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美国国会的权利有得到加强吗

作者&投稿:柏傅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美国国会从哪里得到制定公民权利立法的力量?~

  从美国的政治制度上看:
  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现在1776年所宣布的《独立宣言》、费城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及第一届国会所制定的权利法案(即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中,而在后来的政治制度实践中又不断发展,这些原则是:

  ①共和主义原则:费城制宪会议上,全体代表都赞成采用共和制政体,否定了采用君主制的主张。美国宪法第四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合众国应保证本联邦各州实行共和政体。”这一规定保证将维护各殖民地独立后所建立的共和政体。同时,宪法也拒绝任何世袭的贵族制度,规定联邦和各州均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凡在合众国之下担任领取报酬或负有责任之职务者,非经国会同意,皆不得从任何国王、君主或外国接受任何礼物、俸禄、官职或任何种类的爵位”。

  美国的共和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拒绝任何世袭制度,还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代议原则,二是宪政原则。制宪会议上,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明确地否定了直接民主制度,而采用了代议制民主,即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所阐述的代议制政府是“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所谓宪政原则,其要义就在于否定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除了依靠民主作为第一道防线,还要对官员的权力设置种种限制,包括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平衡。

  ②主权在民和人权原则: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宣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转让,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各殖民地宣布独立时都起草了一个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联邦政府成立后,第一届国会首先根据事先的承诺通过了一个联邦的“权利法案”即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规定了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权利。为了保证政府不违背成立政府的目的,美国宪法对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权力均做了相应的限制,这就是所谓“限权政府”原则。1787年制定的宪法中主要有以下规定:联邦国会“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状之特权,除非发生内乱或外患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此项特权。”联邦国会和任何州都不得通过褫夺公民权利的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后来的第1-10条修正案及其他有关修正案也都是旨在限制联邦或州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不被侵犯和剥夺。

  ③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劳动原则:私有制原则是西方国家宪法中最重要原则之一,一般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即所谓“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如被法国宪法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肯定的《人权宣言》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表述。而美国宪法的表述则是任何人“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财产;非经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征为公用。”

  ④制衡原则: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美国人接受并发挥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形成了美国式的制衡原则和相应的制度,它包括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纵向分权即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力划分(division of powers),这就是联邦制。其特点在于:既不是像邦联时期那样邦联由各盟国授予权力,邦联必须征得各盟国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也不是像单一制国家那样由中央政府设立地方政府再将权力授予后者,并且随时可以收回权力;而是由宪法划分权力,即联邦和州的权力皆由宪法赋予。横向分权是关于联邦政府的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美国宪法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将它们授予三个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相互独立,相互平行,但在行使权力时又相互依赖,相互重叠。上述四条原则是一个整体,制衡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前三条原则不遭到破坏。首先,美国式的共和主义是与权力制衡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制衡是要保障各项公民权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产权。财产权是“政府治理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们的共同主张

  有了上面这些原则,宪法就可以从一个很高的位阶上来保护公民权利立法。但是美国国会制定公民权利立法的道路是非常艰辛的。其实看上去美国国会本并不想给公民那么多权利的,从美国宪法的发展过程中,和各项权利立法的历史上就很容易看出来的。

  奴隶制所引起的宪法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场内战。南北战争后于1868年生效的第十四条修正案扭转了上述倾向,其目标主要就是限制各州政府。该修正案第一款除了关于对取得公民资格的权利给予宪法保护外,更具有深远影响的就是前述“平等保护”条款,同时将原第五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各州,即任何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还肯定所有男性公民的投票权(维护了投票权问题上的性别歧视),在当时意味着承认了黑人的投票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第五款规定“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各款的规定”,而此前1865年生效的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条修正案、1870年生效的保障投票权种族平等的第十五条修正案以及第十九条修正案(男女平等投票权,1920年)、第二十三条修正案(哥伦比亚特区在总统选举中的选举权,1961年)、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废除投票权的人头税资格限制,1964年)和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公民投票权的年龄资格降低到年满18岁,1971年)也都包括了“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的规定,这些修正案都是同时防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但制定这些修正案的目的主要是在限制州的权力,并且实际上意味着全国政府有权对州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采取行动,增强了联邦政府在给公民权利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方面的责任,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但是,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法律程序条款适用于各州的规定仍然是模糊的,也就是说,前十条修正案禁止全国政府“非经正当法律程序”做的事情,是否州政府也都不能做呢?这个问题直到1925年经过最高法院关于“吉特洛诉纽约州案”的判决才获得解决,这个判决宣布,“为着现在的目的,我们可以并且确实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由第一条修正案给以保护不受国会的剥夺也属于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所保护使之不受州的损害的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之列。”其意义就在于,由于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效力,第一条修正案所提供的保障也适用于防止各州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自30年代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美国最高法院将权利法案的某些条款“有选择地并入”了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样,根据前十条修正案对联邦政府的执法所作的大部分限制,现在也都同样地适用于各州和地方政府。

  另一方面,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平等法律保护”条款的执行和解释,经过了一个更为艰难曲折的过程。19世纪后期,美国最高法院从维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出发,对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五款所赋予联邦政府在提供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方面的责任和权力做了狭义的解释。1875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民权法”,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充分、平等地享用”旅馆、剧院、公共娱乐场所以及铁路及其他水陆交通工具等公共设施,“任何人不得拒绝他人平等地进入”这类设施,保证了黑人的平等权利,陪审团不得排斥黑人。然而,1883年美国最高法院竟在一系列判决中裁决该法违宪,而理由是荒唐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只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政府的侵犯,而没有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公民个人的侵犯。最高法院的倒行逆施与当时美国的种族主义浪潮相呼应甚至为之推波助澜,美国南部普遍通过法律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这样,虽然奴隶制废除了,但种族隔离制度却在学校、医院、收容所、孤儿院甚至监狱等公共和私人机构“普遍、严格、彻底地”得到实行。

  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宣称,要根除“种族的天性”或废除由于“身体的差异”产生的级别是不可能的,“如果两个种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平等,一个种族在公民权利方面和政治上就不可能低于另一个种族。如果一个种族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另一个种族,宪法就不可能使他们处于同一个等级。”因此,“一项允许甚至要求在公共运输工具上隔离两个种族的法律是合理的”。这个判决明确而直接地维护了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了所谓“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即在公用设施中为黑人保留和指定地方并没有剥夺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证的黑人的公民权利。“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裁决一直维持到50年代,情况才有了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黑人在军队中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和贡献。战后,黑人要求消除种族隔离、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日益高涨,美国社会关于种族关系的舆论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的司法理论也发生了转变。1954年,由厄尔·沃伦担任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一致裁决,隔离使用教育设施的作法本身即为不平等,从而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后来,沃伦法院又做出了一系列判决,取消了州际贸易、公用建筑、公园及其他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是,这些判决在南部一些州遇到了强烈的抵制,美国联邦政府为维护最高法院的判决和权威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甚至不得不向阿肯色州派出联邦军队维持秩序,保护黑人儿童进入那里的中心学校。在50和60年代,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些的民权法案,保障黑人的选举权利。现在,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是被废除了,但是,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不是通过一项判决、一个法律就能消除的,而更深层的种族矛盾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消失,这种歧视和矛盾在美国社会中仍然是普遍的、严酷的。


  因此很容易看出来制定公民权利立法,或说是完善公民权利立法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马爷爷说的群众的力量,世界格局的变化对美国产生的压力等等等等,再加上二战这种处在偶然和必然之间的因素,美国的公民权利立法就像挤牙膏般的诞生了。

  呵呵,就这些了,写完突然发现没有悬赏分。。。。。:(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5.1%、日本为7.2%、英国为2.8%),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8.3%,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9.1%,失业率达6.2%。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阿波罗登月计划”

1959年,美国提出了“奔月”的设想,即“阿波罗登月计划”。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阿波罗”计划。

在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出了地球的43天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并使他重新返回地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

阿波罗计划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水星计划”,即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以测试人在太空中的活动能力。这项计划很快就成功了。1963年5月15日“水星1号”载人发射,飞行了34小时,绕地球21圈,宣告“水星计划”结束。

第二步,是“双子星座计划”。这个计划有二个目的,一是测试人在太空中长时间停留可能引起的生理问题,一是将两个航天器在太空中对接,从而奠定登月技术的基础。该项计划实施得也比较顺利。1965年,“双子星座3号”飞船做了变轨实验;同年,“双子星座7号”和“双子星座6号”做了太空会合实验,双子星座号在太空中飞行了14天,宇航员的身体安然无恙。

第三步,是“土星计划”,即制造能将载人飞船送出地球进入月球轨道的大动力火箭,最终完成登月计划。1965年4月,在冯.布朗领导下,研制出了“土星5号”火箭,它总长85米,竖起来有30层楼那么高,其第一级推力达3 500吨。“土星5号”是“阿波罗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它的出现标志着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苏联。“阿波罗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

阿波罗飞船由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三部分组成。指令舱是飞船的核心部分,而且最终由它将宇航员送回地球;服务舱主要装燃料和宇航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氧气、食物和水;登月舱在登月时与母舱分离,宇航员由此登月。

在美国宇航局组织下,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12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所,400多万人参加,开发项目1 300多个,共耗资250亿美元,历时9年,整个系统共使用300多万个零部件。1967年,因火箭发射台起火,3名宇航员死亡。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969年7月21日4时17分40秒,“阿波罗”在月面上“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了阶梯,在月球上留下了我们地球人的第一个脚印,他兴奋地说:“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讲只是一小步,而对整个人类却是一次飞跃。”奥尔德林紧跟其后也踏上了月球,他们在月球上微弱的引力下一跳一跳地走动,“这是一个荒凉冷寂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一些绿色,故乡地球像一个明亮的圆盘悬托在月球上林立的高山丛中。”他们俩将一块特制的金属牌竖立在月球地面上,并默念:“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我们为和平而来。”金属牌下放置了5位遇难宇航员的金质像章。他们在月球上逗留两个半小时,并将月球的电视照片送回地球,安放了3种科学实验仪器,采集了约五十千克月球上的石块和土壤标本。按计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人驾驶“登月舱”离开了月球,与在空中等候的柯林斯驾驶的“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会合,并开始返回地球。24日,指令舱重新进入大气层,安全降落在太平洋上,“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了。

自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之后,美国又相继进行了6次登月飞行(阿波罗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和17号),除了13号外,其他都获得了成功。前后共有12名宇航员在月球上作了较久的停留(总计302小时),利用“月球车”进行较远的探索,并搜集了365.9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执行了该计划中最后一次飞行。此后,人类又向着新目标迈进。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经济难题

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处于转折时期。由于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加上长期赤字财政的后果开始显露,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美元危机由此出现。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的第一次外贸逆差,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不少国家的政府将大量的美元资产兑换成黄金,西方金融市场的投机商们乘机兴风作浪,抛出美元,购进黄金和正在升值的西德马克。1971年8月,为应付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所引起的美元危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挽救对外收支的困难局面,以及为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并且对工业产品的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这等于使作为外汇的美元贬值。当年12月,通过华盛顿货币协定,美元正式贬值7.8%,美国官方维持的黄金比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

1974~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形成所谓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价格便宜的石油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一旦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乃至引发经济危机。

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接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也先后被卷入。从1973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首先,与战后曾经出现过的危机或经济衰退相比,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各国的生产下降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其中美国的汽车工业下降最甚,下降幅度达到32%。其次,股市跌幅大,企业破产严重。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英国的股市下跌更为严重,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甚至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的幅度。第三,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创战后最高纪录。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 448万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第四,危机造成了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并且使国际贸易状况恶化。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西方国家除联邦德国外,都因为石油付款大增而产生国际收支逆差,逆差的总额共达392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的日本,也出现了52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了6%。

然而,这次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除了有上述几方面的特征外,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所谓“滞胀”,是指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0年代的一半,尤其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出现长时期的萧条而迟迟不进入繁荣。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本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治愈萧条和衰退的“良方”,然而到了70年代这一“良方”失灵了。在危机期间,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大大提高,其中英国为最,达到24%。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即使通胀率比较低的德国,消费物价的上升指数也达到5.1%。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幅度大,由于担心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继续使用国家干预刺激经济的手段,由此也就更难走出经济萧条。

70年代的“滞胀”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固定资本投资不振,生产停滞严重。这一切又造成了失业率居高不下。1975年危机过去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仍在1 700万人以上。在西欧,失业的人口甚至还不断增加,1975年西欧失业人口为520万,而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710万人。大量的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稳定。

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

在1980年11月美国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以压倒多数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2月5日晚,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国情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长达300页,其主要内容为: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很明显,这项计划的理论基础来自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学说。该计划的推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膨胀政策向自由放任性紧缩政策转变。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大政府、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根据他的“经济复兴计划”,运用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实行小政府、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里根强调,只有通过减税,放松管制,才能提高自由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性,才能以此来打破美国经济的停滞局面,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力。

总之,里根政府“经济复兴计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这些来自于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复兴原则被人们称为“里根经济学”。

根据“里根经济学”所制订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政府把1982年度预算砍去414亿美元,1986年度砍去958亿美元。砍去预算后,被削减的项目涉及范围很广,从失业补助金到铁路、邮政的津贴等,不一而足。但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为了与苏联争霸,里根政府甚至增加了军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制订和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在大砍预算的同时,里根政府推出减税和加速设备折旧以及减少行政规章等方案,1981年7月,里根的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联邦政府税收在1982年度就将减少539亿美元,而到1985年度就将减少1 000亿美元以上。作为政府放松管制、减少规章限制的第一步,里根政府解除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

里根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未如里根所认为的那样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的经济衰退。在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二年,美国的经济依然在衰退之中而没有回升,财政赤字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失业率高达9.8%,创战后最高纪录。然而,转机还是出现了。1983年美国的经济开始大幅度回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2%,1984年达7%。虽然1985年美国经济增长水平又降了下来,只有3%,但是直到1989年里根将要离任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停止。在1989年1月的经济报告中,里根宣称:“今天,世界仿佛再生。那些怀疑美国人民决心和经济复苏能力的人们不再怀疑了。历史潮流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怀疑论者曾认为这种潮流远离了西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事业自由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减少官僚政府的干预,我们调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创造力,预示了一个空前的和平繁荣时期的到来。”

虽然里根政府运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促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而出现巨大的回升,但是,里根政府却没有能够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由于赤字居高不下,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美国国债的总额由此而飚升。里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的前任政府实行高赤字,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抵押出去”。可是,里根没有料到,因为减税和不断地扩大军费开支,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最大的,恰恰是在他的执政年代。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债为9 000多亿美元,可是到里根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已突破了2万亿美元。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一个讽刺,也给里根后的美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就解决美国经济的“滞胀”而言,“里根经济学”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

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原因

20世纪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即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数字化以及以此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全世界的公司企业不论大小都从90年代起走向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业务,加强联系,扩大市场。网络经济逐渐形成规模。自从便捷的浏览器在电脑上得到广泛运用之后,因特网便对世界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特网不仅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广泛、更为快速地联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特网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公司企业相互联系起来。这种崭新的企业与客户、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某种具有超级效率的现代电子化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这种因高新科技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必然促使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公司企业尽快地上网,成为电子网络世界市场中的一员。由因特网的广泛运用而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网络经济不仅提高公司企业的效率,而且加强了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建立起更加广泛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机制。

世界经济网络化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这就是世界经济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构成网络。在这个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信贷资本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世界金融市场对全球性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大;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即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的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者阶层日益发展。世界经济这一层面的网络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加速了生产、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即生产转移至成本最低的地区,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上,而对企业的协调则集中到全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大都市正在发展成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世界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如此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掌握在国会手里,总统虽为三军统帅,派兵参战之前,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然而,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上百次战争,只有五次是由国会宣战。

  二战后历届总统常以国家或国际安全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有权动员军队为借口,向海外派兵并采取战争行动。就连以“和平总统”自居的奥巴马,也打破不发动战争的愿景,下令美军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在犹豫多日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在两周前下令美军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事有凑巧,当天刚好是伊拉克战争八周年前夕。

  评论家都说,与八年前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开战的意气风发与霸气相比,奥巴马的讲话显得犹豫暧昧与谦逊低调,他一面宣称使用武力非自己首选,也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结果,一方面强调作出动武决定并非轻率之举。

  奥巴马言下之意是作出这一决定实出无奈,是为了阻止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在解释这次行动时,奥巴马用词谨慎,称这是“有限的军事行动”。

  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和阿富汗战争的纠结,使奥巴马对于向利比亚动武欠缺热忱。中期选举惨败让奥巴马引以为鉴,力求连任的他实在不愿意冒险进行可能旷日持久的第三场战争。所以他再三强调这次只参与空袭,不会向利比亚派遣地面部队。

  奥巴马和防长盖茨多次表示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指挥权交给盟军。究其原因在于好些议员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批准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违反宪法。他们指出,宪法赋予国会、而不是总统宣战的权力。

  宣战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动对外军事行动前的正式声明。

  美国宪法规定派兵参战 须经国会批准

  熟悉历史的人都记得,罗斯福总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向国会请求对日宣战。参议院当天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请求,正式对日宣战。珍珠港事件也成为迫使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从对日宣战可以看出,宣战权掌握在国会手里,总统虽为三军统帅,派兵参战之前,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而这也正是美国宪法所要求的。

  法学家指出,美国的开国先驱在制订宪法时之所以把宣战权交给国会是因为他们担心行政部门会轻易把国家引向战争,而国会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因此就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国会。

  然而,据史学家研究,尽管宪法如是规定,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上百次战争,只有五次是由国会宣战,而自二战以后,国会就没行使过宪法规定的宣战权。

  专家指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总统权力日益扩大造成的。部分原因是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总统的军事行动大多是透过联合国安理会或北约的授权和其他五花八门的途径而发起的,因此,过去五六十年,总统一直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和途径打压国会的权力。

  二战后常以国安为由向海外派兵

  二战后历届总统常以国家或国际安全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有权动员军队为借口,向海外派兵并采取战争行动。

  1950年杜鲁门出兵朝鲜、19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出兵越南、1962年肯尼迪在导弹危机期间下令封锁古巴、1970年尼逊下令轰炸柬埔寨等,所有这些战争行动,都是在没有征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国会只是在事后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核战一触即发。总统更振振有辞要有紧急权力应付核弹突袭。

  后冷战时代,美国面对新的安全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流氓国家的崛起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都需要总统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国会的授权可以在总统采取行动之后再签发。

  九一一恐怖袭击说明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美国威胁日增,总统需要足够的机动性根据情况和情报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这也为总统战争权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契机。

  这些年来,国会的宣战权虽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但行政部门日渐夺取了立法部门的宣战权,舆论惊呼总统权力已发展到帝王般的程度,就如古罗马时代一样,从共和一步步滑向帝国。

  地缘政治学者弗里德曼 (George Friedman)周二发表论文,回顾了历届总统如何在国会未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他警告,这样的帝王权力会削弱共和体制和影响民主的运作。

  但也有人说过去两百年的实践说明了开国先驱高瞻远瞩、深明兵贵神速兵行诡秘的道理,所以在宪法中留下这么个后路,让总统可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及时根据形势变化快速作出战争决策。

  而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便是透过扩张诠释总统的统帅权来回应违宪质疑。

  说回罗斯福的宣战演说,其中一些名句如日本的偷袭行为“将以耻辱载入史册”(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如今仍为人传诵:“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以耻辱载入史册。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蓄意的突然袭击……我要求国会宣布,从日本发动无缘无故和懦弱无能的进攻这一天开始,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帝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英国的制度略有不同,宣战实质上是由首相掌握,但名义上是由国王昭示。

  人们往往只记得战时首相丘吉尔的《血、汗与泪》(Blood, Sweat and Tears)和《我们将战斗到底》(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等让人热血沸腾的抗战演说,而忽略了英王乔治六世克服言语障碍发表的一场最触动人心经典演说。

  今年奥斯卡最佳电影《王者之声:宣战时刻》(The King's Speech)就重现了这精彩一幕。

  自小严重口吃连几句问候话都讲不好的乔治六世,经过连串艰辛的矫正训练治好口吃后,对着麦克风念“正义宣言”,正式对希特勒宣战和誓言英国将赴汤蹈火捍卫正义,深深鼓舞了当时水深火热的英国军民。

  “和平总统”也不得不发动战争

  奥巴马上台不久获颁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许多人质疑他何德何能。他在颁奖礼上承认:“可能我得奖却引发争议的原因就是我领导的国家正处于两场战争中。”

  在提到自己对于使用武力和战争的理解时,奥巴马说:“今天我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办法解决战争带来的问题。我只知道,我们需要和先人一样,拥有长远目光、努力工作、坚持不懈,才能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定义。”

  奥巴马认为有时战争是合理和必要的,“尤其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

  他说:“非暴力无以阻止希特勒的铁骑,谈判不能让卡伊达放下武器。我们说武力是必须的,这不是在狡辩而是以史为鉴。”

  奥巴马的领奖演说,莫非已为美国上月向扬言要把国内反对派赶尽杀绝的卡达菲动武,埋下了伏笔?

  以“和平总统”自居的奥巴马如今无奈打破不发动战争的愿景。然而,与伊拉克战争和铲除萨达姆的行动明显不同的是,此次美国出兵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旨在保护利比亚平民的1973号决议之后进行的。而奥巴马也一再强调美国参与行动的合法性和有限性。

  可以相信的是,在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和“若要出兵何患无词”的大前提下,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只有持续扩张而没有削弱的趋向。

没有。只是得到了恢复。
美国国会的议员和行政官员都可以监督军队,但是战事体制下,所有事情都要为军队让路,监督就没有那么严厉,战后,议员和行政官员的权利得到了恢复,
像《哥斯拉》、《进化危急》当中就有市长、州长坐镇监督军队指挥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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