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在清代学术上的影响？

颜元，阮元分别是哪个朝代的哲学家？~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
他8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因此，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19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于颜元后来的“实学”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20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21岁，“阅《通鉴》，忘寝食”。22岁，学医。23岁，“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并且还学习技击。如此广泛的涉猎，为他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颜元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24岁时，他“深喜陆、王，手抄《要语》一册”。26岁时，始知程朱理学之学旨，34岁“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1 从此以后，他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从原来笃信理学变成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中，今人编有《颜元集》上、下两册，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生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得年八十六岁。少年即笃志坟典，廿五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1793年至179 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去世，谥“文达”。
他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著书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 经室集》等。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时，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早岁编集金石书画目录，为《石渠随笔》、《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任浙江学政时邀臧庸兄弟、何元锡、陈鳣等学者编《经籍纂诂》一百一十六卷，于嘉庆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诗人作品为《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又翌年立诂经精舍，刊《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丧父守制期间，刊《十三经校勘记》，又搜罗《四库全书》未收书，编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目录进呈御览。数年后，撰成《畴人传》五十九卷，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创立学海堂期间，刊《学海堂丛刻》。阮氏亦重视修志，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阮元的文集，为《揅经室集》五十七卷 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均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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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年—1704年），明朝末年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保定市博野县）人。
颜元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亦即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主张。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家世出身明崇祯八年（1635年），颜元出生。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年），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 。

早年学业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
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 。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 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求学历程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 ，他都毫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年），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 。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
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 颜元二十四岁时，便著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
学术渐成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次年，便著《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归于本宗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
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
南北游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

晚年逝世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
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在他开设的讲堂上，安放着琴、竽、弓、矢、筹、管，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乐、射、书、数的学习，探究兵、农、水、火等实用之学。颜元不仅教育学生“习动”，而且身体力行。他武艺出众，57岁时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数合，中子青腕”，足见他老年时仍保持着矫健的身手。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后书院为水淹，返归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 元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所以，颜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颜元（1635 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

他8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因此，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19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于颜元后来的“实学”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20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21岁，“阅《通鉴》，忘寝食”。22岁，学医。23岁，“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并且还学习技击。如此广泛的涉猎，为他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颜元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24岁时，他“深喜陆、王，手抄《要语》一册”。26岁时，始知程朱理学之学旨，34岁“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1） 从此以后，他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从原来笃信理学变成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中，今人编有《颜元集》上、下两册，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2） 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颜元针对这种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 “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颜元的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问题的认识近乎科学。

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3）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学校为“人才之本”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4) 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5）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6）“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7）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分析，颜元的上述见解确有道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见，他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的这种主张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慎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因而，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它的特点是崇“实”而卑“虚”，与传统教育，特别是与程朱理学教育，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

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并非真是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复古求解放”，在古圣昔贤“六艺”教育的旗帜下，宣扬自己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容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漳南书院之所以暂还设立“理学斋”和“帖括斋 ”，只是为了“应时制”，“俟积习正”，则关闭这两斋。因此，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是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艺”教育。它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以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学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颜元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值得人们重视。

（四）“习行”教学法

强调“习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在学术思想转变后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他35岁时，“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便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

颜元认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自己亲身的“习行”，“躬行而实践之”，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因而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惟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他认为书本记载的“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岂可全不读书”。因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乃致知中一事”。但“将学全看在读上”，“专为之则浮学”，而且书读得愈多，愈缺乏实际办事能力。同样，讲说也不能废除，但不可脱离实际空讲。因而他主张读书、讲说必须与“习行”相结合，而且要在“习行”上下更多的功夫，化更大的精力。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讲的是个人行动，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看轻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因而没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这可说是中国古代教学法发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它一反脱离实际的、注入式的、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在当时以读书为穷理功夫，讲说著述为穷理事业，脱离实际的“文墨世界”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进步意义。

（五）劳动教育思想

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注重劳动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颜元长期生活在农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但从未脱离劳动。像他这样一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正因为他自己一生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使他能够冲破自孔丘以来儒家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传统思想束缚，对劳动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认为人人应该劳动，而且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这种劳动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重视传统农业知识。颜元始终把向学生传授农业知识置于其教育活动的重要地位。他曾说：“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10）在亲自制订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11）
注重劳动对于育才的作用。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强盛，而且对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劳动具有德育的意义。它不仅能使人“正心 ”、“修身”，去除邪念，还有使人勤劳，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劳动还具有体育的意义。劳动可以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颜元虽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没有越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藩篱，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消极面，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三，简要评介

颜元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了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并在批判中创立了以“实学”为特征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必须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提出应该传授包括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真学”、“实学”强调接触实际，从躬行获得知识的“习行”教学法，重视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等，颜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独放异彩，别具一格，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颜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光辉的贡献。

http://www.zbjn.com/show.aspx?id=3098&cid=100&page=11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第九章 颜元的思想
作者：侯外庐

第一节 颜元的新世界观

颜元，字浑然，号习齐，生于明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卒于清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年），河北省博野县人。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思
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
黄三人更加彻底，毫无保留。列宁曾规定启蒙学者有三个特征，一、即“对
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
二、即“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三、即“坚持人民群众底利益，……
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
进这一事业。”（“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八页。）这三个特征也
适合于中国的启蒙学者的理想。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
异端，但都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祖程朱，黄
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不然，对于宋以来的道学家，一齐推翻，没有
一丝形式上的保留态度。颜元同王、顾、黄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他们的愿
望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愿望表现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表现着整
个社会在现在道路上，即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同上，二
○页。）
有人说颜元攻击程朱特甚，与王守仁有传统渊源。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
的。这看他的“评王学质疑”，便可从知道的。他常把朱陆二人并提，或把
程朱与陆王并提，肆意讽刺，比之为异端之杨墨，说两派都是杀人的人，不
欲辨其高下。他不像王、顾在文字上还尊重程朱，也不像黄宗羲在文字上还
尊重王刘。他直捷了当地说：
阳明近禅处尤多，……所谓与贼通气者。（“存人编”卷二“第
四唤”）
初求之陵王无所得，继求之程朱无所得。……反求之孔孟，……
即与学王陆程朱……谈静敬著书册者亦相左。（“习齐记余”卷三
“给易州李孝廉介石书”）
今何时哉！普地昏萝，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
翻案乎？……媳杨墨著孔道……如昔人者乎？（同上“寄桐乡钱生晓城书”）
有人因为颜元主张功用，以为他似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这更
是恶劣的附会。诚然，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
说，“旧唯物论对于历史的见解——只要它一般地具有这样的见解——在本
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是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事物，把历史人物分为
正直君子和诡诈小人。”（五六页）然而，古典哲学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没落
哲学是有区别的。颜元讲的“习”，多指实院事物的制造与证验，和实用主
义者唯心地把经验还原成观念的说法，丝毫没有共同之点。颜元讲的事理、
物理，指事物的条理，因此，他的论点是异常素朴的，仅重在科学意义的专
门职业。他的知识论，不是从哲学的理论的或范畴本身研究的，也不是从历
史分析的或流变发展研究的，而仅是导出一个属于科学知识的世界。他所常
举的例证，医生的临床，兵士的战争，交通工人的筑路，水手的掌舵，农夫
的种田，裁缝的成衣，以至音乐家的制乐，法律学者的立法，不是技术便是
艺术。他所托的“六艺”乃是旧瓶装新酒，因为十九世纪以前的学者，形式

重于内容。
颜元提出了一个对于新世界的愿望。因此，他把过去道学家 所看到的空
静世界，最简洁地目为“镜花水月”。

第二节 颜元的性理论和知议论

宋儒以来天理的世界是中古虚灵的世界。理学家在宋代建立了一个所谓
“析之愈精，逃之愈巧”（黄宗义语）的玄学体系，支配了中国思想界，由
宋展元明，达五六百年之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权力是很大的。所以十七世
世学者的反理学潮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梁启超却这样论述道：“启
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级熟而致
烟，如血之凝因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
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波坏，而建设盖有
所未遑。”（“清代学术概论”，三页）这是建设——破坏——再建设的均
衡论，不能规定思想过程“质”的发展史。他错误地把清初学者的学术运动
归入于破坏期或“启蒙”期，而把乾嘉学者的考据学归入于全盛期。这种划
期法是唯心主义的胡说。清初学者，不仅有破坏，而且有建设（虽然建设有
时代的局限）。他们的学术的宏大规模，是有启蒙时代市民阶级的社会根源
的，这远超过于乾嘉学者的思想。因为乾嘉时代的民族监狱的压迫和封建秩
序的暂时安定，一度束缚了这种市民阶级的思想发展，压制了他们的新社会
的理想的光芒，从致没有清初哲入的气象风韵之博大。即以哲学成就而论，
戴震的哲学比王夫之的哲学就显得渺小了。
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潮流，更不是如反动派胡适所谓“高明”与“沈潜’
的交替史。他硬说：“詹姆士说的哲学家有‘心硬’‘心软’雨大区别。高
明一派……乃是詹姆士所谓‘心软’的一派；沈潜一派，……乃是‘心硬’
的一派。心软，故富于理想，而易为想像力所诱惑；自趋于高明，而易陷于
空虚。心硬，故重视事实，重视效果；虽不废想像，而步步脚踏实地；然其
魄力小者，易堕人拘迁。”又说：“（自宋）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
学盛行，结果只是一种‘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这是
什么缘故呢？原来两宋时代高明之病太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这个鬼就是文学鬼。（以下言宋明儒的玄学）……高明的病菌弥漫在空气里，
凡要呼吸的人，多少总得吸一点进去；沈潜的抵抗力强的人，也不能完全避
免（？）。……五百年来的玄学病，到此（清初）已成‘强努之未’，……
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漠儒，提倡古注
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漠学’的风气。”（“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费
经虞与费密”）胡适这个反动的理论，把思维发展史硬还原做两种人性的交
接史，这是歪曲展史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宋明二代也有沈潜之士，为什么不
能完全避免高明？清初学者蔼多高明性格的人，如王夫之与傅山是很良愿著
的，为什么他们要反对“高明”的玄学？其实詹姆士这一人性的分类，也是
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都有其时代的条件与阶级的烙印，虽极端的一种性格也
不能违背时代而自由提出问题。正如在理学世界中，性格强者也不能避免玄
学（如王安石）；在清初反理学的思潮中性格软者也重因求实。胡适连研究
世界思想史应知道的起马常识也是没有的。他完全不明白思想史质变和量变
的联结，而随意给历史治病，如医病者的处方那样，以为玄学是一种“高明
病”。这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
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没有一色的清流，其简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斗争，好像河流的压倒趋势，其间总有逆流与横流贯注着，此其一。其二，
外表与内容的矛盾，恒常在启蒙学者身上刻印着深深的烙痕。清初以降，为

王学支持门面者大有人在。但这是外表，而底里则是否定了外表，另外走了
一条大踏。其三，社会发展史每一时代都有其支配的生产方式，但就在一定
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也遗留着过时的淘汰的痕迹；同样，学历
史的一种主潮尽管支配看全局，但又如全祖望评黄宗义，不能不遗留着所谓
“馀技”；对所谓“朱子晚年定论”之争即表现出这种馀技。其四，命题在
一个新时代的提出，不是直接一下子就能把旧时代的主词割弃，常是旧的主
词被保留下未，而用新术词讽刺了旧主词，这是死的与活的矛盾的时代特征。
所以，清初反理学的思潮不是平地降生的，它是在理学母胎里生成起来（如
颜元先求之于陆王，后服庞于程朱），渐渐由量变从至质变。正如傅山治学
所重视的一个“蜕”字，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如傅山所说“君子学问，不时
变化，如蝉蜕彀，若得少自锢，毕能长进”（“霜红龛集”卷二十五），便
蜕壳而出，质变为一种新学术。从前认为先趋老的“晚年定论”，现在自张
旗帜号召一世，理学这成反理学。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十七世纪历史的变
化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此讲来，从主张功利的区别上或从性格的硬软
上来研究问题，都不能说明“质”的转变，都是 反历史主义的反动理论。
颜元反对宋明唯心主义的态度是坚决的。在他的思想中，反对朱学也反
对王学。

第三节 颜元和李塨的经世论

颜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世家。他的经世论是城市平民反对派向民主途
径摸索的思想。
颜元召唤了失掉个性发展的中古的“人”，人类在他的规定之下是资本
主义要求的人类（或“经世”的人）。他召唤了脱离现实世界的、为玄学家
所歪曲的中古的“事”和“物”，事物在他的规定之下是近代的产业发展的
事物（或徵诸事物的科学事物）。从历史主义来分析，此所谓新人是市民阶
级的国民，所谓新事物是科学的对象。但这些在他的肇下却形容得古色古香，
人为圣人周孔，物为“周礼”的三物。他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的古代言语外
表下，探求着近代“实学”（“存学编”语），他也不客气地好像自居于宪
法起草人。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唐·刘长卿《送士元》
[今译] 毛毛细雨润湿了衣服，自己却看不见；树上的残花飘落在地上，也听不到声音。
[赏析] 这两句一向被认为是刻划细腻的写景诗，清人方东树称为“卓然名句，千载不朽”（《昭昧詹言》）。它通过“细雨湿衣”、“闲花落地”两个细节，展现出一片蒙蒙春雨的江南景色。“细雨湿衣”而“看不见”，“闲花落地”而“听无声”，则更是诗人体察入微之处，因为唯有“看不见”才显出雨之“细”，唯有“听无声”才见出花之“闲”。句中没有出现更多的景物，但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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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19793822594： 颜元在清代学术上的影响? - ？
尉迟昂组织：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唐·刘长卿《送士元》 [今译] 毛毛细雨润湿了衣服,自己却看不见;树上的残花飘落在地上,也听不到声音. [赏析] 这两句一向被认为是刻划细腻的写景诗,清人方东树称为“卓然名句,千载不朽”(《昭昧詹言》).它通过“细雨湿衣”、“闲花落地”两个细节,展现出一片蒙蒙春雨的江南景色.“细雨湿衣”而“看不见”,“闲花落地”而“听无声”,则更是诗人体察入微之处,因为唯有“看不见”才显出雨之“细”,唯有“听无声”才见出花之“闲”.句中没有出现更多的景物,但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开区19793822594： 颜元提出的＂真学＂＂实学＂＂习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积极意义? - ？
尉迟昂组织： 颜元是清初著名思想家,他提出了＂真学＂、＂实学＂、＂习行＂的思想,强调实践和行动的重要性.具体来说,＂真学＂是指学习真实有用的知识,注重实践和行动,而不是仅仅追求虚名或表面的成就.＂实学＂是指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强调...

南开区19793822594： 如何看待天理人欲观 - ？
尉迟昂组织： 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系统化完成者朱熹,是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无疑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有系统,最具哲学韵味的思想体系之一,他的博学,他的深刻的思想,令古今的许多学者所赞叹.但是,朱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

南开区19793822594： “桐城三祖”指的是谁? ？
尉迟昂组织： 从明中叶以来,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 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桐城派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槲而 渐大,至姚鼐而鼎盛.方苞、刘大槲、姚鼐,...

南开区19793822594： 明清时期思想领域有哪些革新与发展 - ？
尉迟昂组织： 1.心学崛起与发展(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 (1)陈献章:白沙人,世称白沙先生.强调自我存在和价值,将理心合为一体,开明代心学先河. (1)王守仁:曾在浙江阳明洞学院读书,世称阳明先生.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发展、完善...

南开区19793822594： 颜元的教育思想有什么重要意义? ？
尉迟昂组织： 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在 广度、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 “六艺”教育.它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以外,还将诸 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学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南开区19793822594： 浅析初中化学怎么提升优化教学? - ？
尉迟昂组织： 教员言语还要求既精练、丰厚、生动生动,又有幽默感,同时还要速度适中,这样可以增添课堂活泼氛围,增加疲劳,激起兴味.板书是课堂教学进程中教授知识的一种手腕,好的板书可以协助教员表达讲课的顺序和内容,使知识零碎化,条理...

南开区19793822594： 颜元主张从实事,实物中求道,公开倡导＂实学吗 - ？
尉迟昂组织： 颜元主张从实事、实物中求道, 颜元,号习斋,字浑然,直隶博野县人.生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七十.他是京津铁路线中间一个小村落-杨村的小户人家儿子.他父亲做了蠡县朱家的养子,所以他幼年冒姓朱氏.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计划与教学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教育精神,开启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向近代实学教育转化的先河,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南开区19793822594： 提出实用教育思想的明清哲学家是谁? ？
尉迟昂组织： 颜元( 1635-1704年),字易直、浑然,号习斋,唯物主义思想家、是明末 清初杰出的教育家,籍贯现在的河北省博野县北杨村,代表著作为《总论诸儒讲 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颜元8岁启蒙,拜师吴持明,吴持明能够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晓 通医术,又擅长术数.所以,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19岁的时候颜元拜 师贾珍,贾珍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也是在这 一年他考中了进士,20岁的时候开始考究天象、地理和兵略.21岁废寝忘食地阅读 《资治通鉴》,22岁学医,23岁学兵法和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