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的两个僧人分别是谁?他们在唐朝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历史

试分析唐代社会的开放性及其开放原因~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淫欲。”如果我们把“淫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淫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

　　1.唐代中国的社会状况

　　唐代是一个社会开放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开放政策，才使得唐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很大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开放系指某一社会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进行双向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就此而言。唐代的社会开放首先表现在对外开放上．即吸收外来文化因子与输出自身优秀文化同时并举。

　　唐代对外来文化因子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①在政治方面，唐朝坚持“华夷一体”的观念，不仅允许世界各国之人到中国留学、传教、经商与居住，而且还吸收了许多外国(日本、新罗、高丽、波斯、粟特与印度等国)之人到官府做官。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很多，当时称之为朝贡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此类国家达70余国，除了周边邻国以外。还包括了不少距离遥远的国家，如天竺、吐火罗、拂冧、大食与林邑等。②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同样敞开大门，接受并吸收了许多先进的外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天文、历法、医学、药学与数学等方面，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译成汉文的外国天文历法著作就达7种60卷，著录的外来医药学著作亦达7种57卷。此外，还有大量外国的药物和医方在唐代传入中国，如唐朝修撰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与《本草拾遗》中就收录了不少来自天竺、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和地区的药物。中国医书《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收录了不少来自外国的医方。③在数学方面，天竺关于“零”的使用法与笔算法，也都在唐代传人中国。至于外国天文学家在唐朝的司天监中担任官职，外国医生在中国各地行医等更是非常普遍。④在文化习俗方面，唐朝也大量吸收了许多外来之物，无论是音乐舞蹈、石窟造像、绘画艺术与俗讲变文。还是服饰饮食与体育娱乐等，都有很多外来因素。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生活，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习俗。⑤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佛教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达于鼎盛外，其他宗教如麾尼教、景教、火祆教与伊斯兰教等，也都先后传入中国。唐朝对这些外来宗教均采取了“兼容兼蓄”的政策，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寺庙教堂，在一定范围内自由传教。

　　在对外输出优秀文化方面，唐朝亦毫无保留。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唐代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所谓“东亚汉文化圈”内的国家，如日本、高丽、新罗、百济和越南等。在这些国家，不仅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深受唐朝影响，而且，其使用的文字与学术思想也都受到很大影响，朝鲜半岛三国和越南还直接使用了汉字，日本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有的则包括了不少汉文原字。有学者指出，所谓汉文化圈内的各国，最大的特征是与中国同样实行了汉字教育与儒学教育。此外，当时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甚至远至欧洲，虽然不如东亚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大，但唐朝对它们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如中国的造纸、丝织、金银器制作及火药等生产技术就在唐代传到了西亚、欧洲和非洲等地
　　二
　　社会开放不仅是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开放，而且还包括同一社会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开放。从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看，唐代确实做到了既对外开放，又对内开放，而且两方面开放还做到了相互促进。①唐朝对境内各民族实行了类似民族自治的政策，即所谓羁縻府州的制度，这些府州的长官由各少数民族的首领或国王担任。可以世袭，可以保持原有的部落制度，但必须对唐朝尽一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义务，并服从各都护府的领导。②在政治上同样也实行开放政策，强调各民族平等，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之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高官，甚至有不少人做到宰相的高位。据《新唐书》统计，唐朝共有宰相369人，其中有24人为少数民族，占宰相总人数的6％左右。考虑到少数民族在唐朝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数据应该说是相当高了。至于在唐朝担任高级将领的少数民族人数就更多了，如李光弼、哥舒翰、仆固怀恩、浑碱、安禄山、史思明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唐朝中央政权向少数民族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③在经济方面，全国各地区之间也是开放的，而且在有唐一代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不征商税，这对各地间的经济交流是有极大好处的。内地与各民族之间的互市贸易也非常繁荣，除了官方从事这种贸易外，各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也非常频繁，大批的各族商人活跃于全国各地，仅在京师长安就有大量少数民族商人存在。唐朝甚至对某些民族的商人采取过特殊关照，如针对回纥曾帮助唐朝平定过“安史之乱”的实际情况，决定除每年必须进行的绢马贸易外，对于在内地经商的回纥商人，“县官日给饔饩，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经济上的这种频繁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各民族在生产技术、服饰饮食、文化艺术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胡化风气一度风靡于内地各大城市。
　　三
　　唐代社会是一个宽容的社会，这种宽容不仅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开放，而且还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开放上。唐朝统治者对言论控制是比较松弛的，可以说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甚至主动鼓励臣下进谏的皇帝时而有之，除了唐太宗、武则天与唐玄宗等比较英明的皇帝外，即使一些比较平庸的皇帝也很少压制臣下提意见，更不用说大兴文字狱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担任官职的士大夫身上，即使在民间也能容忍对朝政的批评，甚至能够容忍对皇帝私生活的批评。唐代尽管推崇儒学，但对其他学说亦允许自由传播，实际上实行的是儒、道、佛思想兼容的多元化政策。在社会生活与社会习俗方面，也实行了较大程度的开放。唐朝的节庆假日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每逢假日，君臣士民或结伙出游，或欢宴畅饮，或赋咏酬唱，或投亲会友，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唐代妇女地位(无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是家庭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社会禁忌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小。在唐代，妇女可以改嫁、着男装，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甚至和男子一样追求新潮，享受胡食、胡服与胡乐的乐趣，乃至有和男性交往的自由。正是这种宽容开放的社会风气。促成了唐朝在其他各方面的全面开放，促进了唐代经济与文化的高度繁荣。
　　四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社会开放既是一种接收和吸收的过程。又是一种扬弃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明成果的输出或输入不可能全部被其对象接收甚至吸收。就这一原理来看。也完全符合唐代社会开放的实际状况。以佛教为例，自东汉时期传人中土之后，至唐宋时期已经中国化了。所谓中国化就是佛教的中国民间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趋向。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吸收消化过程后，已将原来古印度佛教的许多因素扬弃掉，而加入了不少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从哲学层面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而且，有学者还提出了佛教禅宗是中国创造的论点。季羡林认为，此论虽有些过分，但却不无道理，并且认为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古印度佛教传统，以至于完全为中国所同化。所谓“同化”，笔者的理解就是被中国文化所改造。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外来的服饰、乐舞、饮食和习俗一度在唐朝非常流行，人们把它们视为新潮而趋之若鹜，甚至连妇女也不甘落后，大诗人元稹的诗句“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便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描写。可是发展到后来，这些当时被视为新潮的东西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连胡乐、胡食、胡服与胡俗之类的词语也很少被提起了。它们经过改造已经变为中国自己的东西，即长期衍化的结果使人们不再将其视为外来之物。

　　唐代社会出现的这种状况，说到底是一种强势文化状态下才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强势文化具有强大的凋控能力，如同人体生命系统，在同外部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能通过自身免疫系统把有害病菌消除掉，或者通过自身新陈代谢只留下那些有益的成分，从而使得自身更加强壮：而弱势文化则不具备这样的调控能力，往往会被强势文化所同化。
　　五
　　当然，唐代社会开放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有的是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有的则与唐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直接相关。由于中国处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之中，国内土地辽阔和以农为本，使得唐朝从根本上缺乏强烈的对外交往驱动力。在当时，唐朝因其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文化，对各国形成很大吸引力：而唐朝在这方面的主动性则明显不足，即使对外派出一些使节，更多的也是为了提高政治声威，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以及统治者对奢侈品的需求。外来文化对唐代的影响。更多的也是外人自己输出的，而非唐入主动输入的。虽然亦有少数僧人西去求法的现象存在，但是，唐人的这种行为与大批外人入唐的行为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就使唐代的社会开放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此外，唐朝在对外经济交流中，除了民间商业贸易以外，官方贸易更多是以“朝贡”的形式出现，而这种贸易的经济性质大大低于政治性质。唐朝将贸易中的双方关系设定为“进贡”和“赏赐”的关系，借此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进行笼络和感化对方，而朝贡中的经济效益则并不是统治者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因此，这种贸易实际上是以牺牲本国经济利益为代价的非平等的经济关系。当然，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唐朝，而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通病。

　　唐代社会开放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内开放弱于对外开放。以商业为例，唐朝官府鼓励外国和外族商人到大唐经商，并给予了种种优惠条件。但对本土商业的发展却加以抑制，这一“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是：禁止商人入仕，禁止官员经商，甚至禁止商人乘马；对出国经商者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除了对其身份资料和携带物品实行严格审批外，还明确规定“锦、绫、罗、觳、纳、绵、绢、丝、布、牦牛尾、珍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外贸易的顺利发展。总之，回视唐代的社会开放，除了关注其鲜明的特点外，还要正视它的某些不足与局限，只有把这两方面问题都充分评估到了，才能对唐代的社会开放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唐代名人
　　诗仙：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唐代诗人贺知章叹赏李白的诗，把他比作天上下凡的“仙人”。后贡的人便把李白称为“诗仙”。诗圣：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气势雄浑、绚丽含蓄，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历代的许多诗人都把他的诗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诗魔：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诗鬼：唐代多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的诗大都构思奇特，意境怪诞，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宋魏庆之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故其有“诗鬼”之称。诗佛： 王唯，字摩诘，盛唐诗人的代表，擅长音乐与书画，尤其泼墨山水，被尊为南宗始祖。其画笔意清润，灵秀飘逸；其诗闲静淡远，富于禅趣画意。晚年更是潜心礼佛，被称为“诗佛”。苏东坡评其“诗里有画，画里有诗”，然也。


　　以胖为美的价值取向
　　隋唐时期：雍容富态、健康自然
　　雍容富态、健康自然成了美女的主导性标准。女性体态美是额宽、脸圆、体胖，健康是当时人们欣赏的一种妇女之美。这一时期，女性穿着相当暴露，大有西方现代“性感”倾向。
　　从魏晋时期开始，女性之美开始获得了独立的价值，得到欣赏和珍视。荀粲曾说“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在这种美德独立宣言的鼓舞下，女性开始走向对于美的自觉的追求。这一时期的女子，大多穿着广袖短襦，曳地长裙。腰部束以“抱腰”，并且用衣带来装饰，当时还流行在头上插戴花钗和“步摇”，这样走起路来衣袂飘飘，环佩叮当，进一步强调了女性的温婉妩媚，婀娜多姿。在化妆上，最盛行的是在额间点上一个红色或黄色的“花子”以做装饰，“花子”形状各异，以叶子或花朵形状为主。花木兰从军后回到家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这种装饰的体现。
　　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对外开放，对内宽松，妇女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因此女性之美也相应地呈现出了雍荣华贵的景象。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加上高耸的发髻，飘扬的披帛，显得华丽大方，充分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她们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这在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中可得到印证。图中所画的女子，云鬓蓬松，上戴硕大的折枝花朵，并簪上步摇钗，衣着轻薄的花纱外衣，另佩轻纱彩绘的披帛，内衣半露，上有大撮晕缬团花，袒胸露臂。这种性感的装束在中国古代可谓空前绝后。
　　唐代女性着装极其自由，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皆从其便。因此，当时女子还盛行胡服打扮，翻领窄袖长袍，腰系皮带，上挂各种金属饰件，内穿条纹窄腿长裤。在化妆上，唐代女子流行画浓晕蛾翅眉，高而上扬的眉型，更加增添了女子的风韵。


　　周昉


　　周昉，字仲朗（一作景玄），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曾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长史别驾，其职位仅次于一州长官刺史。周昉能获得这个官位与他的哥哥的地位有关，其兄周皓随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战功。
　　周昉的艺术活动期较长，长达三四十年，即大历至贞元年间（766—805），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江南两地。周昉的官宦生涯和贵族地位使他长期优游于贵胄子弟间，故有机缘接受张萱的绘画主题和艺术手法。他“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周昉的画风与张萱之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后人要从周昉不在仕女耳根敷染朱色这一“小异”来区别两人的作品。事实上，周昉还有许多张萱所没有的新创。
　　周昉擅长的画科不及其师张萱广博，他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仅限于人物画中的各个分支。但周昉有许多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他创制出体态端严的“水月观音”，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颇有艺术魅力。这不仅为画工所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创）、“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创）并立，合称“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周家样”的出现标志着周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已超越了张萱，同时也表明了周昉的画艺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周家样”的出现与张萱作出的艺术铺垫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宫廷画家还是民间画工，都在仕女画的造型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描法、设色和构图等表现语言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如敦煌盛唐时期的许多壁画上的女性形象是周昉人物画的前源，同时也存在着周昉与民间画工之间的交叉影响。因此可以说，“周家样”并不是周昉凭空臆想的，它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艺术根柢。“周家样”概括、集中并提炼了前贤和同时代画家中那些有发展基础的艺术语言，被时人和后人作为人物画的范本也就势在必然了。
　　从以下的两个盛传不衰的故事，就可探知周昉是怎样技压群雄，在艺术上达到了广为称颂的地步。周昉虽系贵族子弟，但十分注重听取下层民众对其画艺的改进意见。一次，周昉奉唐德宗李适旨，画敬章寺神，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周昉能虚心听取修改意见，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周昉的肖像画在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上稳胜同行。相传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女婿侍郎赵纵约请韩干和周昉先后为他画像，画完后，赵纵将画像置于坐侧，一时难定优劣。赵夫人回府后点评道：“两画皆似，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姿。”一语道出周昉的艺绝之处。
　　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深化了张萱仕女画的主题。张萱与周昉分别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差异必然会在他们的仕女画中的女性精神面貌上有所反映。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其画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奕、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他的七十二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遗憾的是，周昉没有摹本传世，尚有一些古画相传为他的名作。所谓“传”，是今人参考了前人较为可靠的鉴定意见和相当长的收藏、著录历史。虽有疑问，但与周昉的构思和画风大体相近，与周昉的生活时代相近或相距不远。如《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和《调琴仕女图》卷，代表了周昉独有的绘画特征。另一帧《蛮夷职贡图》虽在画风上与上述三幅有异，但流传有绪，可资了解与周昉时代相近的绘画风貌。至于旧传为周昉的《内人双陆图》卷现已被确定为宋人摹本。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早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子女为古今之冠”（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控制了晚唐仕女画坛。至五代，这种艺术格局仍继续留存在周昉曾活动过的江南地区，如南唐李璟、李煜朝（958—975）的周文矩，传扬了周昉的仕女画艺术。五代北方的仕女造型则趋于清秀瘦削，如五代至北宋的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北宋的仕女形象在面形上仍可见张萱、周昉的遗意，但形体已趋于苗条。南宋牟益等是承传张萱、周昉画风的仕女画家，《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典型之作。在宋代，许多人物画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家样”面部造型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凭借他“荣际五朝”的崇高地位，在元廷内外极力推崇唐人的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的仕女造型再次风行画坛。追仿得最为出众的是元顺帝朝（1333一1368）的宫廷画家周朗，他的《杜秋图》卷全然是得自“周家样”之形，但用笔一展元人飘逸洒脱的韵律。直到明、清两季，由于全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不再领略以丰厚为体的关中妇人之美感，转向描绘纤巧玲珑、清癯瘦弱的江南女性，广泛流行于卷轴画中。因宗教壁画的稿本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宗教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地保存了“周家样”的造型特征。
　　“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785一805）以来，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图1）。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图2）等。


　　周昉，唐，历代名画记作景玄，长安（今西安）人。为宣州长史。好属文，能书，善画道释、人物、士女。皆称神品。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德宗召画章敬寺神。下手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国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馀，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上都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大云寺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绝当代。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尝画扑蝶、按筝、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西施等图，其浓纤疏淡可得按而求之。郭子仪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称其善。后又请周昉写之。二人皆有能名。子仪尝列二真置於坐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子仪问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对曰：“两画皆似，后画尤佳。”又问何以言之？云：“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问后画者何人？乃云：“长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段与之。贞元（七八五——八○五）末新罗国有人於江淮以善价收市昉画数十卷，持往彼国。昉为宣州长史日，尝画五星真形图。其星法为昉自书。有书麻姑仙坛记并画轴见盛宫故宫书画录。有簪花仕女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是唐代仕女画的又一高峰。从画面上作比较，在人物穿插之后，多了一些也许是并不起眼但却十分重要的背景。有仙鹤、小兽、湖石、花草。虽不象顾恺之《洛神赋图》那样描绘一个可行可游的实际环境，似乎只限于园林盆景那样的情调，但在现存唐代人物画中却是极难得的处理。仙鹤与小犬的描绘，毛发渲染与梳理十分周到。仙鹤通体皆白，仅颈上间以一丝黑墨，鹤翅排列从虚到实，由内向外，显出画家运用线条的手法既简单又准确。考虑到中晚唐花鸟画已经萌起，象薛稷、边鸾等人的鸟类画在画坛上已颇有盛名，则周昉对仙鹤、走兽描绘得如此丝丝入扣，似乎有个花鸟画兴盛伊始的时代背景在起作用。
　　《簪花仕女图》更大的成功还在于它对人物服饰的描绘。在张萱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而在周昉的画作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工笔画的特殊技巧，如仕女发髻很高，乌黑光亮。对黑发的渲染肯定是件不太容易做好的事，工笔画的要求是黑而不躁，深而且厚。周昉的渲染正恰到好处地体现出这一魅力。此外对于仕女披纱的透明效果，服饰的花纹装点，还有深色纱袖中沿边线而勾勒的白线，都是以前工笔画中极少见的特殊技法，即使是一麈拂尾、一柄团扇，也无不精心刻划，精致周密，堪称是件一丝不苟的珍品。至于图上主要人物与侍女形象大小的安排，似乎也是基于突出主要角色的绘画目的。
　　周昉受德宗召，画于章敬寺。落笔作画时“都人竞观”。观者指点或贬或誉，他居然能随听随改，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这种改画的本领恰恰显示出周昉作画不死凭粉本，具有随机应变的卓越能力，确是极为难得的。
　　自感眼高手低,才能不断提高
　　在学习书法中，始终感到自己“眼高手低”，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谓“眼”是指理论水平和欣赏能力，“手”是指实践和基本功训练。只有理论水平高了，欣赏能力高了，才会感到自己实践不够和基本功不足，也才可能找到努力方向，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反之，就会良莠不分，好坏不辨，满足现状而停滞不前。
　　保持“眼高手低”的自我认识，还可以不断激发学书的积极性，从而刻苦实践，总想把“手”的水平提高到“眼”的高度，并且学有方向，练有目标，不会无的放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苦练，“手”的水平达到了“眼”的高度，对已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应当进一步增强学书的信心和更加努力，如果满足现状，停步不前，就要进一步加深理论学习，使理论水平和欣赏能力再提高，重新造成“眼高手低”的自我认识，以便不失学书的动力。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书法练习中增加理论和欣赏课的比重，并与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循序渐进。

你说的应该是日本的鉴真和尚和玄焋法师吧

木有图！

你说的应该是日本的鉴真和尚和玄焋法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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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15367502914： 阅读下列图片请回答:(1)请你分别说出两幅图片中的僧人的名字.(2)请你分别说出两人出行的目的地及出行时各发生在谁统治时期?(3)作为青年学生... - ？
成王薇养阴：[答案] (1)分析图片可知两幅图片中的僧人分别是玄奘、鉴真. (2)唐朝时,前往日本的使者和僧人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高僧鉴真.唐玄宗时,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他在日本十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文化.他精心设计的唐招提寺,佛殿式样优...

醴陵市15367502914： 图一 图二 请回答:(1)请你分别说出两幅图片中僧人的名字及其生活的朝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请... - ？
成王薇养阴：[答案] (1)玄奘、鉴真;唐朝. (2)玄奘;天竺;到天竺取佛经,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 鉴真:日本;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3)比较开放的对外政策.

醴陵市15367502914： 唐朝著名的两位僧人共同精神是什么? - ？
成王薇养阴： 唐朝著名的两位僧人,一个是选到他细心到印度去取经,然后呢,从印度带回来了很多经书,另外一个呢就是见证他东渡呢,日本去传扬佛法,就佛教他们俩共同经历,就是说能够为了宣传这种佛教,而不是辛苦不怕吃苦.

醴陵市15367502914： 图一 图二 图三 请回答:(1)图一、图二中的人物分别是谁?他们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他们两个人的对外活动,反映了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什么特点?____... - ？
成王薇养阴：[答案] (1)图一是鉴真,图二是玄奘.鉴真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玄奘西游天竺取经.特点:弘扬唐朝文化;积极吸收别国的先进文化(或兼收并蓄).(2)郑和下西洋.红海沿岸与非洲东海岸.目的:为加强与海外各国的友...

醴陵市15367502914： 看图识人物,回答下列问题:(1)图一、图二中的人物分别是谁?(2)图一人物是哪位皇帝在位时赴日本的?第几次才成功?(3)图二人物有什么著作?... - ？
成王薇养阴：[答案] (1)由图一可知这是鉴真.由图二可知这一人物是玄奘.(2)根据所学可知,唐玄宗时,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他精心设计的唐招提寺,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鉴真应日本的邀请,六次东渡,历尽艰辛...

醴陵市15367502914： ...请你试举两例说明.(2分)(5)图一、二反映的对外交往,在作用方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2分)(6)图一、二中两人对外活动,反映了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 - ？
成王薇养阴：[答案] (1)鉴真、唐玄宗时,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至第六次才成功.他在日本十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的文化.他精心设计的唐招提寺,佛殿式样优美,至今犹存,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 (2)玄奘(或三藏法师) 印度半岛(或印度) 事迹:西...

醴陵市15367502914： 唐代的著名的俩个和尚? - ？
成王薇养阴： 鉴真和玄奘

醴陵市15367502914： 玄奘是唐代著名僧人,俗姓(),名().他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家()家()家()家()家. - ？
成王薇养阴： 俗姓陈,名炜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外交家、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西行5万里,历时17年,到印度取真经,并穷一生译经1335卷.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他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醴陵市15367502914： 观察图片,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1)唐朝对外交往频繁的原因是什么?(2)唐朝时有两位高僧曾经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 了重要贡献,他们是谁?(3... - ？
成王薇养阴：[答案] (1)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唐朝对外交往频繁的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上强盛的国家;唐政府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唐朝对外海陆交通发达. (2)鉴真是唐朝著名僧人,为弘扬佛法,他六次东渡,终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