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概念源出、发展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源出、发展和其与现代散文概念的不同之处~

是奥鹏的论文作业吧？找资料自己瞎编吧..我这有点资料稍微靠点“唐宋时期散文的特点和对唐宋之前散文的发展和继承”。你看下吧，我是打算从里面摘些上交了，不管他给多少分了。

中国古代散文的辉煌时代是唐宋。此时，散文从经史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而转向文学性，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作家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度张物，创造性高度发挥，散文体裁更为丰富多样；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散文创作的技法日趋丰富；散文语言也高度个性化，更为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
中国古代散文，早在先秦就蔚为大观。先秦诸子陈述已说，雄辩滔滔；《左传》、《国策》记载史事，时见华章。《史记》成功的人物描写，更是将史传散文推向了高峰。六朝小赋与骈文，其中也不乏精美的篇章。但长期以来，散文或依存于经史，或脱胎于哲学，并没有真正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而存在。只有到了唐宋，中国古代散文才真正辉煌。此时文风大变，各体齐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散文摆脱了经史哲学的樊篱，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一、文学本体的回归——唐宋散文的发展历程
唐宋时期，散文从经史和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向文学性转变，真正进入文学境界，至此，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有了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唐宋散文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经历了一个反骈复古的过程。唐宋之际出现过两次古文运动。一次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唐时期；另一次是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北宋中叶。两次古文运动都是针对当时文坛占统治地位的骈文而发，虽然均以复古为旗帜，但实际上倡导的却是散文文体的革新。
中国古代散文虽然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较为繁荣，但文学和经史哲学尚未分家，极少有纯文学的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一变为通脱清峻，自由活泼。其后骈文被奉为文章正宗。骈文的写作，技巧日趋精密，句法讲求对偶，声韵也要求平仄配合，“句句相衔”“字字相俪”（《文心雕龙、俪辞》）。这一时期，文人们倡导文学的自觉，区分“文”“笔”的功能，强调文学作品要“吟咏情性”“游荡心灵”。但他们主要是依据诗赋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这样，无韵的散文便被归于“笔”的范畴，排挤到议、记、经史等少数应用文章中去了。而骈文以其讲声律，求对偶，既可代替散文用于奏、表、疏、记、书、论，又可用于抒情写志，描绘景物，因而兼有“文”“笔”的全部功能。
散文的本质在于自由，它要求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自我，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动辄讲求声律的骈文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因此，隋唐之际，不少文人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反对骈文，倡导文体的变革。从隋朝的李谔到太宗时的重臣魏征；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他们都分别以其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复兴廓清道路。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贾至、梁肃、元结则更以他们大量的古文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全面革新作了充分的准备。及至中唐独孤及贞元、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大力提倡古文运动。他们的理论主张更为鲜明系统，创作上更是以大量的抒情名篇，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内容与形式。然而，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古文运动时“文以载道”的过份强调，韩门弟子则更加偏执，李翱作《复性书》开宋代理学先河，皇甫湜提倡“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的怪异风格，古文发展走上了生僻艰涩之路。因而晚唐时代，骈文卷土重来，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一时名家。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宋初。宋真宗时，以翰林学士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一群文人，为点缀升平，粉饰盛世，效仿李商隐讲究声律，好用典故的特点，寻章摘句，时人奉为“时文”。因而又引起了许多文人的抵制。柳开、王禹偁、姚铉、穆修等人，主张“文以载道”，标榜韩柳古文。到了北宋中叶，欧阳修等再次掀起古文新潮，经过曾巩、王安石、三苏的不断努力，韩柳古文传统得以继承发扬，形成了有宋一代散文平易流畅、简明通达的艺术风格。
这样，在唐宋散文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线索：散文逐渐向文学本体回归。韩愈虽强调“文以载道”，但较之他的那些反骈先驱，要显得通达得多，因而他主张“气盛为宜”“不平则鸣”，强调的文的作用。韩俞散文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也不是《原道》《原毁》那些篇章，这些政论虽然气势凌历，但却给人以“霸气”之感。而是那些被称为“谀墓之文”的墓志名铬和那些自由灵活的赠序。柳宗元在“文”“道”问题上较之韩愈则更为灵活，他那些寄寓了自身情感的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实际上就是自身人格的化身。行文也更趋自由活泼。宋代作家则更是越来越突出地重视“文”的功用，欧阳修主张重道以充文，苏轼则更强调：“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苏轼《答王庠书》）欧阳修的散文以情韵著称，一唱三叹，弥漫着挥之不去盛世危机之感。苏轼散文则更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或记山水，或载轶文，或抒性灵，在漫不经心中给人以美的享受。南宋的笔记小品则以更随意的形式，记载民俗风情，趣闻轶事。街巷杂谈，评诗论文，无所不书，行文更为自由灵活，信笔挥洒，不受拘束，形象生动，表现力亦很强。较之唐人，宋代散文更着眼于致力寻找常人生活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因素，并将其提高、升华，其行文也就更为平易，更为通畅。
两次古文运动的成就，使得唐宋散文从骈文这一贵族的殿堂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市林，走入社会。散文进一步摆脱了声律的束缚，打破了许多人为的框架，一种更为贴近生活，更能适应时代进步和语言发展的新文体——古文应运而生了。从此以后，散文就从经史哲学的附席一变而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作家们可以用其自由地、无拘无束地模山范水，抒情写意。当然，置身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走入“纯文学”的道路的，任何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唐宋散文也不例外，他们在让散文步入文学境界的同时，也将散文经世致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二、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唐宋散文的个性化和风格多样化
唐宋时代，散文一旦摆脱经史哲学的樊篱，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他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各呈风姿，构成了唐宋散文百花齐放的局面。
唐宋散文之前，散文的功用主要在政论和文论。结构上一般是平铺直叙，条分缕折。尽管先秦诸子中有汪洋恣肆的《庄子》和才辩纵横的《孟子》；《史记》规模宏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给后世树立了典范；陶渊明则以清峻平淡，质朴有致的风格抒写怀抱。但毕竟，大部分作家的个人风格并不鲜明。唐宋之际，不少散文大家推陈出新，潜心创造，散文才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两次古文运动，其旗号皆为复古，但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创新。我们看“唐宋八大家”散文。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倡导“不平则鸣”，其文章以雄健浑厚，气势充沛为基本特色，“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柳宗元则以他清丽峭劲的山水游记，缜密奇特的寓言杂感别树一帜；欧阳修的散文婉转曲折，措辞平易，一唱三叹，极富情韵；曾巩散文以“古雅”“平正”为特色，无论叙事、议论都是缓和平淡而又委曲周详；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始终将散文作为自己变法革新的武器，说理遒劲犀利，极富逻辑力理，其叙事散文却随笔洒，曲合其妙。“三苏”虽为父子、兄弟，一脉相承，相互影响，但又异彩纷呈，富有个人风格。老苏的散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老辣犀利，痛切明快；苏辙的散文论事详赡工稳，不象父兄那样豪纵奔放，以其平稳深秀见长；苏轼则以其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驾驭文笔，其文奇纵恣肆，波澜叠出“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文说》）。八大家各呈异彩，都以其鲜明的个性为后世师法。


唐宋散文，不仅大家众多，而且各家辈出，均能各树一帜，都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中唐贞元、元和时期，古文作家蜂起，“辞人咳唾，皆戌珠玉”。（姚铉《唐文粹序》）刘禹锡豪气逼人；吕温雄辞杰出；吴武陵气势凌厉；白居易、元稹崇高平易；樊宗师、皇甫湜追求奇崛，虽成就不一，但各自形成了自家风格。晚唐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托古讽今，抨击时世，语言犀利明快，在衰世中仍显现其逼人的锋芒。北宋除六大家外，王禹偁、范仲淹、黄庭坚、秦观皆一时之选，均有名篇传世。南宋面临艰难时世，作家们激扬文字，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谢枋得的《却聘书》、罗大经的《格天阁》等文章考写得慷慨裴壮，掷地有声。此外，如叶适的细致缜密，陈亮的气象宏富，胡铨的大义凛然，范成大的生动真切，都能独树一帜。
即使是同一位作家，其散文风格也是多样化的。韩愈的政论文，如《原道》、《争臣论》都以气胜，文章旗帜鲜明，堂堂正正；论辩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其《祭十二郎文》则将自己与老成叔侄间关系的生活片断，闻知侄子死耗的经过，自己的未老先衰，老成的壮年而逝以及哺育死者家眷的誓愿，琐琐絮絮，一一道来，用炽烈的感情融为一片。《毛颖传》以游戏之笔，于冷嘲热讽中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抨击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其文思奇特，立意新颖，俨然是另一幅笔墨。他的赠序则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创造、丰富，可以道别情、叙友谊，还可以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可以议政，可以论文，也可以赠言。大大扩展了赠序的自由度，在写作上也是千姿百态，各尽其妙。韩愈如此，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苏轼的史论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语言明快畅达而长于形象说理；其杂说则是另一种风格，抓住身边些许小事，娓娓而谈，寓意深长，富有情趣；其随笔小品或叙友情，或抒襟怀，或谈艺术，或论学问，随意挥洒，自由通脱。
正因为唐宋散文摆脱了经史哲学的樊篱，进入了真正的文学境界，作家主体意识高扬，抒写性灵，模山范水，潜心创造，挥洒自如。因而唐宋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那些最能显示个人情趣的叙事、写景、抒情之作。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自怜幽独，道之不行乃寄意于山水，在山水倘佯间抒发感士不遇的牢骚，在古典散文的发展历程中，第一次集中地表现了作者面对自然山水时的复杂心态和幽独情怀。作者笔下的大自然极具美感：高洁、幽深、鲜明；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又寄寓了自己的满腔怃愤。韩愈散文最吸引后人的，被人称为“谀墓之文”的墓志铭和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赠序。《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摹写期三世状态，历历入画，虽未尝叙述一事，而其人之精神意象，无不毕见。”《贞曜先生墓志铭》描述孟效作诗情景。“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至今仍被评论者称引。《柳子厚墓志铭》概括柳宗元一生，重点突出其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和高尚人格。全篇有叙有议，含蓄委婉，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尽管韩愈的不少墓志铬是应景文章，难逃“谀墓”之嫌，但其中许多篇章却投入了作者自身的情感，且随笔写来，变化多样，因而极富文学色彩，也极富个性色彩。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以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和声音的特别敏锐，选择最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写出了冬日的幽深和春日的轻盈。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随手写来，漫不经心，月夜景色的美妙，贬谪中自我排谴的心境却跃然纸上。范成大《峨眉山行记》刻意描绘峨眉山“佛光昼见，神灯夜来”的景色，读后如临其境，如随其游。象此类极富个人情趣和个性特色的叙事、写景、抒情之作，在唐宋散文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三、唐宋散文体裁的变革和题材的开拓
唐宋散文完成了应用性向文学性的转化，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张扬，创造性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因而散文体裁更为丰富多样，题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首先唐宋作家对传统的应用文体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例如“序”的早期形式是书的引言或一章，目的在于揭示该书的宗旨与范围，如孔安国《尚书序》、卫宏《诗大序》。到魏晋，“序”的内容渐次丰富，但仍大体是为诗，文集而作，如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兰亭集序》。序发展至唐代，出现了“赠序”这一新型散文体，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篇幅虽短，却充满了豪情逸兴，写法上也更自由灵活。至韩愈，“赠序”一体就更为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了。《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描绘世态人情，嘲笑趋炎附势的官迷，文、意皆奇。《送孟东野序》强调文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虽为赠序，实是上乘的文学散论。韩愈以后，“赠序”一体在唐宋作家手上就更为得心应手了。欧阳修《送曾巩秀才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送徐无党南归序》，或叙友情，或加规劝，写来明白流畅，平易近人。陆九渊《送宜黄何尉序》，朱熹《送郭拱辰序》，一为安慰因保护百姓利益而与县长不和被免职的何尉；一为画家郭拱辰写照，前者感情强烈，爱憎分明，于中可以窥见作者平生学问心境；后者信笔挥洒，形神兼似。
基志铬本为应用文体，志记生平，铬赞德行，大多囿于“铺陈郡望，藻饰官阶”的旧程式。因而难免多加谀美，堆砌仁爱德孝之类的陈词滥调，并无多少文学色彩。但到了唐宋作家手中，不少墓志铬却成了抒情写意的名篇。陈子昂《堂弟孜墓志铬》以流畅的语言描述堂弟陈孜的形象，时有精彩之笔，显然吸收了史传文学的笔法。韩愈墓志铬则更是名作叠出，不但有真情实感，而且变化多样。范仲淹《东梁院使君墓志铬》，描写宋代著名边防将领种世衡组织各族人民共同抗击西夏入侵的劳绩，详明亲切，颇为生动。苏舜钦《处士雀君墓志》写朋友雀君科场蹉跎半世，最终不得不归隐不出的遭迹，读来颇有辛酸之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铬》概括韩愈生平，抓住谏佛骨、说韩弘、使王庭凑三事，突出表现了韩愈的大智大勇。全文剪裁精当，形象动人。欧阳修《黄梦升墓志铬》、《张子野墓志铬》，或感伤朋友志不得志，或痛悼老友盛年而逝，悲天悯人，一片真情溢于纸上。王安石《王深父墓志铬》、《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铬》、《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铬》，一反政治家的庄重面孔，字里行间，充斥着沉痛和不平，所叙墓主的形象也很鲜明。
赋、铬、箴、赞这一类文体至六朝已完全成为骈体，且主要为应用文，虽然其中也有少量抒情之作。唐末皮日体、陆龟蒙开始对这类文体进行了由骈转散的变革，但艺术成就并不高。欧阳修成功地创造了散文赋这种文体。其《秋声赋》以壮阔的气势写凛洌的秋景，由自然景致联想到人生易老，世事艰难，油然生发出对人生、世事的思考。其中充满着盛世危机之感，体现了宋代作家浓烈的思辨色彩，寄托了他们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祈求和肯定。苏东坡的前后赤壁两赋，既保持了辞赋全面铺陈的章法，又赋予其诗体散文的灵魂，比欧阳修的赋更为解放，抒情、叙事、议论、写景融为一炉，语言流畅，音节自然，情景交融。散文赋的体制亦由此形成。
除了对传统应用文体大胆改造，推陈出新之外，唐宋作家还创造了不少新的文体。韩愈创造了“解”“杂说”一类文学意味较浓的杂文新体裁。《进学解》假设国子先生与学生的对话，抒发自己遭贬斥不得重用的牢骚，曲折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朝政的不满。文章承继赋体而又多变，句法整齐但又有别于骈体，显得更为灵活自然。《杂说》四篇内容犀利，形式活泼，借用比喻，抒发作者胸中的不平之气。
山水游记虽然始于南北朝，如鲍照《登太雷岸与妹书》、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及郦道元《水经注》，但它们或是书信，或是地理著作，严格说来不属于游记范畴。谢灵运《游名山志》，虽以游记名篇，但山水的独立形象并不鲜明。只有到了唐宋作家手中，山水游记这朵奇葩才开放得格外鲜艳动人。元结《右溪记》放恣山水，在客观描绘山水景物的同时，注入了抒情和论论的成分，开了山水游记的先声。柳宗元继起，大量创作游记，以生动的语言，形神毕肖地描绘了自然山水的种种形态，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随其游；同时，又将自己横遭贬谪，饱受压抑的悲愤之情寄托其中，自然景物与人的感情契合无间，浑然一体。宋人游记则更多。陆游《入蜀记》为游记专著，写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感慨，内容丰富多彩，笔法潇洒自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则就游山而发议论，说明无论是学向还是人生，均需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苏轼《石钟山记》重点亦不在记游，而是由石钟山命名的辨别而借题发挥，指出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臆断其有无”。两篇游记均不以抒情、写景见长，而以议论、说理取胜，在游记发展史上又辟一新径。到宋代作家手中，游记体式已是多种多样，如群星灿烂，百花争艳，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局面。


小品文在唐宋也是极度繁荣。唐末小品文指斥时弊，抨击朝政，在一塌糊涂的衰世泥塘里放出光彩，显露锋芒。行文也十分灵活，性之所至，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的札记小品最见其幽默品性和人格魅力。或记述治学心得，或袒露友情，或叙风土人情，笔锋细腻，情景逼真，亲切有味，娓娓动听。南宋笔记小品更见繁荣，专著层出。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生活小事，无不入文，盎然成趣，风格也更趋于平易、轻松和活泼。
四、散文技法的丰富与散文语言的充分变化
唐宋时期，由于作家主体意识高扬，散文风格更为多样化，散文技法也更为丰富，散文语言也有了充分变化，更为贴近生活。
山水游记，虽始于南北朝，但描绘仍很简陋。唐宋时期，游记吸取了山水画、山水诗的营养，并有所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山有山的个性，水有水的特征，随物赋形，各尽其妙。《钻鉧潭记》与《小石潭记》均以潭为描写对象，前者着力描写潭源，从自然本身着眼，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钻鉧潭的方位、形势、以及冉水曲折奔流的壮观。后者则着力刻划潭水的清澈，首先从“石”上落墨，描绘“全石以为底”的潭形，揭示出潭水清澈的原因。接下来用烘云方托月的手法，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儿，进一步反衬出潭水的清冽。这样的描写使作品富有特殊性，因而也极有个性。
山水的描写，在唐宋作家笔下，再不是纯客观地描写和再现，而是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描写的对象成为作者的知已或者作者的化身。柳宗元《钻鉧潭西小丘记》，先化静为动，着力描绘小山上千姿百态的群石；似牛马饮溪，如熊罴登山。再从小丘的价廉，景胜但“连岁不能售”的境遇借题发挥，表达自己长期遭贬，怀才不遇的悲愤。象此类融情于景的手法，我们在唐人游记中经常见到。宋代作家除了运用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手法进行游记创作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都是此类名篇。）他们还广泛运用寓理于景的手法，以自然景物为媒介，将抽象深奥的哲理，具体而浅近地表达出来。王安石《石门亭记》抓住前人建亭之意并不明确这一疑点立意，先甩出五个问题，将前人建亭用意一一问遍，再逐个作答，最后将用意收拢在“仁”字上，揭示出文章的旨趣。苏轼《超然台记》着眼点意在反映自己淡泊自适，无往而不乐的生活态度。曾巩《拟岘台记》写景的笔墨虽然不少，表达的核心却是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这类游记虽然不乏自然真切的景物描写，但作者往往是写物而不拘于物，读者刚刚还凭借文字的纽带，同作者一起去寻幽探胜，而一经点破，便茅塞顿开，妙然悟理。
前人常用“韩潮苏海”来评述韩愈和苏轼的散文，着意于文章的气势与变化。其实纵横开合，变化多姿是整个唐宋散文的共同特点。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都好作翻案文章，表现了他们不唯古是从的怀疑精神。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反传统见解，认为孟尝君不是“得士”，而是“失士”。尽管文章推理有绝对化的倾向，但说理周详，转折多急，极尽开合变化之能事。韩愈《送杨少尹序》也是一篇善变的奇文。文章描述国子司业杨巨源离京回乡众人送别的场景，摆脱了那种先描绘送别场面，再抒发一遍感慨的通常套路，而是借助想象，把摄像的焦距调远，扩大文章的时空容量。文章开头写西汉疏广、疏受叔侄功成身退离京回乡，众人送行的热烈场面，再由客而主，连续提出几个问题，“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不落莫否？”这样巧妙地将杨巨源与二疏联系起来，而留下巨大的空白让读者思索。韩愈并未亲睹送别场面，然文章腾挪变化，确实称得上翻新出奇。同韩文一样，苏轼的散文也特别善于收纵，《文与可画筼簹谷偃竹记》是为悼念亡友而作。但开篇读来，满纸谐语，情趣横生，不象悼文。至终篇，作者睹画思人，痛哭失声，作者与亡友之间深情毕现。其实，文章开始之谐，正为后文作了有力铺垫，文章极富变化而又极为自然，正所谓“文变而情不变”。
唐宋散文的巨大成就与高度个性化的语言也是分不开的。韩愈提倡“惟陈言之务去”，其创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言贵独创，词必已出，他的文章不仅融会前人佳作，而且多用唐人口语。如《蓝田县丞厅壁记》中“目吏问‘可不可’吏日‘得’”这就是当时口语。《张中丞传后叙》中写张巡临刑前对南霁云所说：“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不为义屈！”也是生动的口语。口语的活用，使文章更为活泼灵动，绚丽多彩。也表明古代散文语言在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现实。韩愈文章中还有许多自铸新语，不少成语流传至今。语言的独创与变化，使韩愈散文独具一格。但韩愈有时为了力避陈言，常用怪异之字，久之不免流于晦涩。韩门弟子更是将这种“横空盘硬语”推向极致。因而以欧苏为代表的北宋作家。呼吁“勿用造语”“取其自然”，经过他们的身体力行，散文语言更加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至此，中国古代散文语言才发生了充分变化，散文语言才更为生动流畅，多姿多彩了。

散文的基本特点是“形散神不散”。所谓“形散”，是选材不拘一格，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所谓“神不散”，是指散文的中心必须明确而集中，围绕中心选材。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中心思想与主旨追求的都是“形散神不散”，虽然体裁、文风、主题不同，但还是师出同宗，再者作为文学四大体裁之一的散文类容很广，故鄙人认为没有什么区别。严格点说不过是古文与文言文一简一繁略有不同罢了。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发生研究
马茂军
内容提要 散文概念发生于本土，而不是所谓的外来词。返求狭隘的“古文”理论之外带有现代性特点的散文理论，在以用为体的中国传统文体体系之外，还潜藏一个以形式分体的、高度抽象概括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中国古代潜文体体系。

我们对散文概念发生的模糊认识，以郁达夫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为代表：“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这代表了很多人对散文的模糊认识，这遮蔽了我们固有的丰富的散文理论，有必要对散文这一概念的源起及其内涵作一认真梳理。

散文新概念的发生与佛教之关系研究

1、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

梳理中国散文理论史，我们发现，散文一词不仅原创于中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散文的概念最早出自佛教徒口中。《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锡）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锡等及翰林学士柳抗重更详定，锡充证义正员，辞笔不愧斯职也。”①按赞宁《进高僧传表》：“臣僧赞宁等言自太平兴国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传》与新译经同入藏者……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赞宁上表。”则《高僧传》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成于端拱元年十月。散文概念最早出现于此时。《宋高僧传》的材料多来源于碑文，如果那样则散文一词也可能出现更早，为中唐代宗年间了。

这里散文与偈颂相对。偈颂的特点是讲押韵，句式多四言，比较工整，那么与偈颂相对的散文则是散体了，它不追求押韵与句式的工整。“今所译者多作散文”这里的散文明显具有文体意义。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散语的概念。

2、散语与散文

散语一词，较早见于《容斋随笔》卷一：“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②而散语词源学上的来历也是出于佛教。《容斋随笔》卷一，六十四种恶口条：“《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③。散语即为恶口之一，则有非正统、非主流的文化因子，又有随意、散漫的特点。同时期的陈师道，也使用散语一词：“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④又“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韩诗如秋怀别元协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鲍昭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这里，散语是与韵语相对的，是无韵之文（散文）的含义，已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而世语云是流行的说法，广泛的说法的意思，则散语是一得到广泛认可的词语。

散语有散漫、随意之句式、语体的意思，和散文一样有文体的含义。而散文一词，文体意义更鲜明，而散语渐渐被中国古代文论淡忘了。

3、译经体?古文?散文

散文概念出现于佛门，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佛教文学高度成熟的结果。过去儒门中人物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而释道二家则被目为无益教化的旁门左道。《四库全书》存书3461种79309卷，释家文字只有13部312卷，道家只有44部432卷，总共只占四库书目的百分之一。乾隆在编辑圣谕中明言“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不合朕意”。而现存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5485卷，宋代开宝大藏经即达1076部，5048卷。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忽视佛道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

魏晋时期佛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译经始至北宋景�四年（1037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其中宋代译500卷）。如果和同一期的文章相比，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共746卷，再加上《全唐文》1000卷，佛家与儒家的著作数量之比是三比一。从文体上看，胡适曾说当年的骈体文几乎涵盖了一切，可偏这个传道的译经文字装不下，只能用古文来写。事实上，译经体是无数译经大师在古文的基础上，吸收梵文的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比较质朴、通俗、奇句单行的优美散文。

除了佛经文学外，还有本土僧人的制作，一类是与儒道论辩、阐述佛理的著作，他们收入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及《法苑珠琳》等，其中有部分宏扬佛理的文字，著名的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肇《肇论》、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集结》、宗炳《明佛论》等皆长于论辩，思维精致，推理严密，论说成就为本土议论文字不及，形式上散句单行，时用口语，偶有骈俪，但绝非齐梁形式主义。另一类是传记作品，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等等，它们记人记事都大有可取之处。

辉煌的译经文学和佛学作品需要自己的话语对这种文体进行表述。印度是一个文体理论和文体思辨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印度古典文名著有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它注重讨论文体和修辞，把诗分为有韵律的和无韵律的两种，即韵文体和散文体。檀丁（约七世纪）的《诗境》第一章也主要讨论文体区别和风格类型，将诗（文学）的形式分为三体：有韵律体（诗），无韵律体、杂体。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文体理论、格律修辞理论也一并传入中国，比如文笔之辩，永明体的对偶理论皆受印度文论的影响。

公元八世纪左右伴随排佛复儒思潮的古文运动，大力提倡“古文”理论，试图建立话语上的一统地位。而与之相对立的受排挤打击的佛教一派必不愿接过古文的大旗，而必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亦即“散语”、“散文”了。所以散文由佛教界人士创造看似个人行为的偶然，实则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必然。

散文概念的接受史

1、北宋时期的散文概念

佛家而外，较早使用散文的是偏于科学的学者沈括，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然《召南》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⑤

从目前材料看，沈括是佛家外最早使用散文一词的。此处散文与对文并用，与偈句与散文并用一样，句式的意义较浓，而文体意义相对淡一些。但是散文文体中最根本的特征散体、散句的意义已经具备了，可以说是散文文体的源头性和母体性概念。沈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正是科学家的敏锐和崇尚真理、不囿门限的态度，使他能够较早地接受佛门创造的散文概念，并将这种文体工具运用于语法语义分析的语言研究中。

沈括之后有苏轼的学生毕仲游使用了散文的概念。其《西台集》卷一在讨论科举考试是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说：“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⑥毕仲游，字公叔，郑州人，有《西台集》20卷。毕文与苏轼的共同点是“源泉万斛之致”，是自由的抒写，这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散文特质：随心所欲地抒写心灵，无拘无束地表达思想。苏轼与王安石在科举上的矛盾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矛盾，古文的话语与散文的话语的区别是是否独尊儒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毕仲游在表达话语上没有选择带有文化专制、政治色彩、复古倾向的古文，而选择了更有文学意味、泛文化色彩的散文概念。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散文的自觉，是文学脱离政治后的自觉。也是宋代三教合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即是乘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东风，又是对古文运动本身的消解。

2、南宋人的散文观念

南宋人邓肃最早使用散文一词。邓肃《榈集》卷四《昭祖送韩文》：“两鸟相酬不肯休，欲令日月无旋朗。斯文未丧得韩子，扫灭阴霾霁九州。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独渠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俱第一……”；其大意是昭祖送新雕韩文一部，既感其德，又喜其书。邓肃认为古来散文和诗歌难以兼擅，而韩愈独天才手笔，俱为第一，这里“散文诗律”只能解成散文和诗歌的意思。而以“散文”一语入诗，也可见散文一词的流行程度了。

邓肃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是好友，有《贺朱乔年生日》，又有《谢乔年》。《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在答林择之问后山学黄山谷诗时说：“择之云后山诗恁地深……（朱子）曰：……山谷诗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此处散文与诗对应，是明明白白的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概念。而且是诗文戏曲小说四分法中的诗文概念。这句话《后山诗话》的表述为“山谷短于散语，后山短于韵语”则散语略同于散文，具有文体学上的散文的含义。

南宋时期我们可以说散文概念已经广泛流传开去。邓肃朱子而后，周必大、杨万里、陆象山、楼、方逢辰、陈叔方、罗璧、谢伯采、刘辰翁、黄震、龚昱、吕祖谦等人，都使用了散文概念来辨析文体。

南宋人对散文认识的深化在于更深刻地认识了散文的文体特点，而且认为文体的关系是辩证的，文体之间是可以打通的，这与创作上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等破体为文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南宋人的散文文体意识已经非常明确，经常下关于散文的断语。陈叔方《颖川语小》卷下：“然也字用多最难，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过有韵脚而缀也字，若毛诗。然至欧阳文忠公作《醉翁亭记》乃散文尔。”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六：“下问诗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语，敬陈所见《寄大儿七字》甚奇古，如《分公十四字》浑成雅健，使山谷见之犹应击节。务官二句乃散文语，前辈固有偶出此体者，如木之就规矩，吾曹不可学也。”这里也是关于散文句式的断语，又涉及到了诗文之别和以文为诗的问题，诗文手法可以借鉴，诗中可以有散文的句法。

南宋人不仅散文文体意识明确，而且对散文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楼《崇古文诀》卷二十四评苏轼的《策略五》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间架整，波澜阔，议论佳，可为策格。作散文生疏，苦于断续不相连者，或语句费力者，熟读不患不进。”这里谈“作散文”而不谈作古文，在于楼不是个严格的“以理为主”的真德秀似的古文家，而是个比较通达，深“知味”之于文的散文批评家。散文概念被接纳入教科书，可见它的流行和被接受程度。楼对散文可谓知其味者，他以为散文虽号称散，但也要语断而意不断，断续相连，语句流畅。

宋四六比较流行，作为韵文的四六和作为无韵文的散文，自然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罗璧《识遗》卷二：“崛奇可味条”，“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四六本只是便宣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郑侍郎望之云，四文使重不如使轻，使实不如使虚。”在罗璧看来骈俪文的特点是整齐而格律，而散文则不讲声律和句式的整齐。谢伯采更认识到四六的声律读宋琅琅上口的特点，并认为四六比古文和散文具有更高的艺术要求，欧苏只是以文为四六。谢还隐约的意识到散文的外延要比古文大，古文是散文中的一体。

南宋时期散文概念应用最多的是王应麟的《辞学指南》和黄震的《黄氏日抄》。《辞学指南》卷三：“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其将诏、檄、记、序皆称为散文，并与时文相对。《黄氏日抄》卷六十四：“外制召试三道其二以散文为之，以此知祖宗盛时制诰尚存古意，自宏词之名立而朝延训诰之文遂同场屋声病之习矣。”卷六十七外制：“从官用偶句，余多散文，偶句亦不雕琢。”《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作为两部文体理论代表作的特点是主要从文体上研究散文，不过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古文和骈文之争的影子，作为散文家（也可以说古文家），他们尊古卑骈，崇尚古文、古意、散句的追求，这也是唐宋古文运动打压骈文的文体霸权意识。但是他们不用“古文”，而用“散文”来进行文体对比与界定，这说明了他们文体理论的

进步和深化，说明他们文体理论的成熟，他们已经认识到散、骈之别在于有韵/无韵，有对/无对。而古文则太多内容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与文体的纯粹意义关系不深。《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的文章部分都是讨论古代文体的专门之作，不过古代文体的诏、制、表、启，皆是以用为本，而不是以体为本。而讨论这些琐细文体时，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具有近代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他们使用散文概念时多与四六、偶句相对，虽然四六、偶句与散文并不是同层级的范畴，但毕竟是纯文体的形式和范畴，而不是功用的范畴。

显而易见，中国文体学的结构是显隐二重结构，显结构即《文选》等标谤的以用为体的数十乃至上百体，而隐结构则是受印度拼音文字传统影响而以有韵、无韵作划分的文体观念，这一观念从刘宋的文笔之辨起，至散文散语概念的提出皆是中印文化交流碰撞的直接产物。

3、金元时期的散文观念

元人的散文观念进一步跳出了古文的窠臼。金元人对散文文体本身辨析不多，这可能是概念已约定俗成了的缘故。他们的贡献是对散文的本体精神作了许多精彩的发挥。元好问《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一有“散文亦精致”，这是一种艺术的要求与评品。元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十一：“波流风靡，诗降而为律字，画流而为行草，散文变而为四六，歌咏转为市声俚曲。”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这里的散文又是先秦散文的特指了。这也是比较保守的尊古贬骈的文体观。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下提出了散文三说：“（公）徐莞尔曰不知谓我云何，至于散文，亦有三说，入作须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酿而多也，末同虿尾，取其临出螫而毒也，此虽常谈，亦可为之法。”这里总结了散文结构章法的精神。

著名文论家王若虚作有《文辨》四卷，提出了一些精彩的散文观点，《滹南集》卷三十五：“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之，非其本也。”卷三十六：“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欧评家们向来称颂欧文阴柔之美，而金元文论家却崇尚精洁峻健之美。王若虚最精彩的观点是真散文真文字的论述，《滹南集》卷三十七：“杨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所谓真文字，卷三六《文辨》三：“所谓天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卷四五《论诗诗》：“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卷三四《文辨》卷一：“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求真，真性情才是真文字，真散文。王若虚对崇古派的古意追求提出了质疑，可谓求真而不崇古。

刘埙《隐居通议》三十一卷，论文章的有八卷，其卷二十二：“次山览之嘉叹曰：此乃以散文为四六者，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也，呜呼，知我如此，可谓具眼矣。予尝与次山言不论古文时文，诗章四六，但凡下笔铸辞，便当以风骨为主，若文字有骨气，虽精采差减，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论。”论文以风骨为主，强调血脉贯通，得文章之精神命脉。看来散文自有南北派别，水土之不同也。

4、明人的散文观念

明代是文体学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著。徐师曾《文体明辨》是明前期文体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其中一类文体是以形式划分，诗、四六、散文隐蔽其中；二类文体是以功用划分的，而一百二十七类的归结点又是诗、四六、散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曰：“此释经之体非属文之体也。……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丽语，浓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徐师曾《倪文贞集?原序》：“汉魏而降，操觚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势使然也。”这透露了我们一个明人眼中散文外延的信息：“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则论道的六经，后世子史二部，皆属“言”的范畴，不在散文之内。只是“或书之内，时见散文”。这可能源于颜延之把无韵之文分为言、笔二类。

明代另一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汇选》也有11处使用了散文概念。该书以吴讷《文章辨体》五十卷所收未广，因扩大规模为七百八十卷，所收类别经史诸子百家山径地志靡不收入，分别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搜罗广博，积平生精力抄撮而成，堕典秘文往往收藏。但这本书只是存抄本，传播甚稀，影响不广。不过我们透过它11次使用散文频率，可见散文概念在明代文体学界的大影响。

吴讷的《文章辨体》五卷，外集五卷，陆深《溪山余话》称《文章辨体》一书号为精博，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后未有能过之。不过他过分正宗的理学家眼光使他大体以《文章正宗》为蓝本，开口闭口真西山云，独尊古文而绝口不谈散文概念，《四库提要》批评它“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

唐宋派代表作家唐顺之著有《稗编》，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多讨论文体问题，有七处使用了散文概念。如“露板以宣矣，不可以义隐，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古文辞直义显，昔人檄以散文为得体，信乎。”“以散文为得体”，体现了尊崇散文的观念。唐顺之《稗编》七次使用散文概念，无疑表明了唐宋派的散文观念。

后七子王世贞为明代文史大家，前人文体著作多囿于古文范畴，以至收入词曲即遭议论，而王世贞能开拓文体天地，将散文、小传、琐言小说并提，《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正史之外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己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文小传如伶玄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一。”中国古代文体论之发达，在于深细。而囿于古文观念，未能科学分类。诗歌、散文、四六（赋）、小说、戏曲

早已有之，如能开阔眼界，扩大规模，则以简驭繁，以纲带目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早该成形化隐为显了。王世贞这里隐然将小说、戏与诗、文并提了，这实际上即是现代文体学上的四分法的雏形，在文体学上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时人的观念中已然有之，只是未能从理论上提纲挈领而已。

5、清人之散文观念

散文一语在清代颇为流行，毛奇龄《西河集》一百九十卷，著述之富，甲于当代，其卷五十《胡国期诗序》曰：“能诗者不必能文，而能文者必能诗，李杜无文，而昌黎眉山诗并为世所称，盖铭颂赋诔，以词为文，故古善文者往往著有韵之语于散文之间，况举文八比，尤以偶对为章程者乎。”毛奇龄以为能诗未必能通文，而文与诗是相通的，文中可以融入韵语，很多韵文是有韵的散文，对散文与韵语的认识很辩正。他的崇文观反映了清文繁荣的势头。

四库馆臣汇集一代文坛与文论界精英，馆臣们多恪守正统思想，却也偶用散文一语。《水云村稿总目》：“埙尝自言赵必岜称其能以散文为四六，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以散文为四六的想法很新颖，而对散文血脉贯连、讲究叙述结撰的艺术精神也颇有领悟。又《四六法海?提要》：“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于兹体深有功。”俪语散文相兼，而不言俪语古文相兼，盖俪语时文，今文今语而非古语，古文不能相兼而用。

散文一语又常被考证界使用。《湛园札记》、《义门读书记》、《义府》皆有运用。如，《义府》卷上狱讼条：“疏也引此，而曲为郑解云此相对之法，若散文则通。当是小罪曰讼，大罪曰狱。”《湛园札记》卷一：“古者娣姒可通称，或娣姒相对则分大小，散文则娣亦可称姒耳。”《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四：“糸酒与明水别，而云明水以为糸酒者，对则异，散文通，谓之糸酒是，以礼运云糸酒在堂，亦谓明水为糸酒也。”

在这些讲究逻辑、学理的考据家眼中，散文被作为语言辨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二词并列，是对偶句法，还是散文句法，直接关系到词语的含义，所以文体、句法判断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他们并未用散语一词，而用散文一词，很明显散语一词已不常用了，散文、散文文法很明显更科学，更约定俗成一些。

清代的文体学著作中，方熊《文章缘起》补注虽只有一卷却有11处用了散文的概念。《文章缘起》一卷，旧题梁任撰，已佚，明陈懋仁注，清方熊补注，诏辞条：“古之诏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也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表条：“下言于上曰表，诸葛亮《出师》，李密《陈情》，韩愈《谏佛骨》之类皆散文，后代始尚偶俪。”奏条：“陈私情曰奏，皆谓之本，以及让官谢恩之类并用散文，间为俪语，亦同奏格”这些地方的散文是明明白白，完全意义上的散文文体，而俪语则是四六体。散文与四六并为此类公文的主要应用文体。可见清人的文体观也承袭唐宋古文家崇散抑骈的思想。

散文意义的发生

1、与骈俪文相对的散文概念

作为汉语词汇家族的新成员，散文概念意义的发生，必是在与已有的概念尤其是相反相对的概念的碰撞交融中生发的。散文概念的使用，首先与骈俪文相对。元潘昂霄《金石例》卷九：“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俪语主要是从句式着眼，四六则是文体而兼句式。文体之分，根本在句式的散俪不同。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经历的是一条由浑沦到分化的道路。最初的散文是文史哲浑然一体，见不到严格意义的文学散文。只是从战国后期开始，文学散文才脱离它的原始状态，从浑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的推移，创作主体的文学自觉性日益提高，散文的文学性也逐渐加强，更具有审美鉴赏的价值。阅读《古文观止》这部书，可以看出古代散文的上述演变轨迹。
散文体制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它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因此有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的划分。也可以三者相结合，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诗歌则不然，单纯的叙事、抒情可以是诗，纯粹议论为诗则难免乏味。散文体制的涵容性还体现在对诗歌的接纳，可以在文中穿插诗歌，而诗歌中穿插散文则显得不伦不类。散文功能的多样性源于这种体制的涵容性，这也使得它在中国古代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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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15886492263：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源出、发展和其与现代散文概念的不同之处 本人急用 - ？
貂荣奥辛：[答案] 散文的古今概况: 1.古代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1)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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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荣奥辛： 你好!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临安市15886492263： 谁能告诉我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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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15886492263：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生源头与萌芽是() () - ？
貂荣奥辛： 根据《中国古代散文史》的介绍,中国古代散文的萌芽是: 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商周铜器铭文.请你参考,有疑问请你追问!

临安市15886492263：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表 - ？
貂荣奥辛： 1、先秦 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2、两汉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

临安市15886492263：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商,朝中的什么中? - ？
貂荣奥辛： 散文并不是商代时产生的,若要追溯其大致年代,应该是汉代. 我们知道,汉赋是一种文学形式. 而散文,可以认为其脱胎于汉赋,汉赋采用的是四字一句,就这已经能表达很多意思.不同于诗经的是,诗经更趋向于文言文,不容易理解内容! 汉赋的形式,经过后来的演变,逐渐形成诗、词、骈体文、白话文,到近代散文才大放异彩,大家迭出.

临安市15886492263： 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的区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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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荣奥辛： 散文(prose、6、游记等详细解释1. 文采焕发. 晋 木华 《海赋》,富于文采鉴赏技法 1.读散文要识得“文眼”2.读散文要抓住线索3.注意散文表现手法的特点4、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品味散文的语言6.了解情技鉴赏问题 1、5.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