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批判

作者&投稿:霍青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

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主要分歧在于本质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理念型相,还是可感事物之内的形式.“实体”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又是在考察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之后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到了“三本原说”、“潜在与现实说”、“四因说”,都可以归结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依靠着丰富的物理学知识,并通过对“存在”(是者)的逻辑分析,最后定义出实体的概念,即:实体在最真实、最原初和最确切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表述,也不依存于一个主题的东西.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直接对立于柏拉图将普遍的抽象种属概念即理念看作真实存在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队第二实体的定义又承认了“种”“属”也具有实体的性质,并且通过进一步对第一实体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个别事物还可以分为“形式”和“质料”,再追问这二者何者为第一实体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是处在生灭变化之中,是不可定义的,而真正能够定义的是事物中的“形式”,所以“形式”才是最终的第一实体.这些在某些方面也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回归.

如果把希腊哲学的概貌比作群峰竞秀的景观,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无疑代表着突兀的双峰。他们的思想达到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成就。在一定的意义上,早期希腊哲学是他们思想的准备,晚期希腊哲学是他们思想的余续。他们对哲学的共同贡献在于:

其一,突出了哲学的优越地位,论证了哲学高于其它学科、指导道德和政治生活的作用。他们或用哲学解释其它学科的原则和对象、方法,或深入到各个领域作具体研究。从他们开始,哲学成为希腊文化的卓越领域,在人类知识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其二,区别了经验与超验、感觉与理智、自然与超自然两类领域和能力,坚持超验或超自然的原则的统摄作用,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理智主义传统。

他们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其一,理论背景的不同。柏拉图承袭苏格拉底反对智者与自然哲学家的立场,思想带有论战特点,关注一与多、静与动、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往往站在极端的立场,强调单—的、不动的、不可感的东西的真实性,贬低或否定其对立面,对自然哲学和其它学科的知识吸收不多。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各门学科发展、成熟的时期,注意吸收各门学科的成果,思想带有综合性、调和性,在两种极端立场之间往往取中道。

其二,旨趣的不同。柏拉图热烈地追求至善、尽美和纯真,在超验的理念世界寻找和寄托自己的理想,企图以此匡正现实。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常识为准则,虽然承认理想的崇高,但强调理想不等于现实,最好的不等于可行的。对经验常识世界抱有的浓厚兴趣,是他指责柏拉图割裂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基本思路的不同。两者对世界所作的不同概括可被归结为理念论和实体论这两种学说的差别。理念论的对象是绝对的、不变的。无形的型相,“是者”仅仅是多个通种中的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却专以“是者”为研究对象。实体论把“是者”归结为实体,导致了一种强调个体存在高于和先于普通型相、型相只是个别存在的一个构成方面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当“实体”被归结为“本质”时,亚里士多德虽然试图把本质与个别存在相等同,避免陷入理念论所持的普遍先于个别的立场,但却不免向理念论妥协。实体论并不是与理念论截然对立的学说,而是试图包容后者、比后者更全面的尝试。亚里士多德尖锐地批判柏拉图的“分离学说”,但最后也不得不设定了一个分离的纯形式。他与相位因分歧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承认理念或形式的分离,而在于如何解释可感事物与不可感的本质之间的分离和联系。柏拉图使用“分有”、“摹仿”等概念来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原则是潜在与现实的关系,把各类实体按照现实性程度排列成连续的等级关系,克服了两个领域的断裂。最后,理念论与实体论设定了不同的最高原则。最高的理念是善,善的理念是爱猫扑.爱生活}忍理念论要求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相统一,这不但是关于本质或本体的学说,而且把宇宙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学和艺术观都统一在这一学说之中。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最高实体是神,这主要是一个思维实体,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他还在形而上学之外建立以善为目标的实践科学和与美相关的艺术科学,构成了以爱猫扑.爱生活}忍的科学传统。

其四,知识论的不同。柏拉图贬低乃至否定感觉的认识作用,但理智的认识活动并不服离情感,逻辑上的思辨、推理和讨论同时也是求善和审美的活动,理智获得的知识具有实践性和美感,知识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迷狂,在这里,思想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不复存在。亚里士多德指出了感觉的基础作用,肯定感觉与理智的联系和理智至上的地位。他把理性活动限制在抽象、演绎或归纳的逻辑范围。柏拉图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在他手里变成辨析和推理的手段。两者的表达风格也不同。柏拉图的对话汪洋恣肆,融思辨、推理、神话、想象、比喻于一体,富有艺术感染力。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严谨冷峻,不带感情色彩,是科学的观察、描述和逻辑的概括、分析与推理相结合的产物。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
lidaizi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他们的学说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理论渊源的深刻意义。
在这两位古希腊的伟大先哲的政治学说中,固然存在着密切的承袭延续的关系——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对老师的很多理论发起了质疑乃至是挑战。

下面,我将尝试着对两人政治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做出简要的说明。
在对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柏拉图主要采取了抽象的演绎推理方法,即从一般到特殊,从个性到共性。先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再得出普遍的道理。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则与柏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法,即对实际的材料进行收集、概括、归纳,再从中总结出理论。是一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方法论,也就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开创了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的先河。
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体现在两者对于什么是第一性的认识问题上,也衍生出两种相异的理论。
柏拉图认为,在人类可以直接触摸,直接认知的现实世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的世界。凡是人类世界中可以看到的,理念世界中也相应地有对照物,理念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理念世界中的各种理念才是本源的,永恒的,第一性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理念世界的模本而已。
亚里士多德则对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不过是对大量个别事物的总体概括而已,也就是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普遍存在,研究普遍存在也就是研究那些“其自身就是属于作为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本原和最初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初的原因共有 4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就是所谓“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体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实体和“作为存在的存在”几乎是同等的。实体就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
我们可以大致地说,柏拉图的认识论是唯心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则带有更多的唯物成分。对什么是第一性的分歧,表现在对知识的认识上,也是不同的。
柏拉图指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要能正确认识知识,并实践这样的知识,关键是要能够“看到”美善、正义、勇敢、智慧、节制等在理念世界中的原型。理念世界中的知识不能从经验知识中直接推得,也不是日常意见的总体。知识意味着灵魂的转向,是从日常的、经验的、世间的现象,转自真实的、人世之本质的理念世界。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知识有三种类型,分别为理论的、应用的和生产的。理论知识以自身为目的,应用知识乃是实践的,目的在于合理行为,生产知识是一种技艺,它对眼前的对象进行加工制造。理论、实践、与技艺三者不是并列的、互不干涉的,而是形成不同的层次。技艺在本质上从属与实践,最高的实践乃是一种沉思的理论生活。最高的应用科学是政治学,它的目的就是人自身的善与城邦的善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是与两者不同的认识论紧密联系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某些知识在柏拉图看来只能是意见的一种。但是两者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善是知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以上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及其衍生做了一点比较,由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根本区别,两者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下面,将对两者的具体的政治学说的关系做一点探索。
首先是两者的国家起源学说。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中的国家理念决定着现实中的国家理念。现实中的国家是一种强调分工互助的等级结构,这来源于具体的人性。这里的人性指人的本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擅长某一方面的事情,但人的需求是全面的。因为专长的单一,人需要分工,各司其长;又因为需求的全面和广泛,人就必须互助,这就需要群体生活,国家也就由此产生了。其实这里的国家还是指城邦。整个国家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人性→分工→互助→国家(群体),是一个逻辑的过程,这也符合柏拉图的演绎法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开篇就讨论了国家起源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由家庭→村落→国家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种说法也与其归纳法相吻合。但是,他也象柏拉图一样,试图用人的本性去解释这个过程。他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的本性就是过政治生活,就个人而言,人不是“自足的”,家庭和村落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是最高的,使“光荣而快乐”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则是国家生活。家庭、村落生活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而国家则是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因此,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然后,是两人的政体理论的比较。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可称为“循环政体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五种政体形式:贤人(也就是哲学王,这将在下文较为详细的论述到)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在这五种政体之间,有循环往复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在改变,哪怕是最好的贤人政体也不例外,因为它毕竟不是理念本身。
其具体的循环顺序如下:贤人政体→军阀政体(因为社会难免会混乱、动荡,这就要求凭借暴力来维持秩序)→财阀政体(以财富为标准来选择统治者)→民主政体(因为在财阀政体下,多数人会失去财富,穷人数量增多,就会起来夺权)→僭主政体(在穷人与富人的斗争中,会有个别的野心家打着大多数人的旗号,占据最高统治权),在柏拉图看来,僭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形式,贤人政体将再次取代它。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类。第一种标准是以德性的高下分配权利,共有三种,分别是“君主政体”(统治者为一人),“贤人政体”,或称“贵族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共和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前两者为更加优秀的政体形式。第二种标准是财富的多寡,按照统治者的人数,也分为三类,少数人的统治叫“寡头政体”,多数人的统治叫“平民政体”,一人统治的是“僭主政体”,它们分别是“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的蜕变形式。
相应地,两人各自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形式也不相同。
柏拉图的理想政体形式是“贤人政体”,也就是“哲学王”的统治,即知识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学说的核心。这种理想政体意味着政治理论不仅局限在对具体政治策略的思考,而且对政治本身、政治之正义和善的沉思,它要求人的理性指导政治活动,而不是服务于政治的需要。但是,这种政体形式不可避免的也带有一定的专制和极端的色彩。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则是一种中庸的模式,他认为由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城邦,是最优良、最稳定的城邦。在他看来,富有阶层是狂暴、暴戾的,而赤贫阶层则是下贱、狡诈的,只有中产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同时,中产阶层也没有必要害怕其他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永远是彼此不信任的。最后,他认为,只有中产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更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法律的看法也有差异。
柏拉图崇尚的是哲学王的政体,也就是说,更强调统治者的个人素养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是轻视法律的,他更加看重的是道德的力量,是人性中的善对人们行为的无形约束。相对于法制来说,柏拉图崇尚的是人治。
而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他认为,法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他还认为:人治中的“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弊端。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柏拉图后期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其国家起源说承认了人过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政体理论中,已经不提起五个循环政体,而是将政体分为合法和非法的两种,颇类似于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同时,开始逐步的承认并强调法律的作用。这些变化都体现在他晚期的作品《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我们不能不认为,正是其晚期的这些变化,给了亚里士多德某种启示,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学说。

以上着重分析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体系的区别,下面就来看看这两者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者说是学术上的承袭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人对理想城邦的勾画的惊人相似上。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职业是统治者,其本性为爱智者,第二等级的职业是护卫者,其本性为爱荣誉者,第三等级的职业是生产者,其本性为爱享乐者。三个不同的等级,表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力。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坚守职责,各尽其份,互不僭越,确立和谐的秩序。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也分为三个阶层:议政者、保卫者和生产者,前两个部分构成城邦的公民团体,第三个部分是城邦生存的物质基础。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同样不排斥君主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如何对城邦的第一、第二等级公民进行教育的问题。教育是治理的最重要的手段,目的是提高城邦居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促使人的灵魂转向,以认识理念世界。因为哲学王是最高的爱智者,在他的领导下教育公民是必要可行的,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管束自己的行为,达到勇敢、节制,爱智等一系列的要求。柏拉图设计了一整套教育程序,从数学到平面几何,从平面几何到立体几何,从几何到天文,从天文到音乐,从音乐到辩证法。每一科的教育,都是通向认识理念之路的阶梯。
在《政治学》的第八、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城邦教育问题,其思想也是对柏拉图教育城邦理想的进一步发展。
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的善是跟随着个人的善”,教育是政治正义的当务之急,城邦因该通过教育使其统一起来并转变成为一个共同体。毋庸置疑,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把通向理想城邦的根本途径同样地理解为教育。
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教育”都是一种德教,不是技术教育。

综上所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更多的不是继承延续,而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发展。
最重要的是,两人认识世界,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柏拉图仰望的是高不可测的苍穹,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是更关注脚下的泥土,这也可以看做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
同时,两人不同的出身和阶层也对其政治学说的分化有较大的影响。柏拉图代表富有的奴隶主阶层,坚持必要的社会分工,来严格的划分阶级,从而巩固奴隶主上层阶级的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由民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开出的挽救城市国家危机的药方势必与他的老师不同。
然而,不管怎样,这两位伟大先哲在人类童年时代的思考,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仍是那么得深邃和感人,这些思考的结晶,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今天的我们所必须铭记并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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