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庶族势力兴起原因

魏晋以后为什么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

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生活奢侈腐化，逐渐失去了统治能力，这时，庶族地主便以武职为升官阶梯，立了军功，掌握军权之后，进而取得了政权，这样士族衰落，庶族兴起，魏晋及南朝的朝代更替也是士族与庶族势力消长的过程。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结合，虽然使世家大族蹑居高位，把持政权，垄断国家机器，但他们由此而滋长的骄奢、“清高”和不理政务实事的风气，却给了寒门士人在政治上发展的契机。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逐渐衰落，寒族士人逐渐崛起。分析内中原因，大抵有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第一、因为世家大族无法包揽整个封建王朝的政务，使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庶族士人一直在庞大的政权系统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譬如世族鄙薄武事，以文雅自傲，认为“屈志戎旅”有损门第，所以他们不乐武事，只愿做文职官。这就给庶族寒士通过军功跻身政坛以更大空间。南北朝时期大批寒士由于军功显达，担任军师将帅，执掌了兵权，成为封建国家倚为“御侮戡乱”的柱石。齐、宋、梁、陈等各国的开国皇帝，起家时并非高门大族，均由军功累至将帅，最后登上皇位的。即使在文职官员方面，世家大族也无法把寒士完全排斥于政权组织之外，仍有相当一批寒士在那里苦苦经营，养精蓄锐，伺机发达。
第二、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相结合，使世家大族更加腐化。出身于豪门的子弟有了自恃的门第，就再也不依赖血统以外的条件了，养成了把立功升迁视为有辱门第的羞耻事而不屑于接触实际政务的风气，久而久之，堕落到毫无治政理事能力的地步。他们不懂世务，“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亩；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更不堪世务，“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喘，不耐寒暑”；因而“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史学家姚恩廉在《陈书·后主纪论》中对世族不问政务的情形作了这样的记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人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讫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世族的腐朽，为寒士逐渐掌握实际权力和政治上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寒门势力与皇权的结合。由于在门阀政治统治下，无论是掌握实际政务的寒士，还是登上皇帝宝座、非世族出身的帝王，均受到世家大族的掣肘和压抑。因此皇帝和寒士都有打击门阀制度、削弱世族势力的共同要求，从而促使皇帝和寒士“联盟”，并使寒士充掌中央机要，逐渐成为皇帝倚重的心腹重臣。寒门势力与皇权的结合，大大加强了打击门阀贵族的力量，世族与庶族的界限受到了冲击，世族地位开始动摇，寒门庶族开始崛起，双方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士族的挽歌》
随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勃兴，那种保证和维护世家大族“依流平进”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办法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废除这一用人制度也就摆上了议程。到了萧衍登上南梁帝位后，便进行了改革。据《文献通考·选举考》载：“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505年)，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无复膏粱、寒素之隔”。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废止九品中正制，限年入仕，不拘门第，九流常选，试经授官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可以说是开了选官择士不论阀阅，任官重视考试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

　　简单说：就是士族衰落和庶族上升
　　原因：1、士族阶层腐化，导致对庶族控制不力；2、因为战乱，南朝士族势力不弱，而大量的庶族地主跑到南方，在经济和政治军事上发展壮大；3、门阀制度导致士族与庶族矛盾加大，增加了庶族崛起的决心；4、深层次的原因是土地经济制度。

　　南朝士族衰落和庶族上升的过程

　　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势力的消长 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锐的东晋时期，士族中曾出现过王导与谢安、祖逖与桓温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某些活动体现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民族矛盾一旦缓和，苟安局面一经稳定，士族奋励的意气也就消失殆尽。他们习于逸乐，沉湎酒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连实现统治的能力也丧失了。以善玄言著名的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连稻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蓬头散带的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匹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士族名士精神腐朽，躯体脆弱，由他们组成的统治集团，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后，被迫把统治权力拱手让给了以刘裕为代表的庶族地主。

　　南朝时期，实际上丧失了统治权的士族，还力图凭借父祖余荫，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尽可能把士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势力保存下来。他们除了仍旧尊官厚禄，高踞劳动人民之上威福自行以外，还通过婚姻和仕宦两途，把自己和庶族地主严格区别开来，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他们越是感到没落和危殆，越要用自矜婚宦来挽救自己。南朝士族以门第凌辱庶人的事例特别多，实际上是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现。

　　士族把自己的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士族的范围以内，并且极力排除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士族如果不严守这种限制，便被士族社会目为婚姻失类，受到排抑和诋斥。齐代王源嫁女给富阳满璋之之子，御史中丞沈约上章弹劾说：“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因此请求对王源免官禁锢。除了士庶之隔以外，士族之间也还有门第高下的差别。王、谢、袁、萧是最高的士族，王、谢更是士族的冠冕。士族一族之内的不同支脉，由于历史的或其它的原因，有时还有高下之别。江南士族以朱、张、顾、陆为高，但一般说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低于北来士族，所以当侯景请求与王、谢为婚时，梁武帝答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士族虽然力求在婚姻上表现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很紊乱。沈约在弹劾王源之时，就说到宋代以来“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论厮庶”。士族向大权在握的庶族地主攀援姻娅，同样是士族保全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

　　士族以官位自固的办法，是独占清流美职，视庶人和他们所居之官为浊流浊职，把清浊两途严格区分开来。清流美职，主要是那些职闲廪重，可以无所用心的职位，宰辅中的文职，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务，自然是他们首先独占的对象。其余官职清浊虽然大致有定，但是也可依居其位者的身分高下而发生变化。南朝官吏从浊职转为清职，胜过品秩的升迁，反之则甚于降黜。为了适应士族出仕的需要，秘书郎、著作佐郎等职，虽然品秩俱低，但是却被士族严格独占，作为入仕阶梯，入署不到百日便得升迁。

　　但是南朝士族不能胜任武职，因此他们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东晋士族那样的武力保护，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掌权的庶族地主。

　　齐梁以来，士族仍致力于士族谱的撰叙编次，企图用家世源流和婚宦记录作为自己应享特权的凭证。庶族地主也常常伪造谱牒，篡改户籍，冒充士族。士族为了极力装饰实际上不存在的所谓“礼法门风”，还把礼学发展到极其繁琐的地步。但是这也不能挽救他们衰颓的命运。齐明帝说：“学士（按指沈约、王融等士族名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实际上士族子弟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连有志读书的人也很稀少。侯景之乱时，他们“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庶署，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从此以后，作为南方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士族，就更为衰落了。

　　在南朝士族衰落的过程中，庶族地主的权势越来越上升。他们之中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面；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了州郡和军府的权柄。在中央政权中，庶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梁代朱异由中书通事舍人历任显职，居权要三十余年，举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权势最盛。

　　在士族势力更为衰落的梁陈之际，一些“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纷纷割据州郡，这表明南方内地庶人地主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史载熊昙朗据豫章，周迪据临川，留异据东阳，陈宝应据晋安，其余庶人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闽、赣、粤、湘、川等省境。陈时南方州郡刺守多为本地地主，他们不但不受陈朝的制约，而且还力图扩大各自的统治范围，经常进行火并。

　　庶族地主的统治，不论在中央或州郡，仍旧是贪诈勒索，与士族并无二致，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农民暴动，主要也就是打击他们。但是他们的兴起，说明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三吴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这在南方开发的历史上，又是不容忽视的。

南朝士族由于生活腐朽，愚蠢无能，逐渐衰败，相反庶族逐渐兴起，再加上皇帝顺应形势，打击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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