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三十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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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春还朝,秋复督军备 边,帝为赋诗祖道,赏赉不赀。迁镇军大将军。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书,禀 禄全给。开元二年卒,赠太子少保。

仁愿为将,号令严,将吏信伏,按边抚师,赏罚必直功罪。后人思之,为立祠 受降城,出师辄享焉。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 朔方,奏用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尉寇泚、鄠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总军 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皆著称,后至大官,世名仁愿 知人。子之辅,至赵州刺史。

张敬忠,自监察御史累迁吏部郎中,开元七年拜平卢节度使。

王晙,沧州景城人,后徙洛阳。父行果,为长安尉,知名。晙少孤,好学。祖 有方奇之,曰:“是子当兴吾宗。”长豪旷,不乐为衔检事。擢明经第,始调清苑 尉,历除殿中侍御史。会朔方元帅魏元忠讨贼不利,劾奏副将韩思忠败,律当诛。 晙以“思忠偏裨,权不己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独诛”,固争,得释,晙亦出 为渭南令。

景龙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旧常仰饷衡、永。晙始筑罗郛,罢戍卒;埭江,开屯田数千顷,以息转漕,百姓赖之。后求归上冢,州人诣阙留。有诏:“桂往罹 寇暴,户口雕{疒齐},宜即留,以须政成。”在桂逾期年,人丐刻石颂德。初,刘 幽求放封州,广州都督周利贞必欲杀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贞移书 督趣,幽求惧曰:“势且难全,正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绝。 晙在,终不忍公无罪就死。俄崔湜等诛,幽求复执政,故诏幽求为刻石辞。迁鸿胪 少卿,充朔方军副大总管、安北大都护,丰安、安远等城并授节度。进太仆少卿、 陇右群牧使。

开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万寇临洮,次大来谷,其酋坌达延以兵踵而前。晙率 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去贼五里,令曰:“前是寇, 士大呼,鼓角应之。”贼惊,疑伏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俄而薛讷至武阶,距大 来二十里,贼阵两军间,互一舍而近。晙往迎讷,夜使壮士衔枚鏖突,虏骇引去, 追至洮水,败之,俘获如积。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清源县男,兼原州都督;以子 珽为朝散大夫。又进并州都督长史。

明年,突厥默啜为拔曳固所杀,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杀继降,降者稍 稍叛去。晙上言:

突厥向以国乱,故款塞,与部落无间也。延素北风,何尝忘之?今徙处河曲, 使内伺边罅,久必为患。比者不受要约,兵已屡动,擅作烽区,闭障行李。虏脱南 牧,降帐必与连衡,以相应接,表里有敌,虽韩、彭、孙、吴,无所就功。请至农 隙,令朔方军大陈兵,召酋豪,告以祸福,啗以金缯,且言南方麋鹿鱼米之饶,并 迁置淮右、河南宽乡,给之程粮。虽一时之劳,然不二十年,渐服诸华,料以充兵, 则皆劲卒。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 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臣复料议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宁,今无独异。”且往者颉利破 亡,边鄙安定,故降户得以久安。今虏未殄灭,此降人皆戚属,固不与往年同已。 臣请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获精兵之实,闭黠虏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 下,蕃华参处,广屯戍,为备拟,费甚人劳,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祸萌,此无 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变。

书未报,而虏已叛,乃敕晙将并州兵济河以讨。晙间行,卷甲舍幕趋山谷,夜 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讨有罪,天所殛者,当自蒙罚,士 众无罪。心诚忠,而天监之,则止雪反风,以奖成功。”俄而和霁。时叛胡分二道 走,晙自东道追及之,获级三千。以功迁左散骑常侍、朔方行军大总管。改御史大 夫。趯跌部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潜引突厥内扰,晙密言上,尽诱而 诛之。拜兵部尚书,复为朔方军大总管。

九年,兰池胡康待宾据长泉反,陷六州,诏郭知运与晙讨平之。封清源公,官 一子。玄宗以宫人赐知运等,晙独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犹子事父,讵有常近 围掖而臣子敢当乎?誓死以免。”见听。初,晙奏:“朔方兵力有余,愿罢知运, 独当戍。”未报,而知运至,故不协。晙所降附,知运辄纵击,贼意晙卖己,乃复 叛。晙坐贬梓州刺史。改太了詹事、中山郡公。进吏部尚书、太原尹。代张说为兵 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充朔方军节度大使,河北、河西、陇右、河东之军尽属。 是冬,帝亲郊,追会大礼,晙以冰壮,请留将兵待边,手敕慰勉。会有人告许州刺 史王乔谋反,辞逮晙,诏源乾曜、张说杂讯,无状,以党与贬蕲州刺史。迁定州。 复以户部尚书为朔方军节度使。卒,赠尚书左丞相,谥曰忠烈。

晙气貌伟特,时谓为熊虎相。感慕节义,有古人风。其操下肃壹,吏人畏爱。 始,二张之诬魏元忠,晙独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触逆鳞,其殆乎!” 晙曰:“魏公以忠获罪,苟得辨,虽死弗悔。”

晙卒后,信安王祎讨奚于幽州,各捷,且言“战时,士咸见晙与部将高昭麾兵 赴敌”,天子嗟异。户部郎中阳伯成上疏,请封晙墓,表异之,优其子孙。帝乃遣 使祭晙庙,进诸子官。

赞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为之牙距也。至师行数千 万里,穷讨殊斗,猎取其国由鹿豕然,可谓选值其才欤!夫宰相代天秩物,燮化人 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强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则绰绰矣。

创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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