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介绍

江姐的简介~

1948年，我解放大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战略反攻。我地下党员江姐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奔赴川北革命根据地。途中，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直上华莹山，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
江姐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子洞集中营里不畏各种酷刑，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解放前夕，江姐在集中营组织和领导越狱斗争。敌人要提前杀害江姐，为了不暴露越狱计划，保护同志们，江姐毅然走向刑场。山城终于解放。

扩展资料：
影片人物江姐生平介绍：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共产党追认的女烈士。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11月14日，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际，被国民政府军统于渣滓洞监狱所杀并毁尸。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江姐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伟，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江姐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

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电影演员于蓝在扮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时，就专门请当年江姐的战友刘德彬详细介绍了真实的江姐的各方面情况)。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虽然江姐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只是基层党组织(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与她同时代献身革命、同样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万，但她却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迹还同许多革命领袖人物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的人物辞条中。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还有不少人要求选江姐……这不能不归功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土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情节编造痕迹太重，被刘德彬提议删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签子“钉手指”酷刑的情节，仍然保留了下来，长期留传，影响深广。

我们看看历史上对江姐事迹的介绍中，对她受刑的介绍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他们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土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做代表向评审会议介绍情况，听候咨询。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

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电影演员于蓝在扮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时，就专门请当年江姐的战友刘德彬详细介绍了真实的江姐的各方面情况)。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虽然江姐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只是基层党组织(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与她同时代献身革命、同样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万，但她却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迹还同许多革命领袖人物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的人物辞条中。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还有不少人要求选江姐……这不能不归功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土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情节编造痕迹太重，被刘德彬提议删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签子“钉手指”酷刑的情节，仍然保留了下来，长期留传，影响深广。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他们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土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做代表向评审会议介绍情况，听候咨询。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a o e y 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