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矛盾与鲁迅的小说艺术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去写~

试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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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讽刺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有所承传和突破，同时也广泛地借鉴西方小说的“讽刺艺术”特点的，从现实批判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特色。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关键词】：讽刺 传统 世界 思想 手法 价值

鲁迅不仅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套话少说，要着重从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小说成就的角度来开头，以引起下文的论述。）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是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在他宽广而深邃的艺术殿堂中，小说讽刺艺术的娴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至高无上的地步，是我们写作提供了范本。

一


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具有深潜的古文基础，耳闻目染，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好尚和创作体式上来，其中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影响很大，嵇康的“帅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为之效仿。在鲁迅幼年时代，曾接触了《目莲救母》之类的乡间的野台子戏，即鲁迅所谓的“社戏”。引起浓厚的欣赏兴趣，在十余岁时就满怀欣喜地充当了目莲大戏中的“业余演员”。实地体验了戏剧艺术的操作，从此在幼小的心灵构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刚毅瑰丽的艺术世界，培养起对艺术与虚构的深挚感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讽刺手法正是我国传统戏曲中“二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油滑”出现在虚构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是对生活中类似戏剧舞台上“二花脸”一样“势利小人”的灵魂发现，又是一种激愤与悲悯相交织的情感的真实流露，冷言相讥又怒目不争是其基调。这种戏剧中继承来的“油滑”成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诨”和新奇的艺术氛围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骂、婉而多讽。《故事新编》中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是鲁迅吸取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评的作用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活’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狂人日记》、《孔已己》、《阿Q正传》的小说中，通过讽刺手法极为尖锐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级专制制度的儒家旧礼教，体现了现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对群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鲁迅人生选择的指导原则。道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鲁迅，例如道家对权势名利的蔑视，对“仁义道德”的讽刺，对庸俗市侩的嘲笑，追求自我内心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从否定中进行肯定的思维方式，真和美相统一的审美规范，那种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怀都能从鲁迅小说中找到烙印。鲁迅七岁开始诵读《鉴略》，少年时代喜欢《山海经》，后来又特别推荐《儒林外史》，称赞它“蹙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认为好的讽刺手法，应该笔锋委婉风趣，“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鲁迅的小说正是这样。传统文化给了鲁迅深厚的艺术功底。“五四”时期。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突，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空前剧烈的震荡。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对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独钟，因为这一派“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记》，鲁迅这篇反传统小说受过尼采的影响最明显，鲁迅曾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狂人日记》所展示的真理有两层。明显的一层是揭示传统中国文化的吃人主义，较深的一层是谈人的进化的真正性质。在这里“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一位中国进化论者对未来一代应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借鉴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这篇小说又借鉴了安德列夫的《红笑》，但也有区别。鲁迅的独创性在反转了《红笑》的视象。但两者又不同，一个是真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味。鲁迅对安德列夫的象征主义、果戈里、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的讽刺与反讽特别有兴趣。《狂人日记》的反讽结构很像是对显克维支的《炭画》和《巴特克的胜利》的模仿，因为它是对中国旧式传统传记的嘲笑。鲁迅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介绍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强调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称赞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显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对果戈里的讽刺也特别赞赏。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鲁迅虽然对西方刚经历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鲁迅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鲁迅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以上要分层次地将古代、外国的讽刺艺术特点，分门别类地列出来，从中分析出，鲁迅在哪些方面接收了影响，是如何传承的，要细致分析，这样，你的论文才有深度。譬如，鲁迅对《儒林外史》的“婉而多讽”特点的欣赏、继承和发展，对俄国文学中的“含泪的微笑”的讽刺艺术特点的吸收和发展等，要善于扣住这些特点来进行论述。对所有的引文要注明出处，下同。）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与中国的、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曾看了百来篇外国作品，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在鲁迅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自己与世界文学隔开来。鲁迅小说严密的结构和富有学识的反讽，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载了许多过去经验的遗产。旧时的种种给予了他一种特殊的沉重悲怆的感情，要为创新而奋斗，要在一个承载着许多前人和种种陈规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来。鲁迅小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同时，从时代的高度面对现实，沉思过去，眺望未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

二


鲁迅小说的讽刺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对比、夸张、白描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对比手法并不为奇，但是把对比手法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却是鲁迅的独到之处。可以说，对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贯穿在鲁迅的全部讽刺小说中。他通过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了增加讽刺力度强化讽刺效果的目的，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肥皂》通过四铭道貌岸然的假象与隐藏在内心丑恶的真实两面对照，将一个假道学隐藏极深的卑劣情欲和肮脏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作者通过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来进行的。如四铭在太太和儿女面前，道貌岸然；而当他与两个所谓“移风文社”的好友一起时，却一直重复着两个光棍的下流语言。作者采用表与里相对比的手法，通过描写他们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视他们卑鄙无耻的真相，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处处把混乱而贫困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都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风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当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强烈的对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性。作者虽未多加评论，却通过对比手法和形象的画面，给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讽，同时也对那丑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补天》里，作者将高尚女神女蜗和人类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对比，更增添了作品对人类卑劣者嘲讽的力度。《铸剑》将黑衣人宴之敖者侠义行为与王政的暴虐进行对比，《奔月》中将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对比，《非攻》中“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战士墨子和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对比，《理水》中“埋头苦干”，“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无所事事、高谈阔论的考察专员与学者们的对比，无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讽刺意义，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巨大的审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艺术内蕴。
鲁迅特别赞赏《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认为这是讽刺艺术的上乘。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描手法的讽刺艺术传统，主要用写实的白描语言，以最朴实的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地把被讽刺对象的丑恶形象真切地勾勒出来，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讽刺艺术形象，给人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过客观的描写，把高老夫子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描写高老夫子从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备课，照镜的情景。当他照镜子看见眉棱上的瘫痕时，想到这瘫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写他下午到贤良女校上课。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这里虽然纯属白描，毫无藻饰，却通过两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的举止和阿谀奉承的语言，把他们庸俗，无聊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他逃出课堂，道经植物园，却迎头碰在一株桑树上，震得手里的书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他的言行和处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心理活动描写，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斥，但高老夫子这一新国粹主义者，复古派的丑恶形象却跃然纸上，他庸俗、作假、丑恶的灵魂也被暴露无遗。在《示众》中，有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技巧更圆熟。《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的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有意的表面现象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示众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却只是在“观景”。当他们再看不见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就失去兴趣，走开去看另一个跌了一跤的洋车夫去了。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风波》通过描写赵七爷头上那根辫子盘起，拖下的几经变化，刻画他威胁农民时挥拳瞪眼的丑态等，富于讽刺色彩，活画了他顽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恶面目。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在讽刺艺术集中浓烈的《故事新编》里，8篇小说也主要通过白描的手法来表现的。《补天》在叙述那些虚伪无耻、狭隘自私的丑恶行经时，并没用表示谴责抨击的语言，而是用人类行为情态的自身否定性来达到讽刺的目的。《铸剑》关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写，《奔月》关于逢蒙背叛行为描述，《非攻》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采微》对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出关》对老子“无为”哲学的讽刺，都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所勾画出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达到讽刺现实生活不合理现象和揭示其反动本质的目的。
鲁迅的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个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观地移情于小说中人物的，有客观婉曲的。通过这些叙述者，鲁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没落文人、愤世者、被迫害的农村妇女、无所作为的现代知识分子等）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出来。特别是对那些消极的、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运用，更是标志着鲁迅已经独特地离开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规。这种叙述技巧给他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作说明的基础。《孔已己》中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子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已己的。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已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这主人公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作了讽刺。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夸张，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阿Q正传》中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
《药》是鲁迅所写的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小说的结构是错综复杂地编织起来的几条象征之流合在一起，在一个似乎是现实主义的情节布局中述说一个寓意的故事。那对老夫妇姓华，“华”是中国古称“华夏”的一半。他们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病了，必须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疗，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这样，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两个青年正是一对，为了一个“中国之子”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地牺牲了生命。通过象征手法的表达，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义。
鲁迅是语言大师，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经常巧用反语、成语、文言文。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反语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说阿Q“见识高”“完人”，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更可笑。孔已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者乎”之类文言文特具讽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更注重小说的内在和内涵，引起人们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由于发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先驱的特征。鲁迅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鲁迅小说中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痼疾。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么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称霸一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讽刺。
由于当时的黑暗背景，鲁迅小说的讽刺不同于西方小说那种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而是一种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他讽刺中的幽默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诙谐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说创作中，他善于运用诙谐这一更具喜剧色彩的讽刺去表现悲剧的内容，让人物在喜笑和泪水的情感的激荡中显示出特有的喜剧性讽刺魅力来。这种喜剧性讽刺，首先表现为对国民麻木不仁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阿Q正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阿Q正传》的大部分章节都充满引人发笑的喜剧色彩。但在这喜剧外表下潜存着的却是催人泪下的悲剧。在作品中，往往一个艺术细节同时呈现出极强烈的喜剧性和悲剧性，最末一章《大团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阿Q无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着画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画押时圈画得不圆，这种惊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他在将阿Q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过程中，将喜和悲，笑和泪，哀和愤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幕幕带有喜剧色彩的大悲剧，使人不得不在经历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风波后又燃起愤怒的火焰。在这里，丰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审美效应。《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泪的喜剧性悲剧。小说反复突出“众人都轰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这就表明，人们只是把他当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别是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们仍然不肯放过取笑的机会，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这令人战栗的笑声是多么残忍，然而人们却从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说那些长衫主顾，掌柜以捉弄，戏耍孔乙己为乐是不足为奇的，那么短衣帮也以讥笑孔乙己的伤疤和断腿为快，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压抑。在作者将他们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我们看的嘻笑声中，永远也掩盖不了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辛酸和读者对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断构思他小说中充满诙谐喜剧情节的同时，现实中他家庭的悲剧正一幕幕上演。在残酷现实对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剧性中渗透着的悲剧性。《白光》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功名的动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劳而获的劣根性。这一幕喜剧性悲剧，同样让人在喜笑之后感到无比的悲哀。《补天》在诙谐之中，隐含着抑制不住的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极度的轻蔑。《理水》嘲讽之中掩盖不住对反动文人和昏庸官员的激愤。《铸剑》在滑稽之中饱含对王政暴虐的愤恨。《非攻》既有对墨子兼爱学说的嘲讽，又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讽刺中的愤怒。其他几篇，同样在诙谐和嘲讽之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而正是这些富于变化而饱满的情感，赋予了作品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二部分基本上可以。）

三


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着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和创作实践上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和准备，这使他的小说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划时代意义。鲁迅不是一般地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而总是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政治内容，深入到反映对象的灵魂中去，探讨他们受难的原因，考虑他们摆脱悲剧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套话少说，这一部分要对第二部分的分析，进行理论总结，要从中概括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特色、特征，譬如：战斗性、批判性、情感性、政论性、时代性等等，这样，你的论文就有深度了。0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鲁迅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瘤。联系到当今社会，鲁迅小说跨时代的讽刺艺术更有价值，我们社会的“腐烂”与“肿瘤”有多少：一边在大会上大讲反腐倡廉，一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见了上司，比奴才还恭顺；见了百姓，比虎狼还凶暴，社会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监督是否齐全，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们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揭露事实，指引道路。社会的下岗工人、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鲁迅，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鲁迅的“讽刺”之匕首为我们呐喊！
最后引用《文艺报》的一段评论作为这篇论文的结束语：“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②

注释：
①吴子敏、徐乃翔、马良春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中《什么是“讽刺”》、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849页
②1956年7月30日《文艺报》第十四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集》、鲁迅、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2、《鲁迅作品精选》、鲁迅著、雪岗编、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姜振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4、《鲁迅读书记》、何锡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5、《鲁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6、《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岳麓书社、1999年9月
7、《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吴子敏、徐乃翔、马良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8、《鲁迅研究史稿》、杜一白、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9、《鲁迅研究》、郑择魁、钱文斌、张颂南等、杭州大学
总的来说，论文初步定型，选题、立论、行文均基本上可以，但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加工。要扣住“讽刺艺术”的特点、意义来论述，尤其是扣住鲁迅的讽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所作的贡献来进行论述，你的论文就比较有特色了。
请作进一步的修改！
祝写作愉快！

①结构特色:作品以辫子事件为中心线索,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消解.风波是由"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要辫子",可七斤没有辫子引起的.赵七爷的出场使风波骤然强化.赵七爷的盘在头顶上象道士一般的辫子放下来了,且幸灾乐祸地质问七斤的辫子哪里去了,使七斤,七斤嫂感到如同受了死刑似的,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事件骤变,发展.最后又以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皇帝没有坐龙庭"而矛盾消解.
②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通过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选择生动贴切且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暗示深刻的主题内蕴;作品开头的环境描绘和场面描写,不仅是一幅充满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而且以其场景的恬静,与结尾相呼应,对辫子风波的波澜起伏起到了对比衬托作用.
③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善于借助性格化的对话和特征性的动作描写,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潜在的心理活动,勾勒人物的精神特征,展现复杂深微的人际关系.在环境描写上,空间环境,自然环境的描绘,为事件的发生和主题的实现起了对照,映衬的作用;社会环境的描写由借人物之间的矛盾,争斗作了成功的展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无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中，关于鲁迅与茅盾的激烈争论或悬殊评价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陆曾经竭力将鲁迅与茅盾“神圣化”的时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评价迥异的研究。尽管其中难免也会有别样的扭曲，却毕竟有一些堪称扎实的学术研究，并在相宜之时对大陆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中，加之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实践，使鲁迅研究与茅盾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并从这些新的研究和阐释中，体现出了鲁迅与茅盾的当代价值。
但不可忽视的是，受各种复杂思潮的影响，也掀起了贬鲁亦抑茅的冲击波。就新时期以来的情况看，这股冲击波大抵经历了“三部曲”：一是贬其艺术，将现实主义视为过时之物，用纯艺术和现代派的放大镜来审视的结果，或说鲁迅既无大的杰作又很快趋于创作力的衰竭，或说茅盾理性过剩、主题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贬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圣化鲁迅与茅盾为口实，而蓄意将他们庸俗化乃至丑化，或谓鲁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称茅盾损人利己、官瘾十足，并常常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用潜意识理论来主观揣测鲁迅与茅盾的所谓隐秘心理，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体否定、坚决抛弃，虽然骨子里几乎是仇视鲁迅与茅盾，但表面上却要借着反思或创新的名义，于重评重估中行颠覆决裂之实。有时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认他们是什么大家、大师而已，有时则措辞尖刻尖锐，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要让他滚一边去。至于对茅盾，更是不屑一顾，简直将他当做了极左政治在文艺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实行”的拜物主义、金钱主义和“虚妄”的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汉学家的负面影响，鲁迅与茅盾所遭到的责难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见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里鲁迅与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对象了，甚至在有的浑身“后现代”味的人那里，还要被莫名其妙地骂上几声。岂不知就在他们刻意地“耍酷”、“潇洒”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鲁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潇洒！”事实上，在更多人看来，鲁迅并没有远去，他就真实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已经不再是涂满红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单纯是作家或战士，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个让人景仰也让人亲近的人，一个性格丰富而又复杂得让人说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与此有些类似，真诚地怀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会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轻重，他的风度、气质真的是倜傥风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强精进、奋发有为，也着实令人生敬，远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鲁迅与茅盾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是相当普通的无名的少年儿童，甚至也都有摆脱不了的失去父亲与家道中衰等纯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们的不懈追求与历史机遇的慷慨馈赠，使他们有幸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并相继成为真正“重量级”的大作家，这早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处于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们，必然都要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看待鲁迅与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针锋相对都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有些观点有违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表现出明显的歪曲甚至别有用心的目的，则需要甄别与辨析。比如，较之于过早去世的鲁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为官的晚年经历似乎招致了较多的指责和批评，好像他的贴近时代的思考和高寿居然为他加多了耻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鲁迅那样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俨然有些类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这两位生前结缘很深的现实主义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对立的人物，一个重于泰山，一个却轻如鸿毛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鲁迅与茅盾呢？
如果让笔者简洁地回答，这就是：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这也意味着他们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
而作为思想化的重要资源，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际业已证明了这点。正是这“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来了各自的“新时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学术成果。而从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鲁迅与茅盾在话语中的“复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复活与生存中体现出的活生生的当代性。比如鲁迅面对文化冲突的“独立意识”与茅盾感应时代需求的“秘书意识”皆非常鲜明，同时作为他们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个性构成、创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与此相关，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相比较也可以说鲁迅的自由意识或个性意识强于茅盾，茅盾的秘书意识或服务意识强于鲁迅。但他们都追求穿透现实、超越文学，成为广义上的“文化工作者”）。而这样两种意识的当代延宕，还在模塑着这样两类作家，他们都为社会所需，作用各有侧重。值得说明的是，鲁迅与茅盾都共同忠诚于他们的“时代”，由此使其人与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气，故他们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隶。
二
我们应该持有理性态度，从学理层面来关注大师的当代性。古今中外的大师，大多都是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情结的人，研究他们的意义除了历史意义也应有当代意义，而这意义即生成于与此相关的“当代关怀”，研究者的认识、体验、情感等主体性因素在这方面当会得到必要的发挥。此外也有必要确认，有无“当代性”诚是检验能否成为大师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大师的当代性影响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大师之所以存在的确证。比如从茅盾与新中国文学（特别是与17年文学及新时期文学），茅盾与中国资产阶级命运的思考和描写（特别是对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和异化人生的描写），茅盾与人生派或社会剖析派，茅盾与现代长篇小说及“茅盾文学奖”，茅盾与当代文学评论，茅盾与地域文学，茅盾与都市文学，茅盾与女性文学等方面，稍具文学史常识者皆可清晰地看到茅盾存在的当代性。所以在我们看来，具有如此成就和广泛影响者，自然可以也应该被目为大师。而鲁迅的当代辐射面无疑更广，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批判、文化反思与精神重建（国民性改造）等方面，以之为师的人也正有增无减。尽管围绕鲁迅及其杂文、茅盾及“茅盾文学奖”的争议很大，但人们确实感到鲁迅与茅盾凭借自身与历史的综合实力，早已进入了动态发展的文学“现场”，而成为争议人物本身，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他们的“在场”。当然，本着理性精神，我们还应该看到大师的相对性。大师并非万能，特别是从多元文化格局来审视，大师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大师，不可能覆盖所有文学流派，并为所有后来人承认。而具体言说大师，也往往只能在特定层面上展开。如从文体创造角度看，可以说鲁迅与茅盾是小说艺术大师，茅盾更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大师，鲁迅更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大师，但却不能说他们是现代诗歌大师或戏剧大师；从文学流派或风格来看，可以说鲁迅和茅盾主要是现实主义大师，但不能说他们是浪漫主义大师，等等。显然，我们只能在某种相应的语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谈论鲁迅与茅盾的“大师”身份。
我们注意到，尽管前些年有人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什么座次，但人们通常还是在文学史上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并提的，所谓“鲁、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说毕竟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虽然有人执意要改变这种“格局”，但从“历史”存在的真实情况看，这种现代文坛“三大家”的称谓确是“历史”（现代史特别是现代政治文化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史，尤其是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就不能不较多地关注他们的巨大存在。但在文学“接受史”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过程中，却会发生调整或变形。然而无论如何，鲁迅与茅盾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位作家，特别是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名世的广有影响的两位作家。鲁迅被很多人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显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与伟大的理论批评家，誉之者也是不遗余力的。但这些“定论”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挑战。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极其反感的缘故，当今社会是不太喜欢“伟大”这类词汇的，对原来被称为“伟大”的人和事，大多开始予以颠覆。其实，所谓“伟大”者，也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有很普遍的良母表达了母爱就被称为“伟大的母亲”吗？不是有人因为偶然事故中的勇于牺牲就被称为“伟大的英雄”吗？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为“伟大的天王”吗？所以称鲁迅与茅盾是“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没有必要惹某些人产生那么多的不满，尽管后者似乎严肃得多。就在这种既消解“伟大”又滥用“伟大”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注意到，即使是那种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类的游戏方式将茅盾逐出文学文类（如小说、散文等）大师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茅盾在文学理论、批评、创作和领导等几乎各方面都影响巨大，如果总体上排‘文学大师’，他是鲜有匹敌的，第二位置应当之无愧……”[1]
请看，这里不仅承认茅盾是“文学大师”，而且还被放在第二位！可见本欲将茅盾大加贬低甚至扫地出门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项全能”的名义下，仍给茅盾留个重要的位置。不过，在小说、散文（包括杂文）等具体文体创作的“大师”行列中踪迹全无的人，居然也会被普遍视为文学大师么？这实际是那些看似“游戏”而实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并不简单的问题。近期报载《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2]一文，其中介绍了批评家吴亮的高见：“国内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钟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击了一大片，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争。”
原来如此！可见问题确实非同小可，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样的排座次居然也带有“派”的味道，其实也有“冷落当官的”之类的动机，与“精英意识”和“民间立场”都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有的人已经习惯将“老外”的态度为态度，要看着“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也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作家的评论。在这样的人看来，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即代表着“世界”，其流行的价值观仿佛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国作家是否为文学大师也要看“老外”的态度。于是就将学舌的结果体现在重排“座次”上了。现在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反思文学史和那些“座次”，而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如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等）去反思和研究。
不为这种否定鲁迅与茅盾的思潮所动而坚持有关研究确是难能可贵的，敬重鲁迅与茅盾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在研究鲁迅与茅盾时固然也要越深越细越好，但却不应该依循那种神化圣化抑或无微不至的理路。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后来者不应重蹈覆辙。可以肯定地说，基于迷信而产生的“崇拜”与“利用”，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对领袖还是对作家，其实也都隐含着某种“危险”与“危机”。尤其是在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对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条件反射似的令人想到“复杂”二字。谈论鲁迅与茅盾，自然也就要顾及“全人”，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半张脸”。
三
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与茅盾，其存在的“当代性”自然也体现于人格及文格方面。倘从生命存在的真相看大师，则凡为大师者必为复杂化的存在，而复杂化的存在必然蕴涵各种矛盾，但复杂意味着丰富，矛盾意味着活跃，由此透示着某种深受当代人所欣赏的魅力。鲁迅与茅盾的人本及文本没有从当代视野中隐去，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于是就有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求实求真的探索，就有了对鲁迅“反抗绝望”精神特征的深入细致的发掘，还有了对鲁迅个性心理包括性爱心理的分析报告，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孙郁的《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郜元宝的《鲁迅六讲》等研究著作，就在确确实实更为贴近鲁迅本身的同时，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研究对象的莫可名状的沉重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此外，在近些年来推出的大型的“鲁迅研究书系”（袁良骏主编）以及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丛书中，都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丰富的鲁迅。事实上，基于现实生活和外来影响所生成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自由言说的权利，这也就为从各种角度、各种层次来认知鲁迅、体察鲁迅提供了可能，从而能够于众声喧哗中时或听到相当新颖的声音。一些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增强，由反思、细读、透析导致了一系列新锐的发现，特别是在鲁迅本体、作品本文的研究方面，多有创获，深层的东西发掘得越来越多。譬如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对鲁迅创作文体的研究，对鲁迅文化心态的分析，对鲁迅“中间物”哲思的寻绎，对鲁迅情感世界的叩询，以及对鲁迅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追索等等，均有新的探索与收获，格外鲜明地显示了鲁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鲁迅研究相仿佛，自新时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发掘着茅盾的“丰富与复杂”的同时，也在努力去了解茅盾的“矛盾与困惑”。也许，当代人的人格最明显的特征是矛盾，而这样的“当代”人格在鲁迅与茅盾身上可以说就体现得非常鲜明。过去，由于某些言语的遮蔽，以及茅盾自己的回避，我们总觉得以“茅盾”为笔名的这位作家并不那么“矛盾”。在观念中多以为茅盾是理性很强大的人，很少表现出自己的矛盾，即使表现出来也是短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茅盾的矛盾即使没有鲁迅那样“深广”，却也是相当显著和深刻的。就茅盾一生所遭逢的矛盾而言，确实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初尝矛盾的茅盾；陷入矛盾的茅盾；逃离矛盾的茅盾；矛盾一生的茅盾。对于这样一个干干脆脆以“矛盾”为自己命名[3](P6)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在笔者看来，值得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即使仅仅谈他的“矛盾”（从他原来的坦然承认矛盾到他后来有意无意地遮掩矛盾）也是个难以一时说尽的话题。他的矛盾，他的苦恼，他的失意，他的无奈，甚至他的失误，他的虚饰或包装等，也都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过去，人们对后来似乎总是在有意回避矛盾的茅盾，出于爱戴或其他原因，很少谈他的矛盾。好像茅盾也因此而“单纯”或“单调”多了。其实，这并不是茅盾的“真实”或真实的“茅盾”。从比较直观的层面看，也许茅盾的复杂会比鲁迅更明显一些。因为一般说来，鲁迅总是那样冷静冷峻、深刻深沉，而茅盾却在不少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和旅日前后，既热烈而又沉静，既浮露而又深刻，既激进而又正统，既细致而又粗心，既博大而又浅薄，他谨慎、随和，但有时却也大胆任性并固执己见，这些都生动地表明茅盾是个矛盾的人：他在中西文化之间矛盾，他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矛盾，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他在自我表现与社会再现之间矛盾，他在家庭义务与浪漫感情之间矛盾。他的矛盾也体现了社会与人生的普遍矛盾，但如今似乎被这个更加矛盾的世界遗忘了。然而世间总还有为其“矛盾”所吸引的人在，他们对茅盾的理解，却并不因为茅盾或他人的“单纯单调”的说明而总是“单纯单调”下去；茅盾的矛盾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其人生遭际中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对他本人来说虽然都成过去，但更多更深地了解茅盾，对当代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把握人生毕竟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
自然，矛盾复杂而又多所探索和创造的人生，肯定是相当沉重的人生。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即鲁迅与茅盾都是“沉重型”的人，而非“轻浮型”的人！我们所说鲁迅与茅盾是“沉重型”的人，有着多层含意：1.人生体验的沉重感：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都可以说明这点，尽管他们也偶有消闲和娱乐，但他们在忧患中辛勤工作却画就了他们主体的形象；2.个人理想与人生规范的沉重选择：使命感的强烈，新道德的确立，为人生、为进步的信念等，是鲁迅与茅盾在文化、文学事业追求上自觉的担承；3.多方兼顾和寻求平衡的人生建构：鲁迅与茅盾在人生与艺术上，总是力求兼顾现实性和超越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感性与理性、自我与社会的统一，使得自己的人生不能不沉重；4.历史贡献的沉重：他们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无法否认的，作为重量级文人与作家的历史性存在，特别是鲁迅，分量尤其“沉重”，注定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5.鲁迅与茅盾之教训的沉重：他们既非“完人”，就会有不足和失误，又因为是文化界的“大人物”，影响很大，其身后被利用也有目共睹，所以教训确属沉重。从鲁迅与茅盾本身来说，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严格的自我解剖和提醒他人严格鉴别，表现出了他们的诚实。为了这种诚实，也令人肃然起敬。
但对他们不敬且要“清理”他们的人的存在与繁衍，正表明他们被“骂”的日子似乎很难终结。国内如王朔者流对鲁迅的误读，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把鲁迅的“沉重”读解成了“虚伪”，化作了轻飘飘的玩笑，言语间还不无讽刺之意，于是转为中国版“后现代”的轻浮轻薄和平面化世俗化，这是对“沉重”型人生的崇高、责任和使命等实际人生内容的“缺载”与“消解”。比如他在《我看鲁迅》[4]中转述鲁迅《狗的驳诘》的意象内容和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名言，便用了“痞子文学”常用的语调，结果鲁迅式的“沉重”被轻而易举却又是非常残酷地消解掉了。在港台与海外也有人刻意要消解鲁迅的“沉重”。如知名散文家董桥就娴于运用这种方法。他在《甲寅日记一叶》、《叫鲁迅太沉重》等文中，就道出了一个“不沉重的鲁迅”，一个“古意盎然”和“向往游仙”的鲁迅。而作为文化战士、文化伟人的鲁迅却远去了淡化了。[5](P311-314)这样的鲁迅可以使他们放心，可以引为同志，没有“生命承受之重”的日子，大家都轻松自在，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个世界也就变得更加惬意和美好了。这种回避沉重人生而一味追求轻松人生的选择，虽然对于个体而言是拥有这种权利的，但对于现实中的整体而言，却近乎“瞒和骗”，对丑恶的现实、腐化的灵魂往往起到遮蔽与保护的作用。鲁迅当年对性灵文学、闲适文学的批评早已揭示了这些文学的消极作用，对今天的人们可以说仍有警示的意义。对茅盾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他的超文学的人生选择，一些人给予了指责。这里有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局限，更有对政治文化盲目拒斥的狭隘，仿佛只有他们心目中纯而又纯的文学女神才是人生的一切。也有人称茅盾的文学创作陷入了自我颠覆的境地，茅盾的政治选择和理性表现是悲剧性的存在，如此认定的人同样将茅盾的人生视为过于沉重的人生，其文学也有着太沉重的东西，于是也要通过自己特殊的解释方法，将茅盾文学与人生中的沉重按自己主观的愿望进行“卸载”。如果由这种批评思路能够总结出茅盾人生与文学中存在的严重教训，那是正当的，必要的，但由此导致对责任、使命、道德、理性等人生意义和“为人生的文学”价值的“卸载”，那却是相当危险的。在如今做个有良心的作家确实很不容易，趋“钱”附“性”的所谓文学大有垄断市场之势。不少顶着作家头衔的人，根本不关心现实生活的真实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总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们或写些已故文人的浪漫故事，或写些帝王将相的陈年旧事，或炮制一些男女乱爱的风流情事，或堆砌一些三教九流的灰色琐事，如此等等，皆可信手写来，不假思索，戏说生活，闲话人生，玩弄文艺，其乐何如？然而由此对良心的放逐，却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将有更多的人受到污染，变得没心没肺，丧心病狂，灵魂被名缰利锁缚住，躯体也被物欲横流淹没。从这种“没良心”的作家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实实在在的“公害”的存在，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与茅盾的存在，因为用他们的文学精神诚可以医治这样的“良心匮乏症”。“文学”如此，“人生”也一样。如今流行着的不是对鲁迅与茅盾的“沉重型”人生或带有牺牲意味的崇高精神的认同，而是这样的“游戏人生”亦即“追求好玩”的生活规则：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日有性今日乐；今日有钱今日花，今日有肉今日dié＠①；今日有权今日用，今日有福今日享……在奉行这种人生原则的人看来，一切为了自己，赶紧消费、及时行乐的思想，才是惟一的“现代思想”和“人的学说”！尤其奇怪的是，有更多的人居然将这些视为“先锋”和“前卫”，视为当今社会最先进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引人走向轻松和快乐，特别是物质性、本能性的感官享乐。这些所谓人生原则，在鲁迅与茅盾的“沉重型”人生选择面前，的确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生命之轻”！如果说由鲁迅与茅盾等一代新文化先驱确实为我们留下了“现代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新型传统的“负重、庄重”特征，无疑是值得我们充分珍视的。而作为更新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己不易被颠覆的“传统”，身处这一传统“主场”位置的鲁迅与茅盾，则必将在后人的“继承”中获得新的生命。
五
诚然，从鲁迅与茅盾在当代的实际影响来看，可以明确看出其作为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一般说来，大师的存在确实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后人，同时也使他们有足够的材料和话题来阐释和发挥。从主导方面看，以鲁迅与茅盾为人生楷模与文化追求的向导，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个人生存质量，确会有不小的助益。仅从他们成为“谈资”而言——当鲁迅与茅盾都成了历史人物之后，就更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对激活人们的当代性思考（包括有关的文学思考）也实有裨益。
比如李泽厚认为：“鲁迅喜欢安特也夫，喜欢迦尔洵，也喜欢厨川白村。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浮泛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浮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6]这种非常明显的扬鲁抑茅倾向是很有代表性的。尽管我们并不同意这里对茅盾的贬低（因为李泽厚一方面提倡着个性与主体性，一方面却只能欣赏鲁迅的个性而对茅盾的个性则视而不见），但却认为这类观点可以激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台湾学者王德威也立意“重估”，但却能够看到鲁迅与茅盾的联系和区别：“新崛起的作家中能以独特的视景回应鲁迅创作言谈模式的，不在少数。而笔者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三人的作品，最值得我们重新评估。在以往的批评规范下，这些作家或被划为鲁迅传统的实践者，或被轻视为缺乏鲁迅般的批判精神。实则他们对风格形式的试炼，对题材人物的构想，已在在丰富了鲁迅以降的中国小说面貌。总是依赖鲁迅作品的风格来贬抑他们的成绩，难免要招致故步自封之讥。”“比较起来，三位作家里以鲁迅与茅盾的传承关系最为亲密。这不只是因为茅盾将鲁迅式的新小说习作观念化，为现代中国写实（暨自然主义）的理论奠定基础，也是因为茅、鲁二人在‘左联’时期互通声息，关系密切之故。如果我们视鲁迅为文学革命的号手，则茅盾堪膺革命文学的健将。二人对以后半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各有启蒙性意义。……茅盾早期长篇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展开，人物动机的转换，场景的调配等处理，均非鲁迅所能企及。尤其掌握群众场面及素描人物内心风景上，茅盾均有独特之处。”[7]像这样的审慎之论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远比实际出于某种成见而来的扬鲁贬茅或借人“打”茅的做法更明智。近些年来，有一种出于“同情”而对鲁迅与茅盾晚年深表惋惜的话语也很流行，以为如果没有他们晚年的转变，他们便会完成他们的“伟大”。这似乎较单纯地“骂”他们要有力得多，感人得多，这种“同情”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应该说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大约仍是将人生单一化了，多是采用了“纯文学”或“唯美”的眼光来打量鲁迅与茅盾，所以其自身的局限仍是不言而喻的。何况，既然提倡着多元多样的文化观、文学观，既然可以容忍或接受那么些“多元”，为什么就偏要嫌弃鲁迅与茅盾这“一元”或“二元”呢？
无论有些人多么嫌弃鲁迅与茅盾，他们作为一代“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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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区13847208136： 鲁迅和矛盾的艺术成就那个高一点 - ？
尔庭萨尼： 有过一个调查,100年来的华语文学,鲁迅的阿Q正传排第一,茅盾的子夜排第六.

新兴区13847208136： 论述茅盾在小说上的艺术成就？
尔庭萨尼： 茅盾是鲁迅同期的大作家,他能在新文学初期,清醒认识到鲁迅的价值,并且最早地系统评论鲁迅的作品.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会面虽然有限,但在书刊、著文等方面,互相支持,互相声援.茅盾对鲁迅的理解,一是对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独到见解与深刻剖析,特别对“阿Q相”的开掘与概括;二是建立在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特别是对鲁迅的“韧性”战斗意志和“剥露”精神,给予了全面阐释和极高评价.为认识和宣传鲁迅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兴区13847208136： 鲁迅小说风波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 ？
尔庭萨尼： ①结构特色:作品以辫子事件为中心线索,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消解.风波是由＂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要辫子＂,可七斤没有辫子引起的.赵七爷的出场使风波骤然强化.赵七爷的盘在头顶上象道士一般的辫子放下来了,且幸灾乐祸地...

新兴区13847208136： 试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 - ？
尔庭萨尼： 一、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 二、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复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制 三、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 他善于根据作zhidao品的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新兴区13847208136： 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 - ？
尔庭萨尼： 这个要简短地说清楚还真是不容易啊.以下供参考:1、鲁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是第一个熟练而成功地运用现代白话写作小说的作家,奠定了白话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为白话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次,鲁迅的...

新兴区13847208136： 还有关于鲁迅的艺术特色. - ？
尔庭萨尼：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

新兴区13847208136： 结合鲁迅作品及中学语文教学,谈谈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 ？
尔庭萨尼： 鲁迅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俄罗斯著名的评论家巴赫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复调小说.这是从音乐理论借用的术语.复调的原意即指在一首曲子中,有着两个以上的主旋律.如果一首音乐作品在整体上是和谐的,那么,这两个主旋律就不是各自...

新兴区13847208136： 鲁迅杂文的表现手法? - ？
尔庭萨尼： 1、鲁迅的杂文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 2、鲁迅杂文擅长分析,他的论辩能制强敌于死命,揭露矛盾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3、鲁迅在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

新兴区13847208136： 鲁迅小说特色之我见 - ？
尔庭萨尼：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