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礼记集说》《礼记正义》都有什么区别？

怎样读《礼记》~

中华礼学是以礼法、礼义之学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其理论形态则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三礼》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先介绍《礼记》。

一、性质与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每每需要有辅助性的读物，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而《礼》则有《礼记》。

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秦火之后，西汉人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他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作《五经正义》，其中的“礼”，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二、分类与作者

《礼记》一书，紧紧围绕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天人关系、典章文物等展开，多角度、多层次探究礼乐文明奥蕴，阐发其学理与规则，内容广博，题材丰富。其中称引的孔子语录数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见于《论语》，对于研究儒家思想，弥足珍贵。

《礼记》四十九篇，古人对它的分类比较琐碎，而且多有歧异。我们按照“经与记”的关系，约略分之为三大类：一是与《仪礼》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二是与《仪礼》有间接对应关系的；三是脱离《仪礼》经文的，如《礼运》《王制》等篇，或记载孔子言行，或论述经世之道，与《仪礼》无关。

《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仅少数几篇有人提及，如《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均出自《子思子》。遗憾的是，《子思子》一书，大约在隋唐之际就已亡佚，沈约之说无从验证。宋代以来，学界有不少人怀疑《礼记》是汉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万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一批楚简，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主，其中居然有《缁衣》篇的完帙，文字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几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与《中庸》极为接近。《六德》《尊德义》等篇与《礼记》相同或相似的语句时有所见，专家认为，它们当属《子思子》的佚文。此后，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其中的《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同，《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相同，《武王践祚》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行文与《礼记》非常相似。可见，沈约关于《缁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新出竹简证明，至迟在战国早期，《礼记》的某些单篇已经流传至江汉流域。由此可以推断，《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主体部分应该作于先秦，作者确实就是“七十子后学”。

三、郑注与孔疏

《礼记》是用先秦语汇撰写的，时过境迁，到了汉代，人们已经不太能读得懂，于是有人起来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早年博览群书，问学于通儒达雅，后又西入关中，师从著名学者马融。郑玄兼宗今古文，择善而从，《后汉书》称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以其湛深的学养，遍注群经，其中以《三礼注》的成就为最高。郑玄注经，一反当时繁琐之风，要言不烦，简洁明快，凡是文义明白处，均不作注，而在经义晦涩处着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数少于经文，如《乐记》经6459字，注5533字；《祭法》经7182字，注5409字。郑注孤行百代不废，绝非偶然。

六朝解释儒家经义的著作称为“义疏”，当时为《礼记》做义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贞观中，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时，仅皇侃、熊安生两家的义疏犹在。大较而言，皇氏稍胜。孔颖达疏《礼记》，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其不备，“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礼记正义序》），故能集南学与北学之长。之后，孔氏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郑注与孔疏一简一繁，一精一密，被誉为经学史上的“双璧”。

郑、孔之后疏解《礼记》较有成就者，有宋人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元人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简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明代胡广修《五经大全》，《礼记》以陈澔之书为主干。清人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成就远不及孔疏。晚近的《仪礼》研究之作，以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经学》、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为学者称道。

四、价值与特色

《礼记》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价值如下：

首先，《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学》，程子说是“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说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说是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子评价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它们自宋代被选入《四书》之后，成为家弦户诵，流传最广的文献。再如《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实现其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权威的论述。《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乐记》则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所表述的声、音、乐三分、音乐与政治相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音乐思想，堪与古希腊媲美。《月令》，逐月记载天象、物候、农事、当行之令，堪称历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记儒者的十五种德行。章太炎说“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犹有积极意义。

其次，《礼记》的许多章节，高扬仁爱、正义、爱国、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影响深远。如《孔子过泰山侧》，孔子亲闻民众宁愿死于虎口，也不愿亡于苛政的悲惨故事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成为此后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战于郎》讲述了鲁国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国遭遇危难之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事迹。《陈子亢止殉葬》，说的是陈子亢坚决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图：“以人殉，非礼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书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内容，如《曲礼下》说：“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要求官员恪守公职，不谈声色犬马之类，无不有益于弘扬正气。

第三，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辞令、服饰、家教、尊老、丧祭、教化、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我们读懂古书，传承中华文明，是难得的文化宝库。

《礼记》的主要特色，是文风清丽，朗朗上口，可读性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格言、警句、炼语，都源出于此书，如《曲礼上》：“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杂记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不胜枚举，读之尤有益于修身进德。

五、版本与读本

如今学界通用的《礼记正义》，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讳言，事后连阮元本人也承认，十行本并非善本。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惠栋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晋汲古阁本，居然校出各类错误几千条，故有“稀世之宝”的美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吕友仁先生点校的《礼记正义》，即以八行本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繁体、竖排，经、注、疏分列，尤其适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读者学习《礼记》的读本，可选用王梦鸥先生的《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杨天宇先生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

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己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

唐人孔颖达作《礼记正义》多收集前人的观点，而主要又是汉人郑康成的观点。如果说汉人还有敢于说不私传子孙为公的勇气，那么到了唐代就只有歌颂私传子孙为公的本领了。最负盛名的柳宗元《封建论》歌颂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属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始皇以天下为一人一家之天下，自称始皇，要千世万世而为君，私之至极，何公之有?连能秦始皇也能称公，这世上还存在私么?所谓“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难道不是对秦始皇的公开吹捧和对公天下的有意亵渎吗?当然，柳宗元赞许秦始皇的也只是行郡县，而且肯定他的出发点是私，用后来王船山的话说是“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其实所谓“废封建，行郡县”仅仅是将“天下”由众多子孙共同统治，还是由其中某个子孙一人统治分歧问题，最多也是在一人统治的前提下分点余羹给统治阶级的其他人员问题，比起大同世界的公，相去已经不只十万八千里了。

2.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汉儒解释说：“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作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迨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

3.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总的概括。这个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人际关系同样遭到了后儒的窜改。《礼记正义》解释说：“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故哀公问周丰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通过《正义》的解释，“讲信修睦”仅是一种言说交往的表面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又是王化影响的结果，大同世界的本质被阉割了。

4.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人民安堵。对这段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后儒也是多有窜改的，如将社会保障制度解释为一种在君王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所谓“君既无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独亲己亲，子己子。”将人人有劳动权力的“壮有所用”解释为“不爱其力以奉幼”，将男有分解释为“无才者耕，有能者仕，各当其职”，而将“女有归”解释为“君上有道，不为失时，故有归也。”特别又从反面论证，有意无意地丑化妇女说：“若失时者，则《诗》卫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是也。”“男有分，女有归”，实际是指男女都有自己婚嫁的权力与机会，不至因战乱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旷夫怨女，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5.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6.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进。

　　《礼记》

　　《礼记》是一部礼仪家关于古代礼节习俗、规定、界定和轶事的文集。它与其他两部礼仪经典《周礼》及《仪礼》不同，它没有清楚的统驭全书的结构。《礼记》的49篇文字也不像是撰写于同一时期和同一学术背景。在整个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礼记》各篇的年代与出处，正如作为一个整体的《礼记》的本源及年代一样，一直是个聚讼纷争的问题。

　　一、编纂年代

　　第一个试图理出《礼记》编纂头绪的学者是陈邵（三世纪后期）。大约到六世纪，部分由于受陈邵的影响，学术界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一共识见于中古的许多著作之中，其中，《隋书·经籍志》（第925页）编撰者的权威意见具有代表性：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传统的对《礼记》的文本所作的冗长的论述就是如此。它大抵是虚构的，用以调和《汉书·艺文志》（第1709、1710页）所提到的种种礼书和《礼记》四十九篇中未见于《汉书》卷三十的那些篇章，从而表明这些作品是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演变成当代的修订本的。但是，上面所述并不可靠，其中的一些说法将被学术界完全放弃。

　　我们固然可以假设现存的《礼记》可能同《汉书·艺文志》列举的种种礼书有关，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隋书》记载的131篇就是某些史籍所载河间献王（公元前129年卒）获得的全部古文。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及闻人通汉和庆普确实是著名的汉朝礼学大帅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弟子，他门对《仪礼》的传授和阐释负主要责任；我们也知道戴圣和闻人通汉至少熟悉现在《礼记》中见到的内容。因为，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论经时，他们引用过《礼记》的一些内容；再者，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在后汉的各次经学争论中，和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学派继续坚持并用着同一经籍。然而，《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丝毫不见他们在编纂《大戴礼记》和《礼记》中发挥作用的证据。无论是他们的姓名，还是在《隋书》中被认为和他们有关联的85篇及46篇删订本，都没有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提到与关于礼仪的“记”有关。事实上，正与《隋书》对整个事件的重构相反，他们的活动时期要早于刘向（公元前79—8）校书。

　　我们现在所知关于戴德、戴圣对《大戴礼记》及《礼记》的编纂有一定作用的最早证据见于郑玄（127—200）的《六艺论》。《六艺论》已经失传，仅有一些佚文。孔颖达（574—648）的《礼记正义序》引述了《六艺论》的下述文字：“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可是，既然《汉书·艺文志》及前汉的其他典籍都未记载此事，因此，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注经大家的意见。其实，看来直到79年白虎观论经时，把现今的《礼记》四十九篇从那个文本中分离出来的批判性编辑活动可能还没有发生，这是因为那些出自那种文本，出自《大戴礼记》以及出自其他不见于以上两者之一之中的章节，都只是筒单地引用篇名，而并没有认定为来自这种或那种选集。根据《后汉书》卷三十五上（第1205页）记载，属于庆普学派的曹褒（102年卒）传授《礼记》四十九篇。要探讨现存《礼记》的起源，我们或许应该追溯到曹褒、他的时代和他的学派。

　　二、内容

　　四十九篇经文的风格、内容和它们藉以成书的资料来源极不统一，各式各样。根据郑玄《三礼目录》的引文可知，刘向曾主要依据主题将较早校订的篇章分作11类，其中最多的一类是通论，有16篇。顾名思义，此类的各部分都是经过编辑的汉代宫廷中学术争论的记录，它们可与石渠阁论经的记载（现在仅存少量佚文）及白虎观论经删节过的记载相对比。其他大类有：度量衡、丧服、祭祀和吉事。

　　《礼记》的许多篇章，特别是刘向称为“通论”的诸篇都以礼仪术语释义的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编纂，或者说之所以收入《礼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们包括了关于古代宗教术语的诂解。《礼记》几篇术语争辩中有就是用来阐释《仪礼》中出现的术语及其惯用法的。这类篇章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和孔子有关，多数至少要提一次这位圣贤。其他的则记有他的教诲，展示他生涯中相当隐密的某些方面或有关其家庭的鲜为人知的事情。这些资料意在表现孔子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反映了西汉时期有计划地提高孔子教义之地位的过程。后耒，许多此类材料成为《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内容。把《礼记》与其他文献比较，我们就可能发现《礼记》某些篇章的出处，例如，《三年问》和《乐记》的一些文字看似源于《荀子》，《月令》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所见逐月物候记载的更动本。但是，我们也不能草率地称《礼记》的部分源于汉代之前的文献。比如，和人们常作的猜测相反，《中庸》不是从《子思子》抽出再直接编入《礼记》的。《子思子》是一部与孔子之孙有关的文献，现在已经失传。尽管它的写作和可以看作是阐发子思教诲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许还是应把它认定为《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礼书部分著录的《中庸说》。同祥，《曲札》也许和后仓的《曲台记》（《汉书》卷三十，第1709页；卷八八，第3615页）有关系。

　　三、版本

　　标准的《礼记》版本当推阮元（1764—1849）的十三经注疏本。这一版本有郑玄注，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的读音、异文注释和孔颖达疏。孔疏包括六朝时期关于此经的权威著作的基本资料。收录陈澔（1261—1341）补注的《礼记集说》（序作于1322年）收录一些宋代学者的读书札记。

　　四、工具书

　　1．《礼记引得》：哈佛燕京学社中文引得丛书第27（北平：1937年；重印于台北：1966年）。

　　2．洪业（洪煨莲）：《礼记引得》序。

　　3. 《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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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侮当归： 《礼记》一书,原是儒家经典中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如下: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在西汉时代,人已常常引述现存《礼记》中的文辞.到东汉,这部被称为“小戴礼记”的书仍未见于正式的记录.可以确定的,现在的本子,是郑玄编辑和注解的本子,而被称为“郑注礼记”.隋末唐初,陆德明为《礼记》校对读音,孔颖达等人又把郑注以下的许多讲疏厘定,编成“礼记正义”.礼记正义和郑注《礼记》大约在南宋被合成一部我们称为“礼记注疏”的书.所以一般称《礼记》编者为西汉的文学家.

吴川市15683089187： 《十三经注疏》中汉代的三部“注”本 - ？
利侮当归： 《仪礼》:研究中国古代礼仪的著作.《仪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周礼》(该书原名《周官》,西汉时在民间发现,创作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在战国时期.)《周礼》主...

吴川市15683089187： 唐朝称《礼》什么名字 - ？
利侮当归： 在唐朝,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用的是汉郑玄注的《礼记正义》(孔颖达 正义),所谓的《礼记》,就是诠释《仪礼》的一本书.在唐玄宗的时候,《九经正义》才添上《仪礼注疏》(汉郑玄 注,唐贾公彦 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