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绘画发展情况

唐宋元明清的绘画特点~

　　唐代是人物画鼎盛的时期,人物的各种面型和表情的类型的创造，姿势动态表现更丰富自由。发掘并开始表现了自然事物：山水和花鸟的美的特点。唐以后的绘画善于选择生活中一部分富有诗意及戏剧性的场面，不是平板的描写生活。在构图上，远近透视和比例大小的趋于正确，在表现一定的内容及思想方面也更有力，人物关系不复是平列或接近平列的形式，也不复是以大小来分别主次，而是处理得更自然真实而且富于艺术效果。道具和环境在表达题材内容时也逐渐起了较大的作用。艺术技巧在盛唐以后完全脱离了幼稚的状态。唐代后期的绘画艺术为五代的绘画艺术开辟了道路/
　　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宋代充分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体裁。宋代绘画艺术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着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思想情绪的表现，着重山水花鸟的动人的美的意趣，围绕着阐明及突出主题的要求自由地而且灵活地组织画面，不受任何机械法则的支配，善于抓住对象外形特征进行提炼形象等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的创造使中国绘画的样式特点逐渐形成，并日益增强了其从思想上及情感上影响人的力量。
　　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被宋代和元代的画家们真正体会到了。绘画艺术的魅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被强调起来，这是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现象之一。
　　元代山水画继续发展,出现了赵孟媍,元四家等著名山水画家.他们的作品富有艺术气息,讲究逸气,对明清以后的绘画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明清的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和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揭示自然物象的美和通过山水花鸟画艺术以寄情寓性以及对笔墨的状物抒情的追求创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绘画中的木版插图和木版年画相应也得到蓬勃发展。明清时期的画家们部颇注意追求笔墨风格和画面的效果，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所创造。而且在表现了一定风格的作品中，艺术风格也不全是健康的。艺术风格是画家用绘画艺术形式概括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它体现着与作者生活理想相联系的审美理想。在明清绘画的诗意的想象和艺术风格中所体现的美的理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高雅、古拙、稚朴、天真、泼辣等审美情趣的追求。
　　明清画家运用笔墨的方法，包括皴擦点染用笔的快慢、轻重、正锋和侧锋，用墨的浓淡、干湿等，很多画家都有自己熟练的实践经验。这些技法的传授和影响，促成了许多画派的形成。这些熟练的技术对于掌握工具材料的性能，发挥表现手段的特长，从而对实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内容的目的是很有用的。
　　明清时期的绘画从理论到实践，是一宗巨大的艺术财富。
　　这一时期的文人画，也有着极其引人注意的地位。除了消极的成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丰富的经验和绘画艺术的美的法则。

中国美术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所创造的以物质材料为媒介，占据一定立体或平面空间的艺术。在中国，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大约产生在史前时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演化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造型等门类，还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美术的独特传统与体系。

建筑艺术

中国建筑艺术，在世界建筑史上是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特殊风格与体系的造型艺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三大特质：注重审美性与政治伦理性的高度统一；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展现；在多样变化中注重综合性的整体空间意象。其形式特征主要表现为：①多以群体组合的形式构成丰富的空间序列。如以十字轴线展开的坛庙建筑；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的民居和宫殿建筑；以曲折轴线展开的园林建筑。不管哪种展开方式都形成抑扬顿挫，有前序、高潮、尾声的空间序列。②单体建筑造型有一定的规格程式。如殿、亭、廊等形制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组成，同时各部分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到了清代，这种规格化已达极至。③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所形成的体量巨大的屋顶，与坡顶、正脊和翘起飞檐的柔美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最突出的形式特色。④室内空间处理灵活多变。常用板壁、槅扇、帐幔、屏风、博古架隔为大小不一，富有变化的空间，产生迂劻、含蓄的空间意象。⑤注重建筑构件的色彩和装饰彩绘的表现性。并以此标示等级与功能的差异。

中国建筑艺术按时间序列可分为秦汉、隋唐、明清、近现代4个阶段。①秦汉阶段。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如庭院形式、对称布局、木梁架结构、单体造型、大屋顶等已初步形成，不过因诸侯割据而南北各异。秦汉时期随着政治上的集权和一统，建筑风格也趋于统一。其特征是，都城里坊划分有秩，并多封以高墙。宫殿、陵墓多为高大的台榭式群体建筑，其中单体建筑体量巨大，多以十字轴线展开，并装饰有造型夸张、诡谲、色彩浓重的雕刻和彩绘，布局舒展、整齐，具有明确的伦理、等级、秩序等内涵，表现出刚健、质朴的风格特色。②隋唐阶段。汉末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南北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人士大夫归隐山林的思想情趣和山水诗、画的出现，使南北朝时期的建筑艺术在传统的理性精神中加入了许多浪漫情调。至唐代终于形成了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盛唐风貌。宏伟、规整的都城，恢宏舒展的宫殿、坛庙，规模巨大，形制多样的寺塔、石窟，造型浑厚，装饰华丽，展示出博大伟美的风格特征。③明清阶段。经五代两宋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各地方文化乃至蒙、藏、阿拉伯文化的进一步交融，至18世纪的清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走向最成熟的阶段。城市街巷规格方整，宫殿陵墓建筑定型化，但形制增多，手法多样，造园艺术空前繁荣。其总体风格是雍容、典丽、严谨、清晰。④近现代阶段。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西方文化的东渐、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人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变迁，20世纪的中国建筑产生了较大变异。在传统的园林建筑中，增加了建筑的比重，空间更加曲折多变，装饰更加繁复细丽。出现了大量中西合璧式的公共建筑，更加注重其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80年代以后城市整体布局更加开放，变革更加迅速。风格更加丰富多样，寻找时代风格与民族风格的有机结合将是中国现代建筑的重要课题。

雕塑

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古代雕塑作品主要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民俗雕塑。其发展高峰是秦汉至隋唐时期。20世纪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出现了大型纪念性雕塑和架上雕塑。

中国原始雕塑主要以人和各种动物形象的陶塑为主，还有石、骨、玉材料的雕刻。人物形象大多是附加在实用器物上的装饰物。多以捏塑、贴塑、锥刺等手法制成，随意性很强，形象粗简、稚拙。但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头像和残片看，可知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们已有了木架支撑、层层敷泥等最初的雕塑方法。商周时期的雕塑作品以青铜器铸造为主。商代青铜礼器造型奇特，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西周以后，其风格趋于写实而富于理性。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变得繁丽、华美。商、周时期除礼器外，还有一些器物支架、底座等实用青铜器和石、骨、玉雕刻作品，或人物或动物皆造型巧妙，制做精细。另外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组青铜人像，形制巨大，形象夸张，与中原遗物有着明显差异，可窥见远古巴蜀文化的风貌。秦汉时期的雕塑空前繁盛。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其塑造方法是模塑与手塑相结合，塑好泥胎后，入窑烧制再加彩绘而成。以体量的巨大、数量的众多、形象的真实产生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汉代的厚葬风使动物俑和人物俑的雕塑作品众多，造型古朴、神态夸张而强调动势。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动物石刻，手法简练概括，于浑厚中显示着雄强的力之美。随着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的主流，著名的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均开凿于这个时代。一般而言，北魏时期的造像在形式风格上受印度或西域式样的影响，庄严、浑朴，于静穆中显示着佛的伟力。南北朝的佛教雕刻融合汉族知识分子的审美时尚，形成了褒衣博带秀骨清象的新风貌，此外，南朝陵墓雕刻群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雕刻作品。最出色的是那些镇墓神兽，体量巨大，造型奇伟。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鼎盛期。其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雕塑上，如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其雕刻手法流畅而娴熟，创造了完全民族化的造型风格，它不仅体现唐帝国博大、雄强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雕刻技艺。唐代宗教雕塑的另一特点是形象的现实化与个性化。那些佛国的人物都被赋予了世人的性格和神貌。以顺陵石狮、昭陵六骏为代表的陵墓雕刻，单纯而注重动势，体现出雄视一切的恢宏气度。此外，最能代表唐俑艺术水平的是那些真实生动的三彩俑。世俗题材的增多和写实风格的发展是宋、辽、金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点，四川大足石窟、山西晋祠、山东长青灵岩寺、江苏直保圣寺彩塑，都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了世人情态，有很强的写实性。辽代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造像体态优美、神性含蓄、衣饰华美，大有唐塑遗风。此外河南焦作金墓出土的砖雕人物，型制虽小却有浓郁的生活情味。元、明、清时代的雕塑成就主要体现在宫廷、园林中的雕塑作品上，在点缀人间、烘托氛围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清末天津张明山的以民俗生活为题材的小型泥塑，在写实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以后，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上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雕塑家和纪念性的写实雕塑作品。80年代以后，雕塑艺术向着多样化发展，环境雕塑和小型架上雕塑并驾齐驱，并且在艺术观念、创作手法和材质的探索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绘画

中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在绘画观念及表现方法上自成体系，独具民族特色。传统的中国绘画，主要使用柔软的毛笔、水墨，以黑白线条和装饰性色彩描绘形象，与注重再现客观事物外在形式的西方传统绘画相比，更注重主观情感的表达和意境的创造。20世纪以后，中国绘画从西方获得了许多借鉴，有了更加多样化的发展。

中国绘画的缘起，可追溯到大约1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那些刻在岩壁和兽骨上的花纹、描绘在陶器上的纹样、画在地面和墙壁上的人和动物形状等，虽然粗犷、稚拙，但已具备了在平面空间展示形象的基本性能，可视为中国最早的绘画艺术。据记载，周代已有历史人物的画像，春秋时期已有大型壁画。从出土的青铜器纹饰、漆器彩绘和楚墓帛画可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以线造型的特色已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已十分发达。既有壁画又有肖像画，既有历史画又有神怪画，题材多样，种类不一，从汉墓出土的大量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画等可睹当时绘画艺术之风貌。其壁画造型生动洗练，用笔质朴简率，在单纯、稚拙的形式中表现出运动、力量和速度感，其画像砖多为各种生活场面，造型夸张简括，注意整体动势的描绘。其帛画多富有浪漫性，如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制作精细，造型准确，用线流畅而有变化，以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着色，至今鲜丽不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空前兴盛。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数量最多也最精彩。卷轴画和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士人画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理性阶段。人物画趋于成熟，准确的人体比例、优美的线描和深入的表情刻画取代了汉代绘画天真、稚拙、以动态传情的特色。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最早的山水画，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独立画论。隋唐绘画仍以宗教题材为大宗。佛教的盛行不仅为画家们提供了施展创造才能的物质条件和观赏群，还能确立画家的社会地位，因之许多画家都从事寺庙壁画创作，大大提高了它们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表现世人生活的人物画高度繁荣，将人物画从南北朝的“迹简意淡而雅正”推向了“细密精致而臻丽”的境界。山水画迅速发展，花鸟、鬼神、牛马、屋宇等开始独立成科，一时名家辈出，使唐代绘画五彩纷呈，绚丽多姿。五代两宋时期的绘画艺术进一步成熟和完备，登上中国古代绘画的顶峰。寺观壁画衰落，世俗生活和山水、花鸟成为画家们更加喜欢的题材。绘画的教化功能被逐渐减弱，审美、寄情和娱悦功能则被空前看重。文人画家的涌现，使绘画向诗歌汲取营养，更加注重诗情意境的表现。在材料工具和技巧上更趋考究、精妙。水墨画空前成熟，重彩画更加工整细丽。总体看宋代绘画更趋精致、多样化，并富于人情味的抒情性。绘画功能的转变也使其创作与欣赏的结构发生着雅俗分流的变化。元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境遇和文人画思潮的扩大，使绘画产生了时代性的转折与变异，元画以卷轴为主，且多用纸。纸能充分发挥渴笔的功能，遂使笔法空前丰富，与宋画相比更能表现物象的多种质感和艺术家细腻的感受。宋人崇尚以诗入画，强调空间与情趣的变化。元人崇尚以书入画，更强调笔墨情趣的形式感，从绘画自身来看，元画向着完满性跨越了一大步。明清两代山水花鸟画更成大宗，宗教画、人物画愈加衰落。明代山水画坛画派林立，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风格。明中叶以后，形成一股雅俗合流的势力。著名画家涉足文学插图、年画、稿本的创作，给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生机。清初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出现了四画僧、四王、金陵八家等一大批杰出画家。突起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乾隆年间（1736～1796）扬州画派和清末海上画派的出现，使摹古之风甚盛的清代中、晚期画坛又放异彩。雅俗合一之势更加明显。辛亥革命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的绘画在观念与价值取向上都面临着多种选择的可能。但为人生而艺术、把绘画创作与现实功利紧密结合的大趋势成为主要流向，写实主义绘画渐居首位。50年代以后，以徐悲鸿画派与前苏联绘画体系相结合为根基，为政治和为人民服务的绘画大发展。80年代以后，中国绘画更向着多层次，多态式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书法

以毛笔书写汉字，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造型式样。讲求用笔的疾徐、顿挫、顺逆、刚柔、墨色的浓淡、干湿创造美的章法及结构形式，借以表达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品格情操。

中国书法在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篆、隶、楷、草、行等主要字体形式。篆书是商、周、战国时代通行的字体，大都刻在甲骨、青铜器或简牍、帛、石、陶上。至秦代小篆成为全国推行使用的统一字体。其结体圆长，笔画匀称，藏头护尾，圆润优美。隶书盛行于汉代，字体宽扁，左右舒展，横画如蚕头燕尾，具有浓厚的装饰意趣。楷书经南北朝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其字形方正、笔画结构严整。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留下的不同风格的楷书作品，给后人以深刻影响。草书经章草、小草发展为狂草，笔线连绵不断，大起大落如风驰电掣。此书也盛行于唐代，以张旭和怀素最为著名。行书介乎草书与楷书之间，书写简易，流畅。形成于汉，成熟于两晋。历代书法家都以行书字体创造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篆刻

中国篆刻是以书法字体，结合镌刻制作印章的一种艺术。它于方寸之中，红白之间创造各种美的结构和形式。因其字体多为篆书所以称篆刻。

篆刻艺术是由作为权力和凭证的古玺印发展而来的。明中叶以后发展成独立的艺术式样，并形成了各种风格流派。如明代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派和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清代以程遂厚重、凝练风格为代表的皖派，以丁敬、邓石如开创，黄易等西泠八家发扬光大的浙派。清末吴昌硕将古印、陶文、石鼓文等熔于刀法之中，以苍劲古朴之风被尊为吴派。

工艺美术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它一方面以满足人们的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为目的，与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相联；另一方面，高超、精湛的制造技艺又闪烁着中国历代劳动者智慧的光芒。所以中国工艺美术又浓缩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展示着民族精神发展的历程。

中国工艺美术 门类众多，按功能可分为实用工艺美术和陈设工艺美术；按生产方式可分为手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按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层次可分为民间工艺美术、宫廷工艺美术和文人工艺美术。按材料和创作工艺可把传统工艺美术归结为雕刻工艺、织绣工艺、编织工艺、金属工艺、陶瓷工艺、漆器工艺六大类别。现代工艺则以产品对象分为室内环境设计、染织设计、日用工业品造型设计、日用陶瓷设计、商业美术设计和书籍装饰设计等。

原始人制造的第一件劳动工具可视为中国工艺美术的远源。从单纯工具发展为新石器时代的石、玉、骨、牙雕刻，缝纫，编织，制陶等工艺，已明显地表现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了。最有代表性的是形制多样、纹饰斑斓的陶器。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浑厚、奇丽的青铜礼器和精美的玉器是造型艺术的代表。至汉代青铜造型仍占重要地位，漆器、丝织、釉陶等制作技艺已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在青瓷烧制、织锦技术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风格趋于华丽。唐代的织锦、陶瓷、金银器、漆器等工艺获得全面发展，其制作水平和生产规模都是空前的。富丽华贵、舒展丰满是唐代工艺造型的风格特征。宋元两代制瓷工艺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以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的产品最具特色。优雅的造型，晶莹的釉色，精湛的制胎、烧窑技艺，享誉全世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促使其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阶段，各工艺门类都有了全面发展，其总体风格简约、劲健而端庄。清代工艺美术在品种、形式、手法、技艺等各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集大成时期。与时代和上层人士的审美趣味相谐，其风格日趋雕琢、精致、繁缛。20世纪以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工艺美术衰落，具有清新、明快、简洁风格的现代工艺迅速崛起。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工艺美术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现代社会文化及人们丰富多变的审美心态息息相关，在品类的繁多、风格的多变、技艺的精良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一方面构建着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影响和更新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中国美术大约产生在史前时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演化出雕塑、绘画、工艺造型等门类，还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美术的独特传统与体系。

中国的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可以说是最早的工艺美术品。此后，商周的青铜器，战国的漆器，汉唐的丝织品，宋朝的刺绣，明清的景泰蓝和瓷器等，都是极其精美、名贵的工艺品。

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制作精美，技艺高超，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而且品种丰富，种类繁多。如：金属工艺、漆器、陶瓷、编织、刺绣等。

中国工艺美术品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宝，很早以前它们就已走向世界，并向各国人民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中国绘画风格的演变呈现出有趣的节律。一般说来，新王朝消灭了旧王朝，政治上敌对情绪仍十分强烈，而且对前代的批判更全面。表现在绘画上，本朝总是竭力反对近朝，而远师前代，这就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寻常的复古现象。绘画风格的流变也总是在复古与创新交融之中呈现出往返回复的现象。明代浙派的出现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明代因覆灭元代而得以建立。由于元代时间不算太长，其中后期许多画家都过渡到了明朝，所以明初的绘画基本上是元代的延续，而这些前朝的画家也纷纷被征召致仕，如王蒙、赵原、徐贲、王绂等。但这些画家对明代并没有好感。元代虽然是异族统治，但是元代政策很宽，尤其是对文人，不太过问，相对来讲文人比较自由。文人虽然对异族统治不满，希望恢复汉人统治，可是由汉人统治了，反而残酷地镇压迫害文人、士大夫，还不如元人统治时自由。因为朱元璋是个农民，没有什么文化，后来，自己做了皇帝，打败了其他几个农民军队伍，又灭了元朝。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打着反元复宋的旗号，那时候他注意团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愿意为他效劳，天下打下来之后，他就变了，他把很多功臣都杀了，同时也杀了许多知识分子，元朝遗留下的画家几乎都被他杀光了。元四家中的王蒙、倪瓒都未幸免。其他画家像赵原、徐贲、张荆、陈妆言、周砥、王行、盛著、杨基、方孝孺等等，差不多明朝的画家和元代遗留下来的画家都让朱家杀光了。

　　另一方面，明取代元之后，明对元在政治上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并随着明初政权的巩固愈来愈明显。而且，元人尚意重逸趣的画风客观上不利于明统治者集权专制，元四家那种枯寂幽淡的画风被迅速地扼止了，代之以南宋院体画风。朱元璋打着反元复宋的旗号，他是个农民，他对文人萧条、冷寞的画风不欣赏，他喜爱猛烈刚劲的画风。他曾在南宋李嵩画上题字，表示欣赏。朱元璋又是承继汉室正统的旗号夺取政权的，他转而倡导恢复南宋院风也是必然。再者，最根本的原因是南宋院体刚硬苍劲的作风适宜明统治的需要。没有被杀的画家只好竭尽心力，以符上意。于是从宫廷画家开始，逐渐兴起南宋院体之风。

　　南宋画风基础最深最厚的地区就在当时的都城浙江杭州。到了元代，这里虽然不再是都城，但经济与文化仍旧十分发达。所以南宋虽亡，但以刘、拿、马、夏为代表的画风一直没有消失。即使在元代，继承南宋院体的画家仍然很多，如孙君泽、法常、颜辉、张远等人。元代时光短暂，且统治者也不太过问绘画活动，致使这一传统仍在浙江一带流行发展。不过，由于和元代的现时画风不尽一致，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成为画坛的主流。元明更迭之后，由于统治者的欣赏，大批的浙江画家得以进入宫廷，南宋遗风便在明代宫廷的适宜土壤中成长起来。

　　浙派的形成还有着内在动因，那便是社会时势的变迁和思想领域的初步解禁。明代建国之后，经过初期的政权建立与巩固，社会进入守成时期，明统治者缺少了明初开国皇帝的进取心，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经济逐渐繁荣，社会也比较安定。此时人才辈出，画坛也活跃起来，这就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甚至皇帝亦雅好诗文书画，在画史上有名的就有宣宗朱瞻基、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祜樘等。政治的放宽必将带来思想领域的开放。明初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把程朱理学作为立国之本而强力推行。明太祖开国之年既提倡朱子学说，命令士人非五经、四书不读。朱元璋又实行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专以四书五经义为题，且四书要以朱熹注为据，形式限制在八股体内，连字数亦有严格规定：四书义一题，二百字以上，五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明成祖时，特命人臣胡广纂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士子求学、出版的必读书目，凡是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因此，在明代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里一统天下。

　　在明朝前期统治非常严密的情况下，理学家们除了重复些宋儒的性，命，理，气等外，并无多少创见，这对理学的发展自然是很不利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逐渐僵化，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到明代中期程朱理学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就理所当然地走向没落了，随之而起的是心学。

　　建立起明代心学的庞大理论体系，并使心学成为明代中期哲学土流的是王守仁，故后世称心学为王学。分析其学说，无论从致良知上或知行合上，处处可以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理学，打破明初学术的陈旧格套。在他的心即理和万物一体等等说法中，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更明显。他甚至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只信自己的心。独断独行，自作主张，什么圣贤榜样，道理格式，都不放在眼里。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政治的渐趋宽松，思想的初步解放，为艺术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经过明初的酝酿，到了明中前期，那些曾山入宫廷或同样以南宋遗风为宗旨的画家，在民间逐渐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画风与明初的院体画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有了更人的创作自由空间。因这些人大多来自浙江一带，故被称为浙派，其中以戴进为领军人物，开创了绘画史上以地域为派的先例。人体而言，从明初起，浙派便开始兴起并逐渐占居了明代画坛主流地位，直至明中期，这一画派势力仍很大。中期稍偏后，吴门派才兴起，当时的势力还不能与浙派相比，中后期浙派才被吴门派压下去。

　　浙派出现后依据其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将它分为二个阶段来认识：第一阶段为浙派兴起后的辉煌，这一时期可谓风彩照人，精品叠现，同时也确立了它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阶段属红极后的余续，这时吴门画派势力逐渐兴起，浙派虽有干将，但已是日落西山，走向了式微，而且某意义上讲它还产生了堵多负面效应，及至后期可谓恶习漫延，致使文人画家群起而攻之；第三阶段中浙派殿军力求改变浙派之恶习，虽多有画法和趣味上的逸轨，但终究给人何种同光反照之感，也算最后为浙派挽回些脸面。

　　第一阶段以戴进、吴伟为代表。戴进出生在渐江杭州，曾进入宫廷并寓京，其画艺受南宋院体传统及明宫廷绘画影响颇深。虽与宫廷画家师出同源，但他的画风却自成一体。因戴进在宫廷逗留时间很短，主要活动在民间，客观上造成他师承前人不必像宫廷画家那么严格。正由于时代环境能够允许他博采众家之长，而成为一位成就卓越的画家，一时画称绝艺。其画风又反过来影响宫廷与院外绘画的发展，宗承他的人极多，遂形成浙派气候。

　　“浙派”的创始者和领军人物是戴进（1388-1462），他是地地道道的浙江人。字文进号静庵。他的绘画在年轻时就已经盛名远扬，宣德时曾经被征召入宫廷，但是受到谢环等人的妒嫉和排挤，之后又在北京地区寄寓多年，晚年回到家乡杭州卖画为生。戴进虽然曾经在宫廷中供奉过，但是他的主要创作还是在民间完成的，其影响也是在民间。所以后世将他代表的这一画派称之为“浙派”。戴进在绘画方面有着超凡的才能，他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的山水主要师承南宋刘松年、马远、夏圭，兼收北宋郭熙和元人的方法。尤其是其早期作品体现得更为突出，如他早期的《洞天问道图》。这幅画是戴进早年比较工细精到的作品。首先从构图上看，采用的是南宋院画的经典的对角线构图，右下角近景的松树和左上角远景的山峰形成对角，之间是烟雾和一条崎岖小径通向画面的右上角，有实有虚，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了无限的深度。笔墨上看，山石用斧劈皴，用墨韵染，凸显山石的阴阳向背，体现山石浑厚坚硬的质感，这是南宋院体画的典型表现手法。松树主干挺拔，枝丫劲利，多是拖枝松，这便是刘松年的方法。人物只是寥寥数笔勾勒，然后赋色了事，形态生动。

　　戴进的中晚期山水更加的奔放豪迈，也逐渐将诸家的笔墨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春山积翠图》（现藏上海博物馆）正是他的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画面构图还是以对角线的方式，而且对景物的描写和衬托更加的夸张和简率。只有近景的两棵松树，寥寥数笔写就，远景就是两座山峰，一前一后，中间的山谷烟雾缭绕，可看见隐隐约约的屋舍。这样淡化背景的同时重返展现了主题—拄杖登山的主仆二人，虽然任务很小但是数笔的描写结合虚实相应的背景就显得韵味无限。这是典型的南宋院体风格，但是其中蕴含着无限的韵味，已不像早期作品那样严谨，开始有写意的迹象。

　　其晚年还有一路山水如《关山行旅图》（故宫博物院）、《溪堂诗思图》、《踏雪寻梅图》是融汇各家之长的集大成之作。就以《关山行旅图》来说，从构图和山体的态势看取法北宋山水的全景方法；主要皴法类似小斧劈皴，但又不是；近景松树绝似刘松年；细密的苔点又是来自元人的笔墨；其用笔也是无所不尽其能事：干湿浓淡，侧锋中锋各显其能……让人叹为观止！

　　戴进在人物画上的成就也是卓然可见的。他的人物画也具有明显的南宋院体风格，但又分为粗细两个路子。细路主要于刘松年、李唐，可上溯到李公麟、吴道子，多为劲健工整铁线描、兰叶描还有他自创的钉头鼠尾描。粗路来自来自于梁楷的简笔画法，衣纹线条粗壮淋漓、转折顿挫有力的描法。细路的代表是《达摩六代祖师像》，这幅画把禅宗六代祖师穿插安排在松石树木间。我们由图上可以看见，其背景山石树木的描写还有南宋的风格，而图中的枯树是典型的“蟹爪枝”，这也是他细路人物画的代表。粗路如《钟馗夜游图》这幅画中的人物描法也是钉头鼠尾，但是明显地与《达摩六代祖师像》中的不同，主要是其用笔更加的粗犷，显得笔墨张弛飞扬，并且用粗重的线条描绘钟馗的形象显得他无比的高大刚强，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校规的描写相对清淡，两者之间的反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也是浙派人物画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

　　吴伟（1459-1508）明代著名画家。字次翁，又字士英、鲁夫、号小仙。江夏（今湖北武汉）人，流寓金陵。画院待诏。孝宗时授锦衣卫百户及赐“画状元”的图章。他自幼收养于钱昕家，伴其子读书，行有窃弄笔墨的机会。年二十后至金陵，书画之名已渐起，画法与戴进相似。精山水，落笔健壮，最长于白描人物。时与杜堇、沈周、郭翊齐名。用笔奔放，画时泼墨如云，旁观者骇，巨细曲折，各有条理，人皆为之叹服。传其画法的有蒋嵩、张路、宋臣、蒋贵、宋澄春、王仪等，被称为“江夏派”。代表作品有：《采芝图》、《仙踪侣鹤图》、《芝仙图》、《溪山渔艇图》以及白描《人物图》、《神仙图》等。

　　蓝瑛（1585-1664），一作（1585-约1666）明代杰出画家。字田叔，号蝶叟，晚号石头陀、山公、万篆阿主者、西湖研民。又号东郭老农，所居榜额曰“城曲茅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浙派后期代表画家之一。工书善画，长于山水、花鸟、梅竹，尤以山水著名。其山水法宗宋元，又能自成一家。师画家沈周，落笔秀润，临摹唐、宋、元诸家，师黄公望尤为致力。晚年笔力蓊苍劲，气象峻，有人许其与文征明、沈周并重。

　　蓝瑛一生以绘画为职业，曾漫游南北，饱览名胜，眼界开阔，因而不断丰富了创作内容。他的传派，直接继承衣钵的有蓝氏一家子孙，如蓝孟、蓝深、蓝涛等，弟子刘度、冯、王奂等都各有成就。明末同时和稍后的如陈洪绶以及金陵八家等著名画家，也都受他的影响。

　　蓝瑛擅长山水、花卉、兰石，师法宋元名家，早年主要得力于黄公望，作品清简秀润，韩昴在《图绘宝鉴续纂》中说他：“画从黄子久（即黄公望），入门而醒悟。”中年自立门庭，上窥晋、唐、两宋，遍摹元代诸家笔法，集取优长，由此入门，始能各极变化。不但取法郭熙、李唐及马、夏，而且对二米、云山也精心研究过。对黄公望的画悉心尤力。当代前辈沈周的画也热心师效。加之漫游南北涉猎既广，眼界自宽，故落笔纵横奇古，风格秀润。他的画风是从多方面变代出来的。晚年作品渐趋苍劲疏宕。画风又有多种面貌，有些作品笔墨含蓄隽雅，有些作品青绿重设色，画法工细，色调浓丽，愈老而愈工。晚年他的笔法益苍劲，颇类沈周。他兼工人物、花鸟、兰竹、俱得古人三昧。他虽力追古法，但能融会贯通，自成风范，对以后的明末清初绘画影响很大。

　　从这三人的笔墨看“浙派”画风，延续了南宋院体的刚健风气，而更加的奔放豪迈，笔墨件具有刀劈斧斫之气质。总结其风格特点是，“纸上饶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但是平心而论，虽然他们将南宋院体画更加生动和多彩化，摒弃了规整严谨的限制，开创了鲜活豪迈的风格，奔放不羁，但是也正是因此，也使得他们的创作越来越粗率，渐渐地失去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实在是让人遗憾。但是总体说来，“浙派”的画家们在所处的时代开创了中国画发展的新道路，其艺术精华还是举世瞩目的，足以流传百世。

　　上面我们也约略谈到了“浙派”之后的发展情况，这里我们具体地介绍一下。戴进一脉的传人据画史上载录的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方钱、夏芷、钟钦礼、夏葵数人。他们也仅仅是能够传承戴进的风貌，没能有所突破，所以传世的作品不多，影响并不大。至于吴伟、张路一脉人丁较盛，在吴、张之后有蒋嵩、汪肇、郑文林、史文、王景霁、王懋榆、刁锐、李著、吕本、马稷、马云逵、陆经等人。其中蒋嵩、汪肇影响较大，成就也较明显，但是也没能在吴张之上有所改善，依然延续着老路子，很多的作品趋于粗俗，所以在明代中后期被逐渐兴盛起来的“吴门画派”代替了，成为画坛末流。谢稚柳先生“浙派”的兴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一风格（浙派），在当时的作者，都奉为典范，而风气所开，流入于狂怪而油滑的境界，形成了格调卑下与公式化，是南宋画派的末流了。”（《谢稚柳谈艺录类型与流派》一文，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浙派”的绘画与南宋院体画的渊源使得他们有些作品在后世常常被充作南宋马夏的作品，如吴伟的《洗兵图》就曾经被误认为是李公麟的作品，类似的很多。其实“浙派”的作品和南宋院画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从笔墨上来说南宋院画要工整严谨，意蕴淳厚，而“浙派”的要显得简率粗狂，没有宫廷绘画的气质。另一方面就是所用的材质有很大的不同，宋绢精细缜密，而明代的浙绢则要粗得多，而且比较稀薄。“浙派”名家的作品后世都有仿制，但是大多数都是仿制戴、吴、张三人。民间的仿制比较低劣，笔墨粗率不堪，人物刻画呆板，尤其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远远不够。比较近似的是“浙派”传人的仿制，虽然气格、面貌极为相似，但是用笔的细微处很难逼真。如仿戴进的《关山风雪图》就画法而言非常相近，但是细究笔墨启用笔少显尖峭，没有戴进的含蓄之意，还有做作之嫌。大体如是。

　　目前明初“浙派”的作品市场上流通并不多见，戴进近几年有十来件藏品在市场上亮相，吴伟有将近二十件作品，张路也有将近二十件的作品，蒋嵩有四件，汪肇有两件，更多的则是鱼龙混杂，多不是真迹，作为收藏投资要谨慎。就目前成交的价位看都不算太高，一则是作品传世较少，再则市场认可度还不够。在将来，随着人们对“浙派”绘画认识的深入，还会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画家群体。

　　戴进和浙派的历史地位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明初的山水画还带有元代余习，“元四家”中如黄公望、王蒙、倪瓒等人明时都尚在，流风余韵广被天下。一时间，徐幼文、马琬，王绂、赵原等人的作品，皆纯然元风(此数人或作元人)。元代的统治者是不太过问绘画活动的，一任其自由发展，画家多能直抒胸臆，表现自我，传达一种冷逸寂静的气氛，所以元画重逸趣，重文人隐士所尚的荒率趣味，这是文人自己喜尚的画风。到了明代，画院制度恢复，画家有了进身之阶，于是非专门的土夫画衰蜕，专门的院体画则复兴起来。南宋的院体画风，在经历了元代的沉寂后，又在明代宫廷重新兴起，其中政治原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戴进随父亲在宫廷作画，受宫廷影响颇大，同时他家在浙江杭州，接受南宋院体传统较多。这就使他能够成为一位成就卓著的大画家，又反过来影响宫廷绘画。他从宫廷回归杭州，靠卖画为生。死后其画被称作“绝艺”，一时影响极大。按明末画论的立场，所谓“浙派”，是指以浙江出身的画家戴进为首的画派。当时人们称其为“浙派”，这无疑是为了与“吴派”绘画相区别。
　　作为浙派的领袖，戴进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日寸间，人们对他的评价一般都很高。翻检与戴进同时代的文人的诗文，会发现时人眼中的戴进不仅画艺精绝，而且气格高雅，无一丝画工之俗气，似乎与后来的吴伟、张路以及那些被称作“狂态邪学”的浙派画家有着不同的气质。
　　戴进以画闻名于世，他存世的作品通常也只落一个简单的署名，从不题写诗文，这可能与他文化素养不高有关。因此，他虽深得杨土奇、夏昶、王直诸名士的敬重，但在 后来的文人眼中，他仍然只是个出色的职业画家。戴进死后约过了八十余年，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说：“本朝画手当以钱塘戴文进为第一。”比陆深稍迟的蓝瑛则对戴进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记道：“先生殁后，显显以画名世者无虑数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吕纪之翎毛，杜堇、吴伟之人物，上官伯达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兼美兼善，又何人欤?诚画中之圣，今得其片纸者，如拱璧焉，去后又何如哉。”郎瑛的说法固然有溢美之间，但也说明了戴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如果说陆深、郎瑛力推戴进，还只是将戴进放在明初这样一个特定时代，与院画中的同辈人相比较，那么李开先的《中麓画晶》则是力图寻找戴进在绘画史上的位置。他认为戴进的绘画风格，是折衷了宋代绘画，并加以消化而形成的。其源头不只限于北宗画派的马远、夏圭、李唐，甚至可追溯自范宽、米芾、关仝、赵千里、刘松年，以及元朝的高房山、赵孟俯、盛子昭、黄么望等人。
　　就“南北宗论”看，上述画家则横跨了南、北两宗；就这些画家的身份看，他们中有职业画家也有士大夫画家。对戴进作这样评价的，并非只李开先一人。清朝的孙承泽、李日华，《图绘宝鉴续编》的作者韩昂等人，都持与此大致相同的意见。
　　然而，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吴门画派的兴起，浙派和吴派对抗的天平渐渐倾斜，在文人评画者中，出现了按画家身份，地位来评价其作品的恶劣倾向。文人画备受推崇，浙派则日益受到排斥，地位一落干丈。被奉为浙派鼻祖的戴进，也因其出身职业画家，被贬为“气格卑下”，其作品也被横加指责。对于浙派的贬斥与攻击，可以说是宗派的门户之见在作怪，无庸讳言，浙派画家大多为非文人士大夫出身的职业画家。若以文人富于文学修养，更注重诗文题跋，书法意趣而言，自然有所不足，但也决不能因而抹杀浙派绘画之长，在艺术史上给予这一画派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显得十分必要。
　　简言之，浙派绘画继承的是宋代绘画的优良传统，注重题材的生活意义，侧重全局结构，画风豪迈。而且浙派画家多兼擅山水、人物，所画题材广泛。他们中一些人与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画家更是直接出身于民间画工。浙派绘画自盛极而衰，数百年来一直被冠以“格调不高”的恶名，这固然和浙派的后人只重形式，笔墨粗劣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人画家的偏见以及复杂的历史影响。作为一代宗师，浙派的开创者戴进，在艺术史上前绪唐宋、后接明清这样一个桥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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