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文学】的论文可以写戏曲吗

作者&投稿:主父阮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中国戏曲 论文 怎么写呀???~

你只要在知道上面多查差查关于西戏曲的兴起的资料,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作文了。

但是不要摘抄哦,作文里融入自己的真实感情。拜拜哦

接上面.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 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 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 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 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 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 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 “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 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 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 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 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 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 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 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 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 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 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 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 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 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 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 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 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 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 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 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 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 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 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 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随 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 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这一新的热爱群体的需要,文学作品的内容、 题材、趣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在表现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文学之外, 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 种现象的综合反映。二、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 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 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 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 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 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 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 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 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 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 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 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戏曲、 小说方面的收获。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共同达到传奇的顶峰。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话长篇小说的丰收期,吴承恩的《西 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 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炮声是 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 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 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 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 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 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 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 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 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 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 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 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 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 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 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 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 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 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 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参考资料: 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l/03-history/01/03.htm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的低潮期。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起步最早、收获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领域。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着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陈着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然而,作者“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着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真正奠基人郭绍虞就很推崇这本书,他承认自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受陈先生的启发,并说:“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注: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书林》,1980年第1期。)

  然而朱自清则认为陈着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说:“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注: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说实话,这样的评价不仅抹煞了陈着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点与事实不符。陈着虽属首创,然并非“毫无新意”,如书中认为

  后人率谓昌黎“文气”之说,本诸魏文。然观魏文言“徐干有齐气”,“公干有逸气。”又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实指风格(Style)而言。至后世所谓“气盛言宜,”所谓“鼓气壮势,”则并指语势(Fmphasis)言之。自以语势为气,而后作者务曼衍其辞,壮盛其句,如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江大河之倾注,犷气乃流露于行间。(注: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93页。)

  这里将曹丕的“文气”理解为风格之气,将韩愈的“文气”理解为语势之气。应该说这种区分还是精当的。而陈着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批评史研究专家,也都认为陈着具有开创之功,并承认他们从事批评史研究或受其影响。当然,若与郭绍虞的同名着作相比,那么陈着的不足又是显而易见的。椎轮之始,不可苛求。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注: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着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十三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着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着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一个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中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他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自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这就使郭着在材料的掌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他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着《自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1928年,作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论中纷繁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通过逐一分析考订,作者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

  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又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我们再明晰些说: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这就是通过博考事实而得出的宏观裁断,其结论高层建瓴,发前修所未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郭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然显得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胜人一筹。

  在方法上,郭着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注重从思想背景方面分析文学理论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体例方面,他在《自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是由于书中在内容分析上全以思想背景的不同为依据所造成的。郭着的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因为这样编写容易旁及其他学科,并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如周秦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北宋文论一章时刻不忘与道学(理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且为道学家单列一节;明代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论宋濂则引《宋元学案》以述其与朱子学说之渊源,叙陈献章薛瑄之诗风诗论则先指明其学术上潜在的“师心”倾向;对清人袁枚的性灵说,又揭示其与颜(元)、李塨学派之因缘,等等。(注: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分期方面,郭着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作者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这样的划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强调了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郭着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尽管如此,郭着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郭着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郭着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就是在诗文理论方面,郭着也不是没有缺憾。我国古代不少诗词选本,往往附有评语,其中的序言、例言常提出一些重要的诗学主张,也是批评史研究所当重视的。如唐人选唐诗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多有序文或评语,足资钩稽。又如一些词的选本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厉鹗继起,蔚为大国,世称浙派。清中叶,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董毅选辑《续词选》,推衍这种理论,于是又开了常州一派。与董毅同时的周济又辑《宋四家词选》,在《序论》中他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即“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这些人选诗论词,自成一派,似可列一专章论之,惜作者未予重视。

  与郭着同年出版的批评史着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着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自谓本书的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故本书虽不以“史”命名,却随处可见作者精彩的议论,这也就构成了本书史论并重的特点。“比方对于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诗的崇拜与攻击,都是能搔着痒处,发人深省。”(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60页。)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分别题名:《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本书。1957年,经作者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两册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包括前两本,第二册包括后两本。1961年,作者去世后,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罗着之所以分册出版,是有作者独特的意图的。他说:“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遗憾的是,疾病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没有写完出齐,简明本也就更谈不上了。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批评史着作,但它仍不失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史学意识的批评史着作。作者在长篇“绪言”里,不仅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界说,而且还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不仅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文学体类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学批评随时代、人物、文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强调史家的责任就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不仅关注“材料的搜求”、“选叙的标准”,而且重视“解释的方法”、“编着的体例”。

  其次,强烈的史学意识使得罗着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出优长。罗着论述的时期较郭着为短,但内容却较郭着为详。仅到两宋时期,就近六十万言,若明清部分完成,则不下八十万言。在材料的搜求甄别方面,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藻之言,作者无不一一抽绎,殚精考索。所以,就连同样以材料的搜求整理见长的郭绍虞也称赞说:“雨亭(罗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着称。”(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复次,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得罗着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罗着分为六篇,篇各分章,章又分节,条例分明,叙述详尽。这种效果与他自创的“综合体”分不开。传统的史书体例,大别有三: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三、纪事本末体——以事类为纲。但就批评史而言,这三种体例各有不足。所以不能拘于一种体例,而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而遇有特殊的情形,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罗着就是按照这种科学、严密而又变通的“综合体”来分篇立章设节的,这就无怪乎其书在体例上给人严密周至、耳目清新的感觉。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耽搁下来。尽管如此,“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因为陈钟凡的批评史只有七万余字,严格地说来还算不上“史”,郭绍虞的批评史下册当时还没有出版,罗根泽的批评史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而方孝岳的着作又不以“史”名。这样一来,朱东润的讲义稿虽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也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更重要的是,朱着之前虽然有好几部批评史着作出版问世,但朱着仍不失其独到之处,与其他批评史着作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大部分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所以“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作者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开明书店1944年版。)这是作者的独到之见,也是过人之见。作者根据这种见解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的纪昀、创诗话新格的赵翼等。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大学课堂里,文学史的讲授,是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鉴于这种情况,作者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尽的叙述。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重小说戏曲的理论。这些都是作者的远见卓识。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带有比较浓厚的“批评”气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当时就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批评就是阐释,是对材料意义的重新建构。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过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包括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具有长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过去的历史事实赋予“新意义”、“新价值”,以供现代人参考。当然,史家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新意义”、“新价值”,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史家的思想观点可以寄寓在史作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诗文评地位的提高,导致批评史着作的相继问世,由此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出现又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大多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范畴,对其命题、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作出新的解释,这就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使本期批评史的研究具有了近代意识。第二、研究者一般都能自觉地强调史学意识。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一般都能从整体着眼,对中国古代批评史作“原始要终”的考察,即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所蕴涵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也体现了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第三、研究者的批评史着作中基本渗透了时代精神。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研究者时常运用新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对传统诗文评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批评的意义和派别的解释,郭绍虞对真善美三分法以及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唐以后诗论大都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有时代气息的新观念。文字太多打不完了,还有一些你采纳我为最佳答案我直接发你。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可以研究昆曲,研究里面的唱词,应该能写出一篇比较好的中国文学的论文来。

可以


写【中国文学】的论文可以写戏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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