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林七贤窥晋文坛的特点

请高人高度概括竹林七贤的特点~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全国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所以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以及创新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雍(yong)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玄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宏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繁荣和文学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根基与趋向。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这段中国历史上，是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提起魏晋，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是魏晋风度，魏晋风骨，但对其内涵，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说是众说纷纭。在今天我们应如何重新审视这一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共同关心的现象呢？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用于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认为 “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通常比较普遍的说法主要有这样两种说法：
其一，汉魏风骨（主要指的是建安风骨）汉末建安时期至魏初的文学作品及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建安时期� “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 、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又因汉献帝年号“建安”的关系而被后人称作建安七子。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成就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其二，魏晋风骨，主要代表有竹林七贤、陶渊明、左思、陆机、潘岳、郭璞、谢灵运、鲍照等。竹林七贤（即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陶渊明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辞去彭泽令后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他的思想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他是魏晋风流的代表。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田园诗的主要内容：有的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有的着重定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最可贵的部分；有些田园诗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陶诗的艺术特色：情、景、事、理的浑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左思文学地位的是他的《咏史》8首，如钟嵘所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借游仙写其坎坷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以文采富丽见称于世。陆机、潘岳是西晋诗风（太康诗风）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繁缛”的特征：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谢灵运则以山水诗著称。

故事：

阮籍，字嗣宗，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由寡母抚育成人，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也爱读老庄，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
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 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里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嵇康，字叔夜，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他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修养也颇精深。他自少即好音乐，他的古琴演奏技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而无与并者，他创制的并于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为世间绝响。他还善书法，由妙于草书，其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至于他文辞壮丽，善写文章，更是受到广泛推崇，被认为是个“奇才”。阮籍与嵇康都是为了躲避曹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牵连迫害而归隐山林，同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同时“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阮籍采用了仕而隐的态度，远害全身的态度，嵇康则刚直不屈得罪权贵，因好友吕安的事被牵连入狱，含冤而死。这两个人前者逃避现实，后者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都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怅惘，都无法实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起舞的人生境界，
嵇康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 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
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口当）（口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才。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四本论》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魏氏春秋》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了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马队回洛阳去了。

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引自：余秋雨《遥远的绝响》，还有很多，不全部粘贴了。楼主可以自己找来看，
再贴一个竹林七贤另一个人刘伶的介绍：
刘伶，字伯伦，江苏沛人。刘伶貌甚醉悴，土木形骸，身矮小，极丑陋。但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少言，不关心人情世事，和同时代的阮籍、嵇康过往甚多，非常投机，因而是竹林七贤之一。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传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官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
刘伶家庭很穷，但他并不以为意，整日嗜酒如命。记载说，他常乘鹿车，手抱一壶酒，命仆人提锄头跟在车后面，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其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酒醉和人吵架，对方卷起袖子挥拳要打，刘伶却很镇定从容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子，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笑了，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酒喝得非常厉害，有一次酒瘾难忍，要妻拿酒，妻哭着把剩余的酒洒在地上，涕泗纵横劝他：你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你戒了吧！刘伶答：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掉。你快准 备酒肉祭神吧！他妻信其言真，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结果又喝得大醉。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都喜欢，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其酒量之大。他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当时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愤懑之心的。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常沉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喝酒。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傲言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其文如下：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方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於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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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

嵇康(224—263)，三国时谯国銍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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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獮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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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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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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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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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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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阮籍《咏怀诗》与现代人生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这本书当中，反复讨论到了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追求’着‘无限’，乃是在一邱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而又不是出世的。”
阮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固定化的艺术形象，是我们在考虑中国艺术史的时候可以跳过却永远无法忽略的一页。关于阮籍，钟嵘有这样的评价：“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冯惟纳云：“籍咏怀诗八十余首，非必一时之作，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何义门则说：“阮嗣宗咏怀诗，其原本诸离骚。”而刘熙载说：“阮步兵诗出于庄。”而刘勰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
“诗歌是一种直观感性的语言。”“用现在的话来说，诗歌的意义不仅于让人知道（knowing），而在于让人感到（feeling）。”“诗是真正的绝对真实。”“越有诗意，就越真实。”
在魏鼎移晋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阮籍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艺术与历史真实？恐怕更多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中去寻找。
阮籍的诗，现存的主要是他写于不同时期代表其人不同思想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关于阮籍的诗作，说法有所不同，或多少有异，或次序不同，前人曰：“阮集传之既久，颇存伪阙，校录者往往肆为补缀，作者之旨淆乱甚焉。” 然而各版虽别，其差多在字句，于全诗大意无损，亦于意境风韵无损，故于此我们可以暂不多加考虑。

一
阮籍的诗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嗣宗的诗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矛盾的人生与痛苦。在他的述怀诗句里，充满着盛衰无常，修短随化的痛苦；充满着向往事功，曳尾涂中的矛盾；充满着放浪形骸，孤独寂寞的痛苦，充满着心尚儒学，反抗名教的矛盾。他的痛苦与矛盾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每一步足迹里面，我们总能看到痛苦与矛盾的血痕。也无怪乎为什么嗣宗每次酒后，总是“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二十三）这是很等样美丽的语言！在嗣宗的描述中，生命是如此的飘忽不定，“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其三十五），在孤独无助的弱小的人面前，生命是伟大到令人无法承载的存在，“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其三十二），面对这样在生死之间徘徊的命运，他怎能不回忆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的感慨，怎能不写出“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其十）的无奈诗句？嗣宗将远古的神话与典故溶入诗中，在嗣宗的眼里，生命的流逝与四时的消长渐成一体，再执著的愿念与渴望，壮志与悲伤，都融入“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生”（其三十六）的故作放达之中。这是何等样的悲哀？这样的放达没有能够让他逃离死亡的恐惧，只能不断加深孤独的他在死亡与生存间那无穷无尽的寂寞与痛苦。
胡应麟这样评价嗣宗：“步兵虚无恬淡类庄、列” ，然而在阮嗣宗身上，我们似乎不能这么简单的将他归为虚无恬淡的出尘高士。史论“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然而这是否就是阮籍的本来面目？“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其十五），这自然是意气风发的年少时代；“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其三十八），这显然是英姿勃勃的青年壮志；“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其三十九），这俨然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功名之念；“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其四十二），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当益壮。在诗句当中，他每每以壮士自比，然而却总是在描述随后的感慨中，叙述这样雄壮生命的潦倒与悲戚。“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的儒雅文士，结局却是“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所祀，衣服常苦寒”（其六十）；“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的英武少年，最后却是“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这是诗人自己逻辑的矛盾么？不是。正是这样矛盾的描写，写出了嗣宗内心的痛苦与悔恨。一边是建功立业的无穷壮志，一边是济世不能的现实尴尬。描写的事功者的悲惨境遇，不过是自己心灵境遇的写照。这样对比的结果，最终凸现出来的，是诗人“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其二十一）的无奈心境，更是诗人放荡形骸、孤独寂寞的诱因。
于是乎，“君宁盛骨庙堂上？君宁曳尾淤泥中？”孤独寂寞的嗣宗无法作出选择。任何选择，都是错误。在魏晋那样心灵觉醒的时代，夹杂在痛苦深渊中的独立人格，只能沉迷于自我心灵的迷茫与孤独。“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咏怀诗十三首之三），这是诗人对孤独中自己心灵的描写，也是诗人对于时代精神的描写。“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这是诗人对自己的质问，也是诗人对所有彷徨名士的质问。诗人每每将孤独寂寞的感情虚化出来，在诗句中用无奈而又残酷的笔调描写着大时代里每一个人相同而又各自迥异的特殊的痛。诗人或移情于“孤鸟”，或矢志于“失路”，然而，没有一丝苦闷不是诗人在自己人生的悲痛当中寻找出来的自然。
诗人的苦闷，来源于自己人格的对立。身在乱世之中，诗人作为儒者的理想破灭了。当诗人被迫站在自己立场的对立面批判自己心中的道德大旗时，他怎能不痛苦？在他用率性而为的行径打破道德约束的时候，却总是徘徊在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道德底线之前，他怎能不苦闷？怎能不寂寞？正仿佛批判教会却又相信上帝一样，有的时候，在人的感情中，不能不产生无法名状的悖论与荒谬感。无怪乎嗣宗在教育儿子时会严加斥责：“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二
是什么样的因素迫使阮籍进入这样的心灵状态？是怎样的社会让嗣宗永远处于这样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是魏鼎移晋的大时代决定的。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社会职责的放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心灵历程，是一个时代社会底层对自我和宇宙的重新思考。但它不是文艺复兴。它没有古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那样伟大的思想和历史意义，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在思考着如救赎一般的对宗教、对科学的根源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的是具体的社会架构与个人经验性的遭遇，而不是西方传统那样超验性的自我与整体。
“现代社会开始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开来的时候。因为它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它摆脱不了遗弃感。” 这样的遗弃感在魏晋时期同样游荡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魏晋名士们在自我放逐之后也似乎开始追求其高尚而伟大的自由——“逍遥”。这是自由么？不是。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不是真正意义上自我精神的觉醒，只是在庞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苟延残喘。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郁，从根基上铸就了现代人生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的忧郁本源。他们的忧郁，始终只是“对国家或者社会正在面临的危机的觉识”，而不是在“以不可克服的人和世界的分离为基础的”真的觉醒 。在这片土地上，缺乏的是一个终极的超越现实约束的最高关注者和寄托者，缺少的是高悬在每个人头顶的那一只上帝之眼，缺失的是人的信仰。正如席勒所说的一样，独立自我的存在，意味着自我真实性的无限扩大，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性的迷失。本来作为社会和谐统一象征的美消失了。
然而正由于这样独特的地域限制，要在传统的人生中实现这样彻底的消失，很难。每当他走到迷失的边缘时，那“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的画面，那“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其四）的感觉，终于又将他唤回。毕竟，在这样的国度，找不到自由的精神，更没有为自由献身的精神。
阮籍就是这样，流浪在寂寞与繁华之间。他面对的是“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咏怀诗十三首之三）中无边无际的孤独与忧伤；他遭遇的是“一身不能保，何况恋妻子”（其三）的艰难境遇；他停留在“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其三十四）的人生中点；他感受到的是“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其四十七）的惆怅悲凉。青云掩蔽的，不仅仅是他的前庭，更是他的双眼，他无法看到，无法拨开，也无法离去，只能流浪在背叛与死亡之间的独木之上，走出人生最无奈的蹒跚足迹。于是，哀叹。唯有无声的哀叹。他写出的诗句，也只能是“对酒不能言，凄凔怀酸辛”（其三十四）的隐约之词。
他渴望“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其三十二）的飘逸，他追求“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其二十四）的潇洒。最后，却不得不漂进“随波纷沦客，泛泛若浮凫”（其四十一）肮脏的宦海与世情。

三
“人生识字始忧患，龙腾神俊染政坛。浮云远山游子梦，淡雨明朝困汉川。”以这四句作阮嗣宗诗的注脚倒也颇有意味。然而当我们放下他的酸辛，拾起我们自己的无奈时，我们还能如此从容么？
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深层次的忧患意识，融合在作为现代人特有的迷惘与悲伤中，写出了我们现在读到阮嗣宗的诗句时那种莫名的心酸与阵痛。我们永远适合，也一定看到的是阮嗣宗当年哀怨已久的“低头留得无边在，又见归鸦夕照中”的残缺与荒凉。
“……在以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诗人与短暂者，他庄严的讴歌酒神，领悟远逝诸神的行踪，留驻诸神的轨迹，于是其同源的短暂者 走向转变的道路。”“时代处于贫困并非在于上帝之死，而在于短暂者对他们自身的短暂性几乎没有认识和没有能够承受。” 然而在我们面前，贫困或许正是由于上帝缺席的存在。
我们并不能在这里奢谈康德对于崇高的实质那自我在强力自然对象前产生自我超越的定义。缺失最终存在依据的一群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自我。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想心里叫，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的多。” 现代人并没有面临这样的强力的政治信仰压抑，摆在现代人面前的是无穷的选择。然而面对无穷的选择时，人类悲哀的发现，理想与信仰的面目湮灭在这一个个繁琐的选择当中。当选择尽可能增加时，理想消失了。
“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的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
“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这是黄侃先生在注阮籍时的感慨。当阮籍痛哭于邻家女灵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他的眼泪究竟代表着谁的痛苦？实在吊怀死者，还是在哀悼自己？
然而丧失，真的丧失了么？没有。从阮籍充满人生希望的诗句中我们看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的英气勃发，“壮士何忼慨，意欲威八荒”的雄心壮志，“王业思良辅，建功俟英雄”的不甘沉沦，哪里是失路的苦闷者？分明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人生。但在嗣宗面前的，更多的是倡言理想者的虚假，标榜道德者的伪善，他看到的是伟大道德精神在世间的主导者身上的庸俗化与被篡改。他悲愤，他伤怀，他不能不失路。与其说他在反对道德，不如说他在反对道德大旗下丑恶的灵魂。在他的心目中，何尝不无限向往着道德，何尝不向往着至上的精神？
现代人生，和嗣宗有几分相似？现代人生面临的是无限丑陋的社会，是乱七八糟的时代，是被现代机械文明侵袭的心灵，是道德大旗本身。现代人生面对的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痛苦，更是整个道德高楼的坍塌。
现代人体验的是“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其五十四）的虚无，是“床帷为谁设？几仗为谁扶？”（其五十七）的空虚，是“独坐空堂上，谁与共欢言？”（其十七）的寂寞，是“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孤独。在现代人生的眼睛里，任意的人与物都是嗣宗笔下桑林子，我们只能涕下交流。我们不是利玛窦笔下那虔诚的自己：“我们忍受着这一切，是为了爱上帝，为了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出地狱。虽然这样生活毫无慰籍，我们为自己的罪孽每天以泪洗面，热泪纵横的等待着上帝的审判”。我们仰望苍天，我们没有泪水。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与传统思想不同，现代人考虑到的是现实的目光，考虑的是事物是怎样的。我们不再有传统思维那样伟大的追问精神，可以追问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在失去了传统迷惑了智慧之眼的理想青云之后，现代人看到的是现实地不能再现实的残酷真相。没有人能够在残酷的事实中慨然自苦的生存。“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抽象掉了自身的特性而价值化，变成了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 这不能不说是世间最高的残酷，是最无奈的残酷。当现代人生自己都成为商品时，悲哀变成为了他唯一的使用价值。“现代人，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着是羸弱的，是虚伪而贪婪的。” “他的品质和含义就在表现和拒绝，诱惑和嘲讽之间摇摆不定，令人即期待又恐惧，也许，这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

四
在这样的现代传说中，或许阮籍能带给我们一丝慰籍。毕竟，他虽然哀伤，但并不堕落；虽然堕落，但并不沉沦；虽然沉沦，但并不失去本真。在阮的真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前现代人一般的无奈，却看不到如现代人生一样无穷无尽的黑暗与绝望。我们眼中的，更多的是“有悲亦有情，无悲亦无思”（其七十）的强作欢言，是“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的勉为宽慰，是“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其二十四）的自艾自叹，终于又是“萧歌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其三十一）的沉痛怀念。
“一颗沙中可以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布莱克的诗句给我们清新的微风，阮嗣宗的诗句给我们沉重的黑暗。然而，无论是谁的感伤，都不过说出现代人生的忧郁。

建安文学是三国前期文学,经过文帝、明帝两朝,发展而为后期文学，即正始文学。这时期主要作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及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贤”。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险恶，不少文人罹祸被难，影响了作家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代表正始文学主要成就的，是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对残暴虚伪的司马氏集团作了揭露和批评。嵇康态度尤为激烈，终于被司马昭杀害。在艺术上，嵇康“文辞壮丽”（《魏志·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同前），都有鲜明的特色。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因此除嵇、阮外，多数作家笔力渐弱。

魏晋南北朝文学——曹操三父子、建安七子、陶渊明和竹林七贤.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说 ... 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全国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所以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以及创新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雍(yong)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玄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宏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繁荣和文学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根基与趋向。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这段中国历史上，是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提起魏晋，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是魏晋风度，魏晋风骨，但对其内涵，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说是众说纷纭。在今天我们应如何重新审视这一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共同关心的现象呢？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用于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认为 “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通常比较普遍的说法主要有这样两种说法：
其一，汉魏风骨（主要指的是建安风骨）汉末建安时期至魏初的文学作品及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建安时期� “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 、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又因汉献帝年号“建安”的关系而被后人称作建安七子。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成就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其二，魏晋风骨，主要代表有竹林七贤、陶渊明、左思、陆机、潘岳、郭璞、谢灵运、鲍照等。竹林七贤（即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陶渊明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辞去彭泽令后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他的思想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他是魏晋风流的代表。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田园诗的主要内容：有的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有的着重定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最可贵的部分；有些田园诗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陶诗的艺术特色：情、景、事、理的浑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左思文学地位的是他的《咏史》8首，如钟嵘所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借游仙写其坎坷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以文采富丽见称于世。陆机、潘岳是西晋诗风（太康诗风）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繁缛”的特征：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谢灵运则以山水诗著称。

故事：

阮籍，字嗣宗，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由寡母抚育成人，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也爱读老庄，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
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 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里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嵇康，字叔夜，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他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修养也颇精深。他自少即好音乐，他的古琴演奏技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而无与并者，他创制的并于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为世间绝响。他还善书法，由妙于草书，其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至于他文辞壮丽，善写文章，更是受到广泛推崇，被认为是个“奇才”。阮籍与嵇康都是为了躲避曹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牵连迫害而归隐山林，同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同时“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阮籍采用了仕而隐的态度，远害全身的态度，嵇康则刚直不屈得罪权贵，因好友吕安的事被牵连入狱，含冤而死。这两个人前者逃避现实，后者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都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怅惘，都无法实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起舞的人生境界，
嵇康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 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
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口当）（口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才。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四本论》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魏氏春秋》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了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马队回洛阳去了。

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引自：余秋雨《遥远的绝响》，还有很多，不全部粘贴了。楼主可以自己找来看，
再贴一个竹林七贤另一个人刘伶的介绍：
刘伶，字伯伦，江苏沛人。刘伶貌甚醉悴，土木形骸，身矮小，极丑陋。但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少言，不关心人情世事，和同时代的阮籍、嵇康过往甚多，非常投机，因而是竹林七贤之一。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传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官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
刘伶家庭很穷，但他并不以为意，整日嗜酒如命。记载说，他常乘鹿车，手抱一壶酒，命仆人提锄头跟在车后面，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其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酒醉和人吵架，对方卷起袖子挥拳要打，刘伶却很镇定从容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子，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笑了，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酒喝得非常厉害，有一次酒瘾难忍，要妻拿酒，妻哭着把剩余的酒洒在地上，涕泗纵横劝他：你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你戒了吧！刘伶答：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掉。你快准 备酒肉祭神吧！他妻信其言真，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结果又喝得大醉。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都喜欢，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其酒量之大。他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当时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愤懑之心的。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常沉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喝酒。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傲言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其文如下：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方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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