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的社会调查记录

反腐败调查报告怎么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省、市、县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主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示范、熏陶、导向作用，通过大力弘扬廉政文化，促进党员干部、教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廉洁奉公、诚信守法的意识。

二、活动目标

1、在全县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中开展以“廉洁从政、勤俭办学”为主题的“廉洁清风进校园”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和反腐防变的自觉性，促使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奋发有为，勤俭办学，成为师生的楷模。

2、在全体教职员工中开展“廉洁从教、服务学生”为主题的“廉洁清风进校园”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活动促进全县教师依法执教，敬业爱岗，诚信服务，为人师表，做一名人民满意的教师。

3、在全县学生中开展“敬廉崇洁、诚信守法”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把“廉洁教育进校园”教育活动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以诚信、正直、节俭、清廉和有责任心为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传统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学生从小培养尊敬廉洁人物、推崇廉洁行为的情感。

三、活动措施

1、成立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慕启负总责，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合作，齐抓共管。

2、加大对活动的宣传力度，营造敬廉崇洁氛围。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校园廉政歌曲、校园小报、宣传橱窗等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寓廉洁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一些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利用网络等新型媒体开设廉洁教育专题网页或网站，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廉洁教育活动，激发学生的廉洁意识，增强廉洁教育效果。积极宣传“廉洁清风进校园”教育活动中先进个人的事迹、先进做法和经验。

4、通过各种学习，认识廉洁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加强对教师特别是党员干部教师的反腐倡廉教育。把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与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切实加强对广大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法律纪律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及时解决师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改进和创新师德建设的工作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为学生树立了榜样和学习示范，真正发挥了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5、坚持分层施教，发挥德育教育主渠道作用。利用课堂教学这一有利条件，充分挖掘语文、政治、社会、历史、思想品德等学科内容中的廉洁教育资源，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梳理，抓住结合点，进行有效、动态的整合，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通过讲述历史清正廉明故事、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以及建国以来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教育学生树立基本的是非观念、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通过让学生了解我国基本的廉政法律法规，结合一些正面、反面案例进行讨论，教育学生逐步形成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以及诚实正直、遵纪守法等良好品质。

6、在各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廉洁教育内容。注重把廉洁教育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引导学生从具体事情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以此培养他们良好的廉洁意识。根据不同年级的特点，设计与实施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的廉洁教育主题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观看宣传片、先进事迹专题片，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积累，从而形成正确的廉洁观念。利用课外读物，收集古今中外廉洁自律故事、格言和典型事例，让学生在阅读中接受熏陶，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积极引导和支持兴趣小组、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开展廉洁教育活动，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坚持做到“八个一”的要求。即：每学期刊出一期以“敬廉崇洁”、“勤俭节约”等内容为主题的墙报；制作一批以廉政警句为主要内容的宣传牌；看一部反腐倡廉内容的影视电教片；精心选编一本符合青少年学生特点的廉政知识读本；上好一节廉政教育专题课；开展一次“敬廉崇洁”为教育主题的班队会；组织一次“敬廉崇洁”、“诚实守信”为主题的廉政歌曲比赛；发起一次“小手牵大手”致身边党员干部的倡议。

7、积极营造有利于开展戒奢节俭、敬廉崇洁教育的外部环境。让社会、家庭都了解关注这项活动，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将廉洁教育内容融入社区教育之中，进一步提高教育效果。通过“家长学校”，搭建沟通平台，引导家长利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失时机地、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培养和引导，让他们从日常生活做起，逐步养成志向远大、勤奋节俭、自我管理、奉公守法的良好品行。

8、加大对活动的督导检查力度。为确保活动取得扎实效果，实行班子成员包片督导检查制，加大对各校活动情况的全过程督导。

四、具体活动安排

1、各校成立活动领导小组，落实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制订“廉洁清风进校园”教育活动方案，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2、开展“廉洁清风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1）优秀家长代表发言

（2）优秀学生代表发言

3、设立“廉洁从政，勤俭办学”投诉箱。

4、布置“敬廉崇洁、诚信守法”橱窗

5、组织学习有关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方面的内容，学校同教师签订“廉洁从教”责任书。

6、结合“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廉洁从政、勤俭办学”民主生活会。

7、在学生中开展以下几项活动：

（1）组织一次清正廉洁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2）召开一次敬廉崇洁为主题的班会

（3）组织一次自律与他律的辩论会

（4）组织一次以清廉为主题的书画展

（5）组织一次以清廉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6）开展一次“敬廉崇洁”为主题的故事比赛。

（7）邀请法制副校长作反腐倡廉教育报告，对学生进行一次法纪教育。

在教师中开展以下几项活动：

（1）、开设“师德与学校发展”、“师德与教师成长”论坛。

（2）、开展学科教学渗透“敬廉崇洁、诚信守法”教育研讨活动，上一节弘德敬廉教育观摩课。

（3）、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4）、组织“廉洁从教、服务学生”征文活动。

（5）开展以廉洁为主题的书画展。

（6）、征集“廉洁清风进校园”教育教学心得，并汇报。

（7）、教师撰写论文（如何在学科教育中渗透廉洁教育）

（8）组织学习有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

（9）开展“学生最喜欢的老师”调查与反思评议活动，开展“家长评议教师”活动

我国反腐倡廉取十大进展 腐败滋生土壤仍存在
2005-10-10 10:45:12 新华网

来源：半月谈
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对当前反腐倡廉的形势进行了概括，指出：“当前，反腐倡廉总的形势是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方面的不正之风有所遏制，一些领域的腐败案件呈下降趋势，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损害群众利益的问仍然比较突出，严重腐败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发生在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就是对当前形势总的判断和估计，完全符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

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在十个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中央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每年都分别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从大局和实际出发作出决策和部署。党的总书记每年都要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部署政府系统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形成，保证了反腐倡廉工作始终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平稳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

二是反腐倡廉理论不断发展，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六个必须”的总体思路：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方面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必须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必须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路，是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倡廉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反腐倡廉理论，保证了反腐倡廉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国家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自觉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围绕发展经济营造健康有序的环境，围绕推进各项重大改革，围绕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和质量，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履行职能，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严肃查处江苏铁本等一批违章建设项目；参与整顿各类开发区工作；参加辽宁阜新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广东大兴煤矿透水事件等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调查，为维护国家宏观调控大局、保证政令畅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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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继续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注重预防的同时，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2003年1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期间，专门召开了各省（区）市纪委书记监察厅（局）长会议，吴官正同志就加强办案工作，提高办案水平作了重要讲话。接着，他又在郑州召开了五省市纪委书记座谈会，专题研究办案工作，强调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查办案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200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吴官正同志对严格依纪依法办案，加强对办案措施的管理，提高执纪办案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2002年12月～2004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3.4万余件，结案33.3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3.9万余人，并严肃查处了刘方仁、韩桂芝、田凤山等一批严重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这些重大案件的查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五是重视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紧紧围绕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一批严重的土地违法、房屋拆迁以及国企重组改制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受到严肃查处；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医疗服务中“开单提成”、收受“红包”、乱收费等现象有所减少；涉农负担恶性案（事）件数量大幅度下降；治理机动车乱收费和整顿道路收费站（点）工作取得新进展，23个省（区、市）实现了所有公路基本无“三乱”；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工作成果进一步扩大，全国减少向基层单位和农村发行报刊15.3亿份，减少订阅费用约18亿元。

六是注重从源头上做好防治腐败的工作。

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的创新，不断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改革举措，以改革统领反腐倡廉各项工作，深入推进从源头防治腐败。

国务院各部门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约90％纳入了财政预算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中央改革试点部门达到140个，设计预算资金1948亿元。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新型投资体制正在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健全，党中央印发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6个文件，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得到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逐步规范，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实行了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大多数省（区、市）加大了对资产评估和产权交易的监管力度，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比例达65%。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不断深化。

七是切实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郑重地表示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做出了承诺，带头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的监督，为加强监督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加强监督方面推出了一些重要举措：一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三是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等制度得到较好落实；四是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新的进展，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提高了依法依纪监督的水平。

八是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断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这些年来，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党政领导责任意识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力度加大，部门各负其责得到逐步落实。同时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领导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强化了各级领导干部反腐败的政治责任。各地都建立了特邀监察员、党风监督员、行风监督员等制度，通过信访、政务（厂务、村务）公开、行风评议、舆论监督等，扩大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九是反腐倡廉的社会评价有所提高，形成了比较有利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程度和认可程度有所提高。2004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调查结果表明，几项主要评价指标均达到九年来的最好水平。80.32%的群众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认可，70%的群众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这些都说明反腐倡廉取得了实实在在、人民群众看得见的阶段性成效，也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反腐倡廉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反腐倡廉形势的认识更加理性。

十是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扩大。

面对腐败问题日趋跨国化、国际化的趋势，我国积极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合作渠道，与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商谈签订反腐败合作协议。现已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和40多个国家签订了50多个司法协助方面的协议。近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分别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透明国际、亚洲监察专员协会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并取得良好效果。中央纪委监察部每年都要组织代表团参加重要的国际反腐败和廉政会议。如“政府改革”全球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会议、“跨域携手灭贪污”国际反贪会议、“惩处经济犯罪和腐败行为法律制度”研讨会等等。参与和承办这些国际会议对于发展和扩大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将起到积极的影响。

总之，我们党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工作思路是正确的；工作部署是务实得当的；阶段性成效是明显的；发展走向是健康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解决出路，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强化责任，逐步落实。（这是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 黄树贤同志在新华社2005年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本文有所删节）
参考资料：http://www.tongxin.org/j-sys-news/page/2005/1010/16467_787.shtml

　　自国家产生以来，腐败一直与人类相始终，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对各国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的伤害，动摇着统治者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腐败的威胁。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党认真对待和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在实践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运用，就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目前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每年大量腐败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从正面说明了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和决心在强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毫无保留的把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暴露在民众面前。我国目前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于：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发多发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贪污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很大。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约三四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走进监狱。
　　（二）官员腐败级别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中纪委在近几年查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已达100多人，人们从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郑筱英、陈良宇、韩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后落马。这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前，都是身居要职，甚至有的属于中央决策层人物，我国官员腐败级别之高，数量之众，是我国政府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贪腐数额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贪污贿赂大案78202件，占立案总数的51.3%，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处40多件腐败案，涉案金额约38亿元。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动辄百万元以上甚至以亿计数，贪腐数额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现象
　　近几年，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一名市委书记，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其他“互为参照”的地厅级官员，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进入这个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个案变成惯例，甚至成为潜规则。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2008年刚刚尘埃落定的陈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员，至少10余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倒下，其中包括上台仅7个月之久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群体腐败现象可见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说，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得好，则腐败少，制度建设的不好，则腐败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对制度的执行。就我国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级针对反腐败的制度制定得并不少，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为对制度和措施的执行不力，贯彻变味。就某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来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阁，执行得少。且违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领导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威严和效力。因此，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应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国当前腐败的根源
　　我国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的时期。比较研究发现，某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腐败现象的困扰。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型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仍会对大量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管制，从而掌握大量潜在租金的分配权，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寻租阶层就越庞大，腐败现象必然越严重。显然，寻租阶层的出现和膨胀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型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们影响或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经济实体的利益，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可见，创造合理、公认的经济秩序和规范，是防止贿赂行为产生的重要环节。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与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系统调控机能与经济加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反映了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调节和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传统，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很不健全，致使公职阶层仍高居于公民之上，国家权力事实上成为脱离人民不受制约的力量；国家权力法治化水平较低，权力设置、运行都过于倾向部门利益，致使执法者认为法律是“治别人”的工具，从来没有过法律也是制约自己执法行为的意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出现，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他们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成为它们政治参与的手段；监督体制是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重要保障，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使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遏制；同时，政治系统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甚至不敢正视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导致腐败的大面积蔓延。
　　（三）历史文化原因助长腐败泛滥
　　首先，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家族忠诚的思想由来已久。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利益是那么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多么丑恶。其次，传统社会，送礼是一种礼节，是维系家族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不存在利益交易。发展至今日，送礼习俗成为贿赂的漂亮外观。最后，我国是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传统，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其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要实现“有法必依”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四）主观心理失当滋生腐败欲望
　　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公职人员的薪酬却难以迅速增加，导致公职人员经济地位下降及社会地位的下降。这样，一部分公职人员必然产生失落感，内心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对政府的忠诚和对政务的责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渐降低。同时，经济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职人员的购买能力却是有限的，消费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动摇着公职人员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职人员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在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走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一种捷径。
　　三、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行政层级多，和中国相似，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反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最大。
　　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建国早期，这一时期腐败的特点是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较少。然而在美国内战前这段时期里，腐败开始侵人到国家机构中。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而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几届政府中多次出现，而且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利用公共机构谋取或扩大权力，这集中表现为违法募集竞选资金和滥用行政权力两个方面。20世纪以来，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腐败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有力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联邦选举法案》、《从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贿法案》等法规，使治理腐败做到有法可依。为加强与监督立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检察官、监察长等专门、高效、公正、廉洁的反腐机构。腐败不是一个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腐败问题，美国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实行联邦高级官员的高度流动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决策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美国政府从立法、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到人事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反腐措施，强有力打击了各种腐败现象，使美国政府腐败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实践证明，这些反腐措施确实起到了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被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评为2009年度廉洁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新西兰和丹麦，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腐败一向采取严格立法、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没收非法所得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
　　第一，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程序的选拔，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发给工作人员一本日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下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其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签名和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其记录内容有问题，应及时主动将这项记录移送反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核查实。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反贪污调查局在进行行为跟踪时，注重证据的收集，可以采取秘密拍摄方式收集各种证据。发现某一公务员有违法行为，可写出调查报告交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当事人日记是否属实，并做出相应处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奉公守法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很难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决不姑息。地位越高，处罚越重，不允许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局自设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原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德胜犯了多项贪污罪，尽管杨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五个超级公务员之一，但结果他仍被判处4年监禁，并且还得在半年时间内偿还过去5年来的贪污所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新加坡不仅纲纪严明，而且执法如山，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网开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执法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家产制度，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果发现财产来源与本人收入不相称，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多余”的财产就可被当作贪污的证据受到指控。
　　二　是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任秘书报告，并将所接受的礼品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此外，公务员不能接受宴请，如确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门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
　　四是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另外还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五是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任何公务员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被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的，被视为犯罪。凡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可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第四，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交学费，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提取，政府和企业不再另发养老金，一个公务员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坐监、全部撤销个人所得公积金。例如，内务部安全局一位警长向一名拘留犯的母亲收取5000新元“咖啡钱”事发后，不仅退还了5000贿金，还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罚5000新元，十几万新元的公积金被全部没收。这一制度使得公务员权力腐败的代价或风险太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公务员决不敢冒大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
　　第五，高薪养廉制度
　　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同时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务员因待遇过低而流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俸。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连续四次上调，1989年上调以后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字员、司机、杂役人员等)与一般产业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资收入月平均约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以外，政府还给他们以较优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医疗照顾、免费在职培训、贷款等等。正如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议会解释提高内阁部长工资水平的理由时所言，支付给政府领导人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抵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棒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香港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为亚洲第二。历史上的香港，腐败现象发生率极高，为了建设廉洁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设立强大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腐败近乎无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发总警司葛柏贪污潜逃案，涉案金额超过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义愤。刚刚上任的港督麦里浩，为平息民愤，决心彻底查处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一个行政总部。廉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反贪独立机构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廉政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廉署成立后，立即对葛柏案深入调查。1975年1月，葛柏终于被法院裁定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此后，廉署又对公务员全面整顿，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间，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达260名，而当时全港警察人数不过2万。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确立为：“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其目标是：“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齐下的科学设置，使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设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贿赂轻刑治罪条例》，首次将行贿与受贿作为同罪并罚，是个伟大创举。1948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并设立反贪污科专门负责肃贪。然而，在严重腐败的警务处管辖之下反贪，只是徒有虚名。甚至于“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的代价还要高”，一位议员在其自传中描述到。针对反腐败法律依据的不足，又于1971年5月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订了更具体的规定。
　　1974年在筹备廉政公署时期，香港政府总结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反腐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否则，就会“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专门颁布《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廉署广泛权力。例如：在逮捕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员有权不先行通知就展开搜查和取证；还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证件的权力，可有效阻止携款逃匿行为。这些权力对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的香港来说，尤为必要。在众多港产影视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后轻松“跑路”(出逃)，如同儿戏。在现实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损失就无以估量。
　　第三，广泛的市民教育与社会监督。
　　英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作过精辟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与制约，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权，最终只能导致腐败。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行政长官接受立法会监督和质询；立法会决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权力。还特别设立了4个咨询委员会，即贪污问题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会关系咨询委员会，全面监督廉署的运行过程。
　　香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活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权力，对监督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被誉为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推进器”。政府也通过媒体，广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和教育，为遏止腐败、树立廉洁风尚发挥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设有今日的成就，决非一时之功，而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不仅得益于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诀。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能将黑暗肮脏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案件_匕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纪检和司法机关秉公办事，依法惩处腐败行为，警示其它国家公职人员不要以身试法。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建立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快速反映机制，把信息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向基层、向群众延伸，进一步拓展舆论信息来源，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舆论信息网络，从而在防治腐败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孙志刚案促使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废止，韩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领域的强大威力。
　　防止腐败建设廉政体系，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也是理论问题，理论不清，实践活动必然遭遇困惑和尴尬。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但由于腐败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权力和腐败温床的存在，那么，不管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都不会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学的廉政体系只能极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而无法根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发生的时空具有变异性，因此，在现阶段，当我们找到了腐败问题的表现及发生的原因时，眼光和精力还不能完全停留此时此刻此地，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到预测腐败发生的新时空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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