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汪曾祺(自己)的小故事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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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就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亚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没有交往。两人是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并相爱的。但在此前,汪曾祺有过一次情感挫折。《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后来,朱德熙对妻子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显然,还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联大读书时,施松卿不乏追求者。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73岁生日写下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
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
不要着急。
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金瓶梅》里,西门大官人能吃能喝,花样百出。家常那些打卤面、闷猪头大油大腻之后,还炫耀“你做梦也梦不着的好东西”,所谓“衣梅”,杨梅用各种药料加蜜炼制过,薄荷橘叶包裹,大概清凉甜美吧。《儒林外史》里,严贡生吃云片糕,还讹诈船夫。后来喝问起来,船夫还老实报云片糕的配料,“瓜仁、核桃、洋糖、面粉”,可见那时候贩夫走卒也都吃得起这类小吃了。当然,算不算甜品得两说。
似乎大多数甜点,都少不了面粉、鸡蛋、奶油,以及诸般香草。逯耀东以为满、蒙人善做乳制品,所以连带着北方甜食都跟牛羊奶沾了边,花样百出。唐鲁孙说北京东来顺有道菜叫做“炸假羊尾”,蛋白打起泡来,裹细豆沙和面再炸,想起来大概取炸面的酥脆、细豆沙的沙感,以及蛋白之嫩吧。这就算是甜品发展到高端的境界了:单是甜润适口不够,要口感纷繁华丽,吃的就是个变幻莫测。比较天然的是老北京马连良们吃的河鲜冰碗,据说是一大碗里有藕有莲子有鸡头加冰汇总,实属天然,可惜如今这世道没处觅去。
我小时候,流行些顺口溜。意思可东摆西扭,只要押韵。比如,“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比如,“鸡蛋鹅蛋咸鸭蛋,打死鬼子王八蛋。”我一直觉得这句唱错了,很可能原话是“手榴弹”。因为你给对手扔咸鸭蛋,简直是包子打狗。
高邮产咸鸭蛋,大大有名。我认识许多人,不知道高邮出过秦观和吴三桂,只知道“啊哟,咸鸭蛋!”可见传奇远而粥饭近。高邮是水乡,鸭子肥,蛋也就多,高邮人本身又善于腌咸鸭蛋,遂海内知名。
咸鸭蛋家腌起来并不难,但腌得蛋白不沙、蛋黄油酥,很靠手艺的。这和晒酱、做泡菜、腌萝卜干一样,瞧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这里腌鸭蛋,多是用黄泥河沙,有谁腌得不好,被人指责手臭了,就恼羞成怒,抱怨水土不好鸭子差,沙子不好不吃盐。
吃咸蛋分蛋白蛋黄。好咸鸭蛋,蛋白柔嫩,咸味重;蛋黄多油,色彩鲜红。正经的吃法是咸蛋切开两半,挖着吃,但没几个爸妈有这等闲心。一碗粥,一个咸蛋,扔给孩子:自己剥去。
咸蛋一边常是空头的,敲破了,有个小窝;剥一些壳,开始拿筷子挖里头的蛋白蛋黄。因为蛋白偏咸,不配粥或泡饭吃不下,许多孩子耍小聪明,挖通了,只吃蛋黄,蛋白和壳扔掉。家长看到,一定生气,用我们这里的话:
真是作孽啊!!
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
第二篇里有这么句:
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
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1、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家里人怕他长不大,按当地民俗,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和尚庙、道土观里都记了名枣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鳖”。1925年,汪曾祺人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这个幼稚园只有一个女教师,名叫王文英。
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对汪曾祺,她是老师,也是母亲。
56年以后,即1982年,汪曾祺回到故乡,特地去看望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
2、一次,作家苏叔阳和汪曾祺在大连开会。苏叔阳在大会发言中间用了“骈四俪六”的成语,但他错将“骈”读成了“并”,还将“掣肘”的“掣”错读为了“制”,虽然有许多人听出了错误,但碍于面子,谁也没有给苏叔阳指出来。
吃晚饭时,苏叔阳和汪曾祺在一个饭桌上,趁大家专心吃饭不注意时,汪曾祺悄悄塞给苏叔阳一个条子,低声对他说:“吃完饭再看。”
苏叔阳不知条子上写的什么,急不可耐地溜进洗手间,展开一看,脸“腾”地红了。原来,纸条上汪曾祺用秀丽的字写道:“骈”不读“并”,读“片”;在空了一行后,又写道:“掣”不读“制”,读“彻”。
当时,苏叔阳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他控制住情绪,小声对汪曾祺说:“汪老,谢谢!谢谢您!”汪曾祺却用瘦长的手指嗔怪地戳戳苏叔阳的脸,慈祥的目光里露出了顽童般的笑意。
3、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作家陈国凯去湖南开会,开饭时,他看见一个老头已坐在饭桌前,面前并放着一杯酒。当时,陈国凯只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汪曾祺,并未见过其人。他刚坐到那老头旁边时,就有人给他介绍了汪曾祺。
还不等陈国凯说话,就听汪曾祺大笑道:“哈哈,你就是陈国凯啊,想不到你竟是这个鬼样子!”陈国凯一下子就被这个可爱的老头逗乐了,也大笑着问汪曾祺:“你想我应该是什么样子?”汪曾祺依然笑道:“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却骨瘦如柴。”
从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4、全国作协开会,有人指着一个正走过来的女孩子对汪曾祺说:“那就是文坛上风头正劲的铁凝。”汪曾祺站起来“呵呵”地笑着走到铁凝跟前,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有呀!”
铁凝一愣,便被他的幽默逗得前仰后合,也将两人陌生的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后来,铁凝深情地回忆道:“那一刻,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5、1986年,高晓声和汪曾祺去香港访问时同住一室,两人常喝酒,聊天至深夜。1992年,汪曾祺去南京,高晓声去看望他。一见面,汪曾祺就从头到脚将高晓声看了个遍,忽然找到老朋友似的,指着他脚上的皮鞋,说:“这双皮鞋还没有穿破啊?”
经汪曾祺这一说,高晓声便想起来了什么。原来,1986年高晓声去香港时穿的就是这双鞋,难怪被记性特好的汪曾祺一眼就认了出来。
太多了,选一个吧。
1.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家里人怕他长不大,按当地民俗,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和尚庙、道土观里都记了名枣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鳖”。1925年,汪曾祺人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这个幼稚园只有一个女教师,名叫王文英。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对汪曾祺,她是老师,也是母亲。56年以后,即1982年,汪曾祺回到故乡,特地去看望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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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县13656713631: 汪曾祺的故事200字左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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