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殿英是什么时候被人害死的?

作者&投稿:威胃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明孝宗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本草品汇精要》,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

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明孝宗皇后张氏(?-1541年),兴济(今河北青县)人。父张峦,太学生,母金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是年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后与帝爱笃,宫中同起居,无别宠,如民间夫妇然。孝宗颇优礼外家,追封后父张峦为昌国公,封后弟鹤龄寿宁侯、延龄建昌伯,为后立家庙十分壮丽。鹤龄、延龄并注籍宫禁,纵家人为奸攫利,开店肆,截商货,强取田舍子女,门客豪奴凌虐缙绅,篡取狱囚,市津垄断,莫敢问。皇后亲族皆封官。有明一代,外戚之宠无过张后者。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卒,武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正德五年(1510年)上尊“慈寿皇太后”。武宗卒时,江彬等怀不轨,赖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禁中,迎立世宗朱厚熜。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世宗入继,称张太后为圣母,加上尊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其祖母邵氏为寿安太后(应为太皇太后)。后世宗对张太后日惭淡薄,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大婚时,初传昭圣懿旨,又改为其祖母宪宗宸妃邵氏寿安太后懿旨,大学士杨廷和力争勿改,乃正。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生母兴国太后诞辰,敕命妇朝贺,燕赉倍于平常。及张太后诞辰,则敕命免贺,朝臣多人疏谏应朝贺,皆得罪,终罢朝贺。并改称圣母为伯母。
  明孝宗皇后张氏得孝宗皇宠爱一生,后宫不曾有其他妃嫔。
  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卒,谥孝康靖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

应该是被害死的,不过我认为真正的幕后黑手应该是朱元璋,没有朱元璋的授权,胡惟庸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害死刘伯温,最关键的是,御医也是朱元璋令胡惟庸带去的。联系此前朱元璋对刘伯温的猜忌,凶手可想而知了!

清宣统三年(干支纪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0月10日)傍晚,地处湖北省城武昌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爆发一阵枪声,其后,一群士兵冲出营房,直取武昌城中和门旁楚望台军械库,不久,城内外各标营新军士兵及各军事学堂学兵集结于此,并获取弹药,随即发起对湖广总督署的攻击。经一夜激战,翌日上午,武昌城头清朝黄龙旗被红底九角十八星旗所取代,阅马场省咨议局大门已由剪去发辫的士兵把守,楼内正组建湖北军政府,街头到处张贴“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文告(此为东京同盟会预拟革命文告的改换题头)。
自1895年孙中山、陆皓东发动广州起义以来,十余年间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举行多次武装暴动,均以失败告终,而武昌新军起义首次夺占一座省城,首次建立完备的、行使职能的革命政权,敲响清王朝的丧钟,也宣告了中国专制帝制的终结。

评议辛亥革命及其发轫武昌起义(也称辛亥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而探讨湖北新军的编练历史及其在辛亥武昌首义中的作用,不可忽略湖北新军创办人张之洞的重要助手吴殿英。

吴殿英与湖北新军

吴殿英(1864—1913),江苏常州人,字佑孙,又号稚英,(故宫博物院创办人吴瀛之父,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祖父)光绪间举人,自光绪十三年(1888)起任职浙江平湖,官至县令,人称“平湖公”,有“亲民、厚民、办学、育人”的口碑,甚孚众望。光绪二十一年,吴殿英卸任,升调浙江首府钱塘(杭州)履新,途经南京时,由常州同乡赵凤昌(张之洞首席幕僚)引荐,拜谒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

张氏获悉吴殿英在平湖的良好官声,赏识吴氏拟办南瀛书院的计划,彼此又议及中法甲申之役、中日甲午之战的经验教训,获得“练兵求强”的共识,张之洞遂诚邀吴殿英留幕府备用。不久,张之洞返任湖广总督,吴殿英随赴湖北,参与训练湖北新军,并成为湖北武备学堂的实际负责人。

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清廷朝野兴起“整军经武”、“改革军制”的呼声。光绪二十一年文廷式上《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指出日本作战屡屡取胜的原因,是“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有鉴于此,中国应当“破除成见,开学校以讲武,本节制以练兵”。同年,恭亲王、庆亲王等采纳德国军官冯·汉纳根建议,在天津组建定武军,不久袁世凯接任,定武军更名新建陆军。大略同期,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德国军官负责训练。1896年,张之洞返湖广总督本任,从自强军挑五百人至鄂,组建湖北护军,此即湖北新军前身。新建陆军与湖北新军是清末一北一南、一中央一地方最精锐的两支新式军队。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晓谕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训新军军官。同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上《设文武学堂折》,称“其习武者专设一武备学校”,湖北武备学堂及各类军事学校建立,一时间,湖北与直隶成为各省新军建设的榜样,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赴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赴湖北受训。因此,湖北的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其影响远逾一省,实达全国。而吴殿英在湖北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方面成绩卓著。

1896年张之洞返任湖广,吴殿英是相随干员。因张赏识吴关于中法、中日战事的见解,遂不拘一格,将文官出身的吴殿英委以都司衔监操官,担负组训新军的要任,吴则不负重望,在组建湖北护军,进而组建湖北新军方面,献谋尽力,卓有建树。

张之洞是一位务实的洋务大吏,他洞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借鉴西法有成,中国又与其“文近、地近”,向日本学习西法,不失为捷径,故力倡“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见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在军制改革及军事教育方面,张力主从“师德”转为“师日”,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惨败四年后(其时国人充满仇日情绪)张之洞提出向强敌日本学习的决策是颇需魄力的。

在具体执行教育的吴殿英等人精心操练下,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与北洋新军相并列的精锐陆军。

湖北新军的特色

参考吴殿英等在日本考察军事的心得,湖北新军从装备、征募、训练到管理,都有别于旧式军队。较之中国旧式武装(如清代的八旗、绿营及练勇),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

第一,废止戈矛土铳,代之以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

第二,编制、训练仿效德、日;

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募兵对象为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

第四,指挥官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第五,对入伍者的年龄、体格、文化程度都有规定,尤有“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的要求,保证了新军官兵的较高文化水平。湖北新军组建之际,适逢“废科举”,大批读书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转而投笔从戎。如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清方招收青年学子入伍,为的是便于掌握新式武器、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但大批敏感、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为革命党的宣传及组织活动提供了条件。

同为新军,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六镇是清廷的中央军,控制严厉,主持者袁世凯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又是军阀型人物,力图将其锻造成宗法——专制色彩浓厚的武装,对一切“异端”活动严加打击,因而北洋军极少有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故北洋军在清末民初一直是一支反动武装。

反观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相对松弛,张之洞决非军阀型人物,以其为首的湖北当权人物虽然也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张之洞练新军的助手吴殿英也以思想开明,支持革命党。

湖北新军的历史功勋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纯朴农民聚集一堂,又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即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共15000人,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边的不足千人,其余一半人处在中间状态。辛亥武昌首义因这样一支新式正规军队彻底哗变而发动,也就决非偶然了。辛亥革命前后,人们或者站在反革命方,或者站在革命方,纷纷对张之洞及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历史功能作出评析。

1907年瑞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高原随笔》)政治嗅觉敏锐的慈禧洞见到张之洞及吴殿英等创建的湖北新军蕴蓄着其中主事者主观愿望之外的历史功能。这种功能在1911年10月,即慈禧身后三年、张之洞身后两年便得到充分展现。

武昌首义爆发不久,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张之洞大张挞伐。与此恰成反照,民国开创者孙中山1912年初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访问首义之区武汉,详考张之洞在此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为首义爆发奠定基础,孙中山深有感慨地说:

“张文襄(之洞)乃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五日行》)无论是革命家的盛赞,还是保皇派的挽歌,都从不同的侧面肯定了张之洞率领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巨大历史功能。 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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