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悲惨的2个唐朝诗人，结局却大不一样，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吗？

~ 唐顺宗年间，为了打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顺宗皇帝任用了一批敢于革新的士大夫，推行一系列善政，其主要人物包括“二王”，即王叔文、王伾；“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只可惜，这场革新只持续了100多天，被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大臣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以失败而告终。

唐宪宗年号永贞，这次革新被称为“永贞革新”。失败后，韦执谊等八人俱被贬州为司马，因此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八司马中有两个熟悉的名字：柳宗元、刘禹锡，他们都是朝廷忠臣，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年纪只差一岁，他们是朋友、是同僚，有着相同的遭遇——被贬州司马之后，接着又连续多次被贬，但是，刘禹锡一直活到了武宗朝，活了70多岁，而柳宗元40多岁就去世了，为什么两人的差距会这么大呢？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放在柳、刘二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不信，我们就从二位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柳宗元的寂寞心

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是要言志言情的，诗人要作好诗，一定会把内心的志向和情感表现在诗中，所以要了解一个诗人，读懂一首诗，一定要对诗人有的生平有所认识，才能知道他在诗中反映了怎样的志和情。

元代诗人元好问，曾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用来评论前人的诗歌，其中第二十首是这样写的：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就是谢灵运，柳州是指柳宗元，他晚年做过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风容是什么呢，就是外表的形象，谢灵运和柳宗元都是山水田园诗人，所以风容当然就是指山水景物这种美好的形象了。

元好问的意思是说，谢灵运的诗歌光耀古今，唯有柳宗元能与他媲美，而柳宗元的“风容”的源头，是来自效仿谢灵运，而谢灵运的“风容”的源头，又来自山水美景。

后两句说“朱弦一拂遗音在”，说琴弦上涂了一层朱红，多么美啊，这样的琴轻轻一拂，就能弹奏出美好的旋律，就如谢、柳的诗一样，可如今我们再去“朱弦一拂”，再去读谢、柳的“遗音”，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寂寞心。

中国古代那些怀才不遇的读书人，都有一颗寂寞心，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学识实现理想，但他们似乎永远都不能实现，如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还不是赐金放还了吗？

肩负家族荣耀

柳宗元家世门第曾经显赫过，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开始衰落，他的父亲柳镇一生也在贬谪中度过，柳宗元是柳家独子，从小就被寄予了重振家风的重担。柳宗元确实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了，他死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写道 “众谓柳氏有子焉” ，意思是说，柳家终于有了个出色的后代。出色到什么程度呢，韩愈说“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名声非常大，人们都愿意与他结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公卿贵胄，都争着要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就跟现在老师争着抢成绩优异的学生一样。

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必然平步青云，但是，柳宗元从小跟随父亲，行走在被贬的路上，他见了太多民间疾苦，所以他不能做一个阿谀奉承的官，而要做一个敢于革新的朝廷重臣。于是，他参加了永贞革新，被贬永州司马。

司马是个什么官呢，在唐朝，司马是刺史之下的一个属官，说透了就是一个干杂活的官，上级让你干什么，你就乖乖干，想要表达自己的政见，说说自己的想法，对不起，没门儿！此时，他的妻子又去世了，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也没有兄弟朋友，身体还被病痛折磨。

我们说柳宗元是个山水田园诗人，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为了在这一连串折磨中寻求解脱，就尝试寄情山水，来安慰自己，这是许多诗人面临逆境时的选择，可是柳宗元根本做不到完全的解脱，前面说了，他肩负着重振家风的重担，他不能彻底寄情山水，他必须时时刻刻想着做官，想着家族的荣耀。

凄楚寂寞

《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首《溪居》，写的是愚溪——这是他在永州住所前的一条溪水，名字是柳宗元起的——从哲理上说，有些大智若愚的含义，而他被贬到此，又因为革新失败，这个“愚”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嘲呢？

你看他说什么，“簪组”是代指官员穿戴的衣冠，他说我以前天天被“簪组”所连累，一点也不自由，幸运的是，现在被贬谪到这个南方的蛮荒之地了。你要知道，这是反话，他是想做官，想革新，想光宗耀祖，但是失败了，所以被贬，他希望做的事，没有做到，所以说了这么句反话，是安慰自己呢。

后面说我现在是个闲人，他一个司马，又没资格发表什么意见，一肚子理想和才华无处施展，可不是闲人嘛，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没事儿干，就种点花花草草的，和周围的农民兄弟都成了朋友，每天交流“农圃”——就是庄稼菜地的种植经验，偶尔也想“山林客”——隐士那样游山玩水，也不会遇到什么闲杂人等，真是自由自在啊！

你看，他表面上写的都是山水田园，实际上呢，前两句正话反说，安慰自己；中间四句看似悠然自得，其实都是做个闲人的牢骚；最后两句，看似与“幸此南夷谪”相呼应，说你看我多幸运啊，生活在这么美的地方，生活如此自由自在，内在却是满满的寂寞凄楚。

只有了解了柳宗元，才不会被他表面的自由美好欺骗，他的文章、诗歌、书信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表面美好，内在凄楚，他写《永州八记》，篇篇山啊水啊你真美，其实全都是借山水之美来抒发胸中愤郁；他还写过一首《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尾联 “予心适无事，偶成此宾主” ，他心里门儿清，他只有偶然才会成为山水的主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寄情山水过；他给朋友的书信《与李翰林建书》中更是说得直白： “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不复乐” ，有时候看到了特别美好的景色，才会暂时开心一下，过一会儿笑容就消失了。

用山水表面的美好，来掩饰内心，只有遇到了真正懂他的人，才会读懂他的寂寞，只有在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才能倾诉自己的遭遇，他确实是“久为簪组累”，却不是“幸此南夷谪”，改成“不幸南夷谪”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这就是柳宗元的寂寞心。

刘禹锡的通达

相比于柳宗元的外表美好，内在寂寞，刘禹锡就表现得豁达多了。

所谓贬官，就是在朝廷中失势了，说不上话了，才会被贬到偏远的地方，而那些地方官呢，多是看人下菜碟，刘禹锡被贬的安徽和州，知县就是这样一个小人，你刘禹锡不是被贬了吗，管你曾经多大的官，如今都是任人欺负的对象，我要恶心恶心你。

他给刘禹锡安排了一个小房子，面江而居，谁知道刘禹锡还很开心，第一次恶心失败；知县心里不痛快，又把刘禹锡搬到一个位置更远，房子更小更破的地方居住，这回面河而居，谁知道刘禹锡还是很开心，第二次恶心又失败；知县这次直接把刘禹锡搬到了城中的“贫民窟”，给了一间只能容下一桌一床的小屋，这回总能气死你刘禹锡了吧？

确实，刘禹锡生气了，但是表面上仍然笑嘻嘻，他只是提笔写了一篇《陋室铭》，并请人刻在石碑上，立于门前：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历史上没有记载知县后来的反应，但估计他也找不到更损人不利己的折腾方法了，刘禹锡的反击也真是大快人心。

从这篇《陋室铭》我们也可以看出刘禹锡的性格特点，他比柳宗元乐观豁达，他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一转眼他却又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人生的盛衰得失都是无常的，你们认为我惨了，我倒霉了，其实我好得很呢，完全不在乎这些所谓的遭遇，他压根儿就没有把眼前这些所谓的得失放在心上。

为什么刘禹锡会如此通透达观？

刘禹锡把历史都看透了，他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出自《乌衣巷》，说历史本就盛衰无常，连王谢这样的高门贵族，如今不都衰落了吗；又说“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这句诗出自《石头城》，石头城是南京的别称，三国孙权在此建都，从此南京登上历史舞台，称为六朝古都，但如今呢，山围故国、潮打空城，只剩下个寂寞。

贵族和古都，都要经历盛衰更替，又何况个人？

后来，柳宗元去世，刘禹锡为他写了一组七绝《伤愚溪》，组诗共3首，诗前有序：

“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大意是说，我的老朋友柳宗元，谪居永州，在这里得到一片胜地，他建造房屋、种植蔬菜，还修建了楼台，并给这里起名叫“愚溪”。直到柳宗元去世后三年，一个僧人对我说：“愚溪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听僧人这样说，一股悲伤油然而生，于是写下这组七言诗，以表哀悼。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

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这是第一首，说愚溪的春水，依然悠悠地流淌着，草堂的主人虽然不在了，但曾经在这里筑巢的燕子，每年还会按时回来，你看那庭院中，长满了荒草，有一树山石榴，花儿依旧绽放。

你看，刘禹锡还是那样，喜欢把不变的东西，跟人世间的无常变化作对比，《乌衣巷》的王公贵族要变，不变的是“乌衣巷口夕阳斜”，燕子和太阳不会变；《石头城》写的是六朝古都会衰落，不变的是“淮水东边旧时月”，淮水和月亮不会变；这首《伤愚溪》呢，草堂主人会变，因为已经去世了，草堂也会变，从柳宗元的精心打理变成杂草丛生， 什么不变呢？山榴春天开花不变、燕子冬去春来不变、春天年年按时来临不会变、溪水潺潺也不会变。

有时候觉得，刘禹锡跟苏东坡很像，苏轼一生也在贬谪中度过，最严重的时候，差点在乌台诗案中把命都交代了，可是呢，苏轼把人生看透了，他就能肆意排遣胸中的郁闷，一次比一次贬得远，最后都贬到了瘴气丛生的海难，他说什么？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刘禹锡和苏东坡是不是很像，他们这样的人，有什么挫折能将其击倒呢？

柳宗元和刘禹锡

我们看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有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同朝为官，同样的理想，同时被贬，同样有文采，同样有诗才，就连年纪都很相同——只相差1岁，可是，他们的性格却有太多不同。

柳宗元被贬，一下就受伤了，只能假装寄情山水，但他永远被肩头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再美好的山和水，于他，都只是“暂得一笑”，与其说寄情山水，不如说是自欺欺人。

刘禹锡被贬，更像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皇帝把我贬了，我就好好做个贬官；地方官要恶心我，我就写篇文章骂人不吐骨；你要让我回到朝廷，我不但不拒绝，还要意气风发地回来。通达至此，你们拿我根本没有办法！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诗，都反映了他们被贬谪之后的遭遇，也同时反映了他们的性格和心性，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当外界的遭遇和内心发生碰撞，产生怎样的感发，就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刘禹锡通达乐观，所以被贬十年，还能被召回长安，又再度被贬，之后又被重新任用，甚至还在多年后与晚辈白居易等人有诗歌唱和。柳宗元凄楚寂寞，所以被贬和山水中挣扎半生，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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