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和帝王之家有关的才女有那些

为什么帝王之家有太监?~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代秉国是贵州省铜仁地区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

班婕妤：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在诸多因才名远扬而入宫的女子中，班婕妤明显是个特例，反而是入宫得到皇帝的临幸后，她的才华才开始崭露头角。

史书记载班婕妤在汉成帝即位不久后选入后宫，刚入宫时品级很低，不过是个四百石的少使，但“俄而大幸”，很快便得到了汉成帝的宠幸，一下子就连越8级，晋封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与昭仪的婕妤。

那么班婕妤究竟“大幸”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此时的许皇后也很得盛宠——许皇后从被立为太子妃起，一直很得汉成帝的宠爱，《汉书》中甚至称许皇后得宠到了“后宫希得进见”的地步。而班婕妤虽然并没有获得专房之宠，但是能够在许皇后如此得宠的时候得到史官的一句“大幸”，可见其宠也是当时后宫其他嫔妃难以企及的。

当然，班婕妤之所以得宠，与后来赵飞燕姐妹的得宠原因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赵飞燕姐妹是以色事人，那么班婕妤就是以才侍君。

班婕妤知书达理，史书称其“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汉成帝曾想让她和自己一起乘车，但班婕妤推辞道：“古时的圣贤之君都是名臣在侧，只有末代昏君才会有美人相伴身旁。”王太后听说后对班婕妤大加赞赏，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而汉成帝此时之所以能够听进班婕妤的劝谏，也是因为心系佳人，面对心中所喜欢的人，自然乐得听从她的意见。
　　
不过班婕妤是个非常聪慧的女子，深知后宫美女如云，色衰爱弛是常事，红颜未老恩先断也同样屡见不鲜。所以班婕妤对于同样得宠的许皇后与其他后宫女子并不嫉妒，甚至看到汉成帝在后宫上花的心思渐渐变得多了，便主动将自己的侍者李平献给了汉成帝。汉成帝对此非常高兴，十分宠爱班婕妤所献给他的这位侍者，同样将她册封为婕妤，并说：“当年卫皇后也是出身微贱。”于是又让这位新册封的婕妤李平改成卫姓，称之为卫婕妤。

然而帝王之幸三春晖，谁也不曾料到如此大幸的班婕妤竟然会被一对只有皮相之美的赵氏姐妹给盖过风头，甚至进而被赵飞燕姐妹谗毁自己与许皇后对皇帝进行巫蛊。虽然班婕妤面对汉成帝的质问从容应对，但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许皇后已经因此被废了，班婕妤很清楚，如果自己无法避开赵飞燕姐妹的锋芒，那么迟早也会步上许皇后的后尘。于是班婕妤主动请求前往长信宫奉养皇太后，汉成帝答应了。

虽然班婕妤是主动请求前往侍奉王太后，但对汉成帝的感情一时间实在难以割舍，所以班婕妤即使是在退处东宫后，仍旧不时作赋自伤，甚至提笔落寞地写道：“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绥和二年，汉成帝暴亡，随着皇帝的薨逝，等待着后宫中这些无子嫔妃的就是漫无天日的守陵生涯。而这毫无人性的陵寝制度正是始于西汉。

早在西汉初年，吕后妒恨刘邦的宠妃们，所以在刘邦驾崩后便将这些没有子嗣的嫔妃打发到陵园去居住，从此以后，无论之前身份高低贵贱，无论之前得宠与否，只要是没有生育过皇子皇女的嫔妃，都只能咽下满心的不甘与悲苦，随着帝王的下葬将一生都陪葬在这萧瑟寂寥的陵园中。

班婕妤也不例外。班婕妤曾在早年生育过一位皇子，但不幸的是，这唯一的儿子不过数月就夭折了，所以作为无子嫔妃，班婕妤只能按照惯例前往延陵为先帝守陵，从此“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也不知究竟又过了多少年，班婕妤带着大半生的遗憾与一身的凄凉，于延陵黯然逝世。

不过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当年那么嚣张跋扈的赵飞燕姐妹在汉成帝暴亡后也没过上好日子，赵合德在汉成帝死后便畏罪自杀，赵飞燕提心吊胆勉强做了几年皇太后，便被王莽废为庶人，并被遣去延陵为先帝守陵。赵飞燕自然知晓守陵生活的生不如死，又如何能够忍受得住这样的折磨，于是自尽身亡。

左棻：骨肉至亲，永长辞兮

话说晋武帝司马炎对美色的爱好地球人都知道，羊车望幸的经典事迹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不过好色归好色，身为帝王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所以除了各色美女外，晋武帝还将才名远扬、名声仅次于兄长左思的左棻也搜罗进宫中。

作为一名容貌毫不出众的女子，左棻刚进宫时的品级并不高，只被封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六级修仪，但晋武帝出于对左棻这份才华的礼遇，又将她册为正一品三夫人之一的贵嫔，让她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杨艳和有着“亚后”待遇的胡芳。

当然，对于美色至上的晋武帝而言，左棻这样“姿陋”的女子很难让他产生太多的男女之情，不过晋武帝并没有因此疏远左棻，反而常常看望她，每次游赏园林回来后，晋武帝都要去左棻的宫室中和她谈论一番，而左棻应对得体文辞清华，周围的人听了都啧啧称赞。

左棻入宫没过两年，杨皇后便病逝了，左棻奉诏献上了洋洋洒洒一千多字的诔文；晋武帝的女儿万年公主逝世，左棻再次奉诏献上一篇诔文，文辞甚丽。于是无形间，文采洋溢的左棻便一跃成为了晋武帝的御用女文人，只要每次一有地方上进献的奇珍异宝，晋武帝都要召见左棻让她为之赋颂。左棻文思如泉涌，泼墨间，一篇篇文词诗赋挥毫而就，于是不断得到各种赏赐。

不过在晋武帝看来，让左棻拥有整个后宫中仅次于杨皇后和胡贵嫔的地位已是莫大的眷顾，但对于左棻而言，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得上天伦之乐。所以纵然身为正一品的三夫人，纵然深得晋武帝的看重，纵然有着这么高规格的礼遇，但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父兄成路人，犹忆当年彩衣娱亲，如今骨肉至亲永长辞兮，左棻在《答兄感离诗》与《离思赋》中，字里行间满浸着对兄长的思念之情：

“自我离膝下，倏忽逾周期。迢迢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仪容，欷歔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厥若？告情于文辞！”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而依庭。日晻暧而无光兮，气懰栗以冽清。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眺，心不自聊，泣涟洏兮。”

而左棻始终挂怀于心的兄长，正是太康文坛中最著名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中的左思。

左思的家族世代学习儒学，其父左熹虽是小吏出身，但凭借自己的才干被提拔为了殿中侍御史，后来官至太原相、弋阳太守。左思与妹妹左棻自幼感情深厚，左棻因文采出众被召进宫后，左思为了妹妹也举家迁居洛阳。而且有趣的是，左思与左棻这对兄妹很是相似，都是其貌不扬，但辞藻壮丽。

根据史书的记载，左思曾耗费十年的时间完成《三都赋》，此赋完成后，一时间“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洛阳纸贵的典故正是出自于此，左思的斐然文采也由此可见一斑。

史书记载左棻体羸多病，永康元年左棻逝世后，被安葬在峻阳陵西徼道内，即通往晋武帝玄宫的主道旁。而负责左贵嫔祭祠一事的正是左思的儿子左聪奇。左棻生前日日思念，渴望骨肉团圆，却求而不得，而身后由自己最为挂怀的兄长之子负责看守祭祠，若其魂灵有知，想来必能感到一丝宽慰吧。

韩兰英：兰英绮密，甚有名篇

别以为身为女子给皇帝上表是只有后宫嫔妃才能做的事，事实上只要你有足够的文采，足够的自信，那么即便身为平民百姓，你也一样可以上表给皇帝。刘宋孝武帝时的韩兰英就是这样一位有文采有胆识的奇女子，不用飘柔也是那么的自信。

这位来自吴郡的女子，主动进献了一篇《中兴赋》给皇帝陛下，得到了刘骏的赏识，于是被召进宫——当然不是进宫做嫔妃，如果韩兰英还是位未婚少女的话，被封为嫔妃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从“妇人”这个称呼来看，韩兰英显然是已婚人士，所以刘骏只是将她召进了皇宫中。

至于韩兰英进宫后具体担任了什么职位，史书没有记载，历经了刘骏、刘子业两朝后，明帝将韩兰英正式任命为宫中女官，但具体官衔仍旧不详。明帝之后，刘宋王朝经过连番内斗与动荡，等萧道成接受禅位建立南齐后，韩兰英被任命为后宫司仪，武帝时，又被任命为博士。

尽管并没有史料说明韩兰英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女博士，不过自古以来能够担任博士一职的都是博学多闻学富五车之人，而韩兰英能够以女子之身出任博士一职，足可见其学识之丰富，文采之斐然。

韩兰英出任博士一职后，负责教导后宫的嫔妃宫人书法与文学，而韩兰英历经了刘宋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南齐高帝、武帝等几朝治世，粗略估算一下，距离其被召进宫时已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再加上入宫时已为人妇，韩兰英此时约莫五十岁，所以史书中才会说：“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宫中的人因为韩兰英上了年岁，且博学多识，于是尊称其为“韩公”。

史书中记载韩兰英工于文词，又善谈笑，想想南朝时候正是清谈之风盛行，想要得到众人的赏识，光有文采可不行，还要同时极富口才，而韩兰英作为一名女子却能被称赞为“善谈笑”，几可想见其口才之出众，想来韩公与后宫众人甚至皇帝陛下谈论时，往往必是妙语连珠侃侃而谈。

韩兰英著有文集四卷，但今已失传，甚是可惜。南梁钟嵘的《诗品》曾这样评价道：“兰英绮密，甚有名篇。”但今人已难以欣赏到韩公的文采。

不过根据萧绎的《金楼子·箴戒篇》记载，当时有一颜氏女，由于丈夫嗜酒被父母强行带回家，后来此女入宫就职。某日，皇帝命韩兰英为颜氏作诗，韩兰英奉诏后当即便赋诗一首：

丝竹犹在御，
愁人独向隅。
弃置将已矣，
谁怜微薄躯？

韩公的文思才情如何，今天的读者或许可以从这唯一一篇流传于后世的诗作中略作遥想。

徐惠：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朝来临镜台，
妆罢暂徘徊。
千金始一笑，
一召讵能来？

每当读到徐惠的这首《进太宗》，我都会想到大才子曹子建的《七步诗》。

《进太宗》与《七步诗》同样是作者在急中生智下的解围之作，无论是其中的急智还是诗才，都不相上下，才女徐惠的聪慧机敏也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唐太宗也表现得比魏文帝更有风度，比起魏文帝的悻悻作罢，唐太宗也仅仅是一笑置之。不过这原本就是小事一桩，不过是唐太宗召见充容徐惠，徐充容迟迟未至惹得太宗陛下十分不耐烦，只因其中徐惠表现出来的急智与唐太宗宽容大度的胸襟相映成趣，所以作为一时佳话流传了下来。

说到徐惠，据史书的记载，这是位十分早慧的女子，“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父亲徐孝德曾让女儿试拟《楚辞》，徐惠随口便答道：“山中不可以久留。”文辞极美。徐惠也自幼勤学不怠，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很快便才名远扬，为皇帝所知。徐惠与韩兰英不同，仍旧是位未婚少女，也不曾像宋氏姐妹那样立志一生不嫁，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召进宫中册为了才人。

徐惠进宫后因为才华出众，不久就由五品的才人进封为三品的婕妤——按照唐制，才人只有五品，属于后宫中品级较低的嫔妃，所以是有职掌是需要干活的，而徐惠凭借自己极富文采的表现，顺利升到了三品的婕妤，再也不需要像之前仅为五品才人时那样，每天还要干些杂务，再后来，徐惠又被擢为了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唐太宗带着一群大臣与后宫驾幸翠微宫，流连于美景之间，唐太宗一时间文思泉涌，于是提笔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小山赋》。写就后，太宗又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便命令众人也来应和一番，于是许敬宗挥毫写下了《掖庭山赋应诏》，徐惠也按要求奉上了一篇《奉和御制小山赋》。也许当时还有别的人同样奉诏留下了笔墨，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除了唐太宗、许敬宗、徐惠这幸运三人组的大作外，其余皆已不见流传于世。

不过赏玩归赏玩，徐惠并非是不知民间疾苦的无知女子，虽然身为后宫，徐惠却心怀天下，眼见唐太宗连连营建翠微宫与玉华宫，眼见辽东、西突厥之征惹得兵马频动干戈不止，于是当即援笔疾飞，写下了名扬后世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只是可惜的是，徐惠到底是生长于太平盛世的文人世家，固然有着满腔报国的热情和满腹诗书的才学，但论起人生阅历与经验，终归无法与唐太宗相提并论。如果徐惠的上疏能够提出更为切中肯綮更为具体的建议，相信谱下一段明君贤妃的佳话绝非难事。不过尽管如此，唐太宗仍对徐惠身为后宫却能怀有这样忧国忧民的胸襟十分欣赏，对她赏赐极为丰厚。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因为不曾生育子女，徐惠按照惯例被送去崇圣宫守陵。清冷的守陵岁月最是消磨人心，不久之后，徐惠就思念成疾，又拒绝服用汤药，就这样煎熬了一年的时间，因病逝世。临终前，徐惠留下了此生最为谦卑的愿望：“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陛下待我十分优厚，如果能够早一点死去，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侍奉于陛下的陵庙，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一代才女徐惠的香消玉殒令世人怅惘不已，唐高宗也十分赞赏徐惠的这份气节，于是下诏将她追封为正一品四妃中的第四级贤妃，并将其陪葬昭陵石室，成全了徐惠最后的一番心愿。

而随着永徽元年徐惠的逝世，永徽二年其父徐孝德也由此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由原先从五品上的水部郎中一下子被唐高宗晋升为了正四品上的沂州刺史，一口气连升6级，这不仅是徐孝德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更是绝无仅有的人生经历。但亲自送女儿入宫的生离，晚年丧女的死别，是何等的悲哀，哪怕这样的荣耀是爱女青春早逝留下的唯一纪念，徐孝德也难以从中感到一星半点的宽慰，所以不过七年的时间，徐孝德就卒于果州刺史任上。徐孝德逝世后，唐高宗“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以表达对徐氏一门的哀悼之情。

事实上原本在唐太宗的时候，徐孝德就因为女儿的才华横溢，被唐太宗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提拔为了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尽管官阶只比原来高了一级，但史书特别强调了一句是因为唐太宗欣赏徐惠“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文采，他才因此升了官。不过除此之外，徐氏家族并没有因为徐惠的进宫而就此飞黄腾达起来，更没有借女一飞冲天。但东海徐氏向来人才辈出，再加上徐孝德与徐齐聃父子二人皆有才干，所以就算没有女眷能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的家族吹枕边风，徐孝德父子只凭自己的真本事依旧在朝堂上成功立了足。

特别是徐齐聃，八岁能文，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华，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样是七八岁时就有了“神童”之誉的王勃与骆宾王，而徐齐聃不仅因此有幸蒙得唐太宗的召见，还被赐予了一把金错刀。不过可惜的是，后来徐齐聃未能有一首半篇的诗文著称于世，这又难免让人有了伤仲永之感。至于徐孝德本人也颇有吏干，早在唐太宗驾崩前，就已经由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顺利升迁到了从五品上的水部郎中，所以其子徐齐聃在贞观末年正式步上官场的时候，便是按照门荫，以从八品下的曹王府参军右千牛兵曹出仕的。

而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样因为才名远扬，被比拟为汉朝的班婕妤，于是被唐高宗召进宫中册封为了正三品的婕妤。

虽然徐婕妤和徐齐聃一样，并无任何作品流传于世，但她敏捷的心思并不输给姐姐徐惠，在七夕之日亲自用菱藕雕刻了各种奇花异鸟放在水晶盘中进献给唐高宗。唐高宗见其精巧无比，高兴之下赏赐十分丰厚，这对帝妃之间也算是留下了一段逸闻趣事。

上官婉儿：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上官婉儿的出生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当初郑氏在怀婉儿的时候，梦见别人给了自己一杆秤，于是占卜的人告诉她：“当生贵子，而秉国权衡。”结果郑氏生的却是个女儿，闻言者无不嗤之以鼻，觉得这个占卜的人根本是在胡说八道。而上官婉儿出生后没多久，她的祖父上官仪便因麟德元年的废后一事被杀，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一并被诛，尚在襁褓中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则按律被没入了掖庭。

尽管掖庭生活并不好过，但再阴霾的天空仍遮挡不住上官婉儿文学才华的崭露头角，何况婉儿继承了上官家的文学天赋，又有母亲郑氏的悉心教导，所以当她被武则天召见并要求当场依题作文时，文不加点须臾而成，不仅文意通畅，而且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武则天看后当即免除了她的奴婢身份，并命其掌管宫中诏命。于是从这一刻起，上官婉儿这场华美绚烂的宫廷人生就此拉开了帷幕。

唐中宗复辟后，将上官婉儿册封为了三品的婕妤，后来又将她进封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二级昭容，婉儿的母亲郑氏也因此被册封为沛国夫人——按照唐制，“（内命妇）二品之母，为从四品郡君”，原本上官婉儿身为正二品的昭容，其母按例只能封为从四品郡君，但如今却被封为了正一品的国夫人，就连婉儿的祖父上官仪也被追赠了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父亲上官庭芝被追赠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由此可见唐中宗和韦后对上官婉儿之重视。

当然，上官婉儿与其说是皇帝的嫔妃，不如说是皇家女秘书更恰当些，这一点在武则天时是如此，在中宗时亦然。史书中就有记载，上官婉儿除了帮助皇帝处理百司奏表，起草诏令外，还经常组织宫廷贵族的文学沙龙。又因为她才思敏捷，所以常常代替中宗、韦后以及长宁、安乐两位公主赋诗，不仅数篇同作，而且“采丽益新”，而上官婉儿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令世人惊艳的文采，和上官氏的文学传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是唐初文坛的重要风雅人士之一，早在唐太宗时，上官仪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文学才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后来唐高宗龙朔年间，上官仪又写成了《笔札华梁》，并形成了对当时影响极大的上官体。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同样富有才学，工于诗文，有着这样的血脉传承，上官婉儿的文学修养自然远非寻常文人可比。

而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文学评论家们都给予了上官婉儿的文学创作极高的评价，事实上只要看看武则天能够强忍下被忤逆的怒气而不杀婉儿，唐玄宗对女子弄权厌恶至极却仍为婉儿编文集，上官婉儿之才已可见一斑。

那么上官婉儿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地位呢？

张说曾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毫不吝啬溢美之词：“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嫔，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言辞间，处处可见对上官婉儿的推崇备至，不过上官婉儿的确担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唐初的文坛依旧盛行着柔靡轻艳的南朝齐梁遗风，而上官婉儿接连武后、中宗两朝主持着宫廷文学沙龙，使得诗坛成功由绮错婉媚的初唐之风逐渐迈向波澜壮阔的盛唐之音。就连一向难逃徒有歌功颂德、浮华辞藻的奉和之作，上官婉儿也能诠释出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气与恢弘气势。比如《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之一：

鸾旗掣曳拂空回，羽骑骖驔蹑景来。隐隐骊山云外耸，迢迢御帐日边开。

其中的“隐隐骊山云外耸，迢迢御帐日边开”二句，景象之阔大，词气之雄浑，直开盛唐气象。虽然是奉和应制诗，上官婉儿却写出了皇家气派与盛世气象，以及身为诗人那种春风得意的感受。是以谢无量曾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中称赞道：“当时属词者，虽皆浮靡，然皆有可观，婉儿之力也。”

而上官婉儿的抒怀之作《彩书怨》亦分量十足，诗中情感的表达，绵长的思念，被认为是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后，终于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

不过上官婉儿最喜爱的其实是山水诗。上官婉儿描山写水清新自然，别具一格，再加上唐中宗时最喜游乐，行幸公主大臣宅邸数十次，更是给了婉儿充分发挥才学的空间。比如有一次唐中宗和韦后驾幸长宁公主的府邸，自然少不了群臣前呼后拥，而长宁公主的这处宅邸原本是唐太宗时魏王李泰的旧宅，占地之大，东西方向尽占一坊之地，并有池塘三百亩，长宁公主又在其间修建了各种亭台楼榭，建造所用的木石竟然价值二十亿万钱。

面对如此奢华盛景，上官婉儿一时文思泉涌，摇笔云飞，于是一组《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一气呵成，且每首诗字数不等形式不一，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从各角度描绘了流杯池周遭景色，一幅绚丽多彩的园林山水长卷便由这二十五首诗徐徐织构而成。所以也难怪陆昶会在《历代名媛诗词》中大力称赞上官婉儿的诗作“才思鲜艳，笔气疏爽，有名士之风”，美国的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甚至将婉儿为视为“假日隐士”。

以上官婉儿的这般文采，以及在文坛上的这等影响，唐朝第一才女的桂冠非她莫属，甚至不禁让人想象，如果上官婉儿没有弄权朝堂，如果上官婉儿在李唐复辟后能够谨守本分，那么后来的一切是否就完全不一样了。然而，上官婉儿深陷朝堂斗争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又执着于权争迟迟不愿放手，最终为唐玄宗所诛，这样的结局，这样香消玉殒的方式，又是令人何等的遗憾与伤感。

上官婉儿死后，唐睿宗将上官婉儿追封为昭容，并谥曰惠文——这是目前唐朝已知的唯二有谥号的妃嫔之一，另一位有谥号的则是赵丽妃，即唐玄宗废太子李瑛的生母。唐玄宗命人收集她的诗文，并撰成文集二十卷，又让宰相张说为之作序，上官婉儿的地位也由此可以略窥一二。

而上官婉儿之一生，或许正可以用吕温的《上官昭容书楼歌》作为写照：

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
玉楼宝架中天居，缄奇秘异万卷馀。
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
风吹花露清旭时，绮窗高挂红绡帷。
香囊盛烟绣结络，翠羽拂案青琉璃。
吟披啸卷终无已，皎皎渊机破研理。
词萦彩翰紫鸾回，思耿寥天碧云起。
碧云起，心悠哉，境深转苦坐自摧。
金梯珠履声一断，瑶阶日夜生青苔。
青苔秘空关，曾比群玉山。
神仙杳何许，遗逸满人间。
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
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

宋氏五姐妹：圣朝有良史，将此为女师

据说宋氏姐妹的家族中，有位祖先正是初唐年间有名的大诗人宋之问，不过到了宋氏姐妹的父亲宋庭芬这一代，宋家显然已经没落了，虽然世代精通儒学，宋庭芬也有着满腹才学，但并未能出仕。不过正所谓是“祸兮福所倚”，正因为宋庭芬将自己闲暇的时间都用来教导五个女儿学习各种儒学经典和诗词歌赋，所以宋氏姐妹博学多识的名声才会传扬出去，甚至为皇帝所知。

唐德宗在看过李抱真的上表后，将宋氏姐妹召进了宫中，只不过由于姐妹五人曾对父母发过誓，这辈子绝对不会嫁人，所以唐德宗并没有将她们册封为后宫的嫔妃，而是以“学士”之礼相待。宋庭芬也因此终于得到了出仕的机会，而且是一踏上官场就被授予了从六品上的饶州司马一职。

宋氏姐妹五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皆有文采，其中最为佼佼者，乃宋若莘与宋若昭。

宋若莘曾撰有《女论语》十篇，与孔老夫子的《论语》相类似，只不过因为是给女子所习阅，所以其中以宣文君（即韦逞之母宋氏，前秦女经学家）代替孔子，曹大家（东汉女史学家班昭）等人指代颜冉，以问答的形式，详细规定了身为女子应有的言行举止和应懂的持家处世之道。后来她的妹妹宋若昭又为这部《女论语》作了注释，并且加以引申，阐释其余义，这本著作遂得以流传至今。

进宫三年后，宋若莘开始掌管宫中记注簿籍一事，而唐德宗又极喜欢赋诗，每次与朝臣唱和的时候都要让宋氏姐妹参与其中，姐妹五人自然没有辜负圣望，奉上的诗歌每每博得了众人的赞赏，于是宋氏姐妹的名声很快便传遍了整座长安城。

元和末年，宋若莘逝世，唐宪宗将她追封为河内郡君。唐穆宗登基后，又让宋若昭代替姐姐掌管六宫文学，并将她任命为尚宫，连后宫的妃嫔、诸王、公主、驸马，都要尊称她一声“先生”。自此历经宪宗、穆宗、敬宗三朝，宋昭若都被李唐皇室以礼相待，后来又被进封为了梁国夫人。

宝历初年，宋若昭逝世，下葬的时候，敬宗特别下令供以卤簿，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又因为若伦、若荀早逝，所以唐敬宗命排行第四的宋若宪担任了尚宫一职。唐文宗登基后，因为宋若宪擅长辞章，精于议论，对她更加重用。

但可惜的是，大和年间宦官王守澄擅权，和李训等人勾结，诬陷李宗闵为了当上宰相曾贿赂过宋若宪，文宗一时信以为真，不仅连连贬谪李宗闵等人，还将宋若宪幽禁在外宅，最终又将其赐死。而宋若宪的弟弟、侄子、侄女、侄女婿等十三人也因此被流放岭南。后来李训的奸计败露，文宗这才醒悟宋若宪之冤，更惋惜她的文采，对此遗憾不已。

不过想想宋氏一门五女，竟能以女子之身荣宠五朝，前后近五十年，实在是世所罕见。尽管宋若宪后来为朝堂政争所误，但唐文宗在其死后仍深深怀念其文采，想来宋氏姐妹若非当真惊才绝艳，又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些？

是以当时的诗人王建曾在《宋氏五女》中称赞道：

五女誓终养，贞孝内自持。
菟丝处荣纡，不上青松枝。
晨昏在亲傍，闲则读书诗。
自得圣人心，不因儒者知。
少年绝音华，贵绝父母词。
素钗垂两髦，短窄古时衣。
行成闻四方，征诏环佩随。
同时入皇宫，联影步玉墀。
乡中尚其风，重为修茅茨。
圣朝有良史，将此为女师。

庄姜：春秋时齐国公主，卫庄公的夫人。相传《诗经》里《燕燕》为其所作：“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后代诗评家推为“万古离别之祖”。宋人朱熹在《监本诗经》中认为庄姜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庄姜可谓诗经时代美女姿本代言人，《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时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眇兮。”
班婕妤：汉成帝妃，西汉女文学家。名不详，班固祖姑。少有才学，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婕妤是名门之女，少有才学。班婕妤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所以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她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她多方面的才情，使汉成帝把她放在朋友的地位，无人可及。班婕妤曾生下一个皇子，但数月后夭折。她虽然承宠时间很长，却再也没有生育。赵飞燕姐妹得宠后，嫉恨班婕妤人品才学，班婕妤恐日久见危，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
蔡文姬：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代表其心灵呐喊的血泪名篇《胡笳十八拍》、《悲愤诗》足以把她送上中国古代第一才女之位。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邪路用重金赎回文姬。
甄洛：魏文帝皇后。曹丕称帝后宠郭皇后，郭后恃宠中伤甄皇后，甄后从此失宠，在《塘上行》里写出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相思到极致的、一往无悔的深情泣诉，可怜最后等来的却是曹丕的一纸死令。甚至死后对尸身”以发覆面、以糠塞口”，极尽侮辱与凌虐。
上官婉儿：初唐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替唐高宗起草谋废皇后武则天的诏书，与其子上官庭芝同被诛。时在襁褓中的婉儿与母亲郑氏被没入掖庭即内宫为婢。上官婉儿14岁时，武后召见她，让她执掌诏命。中宗复辟，拜上官婉儿为婕姝，旋拜为昭容。后在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推翻韦后政权时被诛，活了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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