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梁兵部是怎么死的

明朝的开国将领耿炳文最后是怎么死的~

长兴候耿炳文是朱元璋从濠州带出的24个人之一。
朱元璋24岁时离开郭子兴回到濠州，义军介绍人汤和听到这个消息立马追随朱元璋，然后找到了当年的插科兄弟徐达，（他们三个是从小就在濠州一起玩到大的）。长兴侯耿炳文和父亲耿君用就是在当时投奔朱元璋帐下，随后为朱元璋出身入死。
耿炳文有相当一部分成就是与徐达一起抵御张士诚部的夹击。当时朱元璋主要的视线都集中与西线鄱阳湖一带，忙着与陈友谅决战，东线他根本无法兼顾，所以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徐达。西线集结了当时朱元璋手里几乎所有的力量（常遇春，傅友德，汤和，冯胜，邓愈，郭兴，康茂才，廖永忠）。在抵御张士诚部的进攻中，耿炳文展现出作为杰出将领独当一面的能力，配合诸将剿灭张士诚部，因军功被封为长兴侯。是明朝开国将领为数不多得以善终的。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对于耿炳文也是信任有加，并且相当器重。同时，对于耿炳文的保护意图也相当明显，将自己的孙女，皇太子朱标的长女许配给耿炳文的长子耿睿。这一层政治信号的传递，意在树立耿炳文在朝中的威信，意图日后忠心辅佐皇太孙建文帝。史书上说耿炳文投降后是畏罪自杀，这其中是不准确的，永乐皇帝对于方孝孺、铁铉、耿炳文这种硬骨头是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的。
耿炳文被朱棣的军队杀于支援真定的路上，建文帝为此非常悲痛。这个说法是黔国公沐晟给他的表哥耿琦的书信中所记录的，沐晟是明朝开国将领沐英的后代，他的母亲就是耿炳文的妹妹，沐氏子孙在西南半壁拥有极高的声望，作为忠良的后羿，个人认为没必要夸大其词，所以这个说法还是可信的。

再说杨嗣昌,所谓杨嗣昌自缢死,更是胡扯.事实上正如樊树志所说,“早在崇祯十三年底至崇祯十四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p1025]等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死襄王的消息传来后，惊吓忧虑之下，病情加重，饮食不进，“遂至不治”。有些人硬要附会说他是上吊或服毒而死，不知道是什么心肝？又是出于什么病态心理？

事实上崇祯对杨嗣昌这样有才有识，不计个人得失，真心为国操劳，和他肝胆相照，为拯救国家危难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披肝沥胆的朋友关系。杨嗣昌可以说是明末少数几个不光说几句空话漂亮话来沽名钓誉，能够真正提出可操作建议的文官，他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加饷足兵，以及用四面六隅、十面张网来围剿农民叛乱军，都不失为在当时条件下，当时的认识局限下，可以暂缓危机（至于解决危机，那是谈不上）的可行策略。至于具体实行过程中，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这就不是杨嗣昌的责任了。正因为杨嗣昌和崇祯同样是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置个人得失毁誉于不顾，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两人才能成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昏聩懈怠，以至纵放本已濒临灭亡的张献忠部队。面对言官们的疯狂弹劾，崇祯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本来担任内阁辅臣的杨嗣昌亲自督师征剿张献忠，在临行前，崇祯亲自赐诗，赐酒，在杨嗣昌上任初打胜仗以后，他马上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手谕，其中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这话正如樊树志所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宗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之类琐事也挂在心上”。不象是皇帝对大臣说的话，象是对分离的亲人朋友深切挂念而说的话。

即使当最后杨嗣昌征剿不利，襄王落于张献忠手中被害，他自己也不幸病亡身死。崇祯也并没有因为一时成败而改变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他下谕旨说“督师阁臣杨嗣昌，攻虽未成，尽瘁堪悯，与祭一坛，地方官护柩回籍”，不仅如此，崇祯甚至还亲自写了一篇感情深厚的祭文，其中说“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杨嗣昌是死了，群狼一样的言官对他的疯狂弹劾却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有六条可斩之罪，还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对杨嗣昌断棺戮尸（这是那个也在崇祯年间担任过内阁大臣的蒋德璟说的）。崇祯顶住这些人的压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以保护杨嗣昌，他说“杨嗣昌系朕特简，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后来他又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
崇祯对杨嗣昌也算得上仁至义尽，情深意重。

仅以崇祯对杨嗣昌的态度而论，就足可驳斥那种认为崇祯刻薄寡恩，只会冷血滥杀的的谬论

所谓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的真相（转杜车别）滥杀滥换大臣

自杀而死。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

梁廷栋（？－1636年），鄢陵人。明末政治人物。

父梁克从，官至太常少卿。梁廷栋举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礼部，历官仪制司郎中。天启五年（1625年），迁抚治西宁参议。官至兵部尚书。《明史》记载他“居中枢岁余，所陈兵事多中机宜”，“颇挟数行私，不为朝论所重。”曾与袁崇焕共事于辽。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后金拥兵南下京城，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称“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1]。崇祯三年（1630年）荐用孙元化为登莱巡抚。后被弹劾“纳贿营私”，“得闲住去”。

崇祯八年（1635年）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杨嗣昌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崇祯九年（1636年）秋清兵入逼京师，“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怯不敢战，但尾其后而已。清兵至雄县而返，沿途在树上写下“各官免送”四字。廷栋与凤翼“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九月初一日张凤翼卒，不数日廷栋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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