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艺术作品分析艺术的本质（论文）

我所理解的艺术作品的本质 的论文~

　　价值是社会需要的反映

　　本文的思考还是从前面已触及的价值开始。价值是什么？事物本没有价值，事物的价值产生于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所体现的是人的需要。再形象点说，价值是一个在“人”的概念统摄下、只为人而存在的范畴。因为价值对人的这种依附性，所以就某一事物自身而言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价值是随着人对它的需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价值变了，商品的价格也应发生变化。然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格不一定能反映商品的价值，二者时常处于某种程度的分离、违拗状态。今天从人的需要的角度对此观点进行反思，我们发现商品的价值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竟然是可以离开人的需要而独立存在的！？我们不禁要问商品的价值由什么构成？难道仅仅是由有用的物质性的实用价值构成的吗？应该清楚地知道，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包括实用价值，而且包括审美的、心理的和社会政治的等等诸多功能，这些功能作为符号性的存在物，与有用的物质性的存在物一道，构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共同对人的需要负责（当代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论述很多，最主要者当属法国著名学者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符号交往与幻象仿真理论【4】，在此恕不赘述）。当我们认清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既包括实用价值也包括符号价值（鲍德里亚语）等多种价值成分以后，我们就会无法容忍只看重实用价值而无视符号价值的草率做法。因此我们说，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当下现实的真实反映。没有价格，商品的价值就无法体现。

　　正因为构成商品的价值的成分的多样和复杂，所以对商品的价值认定就需要我们辨证地、综合地进行。例如，我们不能以生产一个商品所投入的有形的物质性的材料和资本劳力的多少，来确定商品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生产出来的这个商品与社会中人的需要构成不了对等关系（就绘画作品而言，也许是其非物质性的格调上或者色彩情绪上有某种属于上述符号性的功能障碍，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排斥），社会中的人不愿意按照生产者定的价格来购买它。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商品生产就是无效生产，这种商品也就是无价值的。由此可见，在商品的价值问题上，任何单方面对价格的认定都是无效的，真正的生效必须是在具体的购买行动中实现。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商品价格与价值的某种程度的背离，只能发生在类似垄断这样的与真正的商品自由平等交换相违背的商品异化的情形下，而这种情况已不属于正常状态下的理论探讨的范围。

　　既然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市场的流通价格是商品价值的真实反映，那么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就是其艺术价值的真实反映。

　　艺术价值、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

　　有一种迄今仍然在不少人文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看法，认为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既遵守一般物质生产的规律，又有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就是有其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不可简单地套用艺术作品的价格是艺术价值的真实反映这种说法，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没有可观的市场价格，但却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种现象。这种观点用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来说就是：商品价植（价格）不仅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是对艺术价值的玷污、削平和减损。

　　看来我们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些概念上的混乱。首先要声明的是，艺术价值和某一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同的。艺术价值是在人的类的生命存在的层次上发生的，它体现的是艺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本源性功能和意义，换句话说，它是有关人的生命总体的人文学意义上的概念。人们常说艺术是无价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讲的。而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则是以艺术价值为依据和准则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价值判断，它所反映的是艺术作品在开掘、建构和呈现上述人的生命活动的本源时的具体方式和具体意义。艺术活动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价的，即所谓艺术无价。但是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确实可以估价的，因为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作为生命本源的具体呈现方式和具体意义，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在与其它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具体呈现方式的关系中，其各自的具体意义是可以相互比较和估量的。所以，我们是在不同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关系层面上才说艺术价值是可比较的，有高下之分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清楚艺术价值本身并不与商品价值发生什么关系，倒是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发生关系。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其商品价值的价值承担者，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欣赏和消费艺术作品恰恰是冲着它的艺术价值来的缘由。因此，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以其呈现生命活动本源的具体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人的需要，也即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当下社会的需要。在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二者同社会的人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现实关系中，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是其艺术价值的一种反映。事实上，艺术作品一旦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就已经形成了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一种新的评估系统，这也正是它受到传统既有的与乔治?迪基在其有名的“惯例论”中称为“艺术界”一脉相承的评估系统猛烈攻击的原因【5】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稍后展开讨论。

　　认清艺术作品价值本质的几个误区

　　要认清艺术作品的价值本质，至少应该注意这么几方面问题：一?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人们的消费需要而不是消费结果来衡量的。我们通过分析弄清楚了艺术价值与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区别，知道艺术是无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价值也是无价的。

　　可是总有一些人坚持认为某幅画深刻地影响了自己一辈子，所以它是不可用价值来估量的。按照这种逻辑，价值就完全成了主观的任意之物。这表明依照接受和消费的效果来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是行不通的。二?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与艺术作品在某一特定具体阶段的商品价值是不同的。以小说为例。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一部畅销小说的销售量大大地超过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的销售量，我们就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因为一件艺术作品既有由所有时期或所有阶段的具体形态之价值总和构成的商品价值，也有一件艺术作品在某个具体时期或阶段的具体形态所呈现出来的部分性而非总体性的商业价值，这两者是无法相比的。三?艺术作品的价值不是作品本身所固有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凡高的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在凡高本人活着的时候，却没有卖掉一件作品。这是为什么？画依旧是那张画，自打它被创造出来就一直是海德格尔所说如此这般的这个作品本身。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作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虽为作品本身所拥有，但会随着时代和人群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在凡高活着的时代，他的画不是社会的总体需要的一部分，因而它们没有现实的艺术价值。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们极大地满足了现代人的艺术消费需要，焕发出极大的艺术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极高的商品价值。如果用更加概括性的表述方式讲，这就是：某一艺术作品的价值之所以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在于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人的共时性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与人的共时性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都是它自身所固有的某种东西的体现。这就意味着艺术作品在某一历史阶段（比如当代）的与人的共时性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是不能当作它在所有历史阶段与人的共时性关系中都固有的。否则，就是如同我们过去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一样，犯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错误。

　　艺术价值评估与话语权力

　　前面分析到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构成对其艺术价值的真实反映，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评估系统，并且受到来自既有的先在的评估系统的抨击。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无标准可循，而是有标准的，它是由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专家和权威制定的。这样一来，作为某一阶层或某类个体的专家和权威所作出的判断就有可能被客观化或真理化，而相对于特定的接受者才呈现出来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就有可能变成可以脱离接受者而独立存在的属于艺术作品永久内在固有的东西，即上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泛的价值。专家们所获得的这种被齐格蒙?鲍曼称之为“立法者”专有的权力【6】，是一个有着深厚而复杂历史和文化渊源的产物，对它的历史存在和现实状况的探讨可以说是一门难度极大的浩繁工程，本文无法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专家和权威认定的艺术价值往往在一般大众那里的不到应有的现实化的回应。这就好比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所说的：“……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7】专家和权威所欣赏的艺术作品与普通大众所欣赏的艺术作品之间的不同，不仅是艺术趣味的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艺术价值的不同。由于大众总是多数，专家权威总是少数，就形成了和众曲低与和寡曲高的白雪巴人式的所谓“雅”“俗”观。

　　艺术作品的“雅”与“俗”具有历史转换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对专家和权威制定的评估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种评估标准的合法性的认可，只不过对这种标准的合法性的检验需要上述十分浩杂的研究工作，而它已经大大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事实上，由于价值归根结底是一个属于人的范畴，它是在人对艺术作品的接受行为中实现的，因此艺术作品的价值问题与作品接受者的人员结构和在社会整体中的比例等等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当代社会，艺术作为社会中普遍流通的商品，面对的不再是极少数的王公国戚，而是广大的大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主要由大众的消费趣味决定，这也就造成了艺术作品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使其艺术价值降低的文化快餐现象。

　　如何看待艺术作品身上发生的这种“雅”和“俗”的对立呢？其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二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绘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从地方民间的俗艺术转化为雅艺术。随着人们文化层次的提高，经过历史检验的雅艺术也为更多的人接受，成了覆盖面广大的俗艺术。艺术的短暂性与永恒性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绝对的短暂性，也没有绝对的永恒性。

　　如果说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的区分是发生在传统社会形态的背景下，前者主要指民间流行的艺术，后者主要指贵族和宗教艺术；那么，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的区分则是发生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前者的对象是有知识和一定资产的由多种社会职业和社会身份混合成的社会群体，后者的对象是深爱民族传统国粹和热忠先锋性、实验性探索的人士。无论通俗还是高雅，大众还是精英，从发展的角度看，相互之间都在转变着。而促使转变的原因依然是社会的人的需要的变化。

　　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艺术作品作为商品的范围内来讨论它的价值本质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排除缠绕或覆盖价值本质的种种枝节和假象，才能更有效地逼近价值本质的核心部分，但愿本文的努力能为揭开艺术商品化的全部难题起到应有的抛砖作用

艺术本质是精神和物质、熟悉和实践、再次和表现、理性和感性、抽形和形象的高度统一。在当代的现实世界里，是中西方艺术本质论的高度统一。

谈起艺术本质，我们有必要对中西方艺术本质论做个简单比较。中西艺术本质论虽然各有各的特征，都各自有理论支撑，但其熟悉起点上是相同的或者是一致的，这一点上人们已经得到了共识。在中国艺术词中的“艺”字，其本意有三个论文摘要：技艺、技术、种植。而在中国古代，对“艺”的解释即指种植之意，指农业生产技术，“术”其意是指技术，所以，中国古代“艺术”一词实指技术或技艺。在西方，“艺术”一词，源于古拉丁语中的“Ais”，类似希腊话中的“技艺”，也都相当于技术或技艺之意。这些得到的共识经验告诉我们，中西方艺术本质论有一个共同的熟悉发生的物质前提，这就是人类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方式产生于人类对世界的生产劳动实践的把握方式。在原始时代，人类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把握方式中，其根本是对生产劳动实践的把握，并且以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舞蹈就是人类原始社会对艺术把握的一种活动，也是人类原始生产劳动的一种活动。在这种物质前提下，即艺术是对社会生产活动实践的把握，不管是中国的艺术本质论，还是西方艺术的本质论，艺术本质的体现被概括为物质实践的技术和技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种朴实的艺术本质论，是人类生产劳动活动的结果，是人们通过劳动实践而反映出来的，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艺术本质是一种活动，是一种实践的活动.
当中西方艺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历史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的影响，作为共同起点熟悉的艺术本质实践论也发生了变化，中西艺术本质论也因诸多因素分道扬镳、，产生了各自的熟悉过程。在西方，古希腊闻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把艺术本质看作人类摹仿自然的一种活动，在他的理论箸作《著作残篇》中曾对艺术这样分析到论文摘要：“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鸣学会了唱歌”。在他的《诗学》中对艺术本质也这样的描绘论文摘要：“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是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颂而作出诗歌。”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达芬奇甚至把画家的心看作对自然的反映。以上告诉我的西方古代把艺术看作是对自然的“摹仿”是对自然的一种再现，而这种“摹仿”或再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的一种熟悉过程，我们也可以简单认为艺术本质是对自然活动的一种再现，是一种认知的艺术。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则偏向于对主体事物的情感表现，认为“艺术是人本身生命的形式，表现就是展示人生的愉快和否。”现代闻名哲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本质是人们对自然的直觉——即自然的表现。英国现代闻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科林伍德认为艺术是论文摘要：“为我们自己创造一种想象的经验或活动，从而表现了自己的情感”。甚至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种“力比多转移”的产物。显而易见，艺术的表现论是现代艺术对其本质最为普遍的注释。
而中国的艺术本质论在经共同熟悉的起点后，经历了和西方艺术本质论相反的过程，中国的艺术本质论是经历了由古代的表现论到现代艺术熟悉论。在中国古代，对艺术提出了“言志”说、“缘情”说、“唯情”说、“童心”说，即艺术对现实世界的情感表现。中国古代艺术大师们借于方寸纸张，喻景抒怀，把对现实世界的熟悉寄于山水之间和笔墨之间，是个人思想情感的释放，是情感的再现，从而升华和实现人的个性本质。到现代艺术，中国艺术本质论则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或“再现”，但这种“摹仿”不是简单地艺术再现，是“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现”。即是梁启超所说的“先把那些事物的整个实在完全摄取，一攫攫住他的生命”。这种再现式“摹仿”是有生命的摹仿。在西方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不能等同于现实的复制，“艺术品的世界事实上是一种完全被改造的世界”。 认为艺术是高于现实世界的，但又不能完全摆脱现实世界。因此，他认为任何对现实世界的模拟都是一种表现。而中国，王国维提出的“境思”说，强调艺术是“意和境”。叶燮对诗的创造的主客体说，以及被中国当代艺术本质论所认同的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都说明了中西方在艺术

　　内容提要：
　　本文从敦煌民间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各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境遇、行为方式、大量的爱情描写以及及时记事等四个方面，论述其有关题材范围和主要表现内容。并分析由其混沌多元状态的美学理想导致的主体自觉意识的缺乏，处于不成熟低级层面上的多样化面貌，与缘调切题、铺叙排比的制作方法等三点上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据以总结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曲子词萌生初发阶段的文化功用多元取向与实验、创新性质。

　　《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

　　考察曲子词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发展历程，如果认为以晚唐温庭筠、韦庄为鼻祖的花间词标志着它的臻达成熟，那么，自隋唐之际的六世纪末叶、七世纪初而直到中唐文宗开成末（840）的约250年间，便属于其始生萌芽阶段。这里主要由民间词与文士词两部分组成，无论质朴率拙、散透出真实生活气息，或清便宛转、多存声诗情韵，都共同显露了奇葩才芳的异常丰采，尽管还轻浅，但是已征兆着那未来的无限辉煌。关于文士词因另有专文论述，[①]故此处只涉及民间词。

　　一

　　所谓民间词，系指敦煌写本曲子词，卷中标明的具体抄录时间，最早在北魏太安四年（458），下则于宋至道元年（995）；而大体可以考定的制作年代，以后晋开运朝（944—946）的三首〔望江南〕“敦煌郡”、“龙沙塞”、“边塞苦”为最晚出，不过，基于它们绝大多数作成在盛唐时期，其次是中唐（参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所以并不违背前面的界划。另一方面，抄卷署词作者姓名的仅有温庭筠、欧阳炯等四家六首，其余皆无题名，作者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行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希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而主要属于下层人士，也契合广泛的民间性。当然，上述两端只是外在表象问题，那根本的，在于敦煌词文化功用的多元取向和不规范化的原生态形式，正典型体现着曲子词初生萌发阶段特见的新创、实验、探索性质。下面将就其题材范围、表现内容与艺术手法等进行论析。顺便说明的是，这里所依据的敦煌词集，为最早，也最重要的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伯2838、斯1441），以及周永先《敦煌词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至于任二北后再汇辑《敦煌歌辞总编》，洋洋一千二百余首，举凡写本曲子，乃至属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写本歌辞，诸如大曲、俗曲、佛曲、小调等等，莫不兼收并蓄、包罗无遗，但由于它们过为泛滥，已超轶狭义写本曲子词的范畴，故置而不从。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敦煌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与后来成熟期的花间、南唐词传统相较，王重民称“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更将之条分娄析，归纳为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等二十种，诚堪谓大观。但是，考虑到文学作品自身内涵的多元指向与复杂性，有些词实际上备载多方面包容，并非仅只单纯的一端，如果过分琐细地区划域轸，难免滋生削足适履、顾此失彼之弊，故而此文参照相关词作的主体取向，大略分类以统括概言之。
　　对边塞生活的广泛描写，是敦煌曲子词的一大特色。由于迫近玉门关，唐代敦煌向为西北边防重镇，大批驻守军队，常与西域诸族发生战事；另一方面，这儿又是沟连中西亚的交通要冲，胡汉商贾云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以上诸般一并反射到曲子词创作中，自然会形成特定的地域风貌。如《云谣集杂曲子》的开篇之作〔风归云〕《闺怨》二首，所写相思离情是产生在那种具体背景上，有着不同于后来花间传统的意义，因闺中思妇而及长年塞上远征的戍卒，即便待得他荣耀归来，恐怕也是韶华老去、相顾憔悴不堪了。它们反复缠绵，切挚悲苦，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战伐频仍不休，乃至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活的沉重社会问题，其包容范围自然超迈泛泛习见的男女怨别伤离了。而〔生查子〕“三尺龙泉剑”、〔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战偻啰未足多”等篇着重抒写驰逐疆场以建树功业的热情与信心，气概豪迈宏阔，充溢着强烈的尚武精神，与盛唐边塞诗虽有文野精陋之异，然同样体达出大唐帝国蓬勃飞扬、四海一家的辉煌时代消息，制作年代似应相去不远。若考察词中主人公身份，则前篇是位挟怀利器、武艺高强而威猛善战的将军；后者设为问答，显然是联章体，“儒士”凭智谋策计来安邦平定天下，那斩将夺关的勇力便输一筹了——这正反映出一般文人渴望功名富贵的普遍心态。又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记叙吐蕃将领归降李唐王朝的历史事件，虽本意在炫耀中原天国之强盛威赫，但客观上也可见各民族的和解睦融；且主要篇幅是刻画西北游牧民族的独特习俗与生活场景，颇具异域色彩。《旧唐书•吐蕃传》云：“强雄曰选，丈夫曰普，号君长曰赞普”，当知是吐蕃语了。
　　其次，是关于爱情的描写，这本属曲子词的传统本色题材，故在此际的敦煌词里也占有相当份量，而且它突破单纯闺怨离别的狭隘范围，表现了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显示出其丰富性及作者对这份人类特定情感的深刻理解。如〔拜新月〕“荡子他州去”，除去娓娓描述思妇对远行丈夫的绵绵眷念外，还有对他在外迷花恋柳不忠实行为的怨恨，但是女子只能“自嗟薄命”，最终还期待再相聚而“誓不辜伊”。全词细腻委曲，毕见她的坚贞和软弱，却正缘因没有社会地位、一切都取决于男方喜怒的不幸命运。所以〔抛球乐〕就直面写出被负心抛弃的一位痴情女子的怨悔，相对而言，她比较清醒冷静：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著，淡簿知闻解好么？
　　结句“淡薄知闻”语该包纳了多少惨痛教训与人生遗憾！或说这是一倡女，不过丝毫未影响词的实质——对真正爱情的渴望追求。那么，〔望江南〕“莫攀我”便代表着这些苦难女性的呼喊，从激愤的反问迸发的心声，一种肯定获取幸福生活权利和恢复自我价值的强烈意愿。上举诸作多角度地揭示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以及社会给女子造成的伤害。后来《花间集》里亦偶存相类之制，如牛峤〔望江怨〕“东风急”、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等，却是借把玩遣兴眼光发为悬想，缺乏痛切地同情怜惜心，那原来的严肃含义便淡化、消释了。其他再如〔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却又充溢着轻快明媚气氛，是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喜剧小镜头，折射出唐代社会风习的开放性，容许异性间比较自由地交往，不像宋以后的礼法束缚日趋严苛。而〔别仙子〕“此时模样”通过男子口吻抒写秋天夜月对远方恋人的怀想，这在同类题材敦煌词中是不多见的，它绵挚深沉，曲曲倾诉衷肠，特见真诚。与之形成艺术对比巨大反差的是〔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它率直奔放，通体燃烧着火样的热烈激情，一如千仞高巅泻落的滔滔大河，往而不复，毫无顾忌，“之死靡矢它”！说词者每将其共汉乐府《上邪》、明俗曲《挂枝儿》“要分离”并论，认为充分展现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至若俞平伯称：“这篇叠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的事作为比喻”，但山盟海誓皆属“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唐宋词选释》上卷），可备一家言。然而倘如无其他佐证，仅从词作自身考察，似难品出最终“负了心”，故作顿挫之笔的言外意旨。
　　再者，敦煌词还有许多篇什以各种不同阶层人士的各种不同生活内容、行为方式为表现题材，显示出广阔的现实人生视野，由之拥载着丰富深沉的社会意义。如古代交通不便、关山阻隔，无论外出谋生求学归来不易，即或通达平安信息也很困难，所以游子们羁旅天涯的乡思客愁便积郁得格外浓挚，而〔西江月〕“浩渺天涯无际”与〔鹊踏枝〕“独坐更深人寂寂”，或就物景描摹牵引出心思，情景交融互会到以情结景；或是往复呜咽，通篇直抒情愫竟不作一景语，其间的真实感受却并无二致，至若〔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在“莺啼燕语撩乱，争忍不思家”的同样叹喟里，又特地注入“如今时世已参差”的现实因素，最后则归宿为退遁林泉“沉醉卧烟霞”；那么，推想其身份当属失意宦游的士人，而非一般下层民众了。有关这层意思，〔浣溪沙〕“卷却诗书上钓船”表述得更加直白坦露，它斥责朝政腐败，“时世掩良贤”，只得采取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并于另外三首同调之作“浪打轻船雨打蓬”、“云掩茅亭书满床”、“山后开园种药葵”中，模写高隐之士超脱世俗名利羁绊的淡泊襟怀和随缘自适的田园江湖乐趣，凡此与士大夫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究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出处进退观念都是一脉相承。又如〔杨柳枝〕由时光流逝而体达到人生倏忽的哲理，浸透着悲凉的生命意识：
　　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徽尘。
　　它实质上类同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述而》）正是人类缘因社会文明进展到一定高度、自我存在有自觉觉醒时的必然发现；那“只见庭前”云云，更深深契合“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感悟、思考。可以说，对人生本体意义的探索，隋唐一代的诗、词，其旨趣原是相通的。
　　联章组词〔长相思〕以“作客在江西”领起，分述不同阶层人士“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的各种境遇，作者似乎已饱阅沧桑，老于世故，故能保持一份冷静客观的笔调，其实细味字里行间，仍不失悲天悯人的底蕴，尤其是他关注在人间群体的百态，不再凭以个体的自我作表现中心，应给予特别注意。
　　最后，是敦煌曲子词的即时、记实性质，直接以时事入调，强调现实功用。这种精神在文人词里一度中断，待到了苏轼，特别是北南宋之交的大变乱时代才又有所恢复，及至南宋而继续强化，形成为一种传统，反过来并影响、改变着词为艳科小道，归旨于遣兴娱宾的另一种主导性传统，推原究始，则是敦煌词已作滥觞了。如〔菩萨蛮〕“千年风争雄异”和〔酒泉子〕“每见惶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引《晚唐书•昭宗纪》，说是为“乾宁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避难外逃之事制作，另据尉迟屋《中朝故事》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构难，干犯神京，上（昭宗）乃倾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可知二词以叙述笔法表现了晚唐藩镇的又一次祸乱，唯质拙直率，其史料文献价值要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如颂扬敦煌地方首领抵御异族侵掠、安抚各族民众而尽忠唐王室、建立功业的〔望江南〕“曹公德”、“敦煌郡”，一般认为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时代事，造语亦不求华藻，然意真字实。像这类性质的词篇还有不少，都并不局囿在个人的得失悲欢，而紧密结合重大社会事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成为敦煌民间词的一种突出创作特色，与《诗•国风》、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可谓息息相通。

　　二

　　以上注目于大略要端，分从四个方面概述了敦煌写本曲子词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表达内容，其余琐屑者便不必一一胪列。下面再进而论析敦煌词呈现的形式特点、审美取向，就其纷繁的创作现象中归纳、总结它含蕴的艺术实质。
　　首先明显感觉到的，是诗歌传统的重大影响与自我美学理想的混沌多元状态，或者说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些正缘由曲子词萌生初发期的不成熟特殊历史阶段和它的民间文学性质所决定。因为作为一种刚刚出现的新兴音乐文学样式，还不可能即刻找寻到一套适应自己需要的表现类型、方法，在其不断探索改进、以期逐渐走向完善的漫长历程中，固然会总结新的经验、发现并发展新的规范，但时时回顾传统，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汲取它的营养，特别是相近艺术种类、而又渊源悠远的诗歌，便成为必然的举措。敦煌词主要属于民间制作，作者成员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行业，当更易于就一己的耳闻目睹身历事即兴发作咏唱，借助此等流行载体以抒写、传现心声，记叙生活的情貌形态，也契合一般的诗化本质。所以，它的题材内容载具了颇为广泛的人生意义和丰厚的现实性，殊异于后来的文士词——自花间派开启的专力在男女恋情别思的个体心态描摹、指往狭深精细的新的艳科娱人传统，因为敦煌词基本上依然接受着诗的娱己传统。当然，内容与形式原来就是一对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双向制约并进的有机存在物，具体的题材内容必然会选择而且反作用于最适宜其表达的艺术手法；正如上所言，处于原生的不稳定态势中的敦煌词，也很自然地要接受其他文学样式。首先是诗歌传统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不过，这个传统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即如民间作品而论，缪远古老的十五国风与汉乐府姑置而不言，便是年代距之较为晚近的南北朝民歌也是春华秋月，风貌迥然各异的；另一方面，词作者社会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生存环境、经历、文化素养及艺术偏嗜、水准的差别，当亦不言自明。凡此之类，折射、体达到词上，或趋向雅致清丽，或流于鄙俗不文，恰如王国维评〔天仙子〕诸篇所说：“情词宛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里，殆皆当时歌唱脚本也”（《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二者，是敦煌曲子词原生混沌态的美学理想使其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面貌，处在不成熟期的低级层面上，这与后来自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鼎盛、深化阶段，词家们自觉地求新创变，打破传统模式而致力于审美的多元取向，显然是有着本质性区分；然而从另一种角度审视，这种低级状态却又拥具了整体上的一致，是为主体风貌、主导倾向的统一化下所包纳的多样，诚如清朱孝臧所概括的：“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疆村丛书：云谣集杂曲子跋》）。当然，相当数量的敦煌词，限于民间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水准低下，显得鄙俗粗陋，读来几不终篇，实无可取；但其中的精萃之制，确是质重简咸，明快清新，充溢着特别的初发生命力和天然浑成之致，其境界为文士词藉功力取胜者所不能到。如〔望江南〕：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如〔浣溪沙〕：
　　一阵风来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瀚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教人肠欲断，况行人。
　　前者模写女子深夜不得成寐、对月怀想恋人的情景，通体纯出以口语，袒露衷曲无遗；虽不做一毫修饰、不假一丝喻托，却自真挚切实。尤其是结拍两句祝愿，新颖奇妙，而又入情入理，将她那怨、恩、怜、憾的诸般纷乱心绪生动描画出来——实际上一切归源于爱！故于率直发透间，复饶深蕴缠绵情味。后者则写大江上风劲云走、波起浪涌而津头乱舟浮摇之状，运用上下黑白色泽的对映比衬，去突出特定物象“船”的动荡感，由之制造某种惶急不安的气氛，引牵出下阕的问语，最终方才结尾处点明风涛险恶，教“行人”恐惧忧虑的题旨。它先景而后事、情，通篇贯注连接以因果推比，承转自然，似乎毫不费力，其清浅流畅、随口吟出，极具民谣船歌风味，并让人联想到李白《横江词》：“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的意象境界，浓重感受到相互间的类通处。
　　三者，是缘调切题的制作方式和铺叙排比的表现手法，因为敦煌曲子词属于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初创阶段的产物，民间作者探索、尝试着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还是比较拘谨的，难以完全放手，随心适意地处理两者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一般而言，值创调之后，其曲调名便当然地具备对内容的规定、指向作用，使词中描写、反映的情景事物契合调名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调名兼有乐曲与题目的双重性，如同诗歌的题目一样。如〔别仙子〕咏离别愁怨、〔赞浦子〕咏蕃将、〔天仙子〕咏女子憎爱分明思、〔破阵子〕咏从军壮志、〔内空娇〕咏美女形态容貌、〔献忠（表）心〕咏翊载皇室、〔酒泉子〕咏边塞战事、〔谒金门〕咏隐士出山朝帝、〔定风波〕咏平息战乱安定天下，等等不一而足，正显示了词调初行时的特别普遍现象。类似风气延续及晚唐西蜀的《花间集》，缘由年代相距未远，故而仍得流传维持，虽然势头已曾次减弱；待到了宋，古风顿失，曲调名与词中所叙写者大率无涉，它除却标志声律音乐的固有规范外，不再拥具其他意义，而词家往往于调名下另出题目，来说明此篇的旨趣内容。这种演变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曲子词的发展、丰富而趋于成熟的历程。另一方面，则是和后来文士词专注在心绪意态的抒发、偏重内向深层的创作主流不同，敦煌词多为缘事生发，故每假以情因事出或情隐事间的结构命思，又由其事常属为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习经历见者，一旦通过铺叙排比的手法表现出来，也就觉得亲切生动，别显新鲜活泼。如〔南歌子〕二首：
　　斜倚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
　　蝉鬓朱帘乱，金钗旧殿分。红妆垂泪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
　　这是联章体，特用对话的形式出之，配合紧密而一一仔细铺陈，推究其原来或许存在着某种故事背景，是以词中明显表示出具体的情节性内容，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指明了。倘若仅就眼前的词句看，上一首男方咄咄气势逼人，必欲盘根察底；后一首女子委宛诉述，言挚情切，二人的神态举止皆历历可以揣摩见，极像一幅形象逼真的画卷、一场活动紧凑的独幕剧，“设为男女两方相互问答，这是民歌的一种形式，源流都很长远。词的初起，有多样不同的风格”[②]。有人据〔南歌子〕的形式特征推测说：“此二词当时可能入歌舞戏，入陆参军，入俗讲，佐以说白，或其他辞体，以供讲唱”[③]，实在很有见地，又如〔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此篇主旨在描叙闺中思妇怨别念远的情怀，但却不作一正面摹写抒发语，也不去刻画其心境形态，而别从灵鹊报喜的古老民间传说立意，通过上下阕的女主角与鹊儿话语间接展示出来，构想、手法新颖奇特，妙趣忽生天外。它已不再只限于简单的拟人化，而颇见故事意味，即景促发，笔致流动，用了质实朴直的口语俗语，洋溢着浓郁真切的日常生活气息。至于〔鱼歌子〕《月》：“绣帘前，美人睡，庭前　子频频吠。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骅骝沉醉。帏出屏韩，整云髻，莺啼湿尽相思泪共别人，好说我不是，你莫辜天负地”，写男子的浮薄轻狂和女子的抱怨责备，言外以见她的真挚情意，却是借助一个细节式生活小场面体现，这种模式对后来的文士词有所影响，如花间派的张泼、欧阳炯都有类近的仿效之制，只不过更为精整绮华罢了。另外，本篇的语言风格颇不一致，结拍是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但“莺啼湿尽相思泪”却十分风雅，真可置之花间、南唐词语里，并无愧色，就总体言，它在敦煌词中显得较工丽，或许是经过了文士的润饰。

　　最后，还必须顺便说明的，是唐圭璋曾归纳敦煌词的写作特点为七条：“一、有衬字，二、有和声，三、有双调，四、字数不定，五、平仄不拘，六、叶韵不定，七“咏题名”（《敦煌词校释》），后来吴熊和在此基础上更为参酌取舍，重又提出六条之说：“一、有衬字，二、字数不定，三、平仄不拘，四、叶韵不定，五、咏调名本意者多，六、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并且总结说：“敦煌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合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和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④]所论颇为详明精当，若与晚唐五代以后进展到成熟阶段的规范化了的曲子词相参较比照，便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晰。不过，这里所论列的，除却“咏题名”、“咏调名本意者多”一条以外，大都偏重于从体式、格律、韵调等纯形式角度着眼，似当属外在的量化把握方式了，容易作出较精确切凿的“实性”判断；若结合前文所论述的有关表现内容，题材范围，以及艺术手法、审美意趣等内在质类的观照途径，尝试为趋向宽泛灵活的“虚性”感受，那么，最后的总体结论，就有可能更为深刻全面。

　　注释：
　　①乔力《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②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③张璋、黄番《全唐五代词》，卷七《敦煌词》第8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唐宋词通论》，参见第169—1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噗！！！校友！！！你们是哪个班的！！！
顺便在这里抱怨一下，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该死的论文！！！让哲学什么的见鬼去吧！！！

=-=，，，这样不是会有好多篇一样的咯饿，，，怎么办，明天要交咯

哇靠 这么多怎么抄啊 还有没有

都是校友啊 ，我也是基础部的，大家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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