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政策

清朝的海禁政策有哪些限制？~

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

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
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
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
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 “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
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清朝海禁
海禁又称“洋禁”，是孤立主义政策的一种，旨在禁止民间私自出海，明代始有谓“尺板不得出海”一说。海禁政策的具体实施随著政策不同而有张有弛，即“严禁”及“弛禁”之分。一般认为，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有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保障社会稳定等。
海禁政策也限制了外国商人前往本国通商，实际上真正受到打击的更多是本国对外的贸易及渔业。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亦反而因为海禁而更加猖獗，对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闭关锁国”体现为对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其中最严重的即是海禁，其次为限制通商口岸。
中国历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代与清代，不仅在政策上有所强化，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多年。中国的海禁也成为东南亚陶瓷业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藩属国例如琉球等国家，亦因为海禁的关系，利用独占与中国贸易的契机而获取大量利益。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只在明前期，中期倭乱及清前期平定台湾前实行近乎全面的海禁，而其时间跨度却远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1]
中文名
海禁
目的
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保障社会稳定、维护统治
影响
海外贸易衰退，社会发展缓慢
快速
导航
海禁起因历史沿革政策表现海禁后果消极影响
政策介绍
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主要为明郑）实行“迁界禁海”，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1]，分别管理各自下辖的数十个对外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南洋禁海。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重新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洪任辉事件的爆发，乾隆宣布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三个海关下辖口岸不再对西洋船只开放，只留下粤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清中期废弃了明末至清初以来形成的传统主动海防观念。抑止了中国的海洋贸易，抑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2]
但另一方面， 从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的1757年，72年间，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乾隆关闭三个口岸后，从1758年至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80年间，到达广州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开放4个口岸年代的16倍。从管理效率来说，4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显大大提高，使海关管理成本大大降低。[3]
海禁起因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目的是防范郑成功反攻。明郑一直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并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西方人士合作，出口糖与鹿皮并进口西洋枪炮以增强明郑军队的战斗力，另外更请求英国人训练炮兵，战争时更借用英国炮兵手作战；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清廷实行严厉的迁界令。
清康熙元年(1662)，为防御郑成功的进攻，下令在潮州实行海禁，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50里；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迁徙50里(包括今潮安县庵埠、彩塘、铁铺、官塘一带)，禁止出海捕鱼和贸易。康熙五年(1666)撤销澄海县并入海阳县(至八年才恢复)。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准闽粤二省船只过洋。海禁一直延续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始解除，准许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种，准许对外贸易。海禁给潮州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生产、贸易受到严重破坏。[3]
康熙时,清朝政府虽然开关与外国贸易,但对外国商船的活动极为注意,对逗留外国的中国人也防范极严。康熙下谕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设炮台,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可见康熙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始终是存有戒心的。
随着当时海上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日益严格,清朝的闭关自守,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乾隆,嘉庆时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对中国进行渗透，从这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防范外夷规条）,如外商不得在广东省城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也加强了对内地商人的限制,设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凡外来的一切人员,船只,货物及纳税等事皆由保商担保。
加税也是限制与西洋各国通商的办法之一。清朝政府的关税分船钞,货税两种。除康熙时曾一度减轻税额外,以后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乾隆时,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关税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时,清朝政府还先后颁行了禁止五谷,金银,铜觔,丝斤出洋的种种禁令。[3]
历史沿革
禁海令与迁界令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但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迁界令”，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迁界令措施对明郑有一定打击成效。不过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其后海盗盛行，民生凋敝。[2]
开海与展界令
康熙亲政后，一些地方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郑氏已退守台湾，广东先行松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沿海居民复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福建总督范承谟、姚启圣，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等先后上疏，要求废除海禁，准民出海贸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可知此时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闽粤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苏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是禁止南洋贸易，即“南洋海禁”。
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国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称葡萄牙为西洋国，这次称之为博尔都噶尔国，误以为初次入贡，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支店于广州，经营贸易事务。
一口通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导致乾隆对西方殖民活动严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亦即乾隆谕令“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5]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但该谕令并不对南洋商人限制，因此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南洋西属菲律宾的吕宋前往厦门贸易。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辉事件”影响，清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专门《防范外夷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国人雇人传达信息；外国妇女被严禁来华；严禁在华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借外夷的资本及聘请华人役使；及外商到广州后由寓居行商管来检查。
乾隆四十一年谕旨：“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份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洪任辉事件
乾隆即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就在乾隆闭

---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初四十年禁海政策 - ？
辉庄氢溴： 内容:清初严行海禁,将沿海人民内迁50里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断绝东南沿海对郑成功等抗清力量的物质供应.康熙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处设立海关,准许外商来华贸易.康熙晚期,禁止商人前...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朝为什么实行海禁政策 - ？
辉庄氢溴： 1、原因:①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它使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味于世界大势,盲目排外. ②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清朝统治者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③倭寇骚扰与西方殖民者的扩张.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日益严重,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日益疯狂,威胁中国沿海安全和清政府的统治,这是清政府实行此政策的客观原因. 2、表现: 清朝:海禁、迁界;闭关锁国,只留极少口岸对外通商,由政府特许的商行统一对外贸易.3、影响: ①曾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 ②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中外交流,使中国与世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海禁政策 - ？
辉庄氢溴：[答案] 清朝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时为了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实力,配套施行了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
辉庄氢溴： 1.实行重农抑商政策2.遏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3.自以为是,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源远流长,无需向外国打开国门互相交流4.防止沿海反清势力与外寇勾结5.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冲击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政府为什么要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 ？
辉庄氢溴：[答案] 略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同时期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清朝初年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是为了隔绝东南沿海的抗清武装.乾隆时期限定广州一处海港通商,是担心外国人与沿海人民接触“滋扰生事”,威胁其统治.可见,清朝实行闭...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朝政府何时采取海禁? ？
辉庄氢溴： 清初顺治年间,为隔离东南沿海的反清武装,朝廷颁布“迁海令”,实行较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山东以南的沿海居民被迫内迁.康熙帝在位的中期,因局势趋于稳定,下令取消海禁,重开海外贸易,并指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今南京)设立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乾隆时实施闭关政策,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一地通商,而且须遵守种种限制.

子洲县13422784093： 简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急急 ？
辉庄氢溴： “闭关锁国政策”实行的原因:首先,“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朝初年实施海禁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 ？
辉庄氢溴： A答案最为合适.分析如下:一个国家是不会无缘无故禁止对外贸易的,尤其是在海上贸易能为朝廷带来巨额税收的封建社会.因此皇帝决定要搞海禁,一定是因为当时的海外贸易和海上活...

子洲县13422784093： 如何评价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400 - 500 ？
辉庄氢溴： “闭关锁国”是皇太极第一个入关的. “闭关锁国”政策是指清王朝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需...

子洲县13422784093： 清朝时期为什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
辉庄氢溴： 当时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太需要外国货物,因而清朝统治者尽量限制对外贸易,把允许外国与中国通商看作是一种恩赐.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 年)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