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休假的？

古代人是怎么休假的？~

最近天气太热，很多人都请假出去旅游避暑，学校也放假了，很多学生都窝在家里吹空调。那么问题来了，古代人是怎么过暑假的？有假期吗？
其实在秦时并不存在什么假期。公务员若想回家，只能请假“告归”，告归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因疾病需要回家休养，二是身体老迈需告老还乡。也就是说你请假就不要再上班了。
可到了汉代，确立了休假制度，据《汉律》记载：“吏员五日一休沐。”所谓“休沐”就是沐浴和休息，因为当时朝廷要求各级官员集中在官衙办公和食宿，没有特令，平常不得回家，长期集中在官衙办公、食宿，皇帝忍不了官员们身上的体味儿了，让官员每五日当中可以放假一日。这个休沐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星期六、星期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5天假。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起来一年总共能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一直延续到隋唐。
唐代虽然把“五日休”改成了“旬休”，即工作9日才可以休息1天，但架不住唐代其他假多呀，儿子及冠礼放3天，子女结婚放9天，春节放7天、中秋3天、寒食清明4天，到5月还有田假15天，9月有备制寒衣的授衣假15天。
宋代才是假期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棋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如元旦，冬至等各7天假，圣节、夏至，腊月等各三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一百二十多天。
不过，这个数字到了元朝被砍了一半儿，元朝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公元1264年8月，忽必烈一道规定便将节假日改成16天，加上旬假36天共休52天。
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明代又比元朝进一步减少，每月5号才放1天假。而且大部分传统节日的休假都被取消，只剩下元旦五日，冬至3日，元宵节10日，共18天。朱元璋过世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休假有50天。
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清朝后期，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例假由原来的每月3天旬休，变为了星期日休假制，并一直沿袭至今。
古代人都知道劳逸结合，利用假期出去玩山游水。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假期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中，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古代的休假制度建立于西汉时期，秦朝以前的官员想要休息，只能选择请假，称之为“告归”。例如《史记·高祖本纪》有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自西汉之后，历朝历代均设立有相应的休假制度，假期长短各有不同，总体来说唐宋两朝最为轻松，元明两朝最为苦逼，并自清朝中后期开始逐渐向西方靠拢。

不过，古代虽然建立有相应的休假制度，但其实仅仅适用于朝廷官员，普通的士民百姓是没有这个福利的，虽然宋朝的假期也曾一定程度惠及民间，但大部分百姓为了生计，是很难享受到相应待遇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回顾一下，历朝历代的休假制度。
两汉时期：始建“休沐”制度，官吏五日一休
汉朝时期，由于官员平日里办公、住宿均在官衙，且家属不允许跟随，如此一来官员们的洗漱、换洗便成了问题，于是朝廷便规定官吏每五天可以休假一天，返回家中休息、洗漱，“休沐”一词也正是因此而来，其中“休”指休息，“沐”则指洗漱沐浴。

古代历法之中，一年三百六十天，被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候，即每五日为一“候”，“气候”一词便是因此而来。汉朝时期，“天人合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古人认为人的行为习惯要顺应天时，因而“五日一休沐”，便是遵循了天人变化之道。
关于这一休假制度，《汉律》之中有明确记载，“吏员五日一休沐”，而《史记·百万君传》对此也有记载“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而除了常规休假之外，朝廷还会在重要节日给官员们放假，不过汉朝时期的节假日并不多，按照《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朝官员只在夏至、冬至两节各放假五天，皇帝诞辰则放假三天。

不过，‘五日一休沐’的福利不是所有官员都能享受的，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宫廷之中任职的官员，便不享受这项福利，他们乃是一旬一休（即十天休息一日）。而太学生、军队虽然也有休假，但因离家太远，往往会按照“五日一休”进行累计，然后一起休息，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年假。
唐朝时期：改为旬休制度，长假减少但节日增多
西汉时期设立的“休沐”制度一直延续到隋朝，直到唐朝以后才对这项制度进行改革，主要源于唐朝时期官员们虽然白天在衙门办公，但夜间除值班官员外，其余官员均可返回家中居住，且朝廷也允许家属随异地为官的官员居住。

唐高宗永徽三年（662年），朝廷下令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即每十天休息一天，称之为“旬休”，并将每月分为上旬、中旬、下旬，也被称为“上浣、中浣、下浣”。《问奇类林》中便有“俗以上浣、中浣、下浣，为上旬、中旬、下旬”的记载，。休假周期的增长，无疑使得官员们的常假少了很多，但到唐朝时期，传统节日的增多，却使得官员们的假期得到了一定程度弥补。
按照《唐律》的规定，由于元日（春节）、冬至、清明时常有重大祭祀活动，而官员们也要返乡祭祖，因此这几个节日每次放假七天，而中秋、夏至、腊日则放假三天，而放假一天的节日更是多达二十一个。除了传统节日之外，唐朝还曾增加了很多特殊假期，唐玄宗李隆基便因崇信道教，因此规定道诞日（二月十五日）放假一天，同时由于开元十七年（729年）将皇帝诞辰命名为千秋节，也可放假三天（唐肃宗时改为一天）。

此外，对于异地为官的官吏还有探亲假，如果父母远在三千里以外，那么每三年将有三十天的探亲假，五百里以外则有十五天。还有儿子行冠礼可放假三天，子女婚娶可放假九天，其他亲属则根据关系亲属放假一天至六天不等。五月份则有十五天的田假，九月份则有十五天的备制寒衣假。
两宋时期：官吏们最幸福的时期，假期为历朝历代之最

宋朝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之中官员福利最好的时期，不仅官员待遇极好，而且假期同样极多，宋朝的“休沐制度”基本延续了唐朝，但放假时间却有所延长，因此宋朝便成为了历朝历代之中传统节日最多、假期最长的时间。

宋朝在常规休假方面，延续了唐朝的“旬休”制度，而在元日、冬至、清明放假七天等制度的基础上，不仅开创了“天棋节”、“天庆节”（皇帝母亲生日）等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同时，衙门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封印”停办公务，各级官吏返回家乡过年，直到正月二十日重新返回衙门“开印”。
与此同时，宋朝宽松的休假氛围，使得官员们的请假也随意了很多，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便曾记载，宋朝官员如果不想值夜，只需在本人名下写上“腹肚不安，免宿”之类的简单理由，便可返回家中。根据统计，宋朝除了常规假期之外，各种法定节假日和节令节假日合计达百天，全年假期更是长达一百二十天以上。

此外，宋朝的休假制度对于普通百姓也有照顾，例如服役的工匠，同样可以在元日、清明、冬至和腊日各休假一天，而流配的囚徒不仅可以同样享受“旬休”，而且还可以在元日、清明、冬至各休假三天。
元明时期：最为苦逼的时期，官员假期缩水严重
元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受游牧习俗影响严重，结果大部分节假日被取消，并规定每年的假期只有短短的十六天。

元朝被推翻之后，谁知道又遇到朱元璋这个工作狂，官员们的假期虽然相较元朝有所增加，但却增加的极为有限，仅仅多了两天而已，其中元正五天、冬至三天、元宵节十天，其中元宵节的十天假期，还是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实行的。
朱元璋去世之后，官员们开始大诉苦水，朝廷于是重新恢复了“旬休”制度，然而即使如此，官员们每年的休息时间，仍然不过五十天左右，相较于唐宋两朝，可以说缩水极为严重。
清朝时期：前期延续明朝制度，后期开始向西方靠拢
清朝的休假制度基本沿袭了明朝，主要有冬至、元正、元宵三个节日，但由于三个节日在时间上太过接近，于是干脆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将三个假期予以贯通，每年年末的腊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官衙“封印”停止办公，一直到次年的正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开印”办公，至于具体哪天放假，则由钦天监选择吉日。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这个假日称为“休沐”，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

“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

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3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

在南北朝时期，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代开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关于每日的工作时间表，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长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这种类似甚至从他们官署建筑构图的相像反映出来（当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一个地方衙门，就像皇帝的宫殿，在前面有大门和庭院，两侧有警卫和属僚用的小户间，大堂相当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来执行仪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当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后殿），主要用来完成每日的职务。在一个小衙门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为签押房。这个私人的办公室或事务室，官员可以用来阅览公文，也可以和他的亲信幕僚商谈，无论是在上午例常的办公时间，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时刻。皇帝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指定一个内殿或事务室，虽然不称为签押房。衙门后面的部分，用作长官家庭的住所，相当于皇帝后妃的后宫。

皇帝的时间表通常从清早的朝会开始。仪式性质的集会通常在节庆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举行。比较不正式的集会则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举行。朝会的时间早得惊人，约在早上五点或六点。如果朝会到七八点才举行，就被认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圆明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统治者相当忠实地遵守这个早朝的时间，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清代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朝代，虽然它是外族。

不过，清朝皇帝的榜样并非一定为地方官所仿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官署或者会依据类似的一个时间表。甚至当雍正皇帝对各省长官作特别严密的监察时，官员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据雍正朝刊刻的《州县事宜》，许多府、县官简直都不在早上开始办公。《州县事宜》要求他们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钟宣告办公时间的开始（或结束）。地方政府，特别是府、县级，一般使用声音比较不威严的传梆和打点。在笞打的处罚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准时到衙。在元代，权相桑哥甚至在相府严格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付他的属僚；有名的艺术家兼学者赵孟\就曾因为在晨钟之后才到达而受笞打。在赵孟\向更高层的机关控诉之后，桑哥才把这个处罚限于曹吏以下。

对于官员的升迁，服务的时间（劳）和服务的表现（功）同样地受到考虑。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如此规定了。不过，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政府使用签到簿让官员签到，则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个例子，政府仓库的官员、胥吏和警卫必须在所谓“卯酉文历”上签到。明、清时期，在许多机关里，使用类似的签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员要在“直簿”上签到，这种直簿大概在较早时期已经存在。有时候值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譬如在北宋时期，四馆的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来躲避值夜。结果馆阁的值夜签到簿“宿历”得到了“害肚历”的外。

当然，一个谨慎的官员不只遵守办公时间，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我要引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工作时间表作为例子，当时他正领导平定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他决定他的每日时间表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

下半日：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钱账目

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类事目

曾国藩又决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军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则专心于文事。大致上，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些变化。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两局的围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尔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时间。很显然，他非常勤劳谨慎地恪尽他的职责，他的榜样影响了很多和他同时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家长，他不仅为自己订下了工作时间表，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根据他幼女的自传，1868年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时，他为家里的妇女订下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

午刻后：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家中的男子则要做四种功课：看、读、写、作。曾国藩亲自验功，有些功课每日验一次，有些几天一次，有些则每月一次。

这使我们联想到帝制时代中国学生的时间表。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日。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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