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什么的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什么的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以下四个特征：
1、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礼”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法制史》）。
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动态特征：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各个时期的法律文化也是不同的。从其动态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的。
　　在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法律是以神权法思想为指导的。夏商奴隶主贵族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工改造为“君权神授”和“代天行罚”说，使之成为为少数剥削者服务的工具。关于夏代的思想状况，至今仍无确凿的史料来说明。但从古籍的一些片断记载可以看出，夏朝的统治者已开始利用神权法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如《论语·太伯》说禹“致孝乎鬼神”，《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天命”。到了商代，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神权思想也有所发展。商朝统治者也极力宣扬天命迷信的神权思想。《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诗经·商颂·长发》说：“帝立子生商”。到了西周，统治集团一方面继承夏商“受命于天”、“代天行罚”的政治法律思想；另一方面鉴于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强调以“德”作为天命的补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理论和基本国策。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明德慎罚”和“刑兹无赦”的法律思想，即章明德治，慎用刑罚。
　　西汉初期，经济上经过连年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民生维艰；政治上秦的暴政使得天下沸怨，民心浇离，社会动荡不安；从思想上看，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亲身经历了农民大起义，亲眼目睹了强大的秦朝迅速灭亡的过程，也深知秦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朝所实行的酷刑，重赋的暴政，为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初统治者常常以秦为鉴。因此为了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初统治者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从汉高祖开始汉朝采取了“约法省禁”的措施，并按照这一原则制定了一整套与秦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使得西汉政权迅速巩固。
　　汉武帝时期，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但无为而治的这种政策与当时统治者日益增长的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而儒家学说则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西汉的法律思想从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转向了“独尊儒术”的德主刑辐思想。这一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七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状态。《唐律疏议》将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从隋亡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提出以“仁本、刑末”的政策取代隋末的暴政。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封建统治。
　　宋朝统治者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国策，因而也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法律内容，使“编敕”等法律形式有了突出的发展，惩治“贼盗”的法律变得愈加残酷，司法上出现了“御笔断罪”的制度。
　　明朝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由于吏治腐败，法纪废弛，提出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导思想和“重典治国”的司法指导思想。朱熹在对“明刑弼教”做出阐释的时候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说：“礼字，法字实理字”。[10]认为礼法均是理的表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因此在明朝时明刑弼教思想是将刑罚和教化并列为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的一种法律指导思想。朱元璋以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纲纪废弛，官吏放纵，导致矛盾深化，王朝倾覆的教训为鉴，针对动乱之后的明王朝初立，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声言：“胡元以宽而生，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的“刑用重典”不同于秦代的“专任法治”，而是“仿古为法，明礼以导民，定罪以绳顽”，从而与“明刑弼教”原则相统一。


法律名称的变化： 刑——法（法经）——律（商鞅变法）——刑统（宋）——大明律——大清律例。

中国法制史提要古代部分
法典的沿革变化：1.注意法律名称的变化： 刑——法（法经）——律（商鞅变法）——刑统（宋）——大明律——大清律例。2.立法思想的演变： 明德慎罚（西周）——德主刑辅（汉）——德本刑用（唐）——民刑弼教（明）——中体西用（清末修律）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从其开始产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这 3种社会中由于部分质变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它的发展约可分为 4个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当时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贵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是利用“受命于天”的神权法的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原则的宗法思想来进行统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也受这二者的支配。
在这个时期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周公。他吸取商末统治者残酷压榨人民因而被推翻的教训,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要求西周贵族以殷为鉴，主张“明德慎罚”，德刑并用，反对“罪人以族”，要求在判罪量刑时必须区别过失（“眚”）和故意（“非眚”）、偶犯(“非终”)和累犯（“惟终”），以缩小打击面。这在当时整个世界的刑法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他又修正了殷商的神权法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由纯重人权走向兼重人事，为法律思想初步摆脱神权的羁绊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制礼作乐”，以“亲亲”、“尊尊”原则为指导，健全了西周的礼制，为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的法律思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深入到法理学的领域,不少思想家对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合理因素的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古代法学。
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 从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缓慢发展到逐步衰落的时期。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由于法家主张“法治”，一贯重视法制建设，所以到秦始皇时，各个方面“皆有法式”，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从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秦律进一步得到证实。但重视法制并不等于重视法学。秦王朝在政治、文化上都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只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这不但窒息了其他诸家思想，也阻挠了包括法家本身在内的法律思想的发展。秦王朝还将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推向极端，倚仗暴力横征暴敛、滥用民力，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很快被西汉王朝所取代。 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 从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缓慢发展到逐步衰落的时期。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由于法家主张“法治”，一贯重视法制建设，所以到秦始皇时，各个方面“皆有法式”，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从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秦律进一步得到证实。但重视法制并不等于重视法学。秦王朝在政治、文化上都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只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这不但窒息了其他诸家思想，也阻挠了包括法家本身在内的法律思想的发展。秦王朝还将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推向极端，倚仗暴力横征暴敛、滥用民力，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很快被西汉王朝所取代。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革命果实又被北洋军阀篡夺。“五四”运动前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法学也传入中国，成为批判各种旧法观点的锐利武器，并指导了后来革命根据地的立法、司法实践。而继承北洋政府衣钵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虽说“本党遵奉总理(孙中山)遗教，负民国建国之重任”,表示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要以“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创设“三民主义法学”，重建和复兴中华法系。但他们只是吸取孙中山思想中一些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东西，却完全背弃其革命性、民主性精华，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们的一些官方学者认为，新的中华法系应以“保存我国固有之道德为主要”，要“奠基于”礼治，甚至提出要注意“如何再尽量利用家长制而谋其效”，基本上仍是清末礼教派的口吻。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法律思想领域不但存在着带有浓厚法西斯法律思想色彩和受美国R.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派影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法学，也存在着与之对立并日益滋长的马列主义法学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法学。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和官方法学虽然外表上不可能原封不动，而不资产阶级化，但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维护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及其思想。
国的法律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看，又有其不同于世界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带全局性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占居统治地位,后来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仍然起着很大作用并渗透到资产阶级法律思想领域中去。儒家维护以家长为首的宗法制和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历代立法和司法活动长期受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的指导。儒家倡导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在其“德治”、“仁政”中，包含着轻徭薄赋、恤刑慎杀等以适当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内容，既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合理因素,对后世立法曾起过良好影响。但儒家的德主刑辅，只是在人民的斗争取得一定成果的前提下，才能为统治者所采纳，接踵而来的往往是横征暴敛和严刑峻法。儒家又重义轻利，孔丘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目的是防止剥削者内部互相争夺，特别是防止劳动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所得或夺回自己劳动果实而反对既得利益的剥削者。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吸取释、道思想，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说成“天理”，把人民争取生存基本权利的斗争和统治者内部违反“三纲”的思想言行说成“人欲”，这就更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阻碍着法律思想的发展。不但如此,重义轻利思想根源于重农抑商的传统,旨在维护封建自然经济而不利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挠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法权观念的滋长。
以上几方面的内容在儒家正统法律思想中结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有机整体，指导和支配中国封建立法长达数千年。这在世界所有法系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中国古代（包括中世纪）社会始终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生产和交换都不发达,又受儒家正统思想的严重束缚,所以当时根本不可能象恩格斯所说的形成“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

　　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
　　这一点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动态特征：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各个时期的法律文化也是不同的。从其动态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的。
　　在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法律是以神权法思想为指导的。夏商奴隶主贵族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工改造为“君权神授”和“代天行罚”说，使之成为为少数剥削者服务的工具。关于夏代的思想状况，至今仍无确凿的史料来说明。但从古籍的一些片断记载可以看出，夏朝的统治者已开始利用神权法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如《论语·太伯》说禹“致孝乎鬼神”，《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天命”。到了商代，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神权思想也有所发展。商朝统治者也极力宣扬天命迷信的神权思想。《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诗经·商颂·长发》说：“帝立子生商”。到了西周，统治集团一方面继承夏商“受命于天”、“代天行罚”的政治法律思想；另一方面鉴于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强调以“德”作为天命的补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理论和基本国策。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明德慎罚”和“刑兹无赦”的法律思想，即章明德治，慎用刑罚。
　　西汉初期，经济上经过连年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民生维艰；政治上秦的暴政使得天下沸怨，民心浇离，社会动荡不安；从思想上看，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亲身经历了农民大起义，亲眼目睹了强大的秦朝迅速灭亡的过程，也深知秦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朝所实行的酷刑，重赋的暴政，为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初统治者常常以秦为鉴。因此为了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初统治者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从汉高祖开始汉朝采取了“约法省禁”的措施，并按照这一原则制定了一整套与秦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使得西汉政权迅速巩固。
　　汉武帝时期，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但无为而治的这种政策与当时统治者日益增长的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而儒家学说则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西汉的法律思想从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转向了“独尊儒术”的德主刑辐思想。这一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七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状态。《唐律疏议》将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从隋亡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提出以“仁本、刑末”的政策取代隋末的暴政。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封建统治。
　　宋朝统治者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国策，因而也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法律内容，使“编敕”等法律形式有了突出的发展，惩治“贼盗”的法律变得愈加残酷，司法上出现了“御笔断罪”的制度。
　　明朝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由于吏治腐败，法纪废弛，提出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导思想和“重典治国”的司法指导思想。朱熹在对“明刑弼教”做出阐释的时候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说：“礼字，法字实理字”。[10]认为礼法均是理的表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因此在明朝时明刑弼教思想是将刑罚和教化并列为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的一种法律指导思想。朱元璋以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纲纪废弛，官吏放纵，导致矛盾深化，王朝倾覆的教训为鉴，针对动乱之后的明王朝初立，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声言：“胡元以宽而生，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的“刑用重典”不同于秦代的“专任法治”，而是“仿古为法，明礼以导民，定罪以绳顽”，从而与“明刑弼教”原则相统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贡献：
　　跨进新时期的中国，正着力思考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反省传统法律文化的走向。然而，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当今时代就是处于一个多元重构的矛盾境地，承受着多方面的文化引力，我们既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的矛盾，又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诚然，以自然经济和封建皇权政治为其产生土壤的中国传统法制，其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与黑暗，其糟粕与弊害确实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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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法律文化三种类型之一的古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华夏法律文化亦即伦理道德型的法律文化，其典型的特征是：道德伦理教条等同于国家法律，家族首长代行部分国家司法职能，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带有家族的温情色彩，法律充满了伦理身份上的不平等精神。　　
中国古代的法律可以说完全依附于“礼”，因而始终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生命，其实质应可认为“法”是载体，“德”是内容。法要服务于德，如“法家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思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可见，用法可以，但不能动摇或危及封建社会的亲情等级、伦理道德的统治基础地位。
　　传统的“德治”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为巩固专制统治，将“礼”的等级差别规范转化为伦理纲常，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无常”便是典范。法律并以此对臣民进行教化统治，使人心悦诚服的接受“礼”的统治。由此，道德生活则是人性的最高体现，而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家庭则是道德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是“仁心”、“仁性”的发端处，人们近而可以在社会中进行道德实践，因为社会道德与家庭道德则是完全相贯通的。
　　中国封建法律实施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执行森严有序的社会身份制度。身份就是“名份”，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规定，或指人的社会家族地位、身份地位在古代中国这种身份关系社会的规定，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礼制”。先秦时期法的内容及作用几乎都是用来规定道德礼仪的，或者说“礼”就是当时的“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作用机制是道德——法律一体化。在思想家们的理论论证和理想设计中，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道德法律一体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化力量，而在人们的行为品质领域里“孝忠”更能彰显这种力量。道德法律一体化的运行，一方面道德法律化，即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软件”被硬化或“格式化”具有了政治法律的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解决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法律道德化，即政治法律作为作为社会调节器中的“硬件”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有力手段。
　　道德和法律如此密切相结合相互渗透，以致于形成道德——法律一体化。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之处，为古今圣贤所称赞。当然也有负面作用，并通过各种形式顽强表现出来：一是道德泛化。即道德在发挥社会功能时，超出自己的功能界限侵入法律进而在诸多领域取代法律，颇有道德万能之意味。这样又导致另一恶果，道德无形中被取消。因为如上所述道德的领域既然是无限的，但其功能则是极其有限。一旦使之越出其功能界限，用其解决社会的法律问题、政治问题乃至经济、科学、文化、军事、教育、外交等领域的问题，就必然无能为力,因而最终导致道德被取消。尤其必须指出，这又常常导致用政治法律手段来解决道德问题。当然，中国传统的道德法律文化也无力满足于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需要，因为中国法律历来缺乏欧洲古老而发达的自然法精神，缺乏契约精神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精神，是和法制现代化相冲突的，甚至在某些领域阻碍着法制现代化建设诸方面的总体平衡。这种冲突又具体表现在：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不利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商品经济机制的形成；家族主义精神唯上从众的习俗性道德行为方式与建设现代化民族政治相悖；重道德目标轻客观真实的思维定式和现代科学精神难以契合，其思维领域漠视甚至排挤科学技术，造成科学精神、探索、怀疑意识的空白；重协调轻进取的人格理想，平实而严苛的道德理想主义同人的解放相对立，因为法律控制型的道德规范脱离实际，要求过高、过严，而且把道德发展成与人的本性、人的欲望、人的需要针锋相对的地步，如封建的“三从四德”。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出现道德异化，道德的本质发生蜕变，道德的纯洁和高尚在封建专制之法的压抑下也无从谈起。再有，用道德手段来处置犯罪行为，使得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在“检查深刻”、“态度较好”等幌子下，逃脱了本应受到的制裁，而法律的尊严就在这富有道德意味的气氛中受到亵渎。
　　古代道德法律的调整内容主要又是身份制之下的亲情关系与现代平等互利的契约关系背道而弛。在此之下，传统法律中的伦理道德模式是“上下有等，尊卑有序”。“尊”的一方享有特权，“卑”的一方受尽屈辱，如“大不敬”、“不敬”、“不孝”的重罪规定。古代法律中推崇亲情关系，把人情味视为人际关系和法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可否认，亲情关系有比契约关系更迷人之处。然而，传统的亲情关系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对圈子内人的感情与圈子外人的感情相映成趣，如“亲亲相隐”、“子为父复仇”、“八议”等法律制度。由此可见，亲情关系带来的另一弊端：蔑视社会正义，无视法律尊严。它使机会不平等，使正义得不到伸张，使庸者占据高位。并且还加剧了为历代执政者头痛的社会病——人情大于法。对于亲情关系的过分倚重，对明确规定权利义务的漠视，使得一些人因义务的模糊而非常方便的贪奸取巧。另一类人，则因权利的模糊而在他人的侵权面前有口难辩。群众因此矛盾丛生，合作变的非常困难。更严重的是伦理道德法律构筑下的亲情关系把人际关系的重担全压在“亲情”之上，及易导致情感的功利化，反而使纯洁的友情、爱情、人情变的稀缺匮乏。
　　法律规定下的身份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不可能是互利的，而只能是对权利义务的片面规定。一方面在身份制下，人不得视为一个人，而始终是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因而一般人对他身处其中的团体只能具有功能意义，只能无条件的尽义务，谈不上独立的价值和权利。“为家族尽孝”，一些西方学者惊讶，中国人对家族义务之重，达到了没有个人利益可言的地步，以至于出现“杀子孙”的合法化的现象。至于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利则根本谈不上，惟有“尽忠”，“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君让臣三更死臣不敢五更亡”。另一方面法律中的身份制度对人的社会地位规定是“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取决了人们在家族等特定团体中具有的身份，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在庙堂之上者享有的种种特权，在下者背负无尽的义务。如“准五服以制罪”、“上请”、“官当”、“缘坐”、“株连”等法律制度的规定。所谓人际关系的和谐，不过是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同义语，美德往往沦为对高贵者的卑微服从。可见在这种法律制度下无论是个人与家族、国家还是人与人之间很难谈上互利，往往只是付出与索取的分离。
　　对待传统不仅要承认，同时还须尊重，激烈地反对传统并不是对待传统的建设性态度，恰恰是传统的巨大阴影。因为传统这个大包袱中不乏珍贵的遗产。中国道德法律一体化的文化不仅过去参与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曾雄跨世界的华夏文明，即使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其仍然具有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国古代的道德化的法律文化为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二者相结合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借鉴古代法律中的道德内容对建设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谐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至上的理念，而“礼法”则提供了实现这一和谐的途径。“礼之用和为贵”，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学的特质之一，如中国封建刑律“十恶”重罪之一便是“不睦”，同时，为了使刑法适用更趋于和谐又有“恤刑”等制度，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有必要和亲属、邻里保持稳定的融洽关系，同时也是统治者进行稳固统治的需要。
　　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推崇中国的传统法律道德文化是我们新时期法律人的任务之一，也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法律吸收及有机的改造也是我们健全法制并走向法治的需要；也是是使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权利不容侵犯等观念化为公民道德信条的需要。背离好的传统习俗意味着背离人类的智慧，意味着蔑视人类优秀道德成果的一种非道德主义态度。而我们的教训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冲突之下，在实践中没有十分注意对传统的道德性法律作认真的科学区分及有意识的扬弃，反而几度片面地作了过多的批判甚至横扫一切封建法律制度，多次的文化运动搅乱了一切优秀的法律传统。至今在某些法律生活中仍令人时时感到文革破坏性的余烈。近年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必要联系趋于瓦解、基本道德面临被摧毁的危险以及腐败在滋生蔓延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过程中而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尽管把自由、互利、民主、平等、和谐、正义等民主政治内容作为构建法制文化的目标，然而，民主政治同样有赖于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历史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在走向现代法制文明的过程中，法律文化的世俗化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个中道德将变得更加贴近人性，千百年来古律中沉积下来的密集道德禁忌被不断扬弃，道德严格主义成为历史陈迹，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是，道德设计上的最低限度规范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发展趋势，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当然也应符合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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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翠区19413029554： 什么时候有了法律? - ？
雍思风湿： 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环翠区19413029554： 中国古代关于法律起源的几种观点 - ？
雍思风湿： 主要有两种,一是“刑起于兵”、一为“法源于礼”. 《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 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

环翠区19413029554： 中华法系主要是指?? - ？
雍思风湿： 应该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法律.中华法系 中国的封建法律和亚洲一些仿效这种法律的国家法律的总称.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

环翠区19413029554： 中国第一部法律法规是从那个朝代开始书写并逐渐完善的? - ？
雍思风湿：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始于夏朝.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 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

环翠区19413029554： 概括古代中国法律制度的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 ？
雍思风湿： 特点:突出道德教化与强化社会规范. 形成原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文精神的发展;统治策略的提高;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儒家思想的影响等.

环翠区19413029554： 历史问题--中华法系的特征是什么?中华法系的特征是什么? - ？
雍思风湿：[答案] 1.奴隶制时代法的特点.中国奴隶制时代,虽有成文法,但不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奴隶主贵族临事议制,任意施刑.奴隶主贵... 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

环翠区19413029554： 谈谈从战国时期的《法经》到唐朝的《唐律疏议》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法律体系的演变. - ？
雍思风湿：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

环翠区19413029554： 论述题:谈谈对中华法系的认识(重点什么是中华法系及其特点) ？
雍思风湿： 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 (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 ,到隋唐时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

环翠区19413029554： 中国古代出现的法律有哪些形式 - ？
雍思风湿： 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 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环翠区19413029554： 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出自何处? - ？
雍思风湿：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