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妇女解放小故事
赵一曼 是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在一首《滨江述怀》的诗中抒发了她坚定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她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竟日,连续打退敌军6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追敌再度捉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为纪念她,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一曼大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她题了词。
武则天(中国第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名望,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皇后,武周皇帝,公元690至705年在位。
武则天自幼才貌出众,精通文史,机敏过人,名闻京师。十四岁时被太宗召进宫中为“才人”,赐号“武媚”。由于武则天生性刚强,不受太宗宠爱,她就移情于太子李治。太宗崩,则天削发为尼,居于感业寺。不久,高宗复召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公元655)立为皇后,显庆五年(660)受高宗委托处理朝政,后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武则天生有四子,依次为李弘、李贤、李显、李旦。太子李弘仁孝,监国时甚得民心,大臣敬服,高宗欲逊位于弘,则天忌之,于上元二年(675)以鸩酒毒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高宗命李贤监国,李贤处事明察审慎,受到大臣拥戴。又集当时学者张大安等人注范晔《后汉书》,在士人中享有声望。武则天不能容忍,于永隆元年(680)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武则天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高宗崩,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李显柔弱,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两个月后,中宗被废为庐陵王,第四子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戴初元年(690),则天太后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建都洛阳,史称武周。
封建专制政体,是以男性的一家一姓为代表的,所以干政不是女人应做的事。女人不传代,女人当皇帝岂不与家天下的政体大相径庭。武则天最后不得不回到李氏的宗祠来享受李姓子孙的血食香火。这就是说,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女人干政是非法的。正由于此,女人要把非法变合法,她就要比男人付出更大的代价,玩弄权术也比男人更要十倍、百倍地狡诈、凶残!而且女人凭借的资本也有限,无不借用本人的天生丽质,自然在其成功的道路上不能不付出损身损德的代价。所以在干政的女强人观念中不知道德信义为何物。这是客观使然,历史使然。在旧史中充斥着女孽祸国的记载,什么殷纣以妲已亡,周幽以褒姒乱!把男人为中心的国家政体,将其衰败责任推给女人来承担,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颠倒历史。但是以今日男女平等观念去看古代,认为男人能做皇帝,女人照样可做,男人三宫六院,女人为何不可以有面首,那就是同样的荒唐。在以往的历史实际中,女人干政就意味着外戚专权,或男宠乱政,而这实质就是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从而造成社会动乱。
我们不必细说武则天是怎样爬上权力的顶峰。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排除异己,心狠手辣,是她的主要策略。她称帝之后,大权在握,也常常利用无耻小人之手来打击不忠于自己的高层官僚和政敌,达到目的,像扔破烂一样无情地将帮凶抛弃,有了新的目标,就再拉一批无赖。武则天称帝,实行酷吏专政,设置告密制度,使满朝文武整日诚惶诚恐。即使自己的儿子,如果拂逆了她的意志,也毫不手软施以迫害。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称帝的女皇,在位十五年间,颇有一些作为,维持了社会的升平,上不及贞观,下不及开元。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和大臣桓彦范、敬恽、崔玄嶂、袁恕等人,铲除了武则天宠爱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还政于庐陵王。半年后,武则天死去,她到底未能突破封建社会伦理的束缚,带着遗恨而去。
吕雉 - 汉高祖后
汉高祖的皇后吕雉。单父(山东单县)人。早年其父为避仇迁居沛县,在一次宴会上欣赏刘邦非凡的气度,把女儿许配给他。公元前205年,刘邦为项羽所败,吕雉和刘邦的父母被俘,做了两年的人质,前203年秋,吕雉归汉后,留守关中。刘邦称帝后,吕雉被立为皇后,子刘盈为太子。
吕后为人有谋略,汉初,吕后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统一的局面。前195年,刘邦死,惠帝立,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仁弱,实际由吕后掌政,前188年,惠帝崩,立少帝,临朝称制八年,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有怨言。吕后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号令一出太后』,吕后先后掌权达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的第一个。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后有政治家的风度,匈奴冒顿单于乘刘邦之死,下书羞辱吕后,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采纳季布的主张,压住怒火,平心静气复书说:「我已年老弃衰,发齿也堕落了,步行也不方便。」然后赠与车马,婉言谢绝,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匈奴自愧失礼,遣使向汉朝认错。
吕后晚年,因没有子孙,怕高祖的子孙欺凌吕氏,故大封外戚诸吕为侯。前180年,吕后崩,终年六十二,与汉高祖合葬长陵。诸吕欲为乱,周勃、陈平等诛平。
南北宋朝最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地位并不算低,是学者兼文学家,又是苏东坡的学生。母亲也是名门闺秀,善文学。这样的出身,在当时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很可贵的。官宦门第及政治活动的濡染,使她视界开阔,气质高贵。而文学艺术的熏陶,又让她能更深切细微地感知生活,体验美感。因为不可能有当时的照片传世,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她的相貌。但据这出身的推测,再参考她以后诗词所流露的神韵,她该天生就是一个美人坯子。李清照几乎一懂事,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训练。又几乎是同时,她一边创作,一边评判他人,研究文艺理论。她不但会享受美,还能驾驭美,一下就跃上一个很高的起点,而这时她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
请看下面这三首词:
[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宝鸭,发型。)
[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沈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棉,黄昏疏雨湿秋千。(沈水,香名;斗草,一种游戏。)
[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剗袜,不穿鞋。)
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秀发香腮,面如花玉,情窦初开,春心萌动,难以按捺。她躺在闺房中,或者傻傻地看着沈香袅袅,或者起身写一封情书,然后又到后园里去与女伴斗一会儿草。
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并能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这在千年封建社会中并不奇怪。令人惊奇的是,李清照并没有按常规初识文字,娴熟针绣,然后就等待出嫁。她饱览了父亲的所有藏书,文化的汁液将她浇灌得不但外美如花,而且内秀如竹。她在驾驭诗词格律方面已经如斗草、荡秋千般随意自如。而品评史实人物,却胸有块垒,大气如虹。
唐开元天宝间的安史之乱及被平定是中国历史是的一个大事件,后人多有评论。唐代诗人元结作有著名的《大唐中兴颂》,并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壁,被称为双绝。与李清照同时的张文潜,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名已盛,也算个大人物,曾就这道碑写了一首诗,感叹:“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摩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这诗转闺阁,入绣户,传到李清照的耳朵里,她随即和一首道:“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俸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记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你看这诗哪像是出自一个闺中女子之手。铺叙场面,品评功过,慨叹世事,不让浪漫豪放派的李白、辛弃疾。李父格非初见此诗不觉一惊。这诗传到外面更是引起文人堆里好一阵躁动。李家有女初长成,笔走龙蛇起雷声。少女李清照静静地享受着娇宠和才气编织的美丽光环。
爱情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它是一个渡口,一个人将从这里出发,从少年走向青年,从父母温暖的翅膀下走向du立的人生,包括再延续新的生命。因此,它充满着期待的焦虑、碰撞的火花、沁人的温馨,也有失败的悲凉。它能奏出最复杂,最震撼人心的交响。许多伟人的生命都是在这一刻放出奇光异彩的。
当李清照满载着闺中少女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步入爱河时,她的美好人生又更上一层楼,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爱情经典。她的爱情不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像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那种经历千难万阻,要死要活之后才享受到的甜蜜,而是起步甚高,一开始就跌在蜜罐里,就站在山顶上,就住进了水晶宫里。夫婿赵明诚是一位翩翩少年,两人又是文学知己,情投意合。赵明诚的父亲也在朝为官,两家门当户对。更难得的是他们二人除一般文人诗词琴棋的雅兴外,还有更相投的事业结合点——金石研究。在不准自由恋爱,要靠媒妁之言、父母之意的封建时代,他俩能有这样的爱情结局,真是天赐良缘,百里挑一了。就像陆游的《钗头凤》为我们留下爱的悲伤一样,李清照为我们留下了爱情的另一端——爱的甜美。这个爱情故事,经李清照妙笔的深情润色,成了中国人千余年来的精神享受。
请看这首《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教郎比比看。
这是婚后的甜蜜,是对丈夫的撒娇。从中也透出她对自己美丽的自信。
再看这首送别之作《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离愁别绪,难舍难分,爱之愈深,思之愈切,另是一种甜蜜的偷偷地咀嚼。
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绝不是一般的只会叹息几句“贱妾守空房”的小妇人,她在空房里修炼着文学,直将这门艺术炼得炉火纯青,于是这种最普通的爱情表达竟变成了夫妻间的命题创作比赛,成了他们向艺术高峰攀登的记录。
请看这首《醉花阴 重阳》: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是赵明诚在外地时,李清照寄给他的一首相思诗。彻骨的爱恋,痴痴的思念,借秋风黄花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载赵明诚收到这首词后,先这情所感,后更为词的艺术力所激,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他闭门谢客,三日得词五十首,将李词杂于其间,请友人评点,不料友人说只有三句最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自叹不如。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可想他们夫妻二人是怎样在相互爱慕中享受着琴瑟相和的甜蜜。这也令后世一切有才有貌却得不到相应质量爱情的男女感到一丝的悲凉。李清照自己在《金石录后序》里追忆那段生活时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欢乐,怎一个“甜”字了得。这蜜一样的生活,滋养着她绰约的风姿和旺盛的艺术创造。
但上天早就发现了李清照更博大的艺术才华。如果只让她这样去轻松地写一点闺怨闲愁,中国历史、文学史将会从她的身边白白走过。于是宇宙爆炸,时空激荡,新的人格考验,新的命题创作一起推到了李清照的面前。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第二年(1129)赵明诚被召回京复职,但随即急病而亡。
人不能没有爱,如花的女人不能没有爱,感情丰富的女诗人就更不能没有爱。正当她的艺术之树在爱的汁液浇灌下茁壮成长时,上帝无情地斩断了她的爱河。李清照是一懂得爱就被爱所宠,被家所捧的人,现在一下被困在了干涸的河床上,她怎么能不犯愁呢?
失家之后的李清照开始了她后半生的三大磨难。
第一大磨难就是再婚又离婚,遭遇感情生活的痛苦。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对于李清照为什么改嫁,史说不一,但一个人生活的艰辛恐怕是主要原因。这个张汝舟,初一接触也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刚结婚之后张对她照顾得也还不错,但很快就露出原形,原来他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这些东西李视之如命,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整理成书,当然不能失去。在张看来,你既嫁我,你的身体连同你的一切都归我所有,为我支配,你还会有什么du立的追求?两人先是在文物支配权上闹矛盾,渐渐发现志向情趣大异,真正是同床异梦。张汝舟先是以占有这样一个美妇名词人自豪,后渐因不能俘获她的心,不能支配她的行为而恼羞成怒,最后完全撕下文人的面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华帐前,红烛下,李清照看着这个小白脸,真是怒火中烧。曾经沧海难为水,心存高洁不低头。李清照视人格比生命更珍贵,哪里受得这种窝囊气,便决定与他分手。但在封建社会女人要离婚谈何容易。无奈之中,李清照走上一条绝路,鱼死网破,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
原来,张汝舟在将李清照娶到手后十分得意,就将自己科举考试作弊过关的事拿来夸耀。这当然是大逆不道。李清照知道,只有将张汝舟告倒治罪,自己才能脱离这张罗网。但依宋朝法律,女人告丈夫,无论对错输赢,都要坐牢两年。李清照是一个在感情生活上绝不凑合的人,她宁肯受皮肉之苦,也不受精神的奴役。一旦看穿对方的灵魂,她便表现出无情的鄙视和深切的懊悔。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她是何等刚烈之人,宁可坐牢也不肯与“驵侩”之人为伴。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李清照也随之入狱。我们现在想象李清照为了婚姻的自由,在大堂之上,昂首挺胸,其坚毅安详之态真不亚于项羽引颈向剑时那勇敢地一刎。可能是李清照的名声太大,当时又有许多人关注此事,再加上朝中友人帮忙,李只坐了九天牢便被释放了。但这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一道伤痕。
今天男女之间分离结合是合法合情的平常事,但在宋代,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读书女人的再婚又离婚就要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歧视。在当时和事后的许多记载李清照的史书中都是一面肯定她的才华,同时又无不以“不终晚节”、“无检操”、“晚节流荡无归”记之。节是什么,就是不管好坏,女人都得跟着这个男人过,就是你不许有个性的追求。可见我们的女诗人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她不怕,她坚持du立的人格,坚持高质量的爱情,她以两个月的时间快刀斩乱麻,甩掉了张汝舟这个“驵侩”的包袱,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石录》的编写中去了。现在我们读这段史料,真不敢相信是发生在近千年以前宋代的事,倒像是一个“五四”时代反封建的新女性。
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那么爱情对一个人来说有几次呢?大概最美好的,最揪心彻骨的也只有一次。爱情是在生命之舟上做着的一种极危险的实验,是把青春、才华、时间、事业都要赌进去的实验。只有极少的人第一次便告成功,他们像中了头彩的幸运者一样,一边窃喜着自己的侥幸,美其名曰“缘”;一边又用同情、怜悯的目光审视着其余芸芸众生们的失败,或者半失败。李清照本来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但上苍欲成其名,必先夺其情,苦其心。于是就把她赶出这幸福一族,先是让赵明诚离她而去,再派一个张汝舟来试其心志。她驾着一叶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以破釜沉舟的胆力做了好一场恶斗。本来爱情一次失败,再试成功,甚而更加风光者大有人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是。李清照也是准备再攀爱峰的,但可惜她没有翻过这道山梁。这是一个悲剧。一个女人心中爱的火花就这样永远地熄灭了,这怎么能不令她沮丧,叫她不犯愁呢?
李清照的第二大磨难是,身心颠沛流离,四处逃亡。
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
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到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离黍》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全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告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妄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当时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地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原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逖闻鸡起舞,想到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后人评李清照常常观止于她的一怀愁绪,殊不知她的心灵深处,总是冒着抗争的火花和对理想的呼喊。她是因为看不到出路而愁啊!她不依奉权贵,不违心做事。她和当朝权臣秦桧本是亲戚,秦桧的夫人是她二舅的女儿,亲表姐。但是李清照与他们概不来往,就是在她的婚事最困难的时候,她宁可去求远亲也不上秦家的门。秦府落成,大宴亲朋,她也拒不参加。她不满足于自己“学诗漫有惊人句”,而“欲将血泪寄山河”,她希望收复失地,“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但是她看到了什么呢?是偏安都城的虚假繁荣,是朝廷打击志士、迫害忠良的怪事,是主战派和民族义士们血泪的呼喊。1141年,也就是李清照58岁这一年,岳飞被秦桧下狱害死。这件案子惊动京城,震动全国,乌云压城,愁结广宇。李清照心绪难宁,我们的女诗人又陷入更深的忧伤之中。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本来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也是代代不绝。更何况她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是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时,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她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使自己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而她却一直还奢想什么关心国事、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她收集的文物汗牛充栋,她学富五车,词动京华,到头来却落得个报国无门,情无所托,学无所专,别人看她如同怪异。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像祥林嫂一样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这首浓缩了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她甚至没有机会和他们交往,只有独自一人愁。二是寻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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