。孔子肯定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相似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讨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仁之方"就是推己及人。这种通过认识自己来证会他人的方法,使孔子很自然地对人的生存欲望的共性给予"人同此心"的肯定。他说:"吾米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对于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他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论语·颜渊》)足食最为重要。《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可见,孔子认为富民、惠民、济众是基本的为政目的。所以孔子强调:"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

可是,世俗生活的内容又不止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孔子时代是私有制泛滥的时代,压迫、苛敛、强梁几乎是合法化手段。特别是统治者,受私有观念左右,将人与人的关系演化为赤裸裸的手段与利益关系,由此而产生了贪欲问题。此外,象功、名、利、禄、仕等,都带有私有制内容,都是社会现实决定的。孔子不愧是"圣之时者也",他对社会存在抱着客观的态度。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贪欲最易使社会变成手段的宰割对象。孔子反对仅仅为贪欲而生存,指责"小人喻于利。"(同上)但是对以道得之的私有满足,他也是直面肯定的:"学也,禄在其中矣!"以论语·卫灵公》)"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对于当时的私有制世俗,给予有条件的承认,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庄子对世俗生活的态度就与孔子颇为不同了。庄子看不惯那个时代,"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并且意识到"方今之时,仅免于刑焉。"(《庄子·人间世》)在于忽视人生的社会化过程,追求从世俗解脱出去。怎样解脱呢?那就是追求"相忘於江湖"(《庄子·大宗师》)的"鱼之乐"。庄子巧妙地以"可不可"的态度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和世俗的一切。庄子是一个旁观者,他既不肯定世俗,也不否定世俗。对于物欲,庄子还说:"丧已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他指责俗人"众人役役",(《庄子·齐物论》)教诲他们:"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调,有调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所谓"尘垢,"就是俗世。在庄子看来,人处世俗中是悲剧,世俗使人本心皆失。他甚至称世俗人生是"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以在于·齐物论》)。但是庄子并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他看到了私有制社会里,欲望以社会为手段,贪婪而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的满足,从而造成了罪孽。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庄子希望以天之道取代人之道。但是,一遇到社会这个巨大的怪物,天之道的落实就遥遥无期了。社会不可能倒退到返朴归真的"民之常性"时代。庄子认为,阻挡社会前进犹如螳螂"想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人间世》)而且,"绝迹易,无行地难"(《庄子·人间世》)脱离或否定社会的个体只能是孤独的:"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庄子·德充符》)实际上,天地大炉造人,并未给人以特殊地位。因而,他主张在社会上生存不必认真,"是以圣人不由(是非之路)而照之于天","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钩,是之谓两行。"这样,在世俗的生活领域,我们见到了一个"两行"的庄子,他追求"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甚至于"无所可用"以(《庄子·人间世》)地无为游世。

对于世俗现象界的否定,庄子是相当彻底的,从生死观上可见一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与主张生不如死的民世主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以否定思维不断提升人生的境界的,也就是说庄子从超越生死之中得到了精神体验的升华,是从绝处逢生,而不是陷入了矛盾之中,但是他从生死观上突破出去,复活了内在精神而向精神的"无不为"发展。一方面,庄子的生死观主张"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庄子·德充符》),即在世俗中"难得糊涂"。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成然寐,蘧然觉,"(《庄子·大宗师》)就是说生是蒙昧,死才是觉解。《养生主》说到老子之死带来的觉解:"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联系起来可知,庄子的生死现使他方生方死之时体验到了新生和最终解脱,这个新生超越了世俗的生现象圈子。庄子对世俗的否定,对于常人来说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逍遥游》)但是就庄子来说,他实际上又是以人生的尊严向虽生犹死挑战,争取新生。可以说,生死观的突破是庄子精神向第二层"心不死"进展的重要一步。

上升一个层次,可以看出孔子和庄子在人生道德意义上觉解的同异。这里既有整饬风尚之目的同归,又有方法和发展上的殊途。

孔子在肯定人的世俗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人的道德文明向度。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同时树立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庄子则主要优先考虑整个宇宙的人道服从天道的秩序,拒斥了人的一般社会道德文化形貌,否定了"人耳!人耳!"(《庄子·大宗师》)即否定了人在宇宙中的至上的地位,从天道整体需要上设定人的内涵。

相似的地方是,孔庄都觉悟到内在世界贞固的重要,实际都在追求"内圣"。孔子讲"为仁由己",重视主体德性能力;庄子讲"内不化"、"心不死"的自我。孔子重视道德主体自觉,这一点易于被人们认识,而一般介绍到庄子的论著时则着重讲庄子的"近死之心"(《庄子·齐物论》),"心如死灰",不能结合庄子"道"思维发展的层次性和庄子真实的道德自我存在来评价庄子,往往把庄子讲死了。事实上",庄子在道德层次上主张"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反对"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庄子·齐物论》)在第二层次上,孔庄有强调内在精神自觉的交叉点,不过是道德范式不同。

孔子从社会本体思维上确认道德的文化功能,认为道德为社会之根,一切的社会生活最后可以还原到道德人生上来发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人生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国家不能无道德秩序,"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人如果丧失了道德之心,那种人生就不可能有深弘的社会历史意义,而是"小人"的生活。

就道德范式说,孔子的道德论主要含摄仁义礼智信等人格范畴,中庸、内省的方法,教化和德政,君子圣人的境界等方面。

仁义礼智情最深的根据是横向的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心理,当然,也发而用之于纵向的社会结构原理。它们统一起来以疏通实际的物质利益矛盾。

中庸是控制道德认识和行为活动系统的自我调适工具。如果没有"中庸",那么孔子的整个道德范式就变成了僵化的结构,每一个支目范畴就变为空洞有害的碎片。如各种礼的规范一旦脱离了中庸的灵活运用,就会变成不合理的戒律。

内省的方法是仁智结合的道德理性的一种表现。它既是伦理认识方法,也是传习、接受道德范式的必备手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内省,也包括知过。孔子曾说:"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要求君子"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唯能如此,才能少优寡悔,体会人生伟大的乐趣。反省方法也渗透了道德自我的主体意识:"我欲仁,嘶仁至矣。"(《论语·述而》)与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向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的笃志、近思说法一致,也和《论语·李氏》篇中认识自己的"九思"一致。正是反省方法才使道德他律变成了欣愉的自律。

教化和德政是统一的,教化是因,德政是果。德政就是"庶矣",加"富之",再加"教之",也就是用教化成就德性主体,起而主动地通畅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消弭利益冲突。所以,以教化实现德政,是儒学道德实践的重心。

"孔颜乐处"对世俗的基本价值需求是给予承认的,但并不承认世俗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正当的。儒家对世俗的唯功利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是借道德人生论作为支持的,《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就是道德人生的偶像。所谓君子就是体道、爱道、学道、践道和献身于道的生活的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人格是整个士阶层当然的楷模,士阶层正是以道德人生的价值来平衡世俗功利之得失的。虽然儒家的责任和义务人生观在当时只是远大的理想,但孔子看到了它在未来的现实性。因此,儒家人生观对当时世俗的观念,诸如贫富、贵贱、苦乐、生死等等,表现得很豁达:"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面对孤零奋斗的人生,孔子说:"不愿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对于权势,孔子认为:"不患无位,息所以立。……"难能可贵的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他的礼义教育才是更有价值的为政。

在道德层面上,庄子也重视主体内在精神之自觉:"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庄子·则阳》),"唯至人乃能……顺人而不失已"(《庄子·外物》)。这里的"己",与前文的"内不化"、"不死之心",就是指内在的我,是道德主体。据《庄子·田子方》载,孔子问老子:"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老子答曰:"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听起来道家似乎否定道德修养。其实,这是庄子后学对庄子的曲解,实际上道家的为道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道德自觉这个环节。所谓"不以物挫志"(《庄子·天地》),"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庄子·应帝王》),"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等等,就是指的道德修炼环节。

庄子的道德方法是什么呢?老子要求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庄子的道德取向也是效法自然无为的天道:"动而天行"(《庄子·刻意》),"循天之理",(《庄子·刻意》)讲的是"天而不人",实质上有个人法天道之性的内心环节,也即返朴归真,达到素朴无为,也就是通过内养精神求得克制生命、权力、物质利益三方面欲望的平衡。养神之道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排除杂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此处讲的无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有为,借助于此,庄子方可游世而不同世,并否定当时世风。"鱼之乐"是由于天性真朴,人之至乐也应当是涤除社会性返归自然情性。值得指出的是,庄子的道德论,究其极因,乃是对私有制社会贪欲的否定,它在客观上起到一种强调个人本位道德和均衡社会秩序的作用。

尽管孔、庄不同道德范式的客观效果一致,但是包含的对立并未因此消除。孔子主张通过社会道德工具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而庄子则借自然性否定道德作为社会工具的功能。庄子虽然肯定人的目的性价值,但拒斥使这一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工具。因为,他认为道德工具会使人本身异化为工具性的人,成为虚设的仁义的牺牲品,道德工具最终将导致人丧失本心真性。庄子主张通过自我回归到仁义产生之前的自然人性。庄子看不到仁义道德的发生是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认为儒学道德的形成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六,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这等于说儒家是舍本逐本。与老子一样,庄子认为归真的过程就是揭去儒家的仁义面纱:"为学日益,为道回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对于儒家来说,"人同此心"的良心是质,仁义是实的节文。相比较起来,道家的道德虽有导向功能,但社会规范功能不显著。

在批判儒学的圣道生活价值的基础上,庄子提出了"至人"的生活。这一点在方法上与儒学道德论不同,但实质相似,都在追求"内圣"。至人的特征是无名、无私、无己、无欲、无功、虚己待物等等,总之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德充符》)。这是对有人之形而形化随欲的自我否定。庄子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

孔庄的形上人生意义论是"孔颜乐处"和"鱼之乐"的最高部分,是对人生意义在精神尽处的觉解。

孔子的形上理论建筑于对人的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儒学一开始就认为人在宇宙中地位最高,从人的社会能动精神出发,建构了一个动态的、无疆的精神宇宙,约而言之,可称为生命流行的宇宙观。它是儒家人的主体生命意识的膨化,又上接和沟通了宇宙的演生全息。儒学的形上理论在《论语》中是不完整的,但可以从《周易》、《大学》、《中庸》中完备地看到。这个形上论包括的基本原则有:

(1)有机过程。儒学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其内涵由体见用,是勃勃生机的流转分布。宇宙的运动就是生命洪流的生生不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传》);"生生之谓易"以易传》)。

(2)和谐的秩序。儒家主张统摄天地人三位一体,并认为这个结构整体动静有常、动静和谐。这就是阴阳和合,相配消长的理论和人天耦合的理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3)人居主宰地位,儒学认为人得宇宙精华而成,宇宙中人的价值高于禽兽及其它万物,并且认为人体就是小宇宙,人和宇宙存在同一性,人可以感应和认识天道,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会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

(4)这些形上原则赋予了人生以德配天的深意。正如宋儒的发挥,人生最高乐处在于知天、事天、同天和乐天。一者,唯人有资格象天:"推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者,人的最高目的性价值就在于尽物之性,也就是通过实践所有价值本体中蕴含的价值。这叫成己、成物、达人、赞天化育。

庄子的形上学已不再是对老子天道论的简单继承了,而是对它进行了否定的发展。庄子否定了社会存在及社会实践的价值意义,即使在第二层(即道德)意义上有限地实现了个体的道德自觉,但终归失望,而这种感情又得不到改造社会的效用的平衡充实,所以他的道德意志只能是软弱无力的。他只能另谋他途寻找人生的深层意义,这样他把前二层的觉解环节又放弃了。这一放弃,使他在否定思维上进一步,导致了主观精神的又一提升,终始、有无、内外、天人等一切对待区分都两忘同化了,"外不现平宇宙,内不知乎太初"《庄子·庚桑楚》,"无古无今,无始无终"(《庄子·庚桑楚》)。这种两忘是"鱼之乐"象征的无知无识、无思无虑的最高生存美境界。对道的初始性的否定,是对第二层即道德意义上归根返朴的天道的自我逾越。无有,以至于无道。"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庄子·庚桑楚》)。而无无,再进而无道:"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眠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庄子·知北游》)从而达到了层层否定后的极点,庄子以为它是人生的归宿,但却又是无归宿的归宿:"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庄子·齐物论》)中的相对主义,既是通向这个极点的认识桥梁,也反映出一种特殊的生存美境界,这一境界是不含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它是精神能及的最深层,在这里,人的精神需求得以自由"无碍地释放。虽然这一境界中的绝对自由在现实里无法实现,它不是经济、政治、法律等任何意义上的现实的自由,但是它又是最高的自由,它是提升现实的一种牵引力。

项羽与刘邦

项羽,自然是一位英雄。天生神力,“吴中子弟皆惮之”。其志向博大高远。一日,始皇游会稽,项羽脱口而出:“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呀!”其叔项梁因此奇之。其后,举事而起,从者云集。破釜沉舟,救赵破秦,令诸侯“莫敢仰视”。及自封西楚霸王,众王反叛,更见其骁勇:讨伐乎东西,征战乎南北,往来翕乎,未知疲倦。他很讲信义,只因允诺了项伯“善遇”刘邦的进言,他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当兵败乌江时,他拒绝登上乌江亭长的救生船,面对身后的丛林干戈,他笑对死亡,气概何其豪迈。真正的勇士,是无法被震慑的。

英雄项羽最终自刎死掉了……耳畔怆然响起悲歌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折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至死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时运不济。然而,真的只是时运不济使然吗?

有人说: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谋士范增之言,以至放“虎”归山,招致最后的失败。此语本人实不敢苟同。

细读史书,透过一幕幕细节,就会清楚的发现,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他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领袖气质。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只宜做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却不具备一种帝王的气度。他真正的失误不在于杀没杀刘邦,而是误在自身不能克服的性格弱点上,就算他于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以后也一样会败于张邦、王邦、李邦……

不信吗?我们且来看一下《史记》中的几个小片断:
新安。章邯率部归降。项羽不是对降兵善加督导,化为己用,反因害怕降卒不服而“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
新丰鸿门。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项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

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望”。
既灭秦。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此时却心怀东归意,说:“人富贵了不回归故乡,就如同穿着好衣服在夜里行走一样,谁能知道呢?”劝者见项羽目光如此短浅,不由意冷心灰,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大怒,“烹说者”。
汉二年冬。因封侯不当,田荣起兵反叛。项羽平叛后,“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
……………………
这样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下去。
项羽的性格弱点贯穿了一生的始终,他似乎并无意加以改变,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英雄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却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尽管司马迁怜惜地将之列入本纪记载,他也终不过是一名威猛的勇士而已。

再看刘邦。他天生的性格是狡黠、油滑,爱吹牛皮,颇象个混混儿。“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他的出身极其普通,其父母的名字不为世人所确知,当然不及项羽的名将后裔身份。在一贯重视光环和背景的人们心目中,刘邦显得黯淡,这使得二人在刚起兵的时候,刘邦只能落个从属的地位。但刘邦自有他的一套。狡黠和油滑自然不是领导者的气质,沛公却善于不断拔高自己。他自比“信陵君”,从而给自己定出了人生的高度。他常不自觉地模仿信陵君的处世、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性格添加了理性和工于心计的优秀的一面,这使得他的人生成为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一生。他也因此受到乡里人士的敬重。

刘邦到底从信陵君那里学到了哪些优良品质呢?我觉得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笼络手段极为高明。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善于根据情势揣摸人的心理,润滑人际关系,有较强的凝聚力,能够吸引他人为己所用。
史记载:刘邦先行入关后,项羽闻讯,欲击之。是时,刘邦自忖以十万军不敌项羽之四十万军,乃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恭敬地“以兄事之”,并“奉卮酒为寿”,与之约为婚姻。项伯遂感于厚爱,力劝项羽“善遇”刘邦,并于鸿门宴上拔剑与项庄对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使得范增的杀“邦”计划全盘落空!
从表面看,刘邦似乎无甚特殊才能,但其麾下人才济济,萧何、韩信、陈平……皆忠诚效命,连自视甚高的张良也敬佩的对人说:“沛公殆天授也”。以一个平民出身的“浪子”,团结着一大批才高气傲的谋士、将军为之效力,岂一般的手段所能致?

二是宽容、仁慈、有大量。
与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之举相反,刘邦做事较有分寸。楚国长老皆赞曰:“沛公,长者也。”史记载:汉元年十年,沛公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
项羽兵败死后,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

三是遇事冷静,喜用智不斗力。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以己之短敌彼之长,这样的傻事,刘邦自然不会做。

攻打宛城时,为免强攻损兵之弊,刘邦听从陈恢的建议,许原宛守为殷侯(相当于现在的港人治港)。其后刘邦以此法引兵西,“无不下者”。

四是坚忍克己。刘邦入关后,从樊哙、张良谏,封秦重财物于府库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组:孔子与庄子 学派不同
第二组:项羽与刘邦 风度不同
第三组:李白与杜甫 诗风格不同
第四组:林黛玉与薛宝钗 品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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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洋青可: 1、个人抱负;2、结果;3、原因,原因就多了,包括历史背景、周边人物、个人行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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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县15374762786: 两个历史文化名人的比较 -
岳洋青可: 当然是济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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