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能否帮我查一下，周敦颐、王夫之有没有在湖南的宁乡留下过足迹？谢谢！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王夫之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原文编者按】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是非，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然而，马萨诸塞大学中国史教授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比有些湖南人对湖南人的兴趣还要浓厚，他并不认同主流中国史作品所称“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说法，而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这位外国小伙子相信，先后诞生了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绝非一个边远贫穷、在中国历史上无关痛痒的省份。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教授是这两年在中国颇为热门的历史作者，岁数不算大，正值壮年。2014年，他的近作《天国之秋》被译为中文，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天国之秋》的文笔流畅，注重细节，叙事引人入胜，又常引用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传教士的史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书赢得一片赞誉，裴士锋这个名字也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出版社趁热打铁，去年又推出裴士锋更早的一部专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校者的阵容也没作改变。
读完此书，却让人有几分遗憾。第一，此书论述跨度太大，范围太广，逻辑自然不够严密，削弱了说服力。第二，此书为了构建分析框架，不得不舍弃了大量原本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第三，此书秉承史景迁传统，追求故事性和可读性，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学术严谨；第四，此书并无太多新材料、新观点，对现有学术的贡献很有限。
于中西学术界有不同意义《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得虽晚，写得却更早，基本脱胎于他完成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当年，这本博士论文也曾赢得一个大奖，得到了美国史学界的肯定。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可视为《天国之秋》的研究准备。太平天国的很多事情就在湖南区域发生，也与本书重要角色曾国藩、郭嵩焘等有密切联系。可是《天国之秋》只要处理一个时间片段的历史，《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所涉及的历史跨度却长达百年，难度要大得多。经验表明，年轻学者的野心总是更大一些，年纪大了会变得胆小。
裴士锋在序言里介绍了他研究湖南的初衷。当年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申请来中国游历，成为了湖南长沙雅礼中学的英文老师。后来他回国，开始在耶鲁读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自然而然地把湖南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个人经历与学术研究往往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令人想起杨念群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儒学的地域分布与近代知识群体演变》，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湖南地区知识分子，这显然也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
中国人一直比较注重地域出身。从最粗略的 “南北之分”，到稍微细一点的巴蜀、吴越、岭南、湖湘区分，再到更细一点的区域区分，乐此不疲。所有人都习惯用地域来作判断，对地域敏感。细细探究背后的心理原因，恐怕可以分作许多层。第一层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差异，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习惯相差极大，经济差距也逐渐变得突出；第二层是政治差异，不同地域距离政治中心远近不同，感受到的政治、社会压力也不同。第三层是文化传统与文化交流的差异。
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来看，湖南、四川等地都有自成一脉的学统，近代以来涌现出不少学问大师，并不弱于北京、上海或者岭南等沿海发达区域，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在中国学术体系里，从不缺少对这些特定区域的研究阐发。西方汉学传统则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脉络，对中国的研究分布不均。首都与沿海一带与西方交往最多，留下的西文材料最丰富，西方学者多以此入手，这些地方也就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深入的区域。
上世纪70年代，曾有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三部涉及湖南的西人所著中国近代史著作出版。这些研究都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地缘关系，而非湖南本身。自此之后，西方学界对湖南的研究就不太多见。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得意弟子，学术属于西方汉学一脉，肯定对此体会颇深。他感觉同侪“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于是写出这本书，希望对西方汉学界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在中文语境下，这重意义减弱了许多。
作为线索的王夫之思想裴士锋很聪明地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今天湖南无人不知的王夫之。从近代史来看，好几代湖南人都读过王夫之并受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例如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度、蔡锷、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彭璜一直到毛泽东。《船山遗书》改变了无数人。
王浩辉创作的油画《敕治两江》（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作为遗民，王夫之这个名字在鸦片战争前不要说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比，就是与孙奇逢、李二曲相比，也只能算籍籍无名。王夫之有六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可还有更多的书被禁毁。所以王夫之大部分著作根本没机会刻印流传，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湖南人邓显鹤与邹汉勋取得王氏宗族珍藏多年的王夫之遗稿，刻印出版了《船山遗书》。
《船山遗书》的大范围流传与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等晚清重臣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既是早年一同编纂《船山遗书》的同学，又是一同举兵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湘军将领。以曾国藩为例，他甚至在1862年战争白热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就在安庆寻找工匠刻版。待到收复南京，他出资在南京刊印了《船山遗书》。正是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此书才广为流传，为大众了解。
曾国藩是湖南人，也熟读了王夫之，但他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就离开湖南，并没有对湖南有太多的直接影响。同样情况也落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岳麓书院同学，阅读王夫之可能比曾国藩还早。郭嵩焘后来主要从事洋务，担任驻英使节，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为重要。郭嵩焘对湖南有着深刻感情，晚年回到湖南时，却因为从事洋务的经历而遭到乡亲的大量羞辱。郭嵩焘热衷传播王夫之思想，却成为了攻击他自身的武器。
所以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出身湖南和学习传播王夫之思想这两件事很清楚，两者的关系却并不明朗。曾国藩与郭嵩焘的事业都并非局限湖南一隅，而是走向各地，走向全世界。他们行为思考的原则里，既包含了王夫之思想，也掺杂了其他要素。反过来看，湖南乡亲们羡慕曾国藩、郭嵩焘镇压太平天国和出任封疆大吏的事功，却不看重他们的思想本身。以至于郭嵩焘出使西洋的消息一出，乡亲们便扬言要聚众捣毁他们家祖宅。
即使是在湖南知识分子里，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曾国藩的幕僚、湖南人王闿运嘲笑郭嵩焘出洋“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裴士锋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王闿运虽然很早就熟读了王夫之的著作，但对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其人其书只是一般。王闿运却是晚清湖南最重要的学者，在成都、长沙各地讲学多年，培养出大量弟子，包括杨度以及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等。这些人对故乡、学统的多元看法，以及自身不同的选择，都使得裴士锋试图将其纳入统一的叙事框架的努力显得勉强。
湖南的主体性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中可以自给自足吗？裴士锋一再表示并不想将湖南作为中国研究中的个案，而是突出湖南的主体性，就湖南论湖南，突出湖南在湖南人心中的独特性。所以作者非常强烈地想要提供一套完整逻辑的叙述框架，不论政治史还是思想史，都可以在这个自足的系统里得到有效阐释。所以作者必然不得不在多个维度进行削删。其一就是前面提及的，忽略湖南人在湖南之外进行的事业。无论曾国藩、郭嵩焘，还是稍晚一点的谭嗣同、宋教仁，他们人生的闪光点都发生在湖南之外，且与外部思想、外埠人士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未能容纳在裴士锋的框架之中。
其二，在王夫之和《船山遗书》的传播过程中，大量非湘籍学者起到极大作用。当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浙江人章太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最积极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活动家，同时又是教育家，培育了大批弟子。王夫之是章太炎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已有大量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今日重读王夫之，也绕不开章太炎的框架。作者显然知道，却只能选择思想地位次要的湖南籍学者的阐发来立论。而他们即使在湖南本地的影响力，恐怕也未能与章太炎相媲美。
其三，湖南并不完全是湖南人的湖南。查询一下鸦片战争以降担任过湖广总督的名单可以发现，二十余任总督里，除了谭继洵一任以外，找不到其他湖南人。这些总督里有满人有汉人，有江苏、江西、安徽、直隶人，下级官员的来源更复杂，绝不以湖南为限。这些人对湖南的社会、政治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作者因为湖南人的框架所限，即便连张之洞这样的人物都只能寥寥数笔加以打发。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是非，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裴士锋教授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勇敢地挑战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一整套流畅自然的历史故事。故事虽好，可靠度实在不高。（文/梁捷）

宁乡与湖湘文化的渊源　　历经一千多年历史演变的宁乡，从古到今，人文荟萃，创造出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地方特色和深厚人文积淀的本土文化，是湖湘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沿革
　　宁乡属革命老区，地处湘中，东和东南与望城、湘潭、韶山毗邻；南和西南与娄底、湘乡接壤；西与涟源、安化交界；北与桃江、益阳相连。古宁乡在夏、商、周三代时属荆楚地。春秋战国时属楚之黔中，秦为长沙郡。三国时期(公元257年)析益阳县部分地域置新阳县，属衡阳郡，县治设长桥东北二里(今横市镇茅栗村)。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名新康县，县治迁冷水铺(今白马桥乡五福村)。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入益阳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2年)复析益阳地置新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析益阳及长沙、湘乡部分地域，取“乡土安宁”之意置宁乡县，县治设玉潭镇，隶潭州长沙郡。元隶湖广行中书省湖南道宣慰司天临路。明隶湖广布政使司长沙府。清隶湖南省长沙府。民国时，宁乡隶湖南省第5行署。新中国成立后，宁乡曾归属益阳、湘潭两地区，1983年划归长沙市辖，现隶属长沙市，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今玉潭镇)。宁乡自于北宋建县至今立县有1000余年。
　　历史上宁乡这种隶属关系的不断更替，千百年来地域之间民间民俗文化得到了交流，使得宁乡本土文化呈现多样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无疑昭示宁乡人文底蕴深厚凝重，经千多年繁衍、发展，仍在湖湘文化大家庭中熠熠生辉。
　　宁乡与湖湘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是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形态，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属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宁乡的青铜器，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从而组合、构建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即湖湘文化。宁乡在地域上在湖南处于湘中，身在其中的宁乡人，亦有着敦厚、自强不息，“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的秉性，在湖湘文化发展脉络中，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深深地打上她的烙印。
　　人口的迁徙，从而造成两地人文相习，文化在水乳交融衍生与裂变。据民国《宁乡县志》记载，在五代至后唐同光年间、明洪武至崇祯年间、清康熙年间从江西、江苏等地迁入宁乡生息者众多。清乾隆四川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长阳竹枝词五十首》中描绘：“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该诗描述的就是在明末清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中有宁乡人对新的四川文化形成的影响。清末人易顺鼎《三峡竹枝词》描述：“水远山水思若何，竹枝声里断魂多。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楚客扁舟抱一琴，千峰月上绿萝深。莫弹三峡流泉操(操:琴曲)，中有哀猿冷雁音。”该诗指出蜀楚两地由于地缘相接，彼此文化相互影响。而“巫峡连巴峡，渝歌接楚歌”是将两地地缘相接，加上移民对巴蜀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造成两地在一定时期内人文相习。历代人口异地互迁，使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在交融中文化整合和融合，在整合和融合中产生裂变。湖湘文化就在相互交融中博采众长，在漫长的演化过程逐步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宁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名录《周氏双龙舞》最初在四川流传，经清代名将周达武从四川建昌组建的一支龙灯舞队带回宁乡大屯营乡石家湾，历经百多年传承发展，逐渐成为了宁乡闹新春的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宁乡本土文化正是在这种历史演绎进程中不断与周边地区文化彼此相融，逐步奠定了在湖湘文化古今发展变化的脉络中的独特地位。
　　历代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使宁乡地方特色鲜明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宋朝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中，众多学宗把湖湘文化之精髓传于宁乡，把宁乡地方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创始人理学家胡宏在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在灵峰山下筑室聚徙讲学，取名灵峰书院，正式把湖湘文化正宗影响宁乡。另外还有被称之为“湖湘学最盛”有半个宁乡人之称的湖湘学宗则是张栻(官山现存张栻父子墓)。张栻是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是岳麓书院创始人。事功学派学者陈傅良曾说：“某尝获侍讲张先生(栻)所为记，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既知所指归。”黄宗羲指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张栻的思想不仅影响湖湘文化近千年的发展，而且在理学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张栻曾往返于长沙岳麓书院和宁乡云山书院聚徒讲学，弘扬湖湘学说，声名极一时之盛。明嘉靖年间(公元1524年)建书院于张栻墓侧，嘉靖帝赐书匾额“南轩书舍”，宁乡学子从此对湖湘学说有了入室的基殿。
　　宁乡历史亦有众多的风云人物以智慧与勤劳，把宁乡人敦厚、好学、顽强不息的秉性把宁乡本土文化传承并推向另一个高度。早在五代，宁乡就有高僧齐己(860-937)，以号“诗囊”著诗闻名全唐，著《白莲集》等，今《全唐诗》录其诗十卷。裴休唐大中十年(856)任节度使，节镇潭州(今玉潭镇)，曾捐资灵佑禅师奏建沩山密印寺。易祓，宋淳熙十二年(1185) 状元，官至礼尚书，封宁乡开国男。有《禹贡疆礼记》、《周易总义》、《识山楼集》数十种著述传世。明清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清经学家王文清，清史学家黄本 骥，有宁乡“革命摇篮”之称的云山书院校长王凌波……一代一代的文人学子与革命志士，逐步奠定了宁乡在湖湘文化中的雄厚根基。中共创始人何叔衡，名垂青 史，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功盖千秋，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光召，引领中国科学高峰……众多宁乡名人弘扬湖湘文化之精髓，影响着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从此宁乡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精神特质完全融于湖湘文化血脉之中。可见，宁乡深厚的人文积淀在湖南文化的大变动中逐步演绎出了一种颇具宁乡地方特色又与湖湘文化唇齿相依的文化形态，使得宁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特质与湖湘文化水乳交融。
　　宁乡独特的青铜文化是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青铜文化是研究古代文明的一重要方面。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而湖南又集中在宁乡。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人面纹鼎、象纹大铜铙、提梁卣等1500多件青铜器震惊世界。宁乡出土的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界，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宁乡从此被誉为“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宁乡青铜文化成了研究湖湘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左证，向世人展示湖湘文化独特的魅力。
　　宁乡民间民俗艺术悠远流长。宁乡曾归属益阳，宁乡地花鼓融会长沙花鼓与益阳“草台子”花鼓戏，历经年代洗炼逐步衍变出宁乡地方特色的剧种。因而宁乡也成了湖南花鼓戏的三大发源地之一，在清代就已成形，广泛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滨。宁乡地花鼓的艺术风格独特，群众基础深厚，尤其是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清同治六年(1867年)《宁乡县志、2风俗志》记载：“上元灯有狮灯，以木为头……，龙灯以纸扎头……。又或多杂鱼灯……。男女装唱插秧采茶等曲，曰‘打花鼓’，或跨竹马灯。各庙寺醵金演剧，观者如堵，”所描述正是宁乡地方小戏子——宁乡对子花鼓。现今存《张先生讨学钱》《贺新春》等著名戏。对子花鼓与宁乡地方另一特色的民间吹打乐——麻山锣鼓反映了宁乡人民朴实的生活，生动地体现着宁乡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地方文化传统是与湖湘文化息息相关。而今，宁乡对子花鼓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级名录，《麻山锣鼓》则列入了省级名录，30多支麻山锣鼓曲谱入选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一书。2008年，中央电视台专程对宁乡民俗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挖掘展演进行重点采访播出，宁乡民俗民间艺术精髓走向了全国，为湖湘文化的悠远流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千年古刹密印寺演绎宁乡传统文化的传奇。千年古刹密印寺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大宗派之一沩仰宗的起源地，佛教文化曾在此盛行。据史籍记载，唐宋时，密印寺占地广阔，殿宇宏伟，僧众多达3000余人，寺田3700亩，盛极一时。传说当时寺内铸有千僧锅，可作1000人的饭。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高僧灵礻右禅师来沩山开法，经宰相裴休奏请朝廷御赐“密印禅寺”门额。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铸5048斤大钟一口，涂以黄金，置之钟楼，晨敲夕叩，声闻数里，加之寺里原藏经文5048卷，原有田租5048担，遂有“密印三藏”之 称。张栻之父张浚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禅宗居士。 “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他的偈语对帝王之后言均承禅宗“以心为本”的思想。其子张栻更是看好了沩山这片佛教净土，所至后来张栻自己 也葬来沩山陪其父。明崇祯年间翰林院检讨陶汝鼐在明亡后辞官削发为僧，出家沩山，禅学有《慧山海禅师塔铭》、《重建密印禅寺碑记》等书传世。
　　可见，宁乡人自古以来都因宁乡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宁乡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宁乡这种地方特色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历经千多年文化积淀的宁乡是湖湘文化的根脉，亦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看这个不就行了

you

老周是二程的师傅，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出污泥而不染。

历史上应该没有

请在历史书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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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漳县19323035066： 问个历史问题,麻烦各位帮下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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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漳县19323035066： 历史课要做的事情啊!一共有9个问题,谁帮忙啊!谢谢!？
唱毅康复： 1.史书. 2.河姆渡人已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那时候,已经有了农业和畜牧业.人们种植庄稼,饲养家禽家畜.居民已种植水稻.打猎和捕鱼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已会烧制陶器,还在低洼的地方挖水井. 3.武王伐纣.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 4.文字狱自古就有,清朝最为严重.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一再兴起文字狱. 5. 6.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7.都江堰.

南漳县19323035066： 关于历史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决 - ？
唱毅康复： 1.埃及的金字塔(Pyramids)建于4500年前,是古埃及法老(即国王)和...

南漳县19323035066： 急急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我们历史的可以调吗？
唱毅康复： 原则上要求专业课一致,网报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校内调剂的时候,可以,这个确定,以前有朋友学历史调剂到党史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