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法国雕塑是如何发展的？

17、18世纪的法国绘画是如何发展的？~

法国的17世纪被称为路易十四时代，这位称霸欧洲的君主不忘建立统一的官方艺坛。为国王及其精英服务的艺术把古代和现代思想、天主教和世俗思想兼收并蓄，并让现实描写带上神话的外表。它崇尚古典精神，表现出严正、高贵、酷爱秩序的特点。其主要画家大多到意大利观摩学习，甚至长期居住，他们以希腊、罗马为典范，受到卡拉奇折衷主义、卡拉瓦乔强烈对比的手法及威尼斯色彩的影响。


乌埃（Vouet，1590—1649）在意大利生活13年，归国后任路易十三的首席画师，在巴黎地区的香底恰、圣日耳曼昂莱、枫丹白露作了大量壁画。从现存卢浮宫的《丰盛》、《神庙中的拜见》、《对神庙的献祭》中可以看到他明亮丰富的色彩，宏大的气魄，优美的环形节奏，以及和谐的衣褶造型。


普珊（Poussin，1594—1665）18岁瞒着家里到巴黎学习雕塑和绘画，30岁定居意大利。1640年，他被请回法国，为枫丹白露王宫和圣日耳曼大教堂作画，任宫廷首席画师，并领导装饰王宫的工作。但法国画家的敌视与不合作态度终使他愤愤而去。《萨宾妇女被掠》、《摩西遇救》、《诗人的灵感》等作品使我们感到这位古典主义大师既崇尚古代艺术，又善于发掘自然的美；既服从感觉，又尊重理论；既有纯熟技巧，又有高昂热情。《阿尔卡迪牧人》以一块石碑作为画面中心，上面的铭文指出这便是传说中的乐土。竭力辨认字迹的几位牧人或立或跪，环状的构图把人体与幽雅的风景组成诗一般和谐的世界。普珊晚年最杰出的作品是历史风景画《四季》，其中《冬季》尤其巧妙地选取了《圣经》中大洪水的场面，挣扎逃命的人群加强着阴冷凄惨的气氛。这位被认为最正统不过的画家其实是一位最勇敢的革新者，他那情景交融、饱含寓意的画风与画中反映出来的崇高思想境界，不愧是该时代一切画家的楷模。


勒絮埃尔（Le Sueur，1617—1655）的画使人难以相信他从未去过意大利。事实上，他的确没有离开过法国。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具有那种令人感到亲切可及的朴实自然。《朋友聚会》在气氛渲染上有卡拉瓦乔之妙，《三缨斯》又不乏卡拉奇的华美。德拉克罗瓦说得好：“要仿效勒絮埃尔的幽雅和朴素，就如同要效仿普珊构图的气魄与其完整性等优点一样，是极不容易的。”


勒布仑（Le Brun 1619—1690）在造就法国统一艺术风格方面的作用是无人能比的。他15岁人乌埃画室，23岁又与普珊同赴罗马。在上述两位大师的指导下，他迅速掌握了该时代绘画技巧的精华。其油画代表作《塞古埃大臣》宏伟壮观。画中人春风得意，雍容华贵，服装与坐骑富丽堂皇，马侧的两排随从安排得错落有致，动态神情极具变化。无论是小幅的《牧人来拜》，还是巨幅的《亚历山大与波鲁斯》，都表现出画家在处理人物众多的场面时的游刃有余。他在担任首席宫廷画师的同时，还领导美术学院和戈伯兰壁毯厂，主持凡尔赛宫镜厅和卢浮宫阿波罗厅的装饰工作，建立起以普珊的古典主义为主，从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中汲取营养的官方风格。


荣誉无加的勒布仑在暮年却由于米涅尔（Mignaxd，1612—1695）的出现而暗淡无光。这位后起之秀从意大利一回国，便以妇女肖像和大幅天顶画闻名遐迩。他在瓦尔德格拉斯教堂绘制的《天堂》有200多个人物，是法国现存17世纪最重要的天顶画。《持葡萄的圣母》着笔精妙，人物的端庄纯洁与拉斐尔相比，也不多让。


较之上述画家，瓦朗丹（Valentin，1591—1634）和拉图尔（IJaTour，1593—1652）受卡拉瓦乔的影响要多一些。瓦朗丹很年轻时便赴意大利。他擅用黑色画出浓重阴影，并把乐师、卫兵、赌徒、吉普赛女人放入其中。《有算命者参加的聚会》、《音乐会》的浓郁生活气息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美妙质朴印象是无与伦比的。《所罗门的裁决》则把惊惶失色的母亲，恐怖万分的婴儿，凶神恶煞的武士，密切注意两位妇女反应如何的所罗门王画得栩栩如生。拉图尔以烛光、火把作为其艺术表现的核心，富有独创性和神秘感。其构图往往能出奇制胜，手法的简练也令人惊讶不已。《灯前的玛德莱娜》冥思苦想的面部和扶着骷髅、代表善恶决斗的手在黑夜之中格外传神。《木匠圣约瑟》运用大角度透视，突出木匠前倾的头和用力的双手，而让其余的一切都淹没在阴影之中。几乎平涂而就的持灯小童的脸更造成画面极为奇特的繁简对比。《寡妇伊莱娜照料圣塞巴斯蒂安》是画家最后的作品之一，蓝色的衣袍似乎在火红的色调中发出震响，凝练概括的艺术处理，在对角线上对明暗、动态所作的安排，使气氛的悲壮达到极点。


更加忠实于传统，不为意大利影响所左右的法国画家代表应推香拜涅（Champaigne，1602—1674）和勒南（Le Nain）兄弟（安东尼，1588—1648；路易，1593—1648；马修，1607—1677）。香拜涅生于布鲁塞尔，1628年定居巴黎，成为王后的画师。其肖像严谨、雄强、传神，令上流社会趋之若骛。卢浮宫陈列的《男子肖像》和《画家之女神奇地恢复健康》使克洛埃父子奠定的传统发扬光大。勒南兄弟幼年生活在父亲的农庄之中，对农村有深刻了解和特殊感情。他们经常共同作画，署名勒南。其中路易成就最大，粗矿的农民形象，简陋的乡村环境在他的笔下发出迷人的魅力。《农民进餐》、《农民家庭》虽无任何华美的颜色，却能感人至深。手法的朴素与画家感情所达到的崇高，除了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米莱、柯罗之外，可以说无人能及。《铁匠铺》、《干草车》（该画也可能是安东尼所作）根据画面需要，随心所欲地安排光线，和伦勃朗的《夜巡》有异曲同工之妙。


洛兰（Lorrain，1600—1682）在意大利度过平静的一生，其画同其人一样平和明朗。开阔的海平线总给天空留出巨大位置，近景则总是带有罗马式建筑、船只、人物的逆光海滨。《克娄巴特拉在塔尔斯登岸》、《乌利西斯将克莉赛丝交还其父》、《圣保罗登舟》都以海空一色，宁静优美的画面令人赏心悦目。


18世纪的法国绘画之所以取得公认的领衔地位，是由于它的画家把握住了时代精神。步入繁荣的欧洲正需要对女性彬彬有礼的交际往来，巧妙幽默的言谈举止和更加轻松的艺术风格。


被称为罗可可的艳情艺术主宰了18世纪前半期，它以上流社会男女的享乐生活为对象，描绘全裸或半裸的妇女和精美华丽的装饰。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杜巴莉夫人的趣味左右着宫廷，致使美化妇女成为压倒一切的艺术风尚。它一方面不免浮华做作，缺乏对于神圣力量的感受；另一方面却以法国式的轻快优雅使绘画完全摆脱了宗教题材。愉悦亲切，舒适豪华的场景取代了圣徒痛苦的殉难，从而在反映现实上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它的主要代表是华多、布歇、弗拉戈纳。


华多（Wateau，1684—1721）少时贫穷，曾靠给画商临画维持生计。《舟发西苔岛》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它描绘一群情侣依依惜别地离开神话中的爱情之岛，返回现实生活之中，每个人物的姿态都被赋予了同爱情有关的象征意义。画家以理性驾驭感觉，运笔用色腾奇烁妙，树立了纤弱苗条的女性典型形象。华多绝大多数作品取材戏剧，但《热尔桑画店》可算是一个例外。为了“活动活动手指”，而在几个半天之内画就的这幅杰作本是为其好友在圣母院桥上的画店作招牌的。画上有不同阶层的人物，卖画者的忙碌、认真和买画者的聚精会神都生动无比。它把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人们看到装向箱内的油画像，就必然联想到“太阳王”统治的完结。华多的另一名画《小丑》原也是作招牌用的，画中主要人物是位流动剧团的演员，他身着白衣，麻木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悲怆。从该画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华多轻音乐一般的艺术总带有一缕淡淡的哀愁，而对于供人取笑的演员和一切艺术家的深切同情正是华多高出于其他罗可可画家的原因。


布歇（Boucher，1703—1770）有神童之称，从意大利归国后，又备受蓬巴杜夫人赏识，担任美院教授、首席宫廷画师、戈伯兰壁毯厂总监，真是一帆风顺。他技巧纯熟，画得迅速，不乏大幅作品，而且能运用明亮色彩和新颖手法使古典神话题材尽丽极妍。《沐浴的狄安娜》一画的女人体在景物的衬托下明亮耀眼，削弱素描明暗对比而加强色彩透明感的技巧使后来的印象派大受启发。《裸女（奥莫尔菲小姐）》动作的大胆和肉感近乎色情，床上鲜亮夺目的绸缎也最合路易十五宫廷的胃口，足以代表罗可可风格。在以神话为题材时，布歇往往有滥用玫瑰红和天蓝色的倾向，人物肤色的苍白和鲜红也浮于表面，但如果有真实对象在眼前，他的画面顿时出现勃勃生气，《午饭》、《带磨坊的风景》的作者和《维纳斯与武尔坎》的作者简直判若二人。


弗拉戈纳（Fragonard，1732—1806）是最受社巴莉夫人关照的画家，擅于在妩媚的人物和华贵的服装上逞其逸笔。《秋千》一画中的少女故意踢落鞋子，要为他荡秋千的男士去拾，在取悦妇女上可谓登峰造极。《浴女》构图突兀，女人体似乎同云朵、树木、河流一起在急剧旋转，别致而诱人。《蒂布尔瀑布》更是戛戛独造，强光在晒台衣服上造成的点点闪光和丰富层次，甚至可和两个世纪以后的风景画相比。不过，弗拉戈纳最拿手的还是肖像，大块的厚色、飞舞的笔触与传统手法大相径庭。《狄德罗》、《读》、《舞蹈家吉玛尔》等画，至今仍以其潇洒奔放的手法而脍炙人口。


勒莫阿纳（Lemoyne，1688～1737）和柯瓦贝尔（Coypel，1688—1772）追随华多、布歇的风格，用神话题材壁画和粉红色的女人体装饰了巴黎大量的宫室和府第。前者的《赫拉克利斯与奥菲尔》和后者的《老人像》都表现出素描的精到和运笔设色的大胆沉着。


法国肖像画从17世纪向18世纪过渡的代表是利戈（Rigaud，1659—1743）和拉杰利埃尔（LargiUiere，1656—1746）。利戈专为国王绘制标准像，其代表作《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很有气派。拉杰利埃尔则给上层社会留影。他的代表作《画家及其妻女》把自己一家的亲密和谐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女肖像方面名重一时的纳吉埃（Natier，1685—1766）能把贵妇们画得漂亮，如《黛散伯爵夫人》。纳吉埃的女婿托盖（Tocque，1696—1772）更能使贵妇们迷人，《王后莱金丝卡》堪称宫廷肖像少见的佳作。拉都（IJa Tour，1704—1788）和佩罗诺（Perronneau，1715—1783）不但在油画上同他们不相上下而且还使色粉画的逸韵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感觉敏锐，色调微妙，善于捕捉瞬间表情，在真实的基础上美化对象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随着罗可可风遭到猛烈抨击，艺术的美化逐渐让位于再现生活。以理性反对自由放任，以回归自然反对矫揉造作的风俗画、静物画取代了装饰画、历史画。开辟风俗画新路的格勒兹（creuse，1725—1806）在1761年沙龙展出《乡村的订婚》，大获成功，它真实地展现了法国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事件。画中小伙子送聘金时的恭敬，姑娘内心的喜悦和外表的腼腆，公证人的全神贯注，小妹妹的难舍难分，大姐的满腔妒忌使狄德罗欣赏不已，认为“画上的每个人都恰如其位”。格勒兹极重题材的选择，《父亲的诅咒》、《被惩罚的儿子归来》、《打破的水罐》都以出色的艺术语言，巧妙地宣扬了资产者的道德观念，受到公众的盛赞。不过，这位“提倡贞操的画家”从1780年起，便几乎专门致力于肖像画了。他感情真挚，笔调灵妙，色彩透明。《送奶女》、《小鸟死了》把平凡人家女孩的心灵画得纯洁高尚，使宫廷肖像相形见绌。


在万事崇尚奢华的路易十五时代，夏尔丹沉穆凝重的静物画愈显醇美动人。画家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碟子、鱼、水果、面包这些极其普通的东西，从中发掘深藏的美。人们司空见惯、以致不屑一顾的物品被点石成金地赋予了隽永深长的诗意。它们是《钢水罐》、《乐器》、《厨桌》、《蛋糕》、《带高脚杯的静物》。夏尔丹的人物画同样浑博精深，《祈祷》只画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儿童，便充分展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境遇和品格情操。《集市归来》的那位家庭主妇正靠着油亮的旧橱柜，喘着粗气，笔调的自然和质感的逼真使人们很容易地感受到画中的温暖、生命、时代气息，而这却是其他静物画家和风俗画家望尘莫及的。


在风景画上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奈（Vemet，1714—1789），其《灯塔》、《洛托之桥》在手法的大胆和色彩的明亮上，远远地超过了那一时代，说它们预示着柯罗的意大利风景并非溢美之词。罗伯尔（Robert，1733—1808）描绘罗马遗迹的风景使古代废墟带上真实美丽的天空。《戛尔桥》构图的巧妙和运用色调对比抒写晚霞的新颖手法则表现出他过人的敏感。

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它极大地打击了罗马教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面临衰落的罗马教会对艺术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们同罗马贵族一起成了艺术的保护人。教皇西克斯特五世将罗马市政做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建起了数量众多的新教堂，许多地方还装设了喷泉。西克斯特五世的计划宏伟庞大，他召集了欧洲许多著名的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到罗马。在这样的形势下，雕刻艺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巴洛克雕塑也随之萌芽。

正如16世纪画家云集的枫丹白露王宫，17世纪的凡尔赛宫荟集了法国最优秀的雕塑家。它的花园以精美华丽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了路易十四时代严谨高贵的官方艺术风格。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的圆雕、浮雕使其更加精美丰富，成为欧洲艺术的一颗明珠。这些雕塑均取材于古代神话，却从生活中汲取优美形象、姿态，使神人性化，因而活泼生动，真切感人。

吉拉尔东（Fraugois Girardon 1628—1715）是勒布会在凡尔赛宫最主要的合作者，他为花园留下的宏伟作品最好地体现了该时代的法国古典风格。他以10年之功完成的群雕《仙女们服侍阿波罗》优雅典丽，闲逸而不失稳重。巨大的浮雕《仙女们的沐浴》清丽而富有肉感，构图安排表现出过人的天分。他在近景上表现浴后在水边小憩的仙女们，突出人体的优美。她们正在微笑地观看着中景上正在击水、打闹的一群女伴。两位闪躲着向远景遁去的女孩回转身来，随时准备重新加入“战斗”。动与静、远与近的关系安排得恰到好处，并使柔美的人体充满生命的欢愉。

凡尔赛宫的另一位雕塑大师库瓦兹沃（Antoin Coysevox1640—1720）参加了大理石宫院、长廊、战争厅的设计、装饰工作，并为花园制作了《加隆河》和《多尔多汉河》，以娴熟技巧为古典风格注人了强劲雄健的表现力。现存杜勒利公园的《墨丘里》让旅行神手握缓绳，悠闲自得地斜卧在一匹飞驰的骏马身上，马的双翅和波浪一般的鬃尾造成强烈的动感和装饰趣味，反映出艺术家非凡的想像力。

吉拉尔东和库瓦兹沃都是为同代人塑像的高手，前者为旺多姆广场所作的《路易十四骑马像》（缩小件藏卢浮宫）和后者为卡姆瓦莱公馆（现为巴黎市博物馆）所作的《路易十四立像》都是最令“太阳王”得意之作，以规范的形态表现庄重无比的神情。库瓦兹沃在为大孔德公爵和勃民第公爵夫人塑像时，以强烈肯定的手法使形体的感染力得以充分发挥，令人物神采飞扬，宛然若生。

库瓦兹沃的得意弟子古斯都兄弟（Nicolas Coustou，1658—1733和Guillaum Coustou 1677—1746）继承了老师准确坚实的特点，同时通过人物与动物的巧妙组合而使法国雕刻大放光采。尼古拉·古斯都的《萨奥纳河》和吉奥姆·古斯都的《罗纳河》匠心独运地让河神躺卧在狮身之上，使人体和兽毛的质感相得益彰。他们为凡尔赛宫、马尔里宫作了大量雕塑，其中两尊《马尔里骏马》巨雕现在矗立在协和广场上。那前蹄腾起，昂首嘶鸣的八尺飞龙和紧抓辔头，与烈马相搏的英俊青年造就了对比强烈、气氛紧张的艺术效果，堪称法国雕刻中最激动人心之作。

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却是那位未曾奔赴凡尔赛的普热（Pierre Puget 1622—1694），这似乎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位性格刚强可比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大师，在21岁时便以绘画驰名意大利，31岁回到马赛之后，又立即以土伦城市政厅的女像柱一鸣惊人。他远离路易十四王宫所在的凡尔赛，却因此得以保持和尽情发挥其粗犷奔放、坚劲雄奇的特点。他送到凡尔赛去的组雕《克洛多纳的米隆》和《帕尔修斯与安德罗梅达》以其搏斗、挣扎的激烈表达，与严正、逸雅的官方风格大相径庭。这种格格不入既是手法上的，更是审美趣味上的。他所作的浮雕《亚历山大与狄奥根》、群雕《帕西》、圆雕《休息的高卢力士》、《祈祷的夏尔·勃洛美》都使我们看到，在他的凿下从无平静的线条和雅致的装饰美，一切都在剧烈的冲击之中，那凸起的肌肉、扭曲的身体、冲撞在一起的线和面令人不禁想到鲁本斯的油画。普热手法丰富夸张、构思时的激情与幻想都远远地超越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范畴，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先驱。

雕塑家彼加尔（Pigalle 1714—1785）在保持宏大气魄的同时，突破了法国传统的典雅稳重，塑造出动作和表情都较为强烈的形象。《绑鞋带的墨丘里》有着即将腾空而去的轻盈迅捷。《萨克森元帅墓》则表现出豪迈的英雄主义。艺术家着意拉长人物的身躯，让气吞山河的统帅步伐稳健、神情安详地走向归宿，同时一位以王后般美丽的形象出现的妇女正在哀求死神不要打开墓门。

法尔科内（Faloonet，1716—1791）是罗可可风格在雕塑上的绝妙代表，他灵巧、轻快地为轻佻、享乐的艺术提供纤秀、娇媚的典型。他的作品《音乐》、《冬》得到蓬巴杜夫人的喜爱，使他成为雕塑工厂的负责人。在他的凿下，坚硬的石头变作冰肌玉肤的仙女、浴女，柔润的、小而尖的手足是其作品的重要标志。法尔科内似乎还觉得使用大理石材料终不能尽圆润之美，于是，她们便由他领导的塞维尔瓷器车间来制作，并在装饰君王宫室时派上了最好的用场。

活跃在18世纪末的3位法国雕塑家是帕儒（Pajou，1730—1809），克洛迪欧（Clodion，1738—1814）和乌东（Houdon，1741—1828）。帕儒继续着法尔科内的风格，卢浮宫所藏的《普赛克》将与爱神丘比特结合的少女那神魂震荡之态尽数写出，让秀美与激情达到奇妙的平衡。克洛迪欧则喜爱使用迅速便捷的材料，富有肉感、奔放不羁的女人体是他最擅长的领域。在以大型作品为新古典主义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还为了该时代的装饰需要，制作了大量陶土小雕塑。那些带着小桑陀尔击鼓起舞的林妖和小爱神嬉戏的女酒神都是他驰骋遐思的极好场所。年轻时得到彼加尔指导的乌东是使石像具有精神和生命的大师，他塑的狄安娜是那样无拘无束地跳着，神韵悠然地沐浴着阳光。狄德罗、卢梭、米拉波、伏尔泰、华盛顿、弗兰克林也都经他手而神采飞扬。其中，《伏尔泰坐像》尤享盛誉。伟大思想家的双手神经质地按着椅把，身躯微微前倾，智慧而狡狯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面前的一切，在不可数计的18世纪雕像中，以它作为法国的代表，无疑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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