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文学关系

性别文学视角具体指的是什么~

从性别方面探讨文学的主要是女性批评（男性逻各斯批评的较少出现）。主要有两个角度：
1、从女性的生理身份入手，比如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女性身体、女性自慰体验、女性同性恋等等，代表的作家主要是第三代女作家，比如林白徐斌等，她们作品的意义在于代表着女性身份的自我觉醒
2、从女性的社会身份入手，就是描写女性在社会中在生存、工作、生活等方面遭遇到的歧视或者尴尬体验——这其实才是女性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代表作品有铁凝的《玫瑰门》（非常经典，我强烈推荐）另外比较杰出的比如《长恨歌》，《金锁记》也算

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从性别的角度看，贯穿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思想文化和观念意识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学术思想逐渐渗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是指学术界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角度进行多层面审视的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其中既包括对古代妇女文学的考察，也包括在性别视野中就男性创作活动所展开的探析；既涉及男女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也包含对两性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尽相同的审美景观的探讨。不过，由于诸多原因，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尤其是对这一“研究之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梳理、认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这直接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在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
有关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考察，在现代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五四”女性文学的勃兴，也促使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开始起步，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妇女创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方面。
（二）古代妇女创作性别文化内涵的探析
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近些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其间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探询。具体涉及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与女性创作的关系，才女文化的时代特征，女学的兴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各体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文化的内涵，等等。
仅以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的研究为例。张宏生的《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11)较早对清代女性词作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综合分析。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12)对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创作特征进行了专题探讨，如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13)等论文，以及宋致新的《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陈玉兰的（三）古代妇女创作审美特质的阐发
从性别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很自然会关注女性创作与男性创作究竟有哪些不同，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文化意味。对此，研究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发。
在宏观研究方面，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14)依时间顺序，结合历代社会生活，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妇女文学创作队伍的历史形态，探讨了作品的人文内涵。该文研究视野开阔，不作惊人之语，以扎实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给人启迪。乔以钢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15)等文中，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女性创作审美特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不过主要是以男性词和男性词人为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上曾大量出现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除李清照等个别作者外，基本上被忽略在词学研究的视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叶嘉莹从性别角度切入词学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16)特别是在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词体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系统梳理了女性词作的历史脉络，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分析。
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女性无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规约，特定的生活处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怀，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文学的审美格局。然而，遭逢乱世之时，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局部改变。孙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乱离”诗》(17)探讨了以见证现实、记述乱离为基本内容的女性写作传统。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貌置于当时文人文化与妇女现实处境的上下文中，透视了社会历史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塑造。
（四）女性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对女性在传统文学研究及学术性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讨。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这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二）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的性别审视
在对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进行相关研究的实践中，部分学者融合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典型现象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孙绍先的《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从自觉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阐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该书作者曾于1987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以“女性主义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
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时或被看成“女儿的乐园”，从两性平等和民主主义的意义上受到肯定。对此，李之鼎在《〈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29)中提出商榷。另如《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30)等文，也就这部经典之作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对经典文本展开具体分析时，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舍，具体观点形成了互补或反差。
这种情况在对《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马瑞芳的《〈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31)分析了作品的性别倾向，在肯定某些聊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时，指出其中相当多的故事是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何天杰的《〈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32)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上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女性形象在关汉卿经典剧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通常认为剧作者在创作中对妇女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赞扬了她们的反抗精神。潘莉的《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33)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德，实质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权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角色。
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例如，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34)揭示了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深具性别文化意味的创作现象：小说对男女两性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从以描写男性为主到以描写女性为主，从赞美男性到肯定女性，从男性阳刚的衰退到女性阴柔的增长的过程，进而对出现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讨论了艳情文学在对欲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通过对各时代青楼文学特点的探析，开掘其性别文化内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张淑贤的《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35)从性别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的新视点。文章认为，如果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就不能轻易将之视为“观念陈腐”的小说，进而肯定了此类小说所体现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又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思妇怀人、美人迟暮、怜花幽独一类文学题材和审美情绪，构成了传统闺怨诗模式。马睿的《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36)就此现象从女性观点进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装”或“异性扮演”有着深远的文学叙事和文艺表现传统，同时又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艺思潮、审美风尚等密切相关。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就此进行性别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37)
对文学现象及经典之作进行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仅从一些论文的选题即可看出，(38)尽管具体探讨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关注以及对封建男权和父权制文化的解剖与批判，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着眼点。部分作者尝试借鉴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
（三）社会思想文化与创作中性别因素之关系的考察
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女性总体上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正因为如此，在对文学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时，势必需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而古代文学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创作心态，可以说是联系当时社会文化与创作文本的关节点。为此，一些研究者分别从创作语境、阅读接受以及批评传播等环节入手，深入辨析文学中的性别因素，探讨融入了作家个体性别意识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舒芜多年来的一系列探讨思想文化领域中性别问题的文章，(39)涉及古代文学中的种种性别现象，同时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颇富启发性。
例如，俞士玲的《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曹亦冰的《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40)等文，从明代女学、社会思潮、男性的参与、女性的自省等方面，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妇女文学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态，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的演变。黄仕忠的《婚变、道德与文学：明清俗文学之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一书，追踪自《诗经》以来这一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分析其存在与演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顾歆艺在《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41)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别的作者在小说、戏曲、弹词等俗文学中有关女性与科举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寻味的差异。冯文楼的《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42)讨论了《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性别文化的关系。
注重作家妇女观与创作文本关系的探讨，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黄霖的《笑笑生笔下的女性》(43)将《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写分别从“作为道德家”的笑笑生与“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而论述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以及所涉及的女性问题。另如黄瑞珍的《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的《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薛海燕的《〈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等等，(44)也是如此。
近年来，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已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陈千里的《〈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就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相似的故事情节中不同的叙事态度进行剖析，便有新的发现。(45)而晚清这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学面貌，特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杨联芬的《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46)一文，勾勒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和女权问题现代性思考的基本轮廓，并对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土特点做了分析。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一书，对晚清妇女文学的书写特征及文化身份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维新时期的妇女文学书写与社会政治的关联。黄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等论著中，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讨论了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顾太清和吕碧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
将社会思想文化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对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显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认识文学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助于在复杂而变动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对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活动做出立体的、比较切合本土实际的把握。
（四）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基本状况的检视
在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方面，《古代女诗人研究》（张宏生、张雁编）一书成绩突出。该书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有关古代女诗人研究的基本面貌。其体例分为导言、文选和目录索引三大部分。所收论文分别涉及文学史宏观考察，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创作的探讨，对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等。其中编者“导言”的信息量丰富，并有学术性阐发，体现了本领域研究观念的更新。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在男性中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的误读。而通过对相关研究的“重读”，可以批判和纠正文化中的男性话语霸权。以有关清代著名农家女词人贺双卿的研究为例。历史上贺氏之有无、其籍贯及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提出疑义以来，一直存在争议。90年代以来，有学者在关于贺双卿其人其作的研究中，运用“内证”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确认其真。在此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往昔男性文人“再表现”的文本书写进行了重读。此以杜芳琴的《贺双卿传》、《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47)为代表。而邓红梅则在《双卿真伪考论》(48)中，通过对史震林的《西青散记》中有关贺双卿记述的考察，提出这个人物其实是“天上绝世之佳人”之人间幻影的看法。这样的分析与杜文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两者同样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上保存（或塑造）了女作家创作的男性文人的性别文化心理问题，具有破除沿袭已久的有关“才子—佳人（才女）”的浪漫想象和神话的意义。
四
本文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拟详述。这方面目前可资参考的论文主要有陈友冰的《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张雁的《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以及林树明的《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等。(49)与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中，一些学者明确地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进行专门研究。有关成果大多散见于台湾高校和学术机构发行的若干学刊中，如《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东吴中文学报》、《中国文化月刊》等，也有一部分比较集中地收录在《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中国女性书写》等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中。(50)其间，《中外文学》这一学术刊物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由台湾大学外文系主办，夏志清、李欧梵、余光中、叶维廉等人担任顾问。1986年，它推出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此后又陆续推出《女性主义／女性意识专号》(1989)、《文学的女性／女性的文学》(1989)、《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专辑》(1993)等。由女性主义或性别诗学的视角出发，台湾学者往往倾向于把性别研究与文本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对此，陈友冰在《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一般来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占较大的比重。第二，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注意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加以改造吸收。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1997年，《台湾文学年鉴》曾把“性别研究”作为当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三项“研究成果重点”之一，认为这一年中“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学者合著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另外，女学者华玮在文献史料的发掘、女性戏曲家研究以及剧作文本的理论分析方面，均取得了成绩，出版有《明清妇女戏曲集》（编辑点校）、《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等。
内地和台湾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成绩可观，并体现出一定的专业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值得思考。下面先谈谈中国古代性别研究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论，性别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实践，是立足传统、融合现代意识和新的理论视阈进行的积极探索。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若能守正创新，扎实推进，当可取得更为沉实的收获。
注释：
(29)李之鼎：《〈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30)韩惠京：《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期；詹丹：《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期。
(31)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文史哲》2000年第4期。
(32)何天杰：《〈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3)潘莉：《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34)魏崇新：《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35)张淑贤：《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6)马睿：《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37)例如，邓晓芒：《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东方艺术》1997年第1期；幺书仪：《明清剧坛上的男旦》，《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52)莫砺锋：《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53)郭延礼：《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物理学中关于磁引力，有一个原理叫“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借以表达“同性在一起都会有一种比较的心理，而异性在一起会想着怎么在对方面前表现自己”的观点。如果演绎的极端一点，对“同性粒子之间相互排斥”这一结论有着超乎寻常近乎偏执的赞同，就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性别与文学”的某些关系。
所以本文下面的诸多论证，基于对这种观念的认同。
一、男性作家作品中的“恋母情结”
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中文翻译为“伊谛普斯情结”、“俄底浦斯情结”、“伊底庇斯情结”。所谓“情结“是指情感上的一种包袱，人称mama boy。从这个英文不难看出，他是指男性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在心理上还没有断乳，无论到什么年纪都总是服从和依恋母亲。
而在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总可以看到“恋母情结”的影子。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当推恋母情结作品的鼻祖。而说到《俄狄浦斯王》，就不得不提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弗洛伊德，不得不提起他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节”即“恋母情节”。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节”是各种心理症的本源。由于婴儿时代和童年早期的环境状况，每个孩子都渴望从与自己异性的父亲或母亲身上得到欲望的满足，而怨恨与他同性的父亲或母亲。原始的社会和文明的社会都有反对乱伦的原理禁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禁忌,因此这些渴望在暗中被感觉到，却一生永远地埋藏在潜意识深处。这种存在观念对于他们的道德背景简直是一种侮辱，他们很不容易接受这种感觉。即使有人只是稍微暗示到“乱伦”这两个字，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厌恶。正是在这种厌恶导致的罪恶感下俄狄浦斯的母亲兼妻子约卡斯塔上吊自杀，悲愤不已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英国作家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为我们熟知，而他的作品《儿子与情人》中讲述的对母亲的固恋（mother fixation）的相符程度，则称的上对弗洛伊德的普遍原则的一种赞美。 劳伦斯有一个矿工父亲，他总是“与家里母亲的尖声争吵”，他所受的教育仅仅够他艰难地读报纸，而母亲莉迪亚则是一位经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读了很多书和诗歌，崇尚思想。因此在 一个总能听到“父亲的雄壮的男人声音和咒骂声混合在一起”的家庭里，孱弱、敏感、富观察力、记忆力极佳的劳伦斯就被为母爱所控制着。《儿子与情人》很大程度上取材于他的个人生活经验，后来的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 书中有他童年、少年生活的影子，表达了如果儿子摆脱不了恋母情结，他就无法真正地恋爱。书中的母亲对丈夫很失望，以至于在精神上受到压抑，她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并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而儿子则在幼年时崇拜母亲，长大后他的恋爱生活受到了母亲极大的影响。母亲成功地阻碍了儿子与众多姑娘的爱情，并为自己“胜利了”而额手称庆。 而儿子则是在与又一个女友分手后，终于意识到并对母亲说：“只要你活着，我就找不到合适的人。”
此外，法国著名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写到主人公小时候对母亲不同寻常的爱，也是恋母情结的描写。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里的源氏爱自己的生母，始终在追求与生母酷似的女子。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由衷热情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性别与文学中一个层面的关系。
二、女性写手作品中的“左右为男”
如果我们经常上网，就会越来越频繁的接触到一个词：腐女。这个词源自于日语，是由同音的“腐女子（ふじょ し）”转化而来。腐女子的“腐”在日文有无可救药的意思，而腐女子是专门指称对于男男爱情——BL系作品情有独钟的女性，通常是喜欢 此类作品的女性之间彼此自嘲的讲法。而这些腐女的大量出现，离不开耽美小说的巨大影响。一项调查显示，很多女生最初接触耽美的年龄在18岁之前的占到了82.35%，这些数据折射出低龄耽美受众数量是很庞大的。
耽美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而呈现的另一种文学写作风格：耽美派。它的的最初本意是“反发暴露人性的丑恶面为主的自然主义，并想找出官能美、陶醉其中追求文学的意义”。后来这个词被日本的漫画界用于BL（boy's love）漫画上、结果引申为代指一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涉及繁殖的恋爱感情，最后更发展为男同性恋漫画的代称之一。
如今，随着电子阅读的大规模普及，网络小说的大量出现，腐女在耽美小说的影响下数量逐渐庞大。而许多门户网站都开辟有耽美专栏，供业余的或者职业的网络写手来撰写。而看小说的一般以女生居多，这就使得腐文化有了大行其道的意味，至有法制节目发出要逮捕耽美写手的通知。
因此，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耽美文这样一个文种，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全部为男性，他们相识相知相恋，甚至可以结婚生子。然而耽美文的写作者与阅读者，90%为女性，是一个压倒性的数字，看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其实，这隐约有一种“异性相吸”的心理在起作用。因为女性在写作或者阅读耽美文的过程中，她们不仅可以体验到男性的心理，拥有男性的作为，更可以领略到双倍或者多倍的男性的帅气阳光英爽美。这种对男性偏执的美的向往，使得她们的作品中不允许女性的出现，而这种极端化的做法会被人误解为性取向不正常，可惜事实上恰恰相反。
当然，这些作品至今仍处于“网络里泛滥，现实中不提及”的地下状态。但它们正不可辩驳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很多优秀的网络写手特别是优秀的耽美写手根本不可能获得”作家”的称号。但不可否认，这些女性写手营造的“左右为男”的世界，从另一个层面为我们展示了性别与文学的关系。
也许这篇文章中对于这一命题的探讨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按照“异性相吸”的原理指导，可以解释其中的一部分现象。至于合理与否，全在于智者见智。

ps：可能会有人举出林白《瓶中之水》《回廊之椅》等女性作家写的反映两个女性隐秘情感的文章。我认为林白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正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高潮时期。为了争取女性的权益，她们不惜让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只发生两个女人之间，而决不让男性参与。而至于真正反映同性之爱的作品，那是他们或者她们之间最美好的情感，我们无权指责。我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一、回应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需求
当代文化的男性中心意识仍然十分严重，这在创作与批评中就有明显的表现。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与个体的差异性这个观念，在当代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批评中，远没有如、自由等观念那样成为精英知识界的共识，更枉提大众层面的普遍认可了。中国现代启蒙男作家、革命男作家，中国新时期男作家，对女性苦难遭际的描写，往往还是从男性视阈出发进行创作。更为严重的是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体化、对象化的中，往往并没有同时或在另一层面上整合进女性视阈，往往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从而压抑了女性主体性，使得女性在男性同情、悲悯、赞赏、鄙视的目光中再次沦为男性中心文化中无言的他者、在场的缺席者，成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至今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尊重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理解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也就是说从主体性建构的层面上尊重女性，显然远没有成为共识。
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打破男性中心意识重围，在创作中建构女性主体性，从而使得当代文化出现珍贵的性别多声部局面，显出性别对话场景。但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足以形成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
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仍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识、普遍存在以女性为消费品的性别奴役观念。这就亟待有一种主张男女主体性平等、并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差异性、个体差异性的人文价值观念来完成文化转型工作。

文学与性别研究》主要运用女性主义、心理学、社会学、主题学及文本细读等批语方法，对于自古至今，尤其是20世纪中华女性文学，从文学和性别研究角度，作出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与评论，对于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以及一些曾经被历史所遗忘的女性作家，重新予以观照并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

男的阳刚，女的柔弱

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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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强金喹：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 主要还是看这个人属于什么类型和爱好. 男人同样可以写爱情,女人也可以写武侠,又没有谁规定~~~ 文学创作还是创伤啊~~` 汗!! 创作的话,我觉得比较赞同素质高雅的人.一个人素质高,那么他写出的东西也就值得去看,必定能让我们学习.一个人素质低下,就算他再好的文笔,人生都是粗俗.

遵义市15392133796： 文学作品有性别吗? - ？
颛强金喹： 我觉得有.有些作品让人一看就是温婉含蓄的,有些就是刚强大气的.像理想中的女人和男人.最简单的说漫画也是分为少男和少女还有中性三个类别的.

遵义市15392133796： 文学家与作家的区别 - ？
颛强金喹： 作家,是坚持文学作品创作,或者文学作品创作领域获得一定影响的人. 作家也有按写作内容划分的,有通俗作家,如王朔,也有纯文学作家,按性别划分,有美女作家,如盛可以,按写作倾向划分,有身体写作作家,如卫彗,棉棉,按年代划分有70后作家,如安妮宝贝、魏微,80后作家,如李子悦、韩寒等. 作家还有一定的组织,如作家协会,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国作家协会,各省市还设有分支协会.作家协会负责帮助和指导作家写作.文学家是专门从事文学研究活动的成功人群,他们以创造文学作品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所以文学家一定是作家,但作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成为文学大师就更难了.

遵义市15392133796： 从当代文学和电影里看社会地位和性别的联系 - ？
颛强金喹： 苏童《妻妾成群》

遵义市15392133796： 90年代文坛的争论主要有 - ？
颛强金喹： 语境中的90年代文学转型 ⊙ 张霖90年代文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与它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口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现代化...

遵义市15392133796： 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的区别? - ？
颛强金喹： 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一般地说,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作为文学理论术语,大体是在20世纪兴起并流传的.传统文艺学习惯于用“文学欣赏”或“文学鉴赏”等概念.从表面上看,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文学鉴赏之间意思差别不大,...

遵义市15392133796： 4.你如何看待文学与文学性的区别和联系? - ？
颛强金喹： 文学是一个学科,有自己的体系,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 文学性”是人类在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广泛、似可体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概念.它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 两者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文学性是文学作品所普遍具有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