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王安石的学术思想特点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元日》和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王安石画像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抚州)，生活在地方官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王安石雕像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韩愈：唐代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韩愈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1]
折叠“字”来历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年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既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书来，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 ，便问：“ 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韩愈
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 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 到京城后，他自恃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了，他却名落孙山。
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结婚。 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 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 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 ，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 ：卢小姐果有见地,接着说道 ：“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己瞧不见自己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小姐肺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己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小石潭记》是系列山水游记《永州八记》之一，作者柳宗元文学成就突出，与韩愈、王安石、苏轼等人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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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人的性情
关于人的性情问题，王安石颇有独到见解，并分别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行善恶混说和韩愈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批评。
何为“性”？何为“情”？王安石认为，所谓性，就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因此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当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受到外物的刺激时，便表现出来，见诸人的行为，这就是“情”。所以，性和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在存乎内而不可见的状态下称为“性”，在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于外而可见，就称为“情”的。所以，性与情史本与用的关系，而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均是人之属性的表现。他指出，社会上有论者曰“性善恶情”，是用于他们“徒识性情之名，而不识性情之实”的缘故。
2、论人的性情
关于人的性情问题，王安石颇有独到见解，并分别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行善恶混说和韩愈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批评。
何为“性”？何为“情”？王安石认为，所谓性，就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因此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当这七种心理能力或本能受到外物的刺激时，便表现出来，见诸人的行为，这就是“情”。所以，性和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在存乎内而不可见的状态下称为“性”，在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于外而可见，就称为“情”的。所以，性与情史本与用的关系，而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均是人之属性的表现。他指出，社会上有论者曰“性善恶情”，是用于他们“徒识性情之名，而不识性情之实”的缘故。
二、韩愈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中唐五朝皇帝，这一时期的背景和韩愈自己的人生经历感觉到要结合现实社会，真正求圣人之志为己任，“冀行道以拯生灵”关心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用“先王之道”来拯救当时混乱的政治和颓废的民风．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新振兴儒学，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拒斥魏晋以来流传于广的佛道思潮，必须给人道仁义“定名”赋予儒家圣教内容，韩愈首创“道统”学说，倡导古文运动。而这一切他是为了解决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保证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避免政治政局的动荡。韩愈敏锐的察觉到佛道的思想有着不事君父、不担赋税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而这些消极面在藩镇割据和动乱中已经充分暴露。韩愈认为应该要大大调整儒释道三者关系，必须大大提高儒学的正统地位。
1、韩愈在人道仁义方面，认为儒家道德乃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着重以仁义规定道德，以仁义充实道德，注重“定名”。他明确了儒家道德的涵义和重要标志，并把道德赋予了儒家社会规范的性质，以用来拯救颓废的民风，恢复社会“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信仰。
2、在人性情欲方面，韩愈提出了“性情之品有三”的学说，从人性分析出发，通过分析人性，来解决对人民教化问题，从人性上寻找拯救社会的本质依据。以因此来反对佛道二教的性情之论，弘扬儒家行为规范。
3、在人伦社会方面，韩愈最关心的是如何改变社会的现状，解决佛道二教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他认为首先要正位纲纪，整合社会。他在批判佛教的清静寂灭的同时也构造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在这社会模式注重“正位”，从人生人文人伦等方面赋予儒家憧憬“大同小康”的模式。
韩愈的人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延续、继承和拓展，也是针对当时儒释道的争斗和社会危机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的人道仁义思想以及人性理论的提出，都是力图解决社会当时的危机和政治昏朽，试图维护自己所处的朝代的政治制度的集权和复兴儒学思想中的社会规范。可以说在他的人学思想也是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内涵：以伦理价值为中心、以社会国家为本位、以义务至上为准则、以民本主义为依据、以完美人格为理想以及以世界大同为归宿。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学思想呈现出三重性，表现出对人道的追求、对人性的透析和对人伦的关注。
以上简述新儒学在北宋发展阶段里的主要学派。其间，王安石新学（荆公学派）独树一帜，占主导地位。
王安石新学派，荆公之外，其代表人物有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等。
其一，关于新学的三个阶段
王安石创立新学及其传播，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自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被派往扬州为官（即“签书淮南”），至治平年间（1064－1067）在江宁讲学，是为前期。在此期间，王安石发表《淮南杂说》、《洪范传》等著作，影响很大。从学安石最久的学生陆佃写道：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予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
陆佃的这段记述，可知《淮南杂说》和《洪范传》在当时及其后学术界的影响。故有“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之说。
从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担任参政政事，推行新法，改革科举、学校制度，设局修撰《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吸引许多学者参加新学方面的著述，到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是为中期。其间，新学不仅作理论撰述，更重要的是进行革新变法之实践。《周礼义》二十二卷，为新学最重要著作，王安石亲自撰释，是新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周礼义》已佚。清代学者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官义》十六卷，但亡佚其中《地官》、《夏官》两部分。《诗义》二十卷，据王安石《诗义序》说，此书由其子“王雱训其辞”，“安石等训其义”，王安石《论改诗札子》可以为证。王安石说：“乃如某之学，则惟《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即《诗》、《礼》之理相同，足以相解，可互为发明。这是新学的一个重要论点。《诗义》已佚。邱汉生等学者做过辑佚工作，共辑佚文一千七百多条，其中不少是重复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二百六十六篇的“诗义”都辑到了，占《诗》篇数百分之八十七。《书义》十三卷、《长编》、《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是王雱撰释的。据王安石《书义序》说，原是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侍讲《尚书》的经说，后由王雱撰成《书义》。《书义》已佚。侯外庐先生等学者辑有佚文若干条。上述中期，是新学大发展阶段。
自熙宁九年王安石再罢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的十年退休期间及其以后，为新学的后期。此时王安石集中精力撰有《字说》二十四卷，虽是文字学著作，却是通经义的书，亦曾颁于学宫实行。《学说》与《三经新义》是相辅相成的。其书虽佚，从杨时《王氏枙字说枛辨》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征引，可略窥其旨趣。
上列《淮南杂说》、《洪范传》、《三经新义》、《字说》等为新学的基本著作，但新学著作决不仅限于这些书。王安石在实行变法前后所写的一系列著作（包括收入《王文公文集》和《临川先生文集》的论著），以及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新学派代表人物的著述，都应当列入新学著作的范围之内。例如，王安石的《老子注》（此书已佚，彭耜《道德真经集注》（道藏本）保存有《老子注》佚文，极有研究价值）、《论语解》、《孟子解》、《钟山日录》（李焘《长编》保留有不少《日录》佚文），等等。足见新学的论著是宏富而特放异彩的。
王安石新学为宋学开创了新局面，在北宋各学派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
其二，关于新学的特点和渊源
王安石新学富有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新学以儒为宗，但不拘泥于儒学的旧传统，敢于突破儒家思想旧框子，力求义理，通经致用，开一代新学风。他写道：
某自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这里的要点，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就吸取古代学术文化而言，不以一家为正统、他家为异端，能以广阔的视野，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从这点来看，新学与先儒不同：一方面，它反对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敢于怀疑经传，探求意蕴，自创新说以解释古代经典。另一方面，在求“理”同时，务求通经致用，在理论研究上不囿于固有结论，勇于探索，言有新意。例如，他的人性论，既不同于孟轲、荀卿、扬雄和韩愈，也不同于李翱、司马光等人。王安石所撰《礼论》、《礼乐论》、《性情》、《原性》、《性说》等论文，引经据典，自立一家之说。尤其是他的性情论，更是独标新义。又以未发存中为性，已发见行为情，而善恶之辨在于中与不中。他出《中庸》上这个“未发”、“已发”问题，成为此后宋明六百多年理学家们论辩的一大议题。所以说，新学是开拓创新的义理之学，这是当时学术思想解放的时代产物。
同时，新学体现了王安石力排众议、倡导革新变法的基本观点，闪烁着灿烂的异彩。梁启超说：“荆公之学，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虽然，亦有可言者焉。”梁启超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王安石辩诬的史学大师，不论其观点如何，他对近现代开展王安石研究是有先导之功的。梁氏认为对王安石的学术不必做专门研究，有失之于片面之处，但梁先生指出王安石的学术要在“经世致用”，与其新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对的。这正是王安石新学突出的一大特点。王安石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万物，“百虑归一”。目的是为了求“理”，“贵乎能致用”。“致用”是为了成就大事业，故有《大人论》。他把孟子所谓“大”、“圣”、“神”三者合训，认定只有德业始见神，而德必于业见。又把着重点放在圣人成大事业上，惟其有大事业，始为真道德，才是真神圣。这种新颖见解，正说明新学是要治国、平天下，为新法服务的。这是新学最大特色，它不是空头理论，而是学以致用的新学派。
从学术渊源上看，新学是熔儒、法、佛、道于一炉的新创作。新学所涉甚广，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给以丰富的滋养，上自孔、墨诸子百家之说，下至当代学者、樵牧、农夫之言，凡有可采之处，王安石都批判地加以学习和吸收。他源于传统又不囿于旧传统，这是其新学之所以新处。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法家思想亦是新学的渊源之一。清代学者蔡上翔为王安石辩诬，否定这一点，是一种偏激。“文革”期间，王安石及其新学被概括为“法家”，奉为“尊法反儒”的“典型”，除个别人有其政治阴谋而别有用心外，多半出于误解或人云亦云。“文革”后，拨乱反正，有人又否定王安石有法家思想，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安石以儒为主，不是法家；新学的学术渊源除儒、道、佛诸家思想外，还有法家的思想因素，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一个学问家来说，王安石却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和为一的人。”新学是儒、法、佛、道等诸家思想融会贯通的时代产物，也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
其三，关于新学的历史地位
尽管《宋元学案》把王安石新学编于卷末（第九十八卷），称之为“荆公新学略”，不曾给予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新学的历史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高”了，更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安石的学生，也是他的女婿蔡卞写道：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
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晚以所学，考字画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著《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
司马光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对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也还是肯定的。他说：
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又说安石“好读书，能强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议论高奇，能经辩博济其说。……
由上可知，王安石及其新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由新学而行新法，如同霹雳巨响，惊骇了反对派，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横遭攻击。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程颢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程颢又称“安石之学不是”，意在贬低新学的影响。在程颢等人看来，“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惟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二程道学派对王安石新学惟其视之重，才更贬之刻。二程以及程门弟子杨时等，把攻击目标对准新学，正反映当时新学的重要地位。新学越是遭到反对和诋毁，就越显示出它的特色和生命力。新学随着北宋政争而兴替，几经崇黜，历六十多年才被禁废。就是新法被废，新学被禁，其深远影响也还是存在的。新学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它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的地位，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邓广铭先生所撰《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对此有精辟的论证。邓先生认为，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上述蔡卞对王安石的评价，同样可说“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的探索研究方面，也起了由汉到唐的诸代之衰”。而王安石对于这一评价，确实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王安石不愧为有宋一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安石及其新学派，在宋学建立、发展过程中是树立了功勋的，新学闪烁着智慧之光是不灭的！对新学作如是观，并非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新学既有其独创的新发展，也有它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要恰如其分地分析说明。以往的缺点是对新学偏于贬低，故本书多从正面加以叙述，还其本来面貌。
以上简述新儒学在北宋发展阶段里的主要学派。其间，王安石新学（荆公学派）独树一帜，占主导地位。
王安石新学派，荆公之外，其代表人物有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等。
其一，关于新学的三个阶段
王安石创立新学及其传播，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自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被派往扬州为官（即“签书淮南”），至治平年间（1064－1067）在江宁讲学，是为前期。在此期间，王安石发表《淮南杂说》、《洪范传》等著作，影响很大。从学安石最久的学生陆佃写道：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予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
陆佃的这段记述，可知《淮南杂说》和《洪范传》在当时及其后学术界的影响。故有“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之说。
从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担任参政政事，推行新法，改革科举、学校制度，设局修撰《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吸引许多学者参加新学方面的著述，到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是为中期。其间，新学不仅作理论撰述，更重要的是进行革新变法之实践。《周礼义》二十二卷，为新学最重要著作，王安石亲自撰释，是新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周礼义》已佚。清代学者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官义》十六卷，但亡佚其中《地官》、《夏官》两部分。《诗义》二十卷，据王安石《诗义序》说，此书由其子“王雱训其辞”，“安石等训其义”，王安石《论改诗札子》可以为证。王安石说：“乃如某之学，则惟《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即《诗》、《礼》之理相同，足以相解，可互为发明。这是新学的一个重要论点。《诗义》已佚。邱汉生等学者做过辑佚工作，共辑佚文一千七百多条，其中不少是重复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二百六十六篇的“诗义”都辑到了，占《诗》篇数百分之八十七。《书义》十三卷、《长编》、《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是王雱撰释的。据王安石《书义序》说，原是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侍讲《尚书》的经说，后由王雱撰成《书义》。《书义》已佚。侯外庐先生等学者辑有佚文若干条。上述中期，是新学大发展阶段。
自熙宁九年王安石再罢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的十年退休期间及其以后，为新学的后期。此时王安石集中精力撰有《字说》二十四卷，虽是文字学著作，却是通经义的书，亦曾颁于学宫实行。《学说》与《三经新义》是相辅相成的。其书虽佚，从杨时《王氏枙字说枛辨》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征引，可略窥其旨趣。
上列《淮南杂说》、《洪范传》、《三经新义》、《字说》等为新学的基本著作，但新学著作决不仅限于这些书。王安石在实行变法前后所写的一系列著作（包括收入《王文公文集》和《临川先生文集》的论著），以及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新学派代表人物的著述，都应当列入新学著作的范围之内。例如，王安石的《老子注》（此书已佚，彭耜《道德真经集注》（道藏本）保存有《老子注》佚文，极有研究价值）、《论语解》、《孟子解》、《钟山日录》（李焘《长编》保留有不少《日录》佚文），等等。足见新学的论著是宏富而特放异彩的。
王安石新学为宋学开创了新局面，在北宋各学派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
其二，关于新学的特点和渊源
王安石新学富有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新学以儒为宗，但不拘泥于儒学的旧传统，敢于突破儒家思想旧框子，力求义理，通经致用，开一代新学风。他写道：
某自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这里的要点，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就吸取古代学术文化而言，不以一家为正统、他家为异端，能以广阔的视野，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从这点来看，新学与先儒不同：一方面，它反对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敢于怀疑经传，探求意蕴，自创新说以解释古代经典。另一方面，在求“理”同时，务求通经致用，在理论研究上不囿于固有结论，勇于探索，言有新意。例如，他的人性论，既不同于孟轲、荀卿、扬雄和韩愈，也不同于李翱、司马光等人。王安石所撰《礼论》、《礼乐论》、《性情》、《原性》、《性说》等论文，引经据典，自立一家之说。尤其是他的性情论，更是独标新义。又以未发存中为性，已发见行为情，而善恶之辨在于中与不中。他出《中庸》上这个“未发”、“已发”问题，成为此后宋明六百多年理学家们论辩的一大议题。所以说，新学是开拓创新的义理之学，这是当时学术思想解放的时代产物。
同时，新学体现了王安石力排众议、倡导革新变法的基本观点，闪烁着灿烂的异彩。梁启超说：“荆公之学，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虽然，亦有可言者焉。”梁启超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王安石辩诬的史学大师，不论其观点如何，他对近现代开展王安石研究是有先导之功的。梁氏认为对王安石的学术不必做专门研究，有失之于片面之处，但梁先生指出王安石的学术要在“经世致用”，与其新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对的。这正是王安石新学突出的一大特点。王安石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万物，“百虑归一”。目的是为了求“理”，“贵乎能致用”。“致用”是为了成就大事业，故有《大人论》。他把孟子所谓“大”、“圣”、“神”三者合训，认定只有德业始见神，而德必于业见。又把着重点放在圣人成大事业上，惟其有大事业，始为真道德，才是真神圣。这种新颖见解，正说明新学是要治国、平天下，为新法服务的。这是新学最大特色，它不是空头理论，而是学以致用的新学派。
从学术渊源上看，新学是熔儒、法、佛、道于一炉的新创作。新学所涉甚广，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给以丰富的滋养，上自孔、墨诸子百家之说，下至当代学者、樵牧、农夫之言，凡有可采之处，王安石都批判地加以学习和吸收。他源于传统又不囿于旧传统，这是其新学之所以新处。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法家思想亦是新学的渊源之一。清代学者蔡上翔为王安石辩诬，否定这一点，是一种偏激。“文革”期间，王安石及其新学被概括为“法家”，奉为“尊法反儒”的“典型”，除个别人有其政治阴谋而别有用心外，多半出于误解或人云亦云。“文革”后，拨乱反正，有人又否定王安石有法家思想，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安石以儒为主，不是法家；新学的学术渊源除儒、道、佛诸家思想外，还有法家的思想因素，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一个学问家来说，王安石却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和为一的人。”新学是儒、法、佛、道等诸家思想融会贯通的时代产物，也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
其三，关于新学的历史地位
尽管《宋元学案》把王安石新学编于卷末（第九十八卷），称之为“荆公新学略”，不曾给予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新学的历史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高”了，更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安石的学生，也是他的女婿蔡卞写道：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
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晚以所学，考字画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著《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
司马光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对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也还是肯定的。他说：
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又说安石“好读书，能强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议论高奇，能经辩博济其说。……
由上可知，王安石及其新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由新学而行新法，如同霹雳巨响，惊骇了反对派，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横遭攻击。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程颢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程颢又称“安石之学不是”，意在贬低新学的影响。在程颢等人看来，“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惟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二程道学派对王安石新学惟其视之重，才更贬之刻。二程以及程门弟子杨时等，把攻击目标对准新学，正反映当时新学的重要地位。新学越是遭到反对和诋毁，就越显示出它的特色和生命力。新学随着北宋政争而兴替，几经崇黜，历六十多年才被禁废。就是新法被废，新学被禁，其深远影响也还是存在的。新学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它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的地位，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邓广铭先生所撰《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对此有精辟的论证。邓先生认为，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上述蔡卞对王安石的评价，同样可说“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的探索研究方面，也起了由汉到唐的诸代之衰”。而王安石对于这一评价，确实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王安石不愧为有宋一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安石及其新学派，在宋学建立、发展过程中是树立了功勋的，新学闪烁着智慧之光是不灭的！对新学作如是观，并非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新学既有其独创的新发展，也有它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要恰如其分地分析说明。以往的缺点是对新学偏于贬低，故本书多从正面加以叙述，还其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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