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在历史起到什么作用

作者&投稿:进泳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元代漕运改革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公元1234年,我国北方新兴的蒙古族,攻灭了女真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金国,1271年改国号为元,又于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
元朝建都大都,京城的粮食需要量大,同时元朝初年还不断进行对外战争,也需要供应大量的军粮。这些粮食,主要取自江浙地区。根据史料,元朝政府一年的粮食征收额为一千二百零一万石。除去腹里地区(现在的河北等地)的二百二十七万多石以外,各行省共征收粮食九百七十四万石,江浙行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江西的一部分以及浙江、福建两省)即占四百四十九万石。这就是说,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将近全国各行省征收总额的二分之一,占全国总征收粮食数的三分之一强。所以元朝统治者,对于江浙地区粮食的北运(漕粮运输)极为重视。元朝初年,就着力开发运河,并注重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灭宋到至元三十一年(1279至1294年)去世的十五年中,在开发运河方面即有以下几次工程:
至元十六年(1279年)派了五千名军人并征调大批民工,开凿大都至通州的运河。
至元十七年(1280年)调侍卫军三千人,再次开发通州运粮河。
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凿直沽新河。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疏浚神山河、滦河和扬州的运河。
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开会通河,从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安山到临清,与运河相接。会通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建闸三十一处,动用民工三万人。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里。这条河东连白河(通州至直沽),南接北运河(直沽至临清段),并接会通河,再南连扬州运河(自三汊河〔今江苏邳县南〕连会通河)和江南运河(镇江至杭州段)。从这时候起,南北大运河从大都到浙江杭州,又恢复全线通航。
在船只制造方面,只就漕运船舶说,也有以下几次大批建造:
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隆兴(今江西南昌)、泉州等地共造大小船只三千艘,其中有一部分投入漕运。
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山东等三省共造船两千艘,投入漕粮运输。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济州(今山东钜野)漕船三千艘,并增加漕丁、漕夫一万二千人。
漕运机构方面,至元年间先后设置南北漕运使司、都漕运司等机构;海运则设海运万户府、海道运粮镇抚司、都海运万户府等。
运河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为了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补助河运的不足,元朝统治者便对另一条漕运干线——海道,给予更大的重视。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命罗璧、朱清、张瑄〔xuān〕等监造海船六十艘,招募漕丁漕夫,开辟海道运输。朱清、张瑄都是海盗出身,曾替元朝从海道运送过宋朝库藏的图书到直沽,对现在上海天津间的海道线路比较熟悉。他们所招募的漕丁漕夫也大都熟悉海运情况。元政府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每人按每户五口计算,发给口粮。这样一来,海道粮运便逐年增加,由至元十九年的四万六千石上升到二十七年的一百五十九万石;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增加为二百四十六万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更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万石。
实行海道运粮后,便利了江南地区粮食的北运;漕船返回时,又将北方的豆、谷和土特产品(梨、枣等)载运到南方,这对当时南北物资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海上气候的变化还不能有效地掌握,海道线路的情况也不够熟悉,因此,海道运输是十分艰险的。在风、雾和海盗的袭击下,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损失,平均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特别严重的是,在当时的漕运制度上,曾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运粮过程中,如果因为船只损坏以致损耗了漕粮,损耗由押运官员赔偿;如果船只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时,则可免赔。这样一来,许多押运官员就利用这个规定,每当发现粮船漏水损坏时,宁可置之不问,让它沉没,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样就更造成许多船民的无辜牺牲,并增加了粮船的沉没数量。
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1293年)的十二年内,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三次。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的困难,元朝海运机关曾在至大四年(1311年)接受船民苏显的建议,在西暗沙咀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的船只进出。延祐元年(1314年)又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需沟等九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年)十二月,又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春季漕运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白天高悬布旛〔fān〕,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行驶。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政府大规模的挖河造船,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各地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进行反抗。这种反抗,即使在元朝统治力量强大的建国初期也没有停止过。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书向忽必烈报告说:“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兴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生变。”
总的讲来,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到元顺帝时代,南方各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河运断绝,海运也大减。至正二年(1342年)元政府从江南搜括官粮以及贵族和寺观所占有土地的租粮等全部北运,仅有二百六十万石,比过去减少将近一百万石。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漕粮北运更下跌到十一万石。元朝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不得不招降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并封他为运粮万户,要他监护海道运粮,但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海运便全部断绝了。
漕粮产地的丧失和漕运的断绝,意味着元朝统治生命线的切断。加以当时各省农业衰敝,遍地饥荒,被切断了生命线的元朝统治者更无力维持自己在北方的统治,所以不久就在更扩大的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下崩溃了~

漕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运河作为漕运的载体,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京杭运河的历史要追溯到2400多年以前,也就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需要运兵运粮,于是征调大批民夫,在现在的扬州附近,开凿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这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极为重要的一段。隋统一中国后,基于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巡游的目的,隋炀帝征发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唐、宋、元各代均极为重视漕运,在整治运河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兴盛

京杭大运河的辉煌是在明清时期。明代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有400万石,漕军12万人。明代承元之制,明太祖朱元璋设漕运使。为了加强漕运管理,又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及相关事务。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12.76万人,运船1.17万只,另遮洋总7000人,海船350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

起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以海运为主。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有元一代的海运改为漕运。“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当是时,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一年运粮300余万石。所谓兑运,是指江南百姓运粮入仓。往返时间约需一年,因为存在误农误时等原因,遂于宣德六年(1431年)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按,有不愿兑者,可任其自运)。所谓长运,是指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令淮、徐、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漕粮全部改为在码头就近交兑,然后,转交官军专门运输。从此,长运成为定制。经此,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大半壁江山。“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予东南数百万之漕运。”京城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旗官兵及其家属,构成庞大的消费集团。“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漕运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漕运实现其财政收入的2/3。“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故清代耗费巨大入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运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线漕运的管理。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下辖各省粮道及押运、领运诸官。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清代统治者对漕运和运河河道的治理非常重视,如康熙亲自在淮安的码头镇玉坝村担土采石。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清政府每年要拨1000万两白银用于治理河道淤塞。

晚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衰败 京杭大运河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没有漕运的大运河多处淤塞,许多地段已不能通航,运行了2000多年的漕运也成为历史记忆。

晚清运河漕运的衰败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海运改变了原先漕运完全依靠运河河运的历史。自明朝建立以后,关于漕粮运输的方式就一直存在着河运和海运的争议。起初,海运为临时措施,是为了应对漕运中无法解决的突发事齤件,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漕运的重任以及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出现时,海运遂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取代漕运的作用。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163.3万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4000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10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120万石左右。此后,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又称海漕);咸丰三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至此,漕运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

漕运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晚清时期漕运贪渎现象严重,远超过其他的政府机构。朝廷无法从根本上禁止漕官的贪渎行为,反而又助长了贪污腐败行为的滋长。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漕运过程中,漕粮的自然损耗中有无法预防的漏洞,这样一来,遂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外,漕船押解途中遇风浪覆船、因用火不当毁船的事齤件时有发生。本来,这些自然损耗已经报损,然一些漕丁又乘机诈报损失,“乘机侵盗”,这些都对漕运走向衰败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兴起对漕运形成了沉重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原先经数月或半年以上的运输时间才能将漕粮运到目的地,现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10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是导致晚清京杭运河漕运衰落的重要原因。晚清给漕运以沉重打击的当推太平天国革齤命和捻军起义。晚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851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区是太平天国主要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活动或建立根据地,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清政府在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太平天国失败后,1864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齤压,但他们纵横驰骋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乱了清政府的漕运秩序。如捻军曾一度进攻漕运重镇淮安府等,这些都给晚清的漕运带来重创,加速了漕运的衰败。鉴于这些原因,漕运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漕运是明清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作为漕运的重要载体,二者之间可谓紧密相联,密不可分。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昔日辉煌虽已不再,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京杭大运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散发出璀璨光芒,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绚丽奇葩,期待着京杭大运河在新时期的南水北调工程和南北交通运输中能够再创辉煌。



漕运的产生远古时代更多的是一种求生动机。比如大禹治水 作为漕运的初期 是为了治理水患 让百姓生活更安宁。产生都城雏形的时候,护城河应运而生,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手段。细化出来的“小桥流水人家”则是为了更贴近民生的生活。
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完善之后 漕运 一便民(各地往返 除了陆路 还有了水路) 二利国(国家战备机动性更强,类似现在的普快升级为高铁) 三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隋炀帝 康熙 乾隆等下江南)

封建末期漕运基本算是帝国主义入侵华夏的快速通道了

等等吧

建国后的漕运 涉及范围比较大 主要还是民生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非专业人士 个人观点,如有纰漏,海涵。

宋建都开封,漕粮分由汴、黄、惠民、广济四河输入,合称“漕运四河”。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

【漕运】中国历代封建政府水运粮食,财物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秦始皇攻匈奴时,人民“万里从军,千里输粮”,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属内蒙)供作军粮。从汉至唐,都将东南粮食经黄河渭水运往关中或洛阳。秦汉时漕运十分艰险,费时费力,粮食消耗大,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隋代,开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及江南河,联贯河、淮、江三大水系,将南方的粟米布帛运到京师长安、洛阳就便利多了。宋建都开封,漕粮分由汴、黄、惠民、广济四河输入,合称“漕运四河”。元建都北京,漕运主要经由海道。明清东南漕粮都经由大运河运往北京。漕运方式历代有所不同。宋以前皆用民运,至元设万户府始用军运。明漕运有军运、民运两类,因输送方式不同,分成“支运”、“兑运”和“长运”。明永乐十三年(1415)始,在淮安、徐州、德州、通州等段,由官军节节接运,谓“支运”。每年四次,运粮300余万石。旋改民运。明宣德六年(1431),规定各地人民可运粮到附近府、州、县水路兑给卫所官军,由官军运往京师,人民贴给耗米、轻赉银,称为“兑运”。成化七年(1471)又改“长运”,由官军承担漕粮全部运输。明代特设漕运总督,驻淮安,管理漕粮的取齐、上缴和监押运输。清代相沿不改。历代漕粮都有数百万石,承运非常艰辛。但为维持运输,官府经常修理河道,漕船又常拾商货,因而漕运在南北交通和物资交流上有重要作用,带来漕运沿河城镇的商业繁荣。清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漕粮以海运为主,并渐改征折色,减少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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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在历史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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