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是怎样的典故？

张居正改革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

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员。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磷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但为了砥砺张居正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磷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重（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铛，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请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嗍笑之微，敝祷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山东布政使据实秉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治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股（juān、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施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张居正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在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
「张居正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改革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废除，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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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13858404887： 张居正改革主要内容及意义是什么? ？
昌性肌苷： 张居正改革,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福田区13858404887： 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
昌性肌苷： 明中叶,朝政腐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及反抗... 居正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从整顿吏治开始,于万历...

福田区13858404887： 张居正改革的现实意义? - ？
昌性肌苷：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 明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

福田区13858404887： 与维新变法和戊戌变法命名方式一样的历史事件有哪些 - ？
昌性肌苷：[答案] 你好,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著名变法事件还有: 1、李悝变法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宰相,实行变法.据说,李悝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李悝在任相期间,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福田区13858404887： 写张居正遇到挫折后宽容对待的事例 - ？
昌性肌苷：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隆庆(嘉靖三子)年间进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万历元年(公元1572年)晋内阁首辅,十年(公元1582年)七月病逝.(详参见《明史.张居正传》)而戚继光小张居正3岁,同为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高官.一文...

福田区13858404887： 历史上有毅力的人和事例 - ？
昌性肌苷：[答案]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尽忠报国!张居正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和实行“考成法”成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刘伯温帮助朱元璋统一天下,创立明朝!所谓的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福田区13858404887： 明朝那些事 张居正 万历 - ？
昌性肌苷： 张居正历经三代皇帝才坐到首辅的,憋了那么久当然想有所作为,年幼的朱翊钧自然是无法与张前辈抗衡,可能是想做,但在朝中,几乎都是张前辈的人.小朱不爽也没办法,这是自然规律,姜还是老的辣,新生力量还没成形的时候,需要老一辈扛大梁,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成是小朱同志的软弱

福田区13858404887： 不墨守成规、能开拓创新成功的事例 - ？
昌性肌苷：[答案] 商鞅变法 张居正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福田区13858404887： 张居正是哪里的人?？
昌性肌苷：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授编修,请急归,亡何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