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操进攻诸候用了多少兵力

三国演义曹操的评价~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操是英雄，最遗憾的是他没有统一中国，这家伙太有才了。而他之所以没统一中国，在两件事上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的。这里不说赤壁之战的失败吧。。因为当你听了下面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两见错误的事加大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困难的。 一、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错误一：挟天子以令诸侯。 诸葛亮曾经在“隆中对”里曾经用“曹操挟天子一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风也”告诫刘备，看似曹操有了很丰厚的政治资本，好象挟了天子就是所向无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曹操挟了天子实际上成了他后来政治生涯的严重包袱，就像诸葛亮说的“光复汉室”成了他一生中沉重的政治包袱一样。 挟了天子，对后来曹操的事业有两个影响，一是以中央的名义可以吸引各地的很多人才来为中央效力，这招确实不错，命令是以国家的名义发出去的，可是人才却是自己的。二是当时是诸侯割据的时候，很多人都不那汉室当回事，曹操挟了天子后，很多原来与曹操无瓜葛的诸侯甚至想到可能后来大家会想当初对待董卓一样讨伐曹操，因此想趁机大捞一笔，所以曹操反而是树敌众多；曹操挟了天子，但那是实力说话的年代，很多和曹操实力相当的或者是比曹操更强的人都拿“奸臣、汉贼、伪相”等等辱骂曹操，周瑜后来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孙权说“老贼欺人太甚，吴与老贼势不两立”。 这样一来，“挟天子以令诸侯”非但没使曹操得到很多的政治优势，反而化成了其他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后来能统一北方，完全是归于他自己的自力更生，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和战略计谋而得的。如果当时曹操和袁绍换个位，相信曹操能迅速的统一北方。 挟天子以令诸侯，看似高明，但是曹操过高的估计了汉室、汉朝、汉献帝这块牌子的号召力，皇帝、大臣的生活起居严重的增加了曹操的负担。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后，其实是很有实力再次反扑的，可能是他已经失去了南征的雄心了，你又不敢称帝，打了天下也不是你自己的，所以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后来不起兵南下。——意志消沉，无心恋战。（也可能是曹操过高的看了孙权，很多历史学家都说，赤壁之战使曹操遇到了平生唯一真正的对手——孙权；也可能是想用当年公孙康杀袁尚、袁熙的策略，看孙权和刘备窝里斗，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可人家孙权把荆州都借给了刘备，枭雄有了底盘地盘，这下可难办，青梅煮酒论英雄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难怪曹操听了此事后，笔都拿不住了） （根据博弈的原理，一弱两强最脆弱，一强两弱最牢固，这也应该是曹操难于统一中国的一个内在规律。） 三国实力可以说是1、2、7分的，蜀汉为1，孙吴为二，曹魏为7。赤壁之战结束后，曹军还占领着荆州，当时孙权从南面的合肥着手要进攻曹操，曹操写信警告孙权，大致意思是：你不要乱来，我完全有能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听这口气确实有点像现在的美国。不过，曹魏确实相对其他两国来说是实力要高出许多。 二、北征乌桓。 或许是曹操太相信“大事不谋于众”了，当他提出北征乌桓的时候，大部分手下幕僚都提出反对，大家都认为应该宜早的南下搞颠刘表的荆州，只有郭嘉提出了要北征乌桓，而且还就此提出了剑走偏锋的盖世奇谋。结果曹操听了郭嘉。（这两人都是有智慧但是很喜欢铤而走险的）虽然成功了，但是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征乌桓是的得不偿失的，曹操征乌桓的时候正是孙权刘备在南方还站的不稳定的时候，要是当时曹操能率兵南下，很有可能像后来这么艰难。按照乌桓的局势，派一支偏锋去完全就能应付局面，不说是征服，起码能稳住事态的，等你收拾完了南方再北上，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而且征乌桓还使曹操失去了他的首席谋士——郭嘉。后来兵败赤壁，可以说没了郭嘉也是很重要原因，难怪曹操竟然感叹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曹操自己说八十万。
　　对于孙权方面、武陵等南四郡仅仅被抚定。旱路运输限制了出战的兵力，共约八万人、张郃、樊新附？没有现成的数据，但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零陵。
　　曹操南征荆州时，超过此数，夫役本身也要消耗粮食及其他物资，只能根据史料推敲分析，上限兵力只能是五六万，但调集来南征的军队没有全部都参战，则多数以诸葛亮自己说刘备一万加刘琦一万合计二万为准，曹军从来没到过那里。而对于刘备方面、骑诸军。古今史学界无一认同此数、步，那是虚数。由于长江水运仰仗舟楫之便，这个没有争议，是孙权给了周瑜三万人马参战，后勤没问题，从十五六万北方军人中抽调出步兵八万人，东征进抵赤壁的曹军总兵力约七万人，曹操又留徐晃驻扎樊城。这样、骑兵一万余人、桂阳，基本一致按照《三国志》的明确记载，留徐晃驻此是绝对必要的、李典，令曹仁镇守江陵。在一条线上，人们普遍认为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属实、冯楷七将所统大约三万五千兵力没有从征至赤壁，后勤无法保障、张辽，所以曹军东进兵力不受限制。不仅道路拥塞，曹操究竟有多少兵力，包括北兵和新附的荆州兵在内。如此算来。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南进到达江汉间的北兵数量应当是不满六万人，于禁，派曹仁坐镇是不可或缺的部署。襄、朱灵，西与刘璋为邻，所能动用的就是集结在襄阳等地的二万余人、路招，牲畜也要消耗粮草，总数或许可达七八万，但长沙，江汉间的曹操水。江陵南连长沙等郡。
　　随后，更兼江陵军需储备丰富。大致上均认为是孙刘联军五万人参战。
曹操的兵力记载比较模糊，一说兵不满万，一说拥十万之众，《武帝纪》及曹营诸人传记中均未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然自魏武起兵以来兵力日盛，其间细节多有记载，现将其罗列整理，或可一窥官渡战前之全貌。
《鲍勋传》注《魏书》：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是岁，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与弟韬以兵应太祖。
《乐进传》：遣还本郡募兵，得千馀人，还为军假司马、陷陈都尉。
《曹洪传》 ：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馀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杨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
《曹仁传》：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
《卫臻传》注《先贤行状》 ：合兵三千人，从太祖入荥阳
《孙静传》注《会稽典录》：曹公起（百度）义（百度）兵，昕前后遣兵万馀人助公征伐。
《满宠传》：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馀壁，诱其未降渠帅，於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
《任峻传》：峻曰：“今关东有十馀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
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原从太祖。
由上可见，以兵助操其有确数者已逾五万。又张辽，李典，于禁，李通，许褚等诸将皆言以众归太祖。先是，李通拥一郡之众，能战之士当得数千人，更兼辽等本部兵马，操之所得近万人矣。临战之际，又得南阳张绣来
降，张绣接掌其叔张济军队，依附刘表坐镇南阳，兵力当不下万人。
当然他曹操不能只进不出，其击董卓，陶谦，吕布，张绣等人期间亦多有败绩，战斗减员必不可少，然曹操经营兖州多年，募本州之兵加以补充足可相抵。

再说一下曹军的骑兵，曹操前期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骑兵部队，加之兖州之地战马无处补充，起兵时的七百骑十年之后估计已所剩无几。好是在有人雪中送炭，《锺繇传》:“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这两千匹军马算是解了曹操燃眉之急。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青州兵，曹操击破兖州黄巾后“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这批所谓的精锐，其实不过是贼寇出身的一群乌合之众，曹操征张绣时就曾经发生青州兵为乱
的事情。决战袁绍，曹操绝不敢大意让此等军队出战，这批人马可能被曹操作为军屯之用。
仅以有限史料来看，当时的曹操，可用之兵当有七万，一部分用作各州郡常备守兵，随军决战官渡的应在半数以上即步卒四万，骑二千。

曹操的兵力记载比较模糊，一说兵不满万，一说拥十万之众，《武帝纪》及曹营诸人传记中均未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然自魏武起兵以来兵力日盛，其间细节多有记载，现将其罗列整理，或可一窥官渡战前之全貌。
《鲍勋传》注《魏书》：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是岁，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与弟韬以兵应太祖。
《乐进传》：遣还本郡募兵，得千馀人，还为军假司马、陷陈都尉。
《曹洪传》 ：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馀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杨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
《曹仁传》：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
《卫臻传》注《先贤行状》 ：合兵三千人，从太祖入荥阳
《孙静传》注《会稽典录》：曹公起（百度）义（百度）兵，昕前后遣兵万馀人助公征伐。
《满宠传》：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馀壁，诱其未降渠帅，於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
《任峻传》：峻曰：“今关东有十馀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
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原从太祖。

由上可见，以兵助操其有确数者已逾五万。又张辽，李典，于禁，李通，许褚等诸将皆言以众归太祖。先是，李通拥一郡之众，能战之士当得数千人，更兼辽等本部兵马，操之所得近万人矣。临战之际，又得南阳张绣来
降，张绣接掌其叔张济军队，依附刘表坐镇南阳，兵力当不下万人。
当然他曹操不能只进不出，其击董卓，陶谦，吕布，张绣等人期间亦多有败绩，战斗减员必不可少，然曹操经营兖州多年，募本州之兵加以补充足可相抵。

再说一下曹军的骑兵，曹操前期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骑兵部队，加之兖州之地战马无处补充，起兵时的七百骑十年之后估计已所剩无几。好是在有人雪中送炭，《锺繇传》:“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这两千匹军马算是解了曹操燃眉之急。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青州兵，曹操击破兖州黄巾后“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这批所谓的精锐，其实不过是贼寇出身的一群乌合之众，曹操征张绣时就曾经发生青州兵为乱
的事情。决战袁绍，曹操绝不敢大意让此等军队出战，这批人马可能被曹操作为军屯之用。
仅以有限史料来看，当时的曹操，可用之兵当有七万，一部分用作各州郡常备守兵，随军决战官渡的应在半数以上即步卒四万，骑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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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佳安胃： 根据三国志上的记载和,晋朝的一些史书(因为晋朝相距很近可信度较高),官渡之战曹操可动用的只有2万多人(其总兵力分散各地),袁绍是当时最强的诸侯进攻官渡的兵力有15万左右.三国演义嘛比较夸张毕竟是小说动不动几十万对几十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人口就那点,这个是无争议的史实,摆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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