尬聊历史：鲁迅为什么与兄弟反目成仇

为什么鲁迅和他家兄反目成仇？~

鲁迅没有和他的家兄反目成仇，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确是鲁迅终身未了却的心结。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胞弟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驱赶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给中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解放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确实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娱；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这是谜。他曾与鲁迅兄弟怡怡，后来却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个谜。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人们在评价他的文字时，往往以“平和冲淡”视之，但，就在这“平和冲淡”的文字背后，却包含着许多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只是他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笔端，使之不过分张扬，所以不易为有些读者所察觉，因此，给人以温文尔雅，超然物外之感。
　　　　
　　因为他的附逆，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研究”一直是个禁区，也因此，我对晚年周作人所知未详。最近读了黄开发先生编注的《知堂书信》，使我对晚年的他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该书收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给曹聚仁与鲍耀明的一批书信，不仅透露出他晚年生活的窘困，同时还对一些现代名人进行了评论。这，尤其令我感兴趣。周作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里说：“日记和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由此，也可反映出知堂晚年的一些真实心境，这是在他的文章里所不易读到的。
　　
　　对于鲁迅，知堂在1958年重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去信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在同信中，他对上海的鲁迅塑像发议论道：“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子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像乎？”
　　
　　1962年，他在看了鲍耀明寄来的林语堂文章后，回信道：“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看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之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说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1925年，《京报副刊》请当时的名人为青年开必读书目，鲁迅也在被请之列。然而，鲁迅是不赞成为青年开必读书目的。1966年，知堂与鲍耀明谈起这件事时，说道：“‘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提倡‘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
　　
　　知堂与鲁迅自小受着同样的私塾教育，在鲁迅的引导与帮助下又去南京读书，再后来去日本留学，二人可谓其情怡怡，他前期所走的也几乎是与鲁迅一样的人生道路。后来却反目成仇，“互为参商”。应该说，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主张把鲁迅不当“神”而当人看，应当是不错的。但为了纪念鲁迅而塑其像，也非不可以。而知堂对此却几乎至于嘲弄，这就显得有些过火了！也许是私人间的信札往还，因此可以“放肆”地一谈。　　
　　
　　而对许广平的态度，他也充满鄙视。1961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就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评论道：“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在给鲍的另一信中又说：“那篇批评许××的文章，不知见于什么报，所说大抵是公平的。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另外，据舒芜先生《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所载，知堂在文章中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也多有讥讽，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鲁迅此举为纳妾。
　　
　　对于周建人，他也似有颇多不满，说：“内人之女弟乃我之弟妇，亦见遗弃（此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信中所提“其子”系指周丰二，为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据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有关记载：周建人于1936年回北平为母祝寿，在八道湾，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手持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周建人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因此周建人与王蕴如愤然回沪。该书还记载，在解放后，知堂还为羽太芳子捉刀写诉状，由周丰二出面状告周建人“重婚”，后经法庭详细调查，状告理由不成立，同时法庭宣判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由此二事稍可看出知堂对乃弟的不满来。
　　
　　解放后，郭沫若的一些表现确为很多人所不齿，他勤走“南书房”，被有些人讥笑为“胡笳十八拍”。周作人在评论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时顺带说道：“其实八股功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而在另一封给鲍耀明的书信里，他说得更为露骨：“书（指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狂妄之言，不足为外人道。”此时的周作人已是个政治贱民，曾经为舆论大肆渲染的“二堂晤语”及郭氏名文《国难声中怀知堂》俱成往事了。据我所知，解放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想想郭氏对鲁迅的前倨而后恭与对自己前热而后冷，怎不叫苦雨斋主人心有戚戚焉！？
　　
　　对于曾为《语丝》社同道的林语堂的评论，他可能是在读了林的《记周氏弟兄》一文而发的。大概林语堂在文中捅到了他的痛处，林在该文中说：一，“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二，“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三，“（沈兼士）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对于作汉奸事，知堂一再申明“不辩解”（其实，他是辩解的）。他在1965年4月给鲍耀明的信中，针对林语堂的第二点反驳道：“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过了几个月后，他又借别人评林语堂发议论道：“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再过数月，知堂得知林去香港的消息，又挖苦道：“林语堂来港不知何事，他近来的文学活动我也毫不知道，想还写文章赚英美人的钱吧。”看知堂对林语堂的评价似乎有些泄私愤的味道了。　　
　　
　　知堂虽说梁实秋与林语堂一样属才子，但却也肯定梁的成就，他说梁实秋在没投台湾前“有可取的地方”，并认为“十三妹论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有见识的话。”同时，他认为徐志摩也“有可取的地方”，这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是徐的散文方面吧。知堂曾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虽然当时他也肯定了徐的诗歌。但他晚年却说：“敝处适有《猛虎集》一册，系徐志摩所著，此人大有名望，《五四文坛点滴》大为赏识，但我因不懂新诗，故看不出好处来，留在我这里没有用处……”知堂说自己“不懂新诗”大约只是谦词，而“看不出”徐诗的“好处来”也许是真的。这是他为文的狡猾处也未可知。
　　
　　知堂擅长此类春秋笔法。如谈到老友沈尹默的书法时说：“偶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扁额，……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亦更有趣……”沈书出之于王右军，有人评其书谓之“媚”。也许知堂当时已看出端倪，以为不及三十年前了。有趣的是知堂的老友陈独秀也对沈书颇有些非议，他曾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知堂以为沈的书法后来退步了，而陈独秀以为沈书没有进步，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说及唐弢，他道：“今日见到唐弢氏，在领导青年人改写现代文学史，其思想似颇宽大，想能做出更好的文学史来。”文学史而靠“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叹服于知堂文笔的高妙。在评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与周氏兄弟打笔仗的陈西滢时，他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之人，唯以卿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在提及苏雪林时，他说苏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最有内容”。
　　
　　知堂与胡适的交往，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七》里已有所述及，但也只是记实而少评论，而在晚年的书信中却有些评价。1962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这样评价道：“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份多，亦是实话……”1965年又道：“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甚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当年大陆学界“批胡”之风尚劲，知堂依然坚持己见也属可贵了，亦可看出他对胡适感觉不坏。　　
　　
　　他同样感觉不坏的还有蒋梦麟。1964年，当他得知蒋在台湾去世时，他回信给鲍说：“蒋君虽是绍兴人，但我不很熟习，他的政事我也不甚了解，只是个人对于他的印象却是不坏的，因为他还是讲信用，也就是还不势利，即为他以校长资格从云南拍电报，叫我照管北大校产，胜利后给我出证明……虽本是他的责任，但是在别人却早已赖掉了，他却没有这样干，觉得还有古道可取。”　　
　　
　　说到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倒想起他骂罗家伦和傅斯年来了。在1964年致鲍耀明的信中，知堂曾称他二人为“狗腿”。据梁实秋《忆岂明老人》一文的《后记》里转引南宫博的一段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之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已不大可恕了。”从该文的描述来看，知堂骂罗、傅二人为“狗腿”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早在1950年，知堂就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他在《的泡沫》一文中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而傅实在乃是帮凶了。”另外，该文中还记述了罗家伦的一则“趣事”：“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开他的玩笑。”　　
　　
　　知堂对其弟子沈启无的评价也是骂。沈为“周门四弟子”之一，后来被逐出师门，知堂曾发《破门声明》散发给一些朋友。不特此也，知堂在以后的文章中也屡屡影射沈。1944年还写有《遇狼的故事》一文并收入《苦口甘口》，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也全文转收，可见他对此事何其耿耿于怀。有人说，逐他是因为周在遇刺客时，沈在场说自己是客人而引起周后来的恼怒。但知堂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却说出了真正的理由，他道：“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尝读周作人文集，知道他对丰子恺翻译的日文《源氏物语》颇不以为然，大致说丰子恺日文水平浅陋。在他给鲍的书信里也有记载。他道：“承示丰子恺君拟译源氏，所谓老而益壮，亦可佩服，但恐未必适宜……丰君译有啄木小说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语有误译处，因之不免对于他稍有疑问耳。”1950年，上海《亦报》连载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丰子恺为全部七十二首诗中的六十九首配了插图。但他对丰子恺的画，也同样地表示不大满意。后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道：“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而在谈到陈师曾的“书画刻印”时，他以为“都有功夫，即是所谓有书卷气，也就是没有市侩气也”。
　　
　　另外，知堂的书信里还提到了陈垣、陈寅恪、冯沅君、潘家洵、胡兰成等人，大多只是实录而未作评论。但知堂却称胡兰成为“君”，这，倒是令我有些诧异的。
　　
　　晚年的周作人不仅生活窘困，大概其精神也颇为凄苦。曾经驰骋文坛的骁将，如今却沦落为政治贱民，只能靠买文翻译赚钱度日，好在他还有曹聚仁、鲍耀明等的帮助与接济，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可以对他们臧否时贤，或许稍可舒解心中的苦闷。但随着文革的即将爆发，知堂也将被这股洪流淹灭以结束他谜一般的人生。而他留给后人的大概也不仅仅是惋惜与遗憾吧。

鲁迅兄弟为失和甚至决裂说法众多，此处仅列举一两种。
1、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
2、1924年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
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
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扩展资料：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
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
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鲁迅兄弟失和内情

鲁迅先生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这里和他“失和”的弟弟指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和鲁迅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文豪。（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文坛的领军人物，两兄弟的失和并非是因为文学方向问题，也不死政见之争（当然后面周作人在鲁迅死后当了汉奸则另当别论）。两人的失和具体来说是因为一个日本女人，她的名字叫羽太信子。此人是周作人的老婆。
不妨仔细想一想，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哪个不是女人吹枕边风？俗话说，亲兄弟两堵墙，不及女人一张床。古往今来，无论是豪侠名士，还是市井小民，都会在女人面前拿捏不住，尤其是遇到那种无风起浪的女人。因此，要想搞清楚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必须先弄清楚关键人物羽太信子的生平为人。
羽太信子，日本人，本是鲁迅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所租房子房东的女儿。1909年与周作人结婚，后随周作人来到中国。羽太信子与周作人共同生活了54年，在1962年病逝于北京。
关于羽太信子的为人，我们外人是不能说三道四的。让我们来看看她身边人的评价。正面评价来自她的婆婆，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母亲。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但是除此之外，羽太信子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惯于挥霍，不能持家。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回忆说：“周作人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
鲁迅和周作人分家后，由于羽太信子的挑唆，导致两兄弟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至于决裂。当然，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的性格问题也对事件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周作人有什么性格问题呢？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则是一个字——“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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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迅和他弟弟为什麽闹翻? - ？
闫骨一灭： 至于兄弟失和一事.大家老把花边新闻当事实.我认为是无稽之谈.海婴出书,为了反驳这个问题,还专门讲述了一大篇.当然就是从窗户的位置,和鲁迅的身高上来反映的——鲁迅不到一米六高.根本不便从外面的窗户看到里面.除非搬凳子...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迅为什么和他弟弟决裂?? - ？
闫骨一灭： 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 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迅和他兄弟的矛盾是咋回事 - ？
闫骨一灭： 这是文学界的一个谜,关于这来件事兄弟俩人撕了日记,所以大家猜测应该是家庭内部财产问题.周家兄弟本来是住在一起的,赚的钱到交给周作人的妻子管理,鲁迅理个头发自,还得到她那里取.周作人妻子又是个大手大脚的人,经常买一些奢侈品.鲁迅有些不满.双方就此积压了矛2113盾.后来,周作人妻子诬陷鲁迅偷看她洗澡,俩兄弟终于闹翻了.其实后来有人去过5261小院说,周家窗户前有花园还是什么的障碍物,偷窥根本不可能.也有书中写道,周家的母亲一直是鲁迅4102供养的,周作人跟鲁迅不和之后,再也没有给过母亲赡养费.所以,很大可能就是财产问题.1653文学上,基本没什么分歧.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迅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为什么不是短暂的,而是一辈子?兄弟之间闹矛盾 ？
闫骨一灭：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讯在北平和他弟弟一家住一起时为何大吵一架?并从此分道扬镳!？
闫骨一灭： 据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向周作人哭诉:鲁迅对他非礼.鲁迅矢口否认,从此兄弟之间反目为仇,至死不再往来.后人分析,这件事中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搬弄是非的可能性较大,她早又把鲁迅及走的想法.但这毕竟是周氏兄弟间的家事,外人不便过问,时至如今也就无人细究了.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谁知道鲁迅和他二弟为什么要分道扬镳吗? - ？
闫骨一灭： 道不同.周作人是旧式的文人,懦弱,喜欢安逸,不善斗争.这跟鲁迅冲突. 他们之间有家庭和金钱的矛盾,不过这些应该是次要的.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迅的作品《兄弟》的主要内容 - ？
闫骨一灭：[答案] 1925年冬鲁迅写的《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鲁迅的二弟)刚到北京治病时的情形,无情地嘲讽了兄弟的手足之情.起因是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兄弟反目,本文所影射的正是他的二弟周作人,两人反目之后一直到死都没有互相原谅...

扎兰屯市18715651268： 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有哪些,是什么原因造成俩兄弟成了仇人,请知道的朋友给我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 ？
闫骨一灭：清官难断家务事,说到底是一个家务事.既然是家务事,就很难说清,因为我们不能掌握那么多的细节.我们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