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的标志性表现

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以下则是契诃夫生平的相关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谌容于八十年代之初发表的《人到中年》，就是注重从正面揭示中年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及其原因，表出对改革现实的忧虑与困惑。谌容在《奔向未来》一文中曾表示她要“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历史渊源，写出更深刻、更本质地反映历史面貌的作品”。当1980年以前的大量作品还在回顾历史“反思”“伤痕”的时候，谌容却注意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新旧交替的时期，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科技人才，但是由于存在知识分子断代问题，中年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几代人的工作压力。而就在他们为祖国发展呕心沥血时，政治地位、生活状况却迟迟得不到改善。这一社会问题激起了谌容的创作欲，《人到中年》应运而生。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小说家族晚生文体的中篇小说创作曾长期发展缓慢，直到新时期才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三十年来的中篇小说整体创作还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稳健。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是新时期中篇小说的首次权威性评奖，以后三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和时隔十年后启动的鲁迅文学奖，不少获奖中篇小说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 名作。《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不少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频频获奖，也能说明原作质地。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的运用，中国中篇小说三十年的收获，也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贡献。中篇小说创作整体成功有多种原因，其中有几种标志性表现。 现实主义创作当然涉及各种文体，但中篇小说的张扬现实主义则具有突出的群体性和持续性。近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篇小说创作都体现了关注现实、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思想探索的特征。如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演变中，出现了《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风泪眼》、《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北方的河》、《赤橙黄绿青蓝紫》、《腊月·正月》、《祸起萧墙》、《人生》、《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少将》、《飞天》和《桑树坪纪事》等众多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作品。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如《爸爸爸》、《女女女》、《灵旗》、《红高粱》、《妻妾成群》、《日祭》、《大捷》、《国殇》、《温故一九四二》和《预谋杀人》等，虽然是回眸历史和传统文化，但反思传统文化和探求历史真相同样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品格。尤其代表作几乎都是中篇小说的新写实文学，如《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不谈爱情》、《风景》、《白涡》、《纸床》、《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瑶沟人的梦》、《灰色迷惘》、《厂医梅芳》等，更是以冷峻的写实化张扬了现实主义。而《方舟》、《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麦秸垛》和《棉花垛》等女性文本，则显示了女性文学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演进。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写实主义的当下审视在中篇小说依然比比皆是，而且表现了题材多样和主题多元的宽广视野。如有《山里的花儿》、《向上的台阶》、《镇长之死》、《白棉花》、《道场》、《父亲是个兵》、《赫尔辛基的逃亡》、《今夕何夕》、《夜郎西》、《钳工王》和《翅膀硬了》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这些年，中篇小说的现实关注不仅一如既往且更为理性和深刻。众多作品直面了物质主义、道德裂变等突出问题，对弱势群体和民生疾苦还给予了特别关注。如有《老师本是老实人》、《钓鱼过程》、《贪污指南》、《救灾记》、《民选》、《沉默权》、《北京候鸟》、《傻女香香》、《阿谣》、《奔跑的火光》和《霓虹》等等。而《谁家有女初长成》、《生活秀》、《玉米》、《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飞翔的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合同婚姻》和《不过是垃圾》等，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生存景观和精神状况。中篇小说创作的张扬现实主义，也使自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 回顾中篇小说三十年，虽然阶段性发展中存在种种思想局限，不少价值评判也并非一概具有真理性，但众多作品还是显示了较厚实的思想文化含量，给读者以诸多启示和思考。
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思想文化的时代意义。即应该联系时代状况来检测其思考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深刻和是否具有探索意识。如《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形象的完美无疑有些概念化，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尴尬，所以引起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又如《人生》，虽然怀有浓厚的传统乡土意识，但毕竟揭示了城乡差别和道德冲突的重要社会问题，所以引起广泛争论。而《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风泪眼》、《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高山下的花环》和《飞天》等，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直面现实，在当时都有突破思想禁忌的时代意义，也是极需思想勇气的创作。
思想文化含量还体现在描述现实时，能透视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关联。这种深层开掘当然更为重要。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腊月·正月》、《桑树坪纪事》、《风景》、《一地鸡毛》、《不谈爱情》、《白涡》、《向上的台阶》和《镇长之死》等名作，都是以深层开掘引人注目。这方面农村题材创作表现得格外突出。如《瑶沟人的梦》、《黄坡秋景》、《扶贫》、《太阳黑子》等，就描述了官本位思想和小农意识在当今农村的积重难返，并揭示了“扶富不扶贫”的新问题。梁晓声的《民选》和《沉默权》，陈世旭《救灾记》和孙春平的《鹏翼徘徊》，描述的当下生活和人物更是让人震惊。徐锁荣的《借种》、刘庆邦的《神木》、胡学文的《飞翔的女人》和锦路的《弟弟》，都是经由现实画面而透视相关社会根源和文化心理。这类深层开掘可谓不胜枚举。
思想文化含量的厚实在某些流派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普遍。如寻根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小鲍庄》和《棋王》，如地域文化小说《那五》、《寻找“画儿韩”》，如新历史小说《灵旗》、《红高粱》、《妻妾成群》、《伏羲伏羲》、《预谋杀人》、《黑风景》和《棺材铺》，如女性文学《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麦秸垛》和《棉花垛》，它们就是意在开掘文化积淀、传统道德和历史尘封的本质与真相。有些选材和叙事都较特别的作品也值得关注。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和《太平狗》等，这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在象征和经验的融合中揭示了诸多文化与人性的关联。阿来《遥远的温泉》也属于以特殊方式切入当下生活的颇有思想含量的作品。乔叶的《打火机》则深入到人性和潜意识中，这种解剖人性和追问灵魂的创作，可谓既独特又深刻。 长篇小说始终是文学市场的宠儿。在很多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经常可以看到长篇小说赫然在目。不管它们离经典有多大距离，不管人们怎样批评其炒作现象，很多长篇小说都被媒体广泛宣传过，由此造成的畅销者也确实不少，甚至有未见其面而先闻其声的沸沸扬扬。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文学市场化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哗众取宠的炒作现象也确实值得注意。
而对中篇小说来说，则很难具有这一等的市场效应和媒体青睐。在文学出版和媒体关注越来越市场化后，中篇小说的流行程度便受到明显影响。除非是年度精品选、获奖作品集或少数名家集子，中篇小说通常难以单行本面世，绝大多数只能在文学期刊出现。即使“精选全国优秀中篇”的《中篇小说选刊》和经常选载中篇小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发行量还算不错，曾推出不少优秀中篇小说的《收获》、《钟山》、《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等文学名刊还拥有较多读者，但发行量还是远远赶不上通俗时尚类读物。中篇小说创作整体被认可，主要来自评论界和热衷文学的读者的首肯。尽管这种接受效应或许有些过于文学化或说职业化，但必须看到这也恰恰体现了纯文学的特征和收获。
这种特征和收获对文学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发表园地和接受效应的文学化，难有市场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客观状况，也促使中篇小说作者在尊重文学规律、追求审美价值和探索叙事艺术方面更为专注和努力。我们前面例举的以及大量未论述到的作品，都能够证明中篇小说这种回归文学自身的情况。中篇小说创作步履的整体稳健当然也与此密切相关。我是以为在文学走向市场化以后，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质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有所提高。如这些年来中篇小说不仅成为纯文学期刊的重头戏，而且上档次的成熟作品相当多。
肯定中篇小说三十年的稳健发展，当然也要看到其问题和不足。如跟踪时代的过程中，中篇小说创作同样存在心态急切和视野局限问题。有些作者对中篇文体特征也注意不够：如把中篇写成小长篇，必然处处注水；或将短篇内容拉成中篇，导致结构松散水分较多。这种“文体错位”既破坏了中篇小说的文体美感，也无法很好地表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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