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道教在唐朝分别处于什么地位？

道教和佛教哪个在唐朝更盛行~

如果全面比较,在我国唐朝这个时期,道教比佛教兴盛.

第一,道教在唐朝已经被确立为国教.在唐朝,一个人如果想成为道士,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通过许多审查和考试,其中最终的能否成为道士的决定权在国家机关.所以唐朝道士的个人素质极高.完全不像明朝后期道教世俗化以后信徒中鱼龙混杂.
而佛教始终在民间发展,任何人都可以信佛.根据对史料的考证,当时佛教采取的发展策略就是"来者不拒",用信众的数量来对抗道教的质.当然佛教确实曾进入过宫廷,但总是没有获得比较稳定的地位.特别是唐朝还发生过佛教与统治阶级的冲突,造成全国范围内的"灭佛",拆毁寺庙,焚毁佛经,僧侣还俗等等.

第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被唐朝李姓贵族尊为自己的直系远祖,这无形中就把道教放在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无人企及的社会地位上.而佛教是无法与这样的社会地位相比的.实际上佛教的早期传播就是打着道教的某一种形式的分支的旗号开始的,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借用了道教的这种社会地位的优势.

第三,道教的教义是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唐朝的科举考试是把道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列为考试的内容之一.因此,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然要熟知道教的东西.同时,这种道教思想是当官的必备条件的优势地位对社会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和广泛的影响,促进了道教思想的普及.而佛教思想从来没有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总的来说,道教在唐朝的地位非常高,影响也非常大,一般的情况下佛教是无法与这个阶段的道教相比.当然,佛教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从总体规模上看还不如道教.

唐代皇帝，因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自称为老子后裔，特别崇奉道教。

五德三年（620年），唐高祖诏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并建老子庙；七年（624年）亲至终南山谒拜老子庙；八年（625年），下诏叙三教先后，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道士女冠自今后以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可在僧尼之前，定道佛次序。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的唐玄宗对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他于开元九年（721年），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真经》，又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并把《老子》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将道士当作皇族看待；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长安、洛阳）及诸州各置崇玄学，规定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更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之书改名为真经；天宝八年（749年）追赠玄元皇帝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后又升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宗以后，唐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继续崇奉和扶植道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武宗。武宗于开成五年（840年）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年），诏授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封号广成先生；会昌四年（844年），授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

总而言之，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唐帝王以道教为“本朝家教”（或谓“皇族宗教”），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因此，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

唐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等纷纷研究和注疏《老子》、《庄子》，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代注疏笺解《老子》近30家；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体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崇玄学派，对当时和以后的道教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年）中，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年）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3）道教科仪，在唐代有较系统的发展。道教科仪在南朝陆修静时已初具规模，唐代道士张万福、张继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对道教科仪、经戒法箓传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增删，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备。特别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所著的《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科仪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成。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大多为后世道教所沿用。

（4）道教内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金丹术（外丹服食）在唐代虽处于兴盛阶段，但已暗现衰相。由于服食金丹有副作用，因此便促使金丹术由外丹向内丹转变。内丹术可追溯到古代的神仙方术。在唐代，内丹道已有教大的影响，此类道书，纷纷出现。如崔希范的《入药镜》、吴筠的《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陶植的《陶真人内丹赋》等等。至唐末五代，道教内丹道已经盛行起来。这一时期倡导内丹道的著名者为钟离权和吕洞宾。故将其所倡导的内丹修炼术，谓之钟吕金丹道。后世道教全真派即尊钟、吕为祖师。

（5）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后，道教宫观逐渐增多。到唐代，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6）在唐代，较大的道派是茅山宗，其次是楼观派，此外还有张天师一系的复起。唐天宝七年（748年），玄宗令有关部门审定张天师子孙，将有封植，以隆真嗣，并册追祖天师张陵为太师。至中晚唐时，逐渐形成龙虎山天师道，即所谓龙虎宗。这一派在帝王扶植下迅速壮大，为宋元以后龙虎山天师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楼观派是继北魏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另一道派。以陕西周至县楼观为它的活动中心。据传楼观为周时关令尹喜之故宅，晋永兴二年（305年），尹喜之弟太和真人尹轨下降古楼观，授楼观道士梁谌丹书数卷而去。两晋时，楼观道士很少。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年）中，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道术精进，名声远播，颇受太武帝礼遇。于是道士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来，道士增至40余人。其后王道义、陈宝炽、李顺兴皆为世所钦敬。楼观道士逐渐增多。楼观道的鼎盛是从北周开始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尊礼道士王延、严达，在废除佛、道之后，又大量吸收楼观道士入通道观。隋文帝时，又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120名，羽流精炼，朝野宗奉。唐初，高祖对楼观道亦很器重，武德七年（624年）又亲诣楼观，祀老子。高宗时授楼观道士尹文操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大体说来，楼观道在北周历隋至唐初，一直是北方最大的道派，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一直比较兴盛。安史之乱后，方渐趋衰落。至金哀宗天兴（1232——1234年）年间，因遭兵燹，楼观焚毁殆尽。至元代，全真道加以修复，楼观道亦合并于全真道。楼观道士特别重视《道德经》，以它为主要的传习经典。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深厚渊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唐朝皇帝为提高自己的门第出身，便利用道教始祖李聃姓李、皇室也姓李的巧合，附会自己是太上老君李聃的后代，是“神仙之苗裔”。道教因而也就成为李唐王朝信奉的重要宗教。

唐代道士在宫廷中的活动，贯穿着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唐初，他们竭力宣传李唐王朝与老子的亲属关系，奠定了道士们在宫廷中活动的基础。中唐，他们利用皇室的支持，把道教的影响由宫廷扩展到民间，在“开元盛世”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崇奉道教的风气。晚唐，一些道士在皇室的允诺下，取得了一次“兴道灭佛”的胜利。

隋末，道士王远知假托奉老君之旨，向李渊“密传符命”，还预告李世民将成为“太平天子”，李渊闻之大喜，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紫丝霞帔和缕金道冠，后李世民又追加其为光禄大夫，赐于茅山建太平观，度侍者21人。道士薛颐在武德初年就跑到秦王府中，密谓李世民“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道士歧晖，则在李渊起兵时吹捧他是“真君来也”，派遣了80名小道士迎接他，并为他设醮祈福，祝他克定长安。后来，李渊、李世民果然平定天下，他们不仅对道教格外青睐，而且虔信太上老君与自己同姓李，定会念及同宗之谊而对李氏天下格外垂怜。

另据文献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人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朱鬛白马的白髯老叟。老叟告诉他，你去转告唐天子，我是他的祖先，今年平定贼乱后，子子孙孙可以千年为天子，吉善行便转告了李渊。李渊听后便在羊角山为老叟立了庙。这老臾不消说便是太上老君了。自命为太上老君后裔，奉天命而坐天下的李渊和李世民等由此而大肆提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道教的地位有如青云直上。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从这时直至唐玄宗李隆基时代，除武则天时代外，道教一直是春风得意，大受青睐。

在那个时代，道教充斥大都小邑，名山幽谷之中道观几乎无处不在。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庙，一派“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的宏大气势。长安的太清宫设置了两丈多高的白玉老君像，旁边又以白玉雕了玄宗侍卫这一老祖宗，更显出雍容肃穆。著名的天台山桐柏观，则是“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树郁郁，四时并清……双峰如阙，中天豁开，长涧南泻，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悬流”其他如华山、王屋山、青城山、仙都山、泰山各处也都遍布着道教的宫观，就连僻远的深山野谷，也有着道教的踪迹。道教赢得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信仰。

先看看皇帝对道教的热情。唐太宗李世民在道士王远知预告他将成为“太平天子”后，便投在道教门下。据说他还曾受过三洞法箓。他“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结果服用了一位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天竺方士所合的延年之药，中毒身亡。唐高宗对道教更是亦步亦趋，“令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又请道士刘道合“合还丹”。据说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唐高宗就将他召到京师景龙观，“恩宠莫与为比”。唐睿宗则请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为自己烧香供养，祈神保佑。唐玄宗对道教的热情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卢鸿一、王希夷、李含光、马承祯、张果等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请到长安来，加官封号，百般宠信。他不仅自己煮炼丹药，登坛受箓，还要大臣百官统统去太清宫太微宫听讲老庄。他不仅把太上老君敬奉为祖宗，百般尊崇，把道士当作亲戚，划归宗正寺，有罪也不依常法处置，只由道教戒格处分甚至还要把玉真公主嫁给道士张果。

士大夫对宣扬长生不死的道教的向往也丝毫不比皇帝差。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叹息自己“在流俗而嗜烟霞，恨林泉不比德而稽阮不同时”，并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因此时常游道观，交接道士。四杰中的另一位卢照邻，则“学道于东龙门精舍”，他反复煮炼丹砂，多次服食方药。就连文学史上的革新人物陈子昂，也是一位道教信徒。而田园诗人孟浩然在他的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宿桐柏观》中表示“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在《游精思观题山房》中还自认为“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诗人李颀则与道士张果往来，真相信张果已凡千岁，并试着自己炼丹服食。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了。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与东岩子、元丹丘等道士为友。他们曾在著名道士胡紫阳那里听他“高谈混元”。后来李白果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

唐代道教在民间的流传也是相当普及的。这一方面是有上层统治者大力提倡；另一方面民间本来就有浓厚的迷信氛围。《太平广纪》卷303《纪闻》说，吴俗畏鬼，每个州县都有城隍，据《道门定制》卷2载，这个城隍本是管给死魂灵发“路引”的，但唐代有了水灾，有了虫灾也请城隍消灾解厄。据统计，盛唐时，道教有1687座宫观，并有数以万计的道士。他们的存在无疑影响着百姓对道教的信仰。道教中的鬼神崇拜、斋醮、祈禳之类与民间固有的迷信和巫术一拍即合。其中首先是斋醮，即祈雨、捉鬼、消灾、解厄、超度亡灵的仪式。《全唐文》里收录斋词26篇，醮词138篇，青词、叹道文、忏文也有数十篇。其名目小到修宅子、过生日，以及死了女儿，升了官职，大到祈雨有验、消灾免祸，都要修斋设醮。甚至有鹤鸣叫、有枯树复生，也要斋醮祈禳。其次是炼丹术。唐代炼丹事业之盛，是后世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对炼丹的方法格外青睐，总想长生不死，身轻飞升，神仙羽化，想吃一丸九转还丹后，便一劳永逸，永远解决问题。因而，炼丹的人多得不计其数。唐高宗时，仅皇宫中炼丹的道士就有百余人。炼丹的书也层出不穷。《道藏》里收录了许多唐代炼丹的著作。这一时期的炼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道士们对丹砂的产源、产状及品位有了更明细的分辨，对不同产地的汞矿石的含汞量作了精确的测定，金属汞的提炼方法有了改进，对炼丹鼎炉的火候变化也有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对砷白铜的制作（即点铜成银）与保持其稳定性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研究。民间道教盛行的第三个表现是幻术风行。道士除作鬼弄神、步罡踏斗、念咒画符之外，还风行施幻术。像隋唐之际的王远知，被隋炀帝请到扬州，他预感到隋王朝大势已去，玩了花招“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炀帝）惧而遣之，少烦又复其旧盛唐道士殷文祥能使优伶，“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还能“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鸟自随，唾鱼即活”。被后世传说为张果老的道士张果，善于胎息，还能装死。“绝色如死，良久渐苏”，并能把喝下的酒从头顶上冒出来，冒出来的酒把冠冲掉在地，冠落地又变成一个杯子，刚好把酒接住；他还能把自己的牙齿打落后，抹上药又接上，反而变得更加粲然洁白。据《云笈七签》卷113记载，他在唐玄宗面前“累试仙术，不可穷纪”，因而逗得“明皇及嫔御皆惊笑”，以为他是一位活神仙，可见道教盛行于当时之社会。

　　唐王朝与佛教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唐初佛、道之争

　　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最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 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武则天与佛教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当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十四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唐武宗灭佛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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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18476378918： 唐朝的佛与道的地位怎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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