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今人对王安石的评价

对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的故事是中国历史里的一大题目，几世纪以来对他作褒贬者不知凡几，
迄至现代仍左右国际的视听。记载他作为的书文，也有不同文字的刊出。显然的，
他的功业是一值得争辩的题目。可是很多类似之出版物，对一般读者毫无用处。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
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
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
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
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改革的盲点与障碍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
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
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札。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
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
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目将鼓励经济因素
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
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
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
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
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
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
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
组织之中。
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
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
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
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
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
这种要求相去至远。
中国社会的低层机构之内，有更多不相符合之处。王安石之改革影响到全国农
民，其最后之目的在将改革成果带到华北战场。如此的一种商业组织是不能缺乏农
村内最低阶层的支持。可是宋朝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土地之占有分割为无数小块，
这种情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农民弃地逃荒的情形经常发生。除了特殊情况之外，
一般不由农业存积资本的情形，在当日和现在没有基本的差别。当这种种条件继续
的过程中有关服务性质事业即不能建立而展开。付费公路既未曾修建，一种正规之
邮政也付之阙如。法庭的费用无力支付，则迟滞新式民法之展开。地方官发现，农
民只能集体的指挥对付。所以来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集的力量，构
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都能共通交换的因素。
因为他们缺乏我们今日的认知，所以宋朝官僚只在道德的立场上争辩，而在言
辞之中暴露了当日社会的情形。例如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
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
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
按时连本带利的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村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间的关系与责任。放
债的资金来自仓储，原为筹备赈荒之用。而各县实际的储存，甚有出入，有些县分
即缺乏仓存，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之下，这些县分虽未贷款，其县令也不得不在
田赋上附加，以抵作应向上级缴付的利息。市易法也无从吸引太多商人与政府做生
意；他们大多数害怕与衙门牵连。于是官员亲自督卖，使批发商绝迹，货物价格也
只好由这些官员自定。有一次甚至有官衙人员在街上卖冰块与果品，被皇帝谴责。
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
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着手。
而保甲法却又与王安石其他新法背道而驰。向全体农民征兵有如以前各朝，必
以均田作基础，因为当兵的义务时以视作每户都纳同等之税，而税率又轻的情形下
的附带条件。宋朝既已将税率提高，又促进金钱的流通，则全面征兵必使穷困之家
更为不堪。而以方田法整理田赋也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例如公元1082年，开封府报
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全府之19县须10年才能测量完毕。当这报告提出时，当中
已经蹉跎10年了，因方田法案最初是在1072年提出的。
新法的失败
新法既然遇到如此不能克服之障碍，不免使人怀疑，当初有何凭借使其得以被
提出？而且既已失败，为何又一再被挽回重用？在答复这问题时，我们必须知道，
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
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他们不敢站
在我们的立场，武断地认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
他们的试验与他们的奋斗。
倘使新法不作为全国一致的法令颁布，而由若干地方官或若干带特殊性质之官
僚将其局部提出实行，其成败则未可知。但倘使如此，没有上级的督责，也无固定
之目标，这些措施，亦不足以称为以金融管制操纵国事。可是在较小规模之内，政
府之活动渗入私人贸易之中，并非全不可行。例如唐朝之刘晏即曾将手下所管理之
商品买入卖出，因而获利。在王安石将新法推行于全国之前，他任鄞县县令，他亦
曾将公款贷与农民生利，而得到彼此满意的成果。类似的事迹使赵顼和他的儿子们
满以为反对新法者是有意阻挠。而使局势更为复杂的，则是不论新法适合实况与否，
它一经颁布通行，收回亦至为不易，将其废弃也会产生甚多不良后果，所以主持的
人不得不踌躇。总之，王安石之进退，扰攘北宋半个世纪，牵涉到力不从心的君主，
也确实引入用心可疑的臣僚。只是我们看到主要人物之实力和风格，而他们也卷人
漩涡之内，则可以断言这段事迹，只是时代的矛盾。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
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王安石在词方面不弱于人。。
　　在政治上更是意气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撇开正史上的评论，这个人是个复杂集合体。
也许有改革的愿望，但手法不当，树敌过多，这在后世是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那个时期完全是个虚假命题。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费。官员叠床架屋，甚至可以给亲属子女带来十多个”荫封“，国家财政紧张，巨额军费，官费拖累经济，在仁宗朝时已呈不得不变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于扭转这个局面，也就启用了”负国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五州外，无论内政、军事，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王安石变法无一成果。
相反，变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义的青苗法为例--也没有实际效果。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钱谷为本，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听起来很不错，与现代的”农业小额贷款“相似。
事实上呢？
全国差异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区本身就比较富裕，农民不需要这些小钱，不愿意贷。而山陕山东等丘陵山区的农民则愿意贷款，却得不到这些钱。
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或者强制不需要的农民贷款，或者把这些钱交给地主放贷，需要贷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满意吗？
这是王安石所处环境和学识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简单地归咎于反对派的阻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王安石对政见不同者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辞职要挟皇帝处分反对派大臣，征诛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领袖苏东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时见到农民被变法所累--似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称猪为--安石，也见农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苏东坡提出《寒暑论》意在折衷，区别对待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无情打击，不用意变法就是我的敌人。
事实上，北宋后期党争由此发端。
既然王安石破坏了政治和谐与“君子政治”的传统，那末，报复也就难免。
神宗死后，掌握政权的高太皇太后与旧党立即废除新法，并将新法干将驱逐。哲宗上台后再启用章淳等，将旧党成员报复驱逐。哲宗一死，向太后再出手将章淳驱逐，结果没几天，书画皇帝又开始起用蔡京等新党，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后又是一轮的报复。
北宋，世界历史上文化，科技，经济，制度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就这样在报复与反报复中来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统治阶级精英尽丧，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级的人，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们就麻木地看着国家被女直人灭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变法起到了一个极端恶劣的破坏作用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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