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序原文翻译

《精骑集·序》的翻译~

我年轻时读书，看一遍常常就能熟记。默写文章，也没有什么差错。可后来依仗记忆力强自己放纵自流，喜欢和一些能言善辩好饮酒的人交游。一个月中，也没有几天时间看书。因此，我虽然记性好，却常常因为不勤奋而荒废了学业。

近几年来，我常告诫自己要发愤读书，对以前的所作所为很是后悔，可精力耗损，恐怕不如过去的十分之一二。每阅读一篇文章，一定要从头至尾看几遍，可合上书后心中一片空白，就再也记不起文章内容了。因此，我虽然勤奋下苦功读书，却常常因为善忘而荒废了学业。

唉!毁坏我学业的，就是不勤奋和善忘这两件事呀!

钟嵘《诗品序》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 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

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共品评了从汉至南朝共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所谓“直寻”，就是从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与人世经历）动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语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诗句中寻觅词句。诗歌的创作来源于“物”的感召与“情”的激发。钟嵘举了四个诗例来说明它们并不是来自典故和经史之类的书籍，而是“直寻”所得。其实这就是主张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意。相反，那种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书中的词句的诗，则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钟嵘进一步指明：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即目直寻”和“自然英旨”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
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钟嵘提倡诗要“直寻”，即直接抒情叙事，使后人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有了理论根据。钟嵘直寻说揭示了诗歌创作艺术中思维的三个特征：直接性。在一种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无须逻辑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于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达，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来显现。这就使得在“直寻”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维；契合性。在直寻过程中，主客体直接对话，相融为一体，创作主体的情性与将要表现的对象相契合，于是就可以“形诸舞咏”。
其四、“诗有三义”说。 “诗有三义”是钟嵘对文学创作的总体要求。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钟嵘之“三义”说出自《诗大序》“六义”说，但钟嵘的“三义”说又有它新的理论贡献，他把传统的赋比兴排序改为兴比赋，突出了“兴”的地位，并扩充了兴比赋的内涵。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用现在的话说，钟嵘的“兴”，就是诗的语言要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所以它已经超出了将“兴”看作一种写作手法的传统观点，从钟嵘对“兴”的新解释后，唐代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都是从此处来，强调对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追求； “比”，就是写景叙事要寄托作者自己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但写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语言。并且要综合运用这“三义”，即如他所说的，要“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如果仅仅用比兴，会妨碍诗人对情感的抒发，妨碍体会诗歌的人对诗意的把握，而如果仅用赋体，诗作又会显得杂乱散漫，体会诗歌的人同样无法感受诗情。兴比赋以“兴”为主，比赋同用，以明朗刚健的风格和质朴有力的语言为骨干，用美丽的辞藻加以润色，这样就能写出让听者动心，评者一唱三叹的好诗。
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 “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这里实质上强调的是“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 “风骨”（“风力”）树立这样的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钟嵘的风力论，为后人反对无病呻吟的柔弱诗风所标举，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理论武器之一。
其五、“滋味”说。钟嵘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使诗有“滋味”，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怎样综合运用“三义”呢？“三义”中，他又将“兴”放在第一位，并使“三义”综合运用，这就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并且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滋味”的作品。“滋味”因而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基本审美范畴。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味”的本义指口腹的欲望满足所获得的生理快感。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饮食的“味”与艺术的“味”之间的联系。（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魏晋后文学批评中大量引入了“味”的概念。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 “滋味”成了钟嵘用以品评诗美的标准。钟嵘所谓的“味”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动词的品味、品尝、引申为鉴赏，类于“品”的第一层意义；二是作为名词的味着，滋味，余味，引申为韵味。在“味”的过程中，品味者与品味的对象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味诗”也只能是主观的，印象式的，感悟式的，它最终发展出中国的印象式文学批评。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中最早提出以“滋味”论诗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其“滋味”论也影响到司空图、严羽、王土禛、王国维等人的诗歌意境理论（如司空图、王土禛的韵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土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
唐宋以后，诗话词话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与《诗品》的开拓不无关系，虽然确切合符诗话形式的开端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钟嵘《诗品》仍然是古代诗话的远祖，所以它又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它所采用的直寻式的思维方式，意象式的点评方法和具有诗性精神的文论范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深远影响。

---

常熟市13598394428： 急需钟嵘的《诗品序》的翻译 请哪位高手帮帮忙 - ？
捷科酮康： 钟嵘《诗品序》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

常熟市13598394428： 请教《诗品序》的释文! - ？
捷科酮康： 太长了找不到,挑主要的一段: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常熟市13598394428： 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恃于技.译文 - ？
捷科酮康：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美学观念.为老子所提出.语出《道德经》:“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中又说:“听之不闻名曰希.”王弼注:“大音,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

常熟市13598394428： 求朱熹《诗集传序》的全文和全文翻译.急急急急急急!!!!!! - ？
捷科酮康： 诗集传序 原文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 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 则不能无思. 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 尔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

常熟市13598394428： 急,求谢灵运 岁暮的翻译.？
捷科酮康： http://wenku.baidu.com/view/51c27c33b90d6c85ec3ac6d3.html有译文,望采纳.

常熟市13598394428： 谁知道《与韩荆州书》的译文？
捷科酮康： 原文: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1〕:“生不用万户侯〔2〕,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3〕,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4〕,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5〕,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

常熟市13598394428： 找 《兰亭集序》的原文和翻译 - ？
捷科酮康： 《兰亭集序》逐句翻译讲解 ... 第一段: 原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翻译:永和九年,也就是癸丑年,(在)三月上旬(的某一天),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会,举行祓禊活动. 讲解:“永和九...

常熟市13598394428： 求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的全篇译文 - ？
捷科酮康： 我听到世上的人常说:诗人显达得意的少,困厄潦倒的多.难道果真是这样的吗?大概是因为世间所流传下来的诗,大多是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作品.大凡胸藏才智、抱负,却又不能在当世施展的士人,大都喜爱放任恣纵于山头水边.看见虫鱼...

常熟市13598394428： 要《释秘演诗集序》全文翻译 - ？
捷科酮康： 找得很辛苦 释秘演诗集序(〔宋〕欧阳修) 【原文】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