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几大丑男啊？

中国历史上，四大美男子和四大丑男子分别是谁？~

古代四大美男子，普遍被认可的就是潘安，兰陵王，宋玉和卫玠。史书中对潘安的描写甚至用到了“美，姿，仪”来形容。潘安每次外出就如同我们现在的追星场面一般，周围会有大批女子追随，有献花的，有送果品的，每次回家都是满载而归，车里装满了各式礼品。
其实潘安不光有美貌，他还是写悼诗第一人，他的悼诗都是写给逝去的妻子的，后来太子之乱潘安受牵连，被灭三族。

兰陵王有北齐战神之称，也是四大美男中最具有阳刚之气的一位，他能率领五百人冲进周军阵营，大战之后在冲回来。后来因为兰陵王战功显赫，受到猜疑，被赐毒酒一杯，他则以死明志一饮而尽。
宋玉的文采与屈原齐名，是个楚辞大家，但是有关相貌的描写不多，只有他自己说的一个美女偷看了他三年还都看不够，可见他觉得自己不光好看，还耐看。不过宋玉不谙官场，只能流落乡野。卫玠算是阴柔派的代表了，从小体弱多病，还好玄学。卫玠的死也是与众不同，是回建邺时，城里的人为一睹容颜，挤成一团，卫玠在众人的围观拥堵之下被看死了。

而四大丑男除了丑，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才华横溢。

课本里的晏子使楚中的晏子，本名晏婴，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个子矮小，据说身高不足一米四。西晋文学家左思，古书记载，说左思长相太丑，出去郊游时，被一群妇孺嘲笑唾骂，左思委屈只好回家了。包公，面如黑炭所以也入选了丑男行列，但是他脸黑内心却是刚正不阿，担任过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刘墉入选就是因为驼背，他是清朝政治家，书法家，担任过多地知府，内阁大学士，以清正廉明著称，又是清朝有名的帖学大家，被称为“浓墨宰相”

我就知道四个大丑第一是晏子第二是左思第三是包拯第四是刘墉以上是评选出来的我个人认为的 五：蒲松龄 因为相貌其丑无比，中了状元，也不得重用，一气之下，罢官回家，听故事，写了聊斋志异。六武大郎，其身材矮小，其貌不阳，难怪不的潘金莲喜欢，出了墙。七张飞，一张脸据说比碳黑，晚上没灯都看不见脸。你要问是谁说的，呵呵，我想的。八李奎 先不说他又多丑，现在拿女生开玩笑，说一女生丑，不用说她是恐龙，称其是李逵的妹妹即可，所以说可以想象李逵的恐怖。九李元霸 相貌粗野，身体彪实，最后老天爷最后都看不过去他的丑，只好拿雷劈死。十黄承彦 要问此人是谁？可能知道的还真无几。但是要说诸葛亮大家都应该熟悉吧，对，他就是孔明的老丈人，有其父必有其女，其女黄硕，在现在看来，丑是出了名的，从遗传角度来看，黄承彦荣膺第十大中国丑男，应该是当之无愧了。个人搜集并加以评选，望采纳。谢谢

　　中国古代四大丑男——晏婴、左思、包拯、刘墉...
　　晏婴（？-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二桃杀三士
　　战国齐景公时，田开疆帅师征服徐国，有拓疆开边强齐之功；古冶子有斩鼋救主之功；由田开疆推荐的公孙捷有打虎救主之功。三人结为兄弟，自号为“齐邦三杰”。齐景公为奖其功劳，嘉赐“五乘之宾”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三人挟功恃勇，不仅简慢公卿，而且在景公面前也全无礼统。甚至内结党羽，逐渐成为国家安定的隐患。齐相晏婴，即晏子深感忧虑，想除掉，又担心景公不允许，反结怨于三人。

　　一天，鲁齐结好，齐景公宴请鲁昭公。酒至半酣，晏子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景公准奏后，晏子引园吏亲自监摘。摘得六个金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气扑鼻”。依礼，齐 鲁二国 君各享一个，齐鲁二国相各享一个。盘中尚剩两个，晏子奏请赏给臣下功深劳重的人，以表彰其贤能。齐景公让诸臣自我荐功，由晏子评功赐桃。

　　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二人一自荐功劳，晏子就肯定了二人的功劳，并即刻将两桃分别赐给了这两人。田开疆以开疆拓边有功而自荐。晏子评定田开疆功劳为最大，但桃已赐完，说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齐景公说他自荐得迟，已没有桃子来表彰其大功。田开疆自以为这是一种耻辱，功大反而不能得到桃子，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相继因功小食桃而感到耻辱也自杀身亡。晏婴就用两个桃子除掉了三人，消除了齐国隐患。

　　折冲樽俎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出使狗国，故进狗门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来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婴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的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霸业因时而兴

　　晏相国来到了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晏婴回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于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本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可怎么却也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呢？”

　　良臣死社稷，不死昏君

　　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晏婴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呢？”

　　外貌不足识人

　　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称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不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小人出使小国

　　宴会后，楚灵王接见了晏婴，；楚灵王一见到晏婴，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履，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敝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无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大王原谅。”

　　桔生淮北则为枳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士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楚王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婴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王默然，良久，叹道：“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晏婴面对着国强而盛气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击，他昂然不屈，除了维护个人的名声，最终目标还是在保持齐国的声威。

　　《论语》中说：“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晏婴坚守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左思 (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母早逝，父亲左熹，出身小吏，做过太原相、弋阳太守，后升殿中侍御史。

　　左思幼时平平，后听父亲对人说他资质远不如其父小时，故发愤苦练，遂成晋代著名文人。

　　左思出身寒门，虽有大才，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屡不得志，只好在诗中表述自已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歌颂隐士的清高。

　　左思所作琴曲有《招隐》，收入《神奇秘谱》之中，并在解题中引录了他的两首同名诗，此外，《秋月照茅亭》、《山中思友人》也有人认为是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都贯穿着隐逸思想。

　　人们常说：自古洛阳出才子。西晋时著名的文学家左思，就是古代文坛上灿若群星的洛阳才子之一。

　　左思作品旧传有集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

　　《三都赋》的写作时间，《晋书·左思传》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的说法很不一致。据今人傅璇琮考证,《三都赋》成于太康元年（280）灭吴之前。此外，今人姜亮夫认为作于291年(《陆平原年谱》),刘文忠认为作年“难以确定”（《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左思》）。左思在序中批评前人作赋“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提出作赋应“贵依其本”、“宜本其实”。在写作此赋过程中，他曾向到过蜀地的张载请教岷邛之事；又求为秘书郎，以便博览方志群书。因此《三都赋》体制宏大，事类广博。他那种强调征信求实的文学主张虽不免偏激，但也使《三都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三都赋》问世后，张华赞叹不已,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卫权作略解。一时间豪富人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纸贵”。这除了《三都赋》本身的富丽文采及当时文坛重赋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包含了当时朝野上下关心瞩目的内容:进军东吴、统一全国。此赋的写作手法及风格虽与班固的《两都赋》及张衡的《二京赋》相似，但它的思想主题则不是传统的“劝百讽一”。因此《三都赋》在后期大赋中具有重要地位。左思另有一篇抒情小赋《白发赋》,语言朴实、行文幽默、感情含蓄,与《三都赋》完全不同。它采用头发与人对话的寓言体，尖锐地抨击“靡不追荣，贵华贱枯”的社会现实。

　　左思诗歌代表作品是《咏史》诗8首，见于《文选》。《咏史》自班固以来大抵是一诗咏一事，在客观事实的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咏史》错综史实,融会古今，连类引喻，“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左思早年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自认才高志雄，“左眄澄江湘，右□定羌胡”（第1首）,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他始终怀才不遇。在《咏史》诗第2首中，他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在第7首中他借咏古代贤士的坎坷遭遇,沉痛地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对扼杀人才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笔锋之尖锐，在两晋南北朝是不多见的。《咏史》诗还借咏古人,阐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志向,声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所以梁代评论家钟嵘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

　　把深刻的现实内容以巧妙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咏史》诗的基本特点。钟嵘说左思“野于陆机”，这是囿于齐梁时尚的偏见，后世评论者多持异议。其实左思并非不“文”。他多用对偶句,但无呆滞之弊;他讲究练字练句而不失自然；他祖述汉魏而不刻板仿古，落落写来,自成大家,像“振衣千仞□,濯足万里流”,“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等都是写得很传神的诗句。《咏史》诗语言朴实，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虽然抒发了内心的郁闷苦恼，但没有流露出沮丧颓废的情调，一气贯注的诗篇中回荡着壮志不已的悲凉，很近于建安文学的慷慨任气。所以明清之际王夫之曾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选评》）左思《咏史》诗的这种风格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曾对陶渊明发生过影响。左思所创造的“涧底松”这一艺术形象也被南朝范云、初唐王勃借用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

　　左思另有《招隐》诗两首，文笔流丽，其中“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很受后人赞赏。《娇女诗》一首，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一定影响。此外他还有《杂诗》一首，《悼离赠妹》诗二首。前者风格与《咏史》相近，后者是四言诗，典雅凝重。

　　左思的作品收录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左思从小出身贫寒，且相貌丑陋，但他却视荣辱如浮云，看名利为粪土，把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文学创作上，写出了许多流传至今的名诗佳作。基中，《三都赋》问世后，受到朝野各界热烈赞颂，一时风行洛阳，豪贵之家争相传抄，洛阳市场上的纸价也因而昂贵起来。以后，“洛阳纸贵”便成了著名典故，常用来称誉某些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流行。

　　左思《三都赋》中的洛阳城，早已被子无情的历史风雨化作一片废墟，而今日的洛阳城，又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相信千年前的左思倘若再生人间，看到今天的洛阳，他一定会有一部更加精美华采的《三都赋》风行洛阳街头，也将会有一段新的关于“洛阳纸贵”的佳话！
　　包拯--刚正不阿 执法严明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官场生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 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 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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