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性格特点概括

苏轼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样的?~

率真的
——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
孤傲的
——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豁达的，超脱的
——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
有理想，有报复的
——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
有政治见解的
——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豪爽、乐观,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学家。
苏轼的诗集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堪称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的性格特点
　　首先，苏轼的旷达、好爽、乐观是来自于他性格最本身的直率，而且这个才是他的本质，是天生带有的，苏轼的一生官运坎坷，也就是他直率的原因，得罪了很多的权贵，而她的诗词也是与直率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首先是自己的生活，再一个就是他的仕途，可以说是起伏不定的，从生到死，都是在起伏中度过的。
　　虽然苏轼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他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他直率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有一颗博爱和宽阔的心，慢慢的他的诗词里面也充满了豪放和轻松，更是有一种淡泊名利的气氛和一些看清事实的独特眼光，这些都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体现了出来。
　　苏轼的性格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从大的方面讲，他成了北宋各个集团之间争抢的产物，而从他自身来讲是因为他看清了一切，加上性格原因他心里无所牵挂，自然而然的就豁然开明，自然一切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无所适从了。
　　苏轼因为心中无牵挂，最终以豪迈的本色走完此生。
　　苏轼抗洪的故事
　　苏轼是一个颇有政绩的官员，苏轼的为官之路可以说一波三折，曾经几次被发配到离京城很多的蛮荒之地，苏轼抗洪讲述的就是苏轼在徐州做官的时候带领士兵与群众抗击洪水的故事，在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为官的恪尽职守。
　　史书记载，苏轼在徐州做官的时候遇到了洪水，洪水决堤了，要淹没曹村，由于洪水难以泄出，水汇集到了城下，城墙马上就要被冲垮了，于是富民们都想要逃出城去躲避水灾，苏轼下令说，富民们如果逃走了，就会动摇民心，那么我还领带谁来抗击洪水呢?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让洪水冲垮家园。于是让士兵将想要逃走的富民们赶回去，苏轼穿着粗布鞋拄着木棍亲自来到了武卫营，将卒长找来，号召卒长带领士卒去抗击洪水，卒长看到苏轼还在坚守岗位，非常的感动，于是带领着士卒们穿着短衣，光着脚，拿着箕畚铁锹出城抗击洪水，筑成了一道长堤，长堤筑城后，洪水就不能进入城内了，这样民心才得以安定，然而雨还在日夜不停的下，为了守住城池，苏轼吃住在城上，即使是路过家门也不回家，并且让各级官吏也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最终保住了城池，百姓也得以安定。后来苏轼还将那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并且申请增调明年的夫役，在老城增建木岸，防止洪水再来。朝廷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并且表彰了苏轼，到现在徐州的人民还在怀念苏轼。
　　从以上的讲述可以知道，苏轼作为一个官员是尽职尽责的，不仅仅以身作则，还带动了一大批的官吏坚持自己的岗位，所以说苏轼不仅仅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个好官。
—来自于网络

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在饱经半世沧桑苦患、辗转漂泊、忧愤惆怅、九死一生，归回到金山所作。诗中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中可以看出苏子很强的自嘲意味，却也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贬谪的政治失意生活给苏轼一生带来的巨大创伤和深重苦难。他一直在北宋激烈的党争漩涡中挣扎，徘徊于无限风光和极度的无奈中，起起伏伏；游离于“隐”与“仕”的边缘，患得患失；最后在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终难逃中国古代文人“道大难容、才高所累”“腹背受敌、一生凡九迁”的宿命。究其原因，既有北宋王朝政治制度本身“先天营养不足、后天畸形发展”，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制定“先本而后末，安内必先攘外”的基本国策导致党派斗争异常激烈和由党派斗争引起的“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等诸多客观原因之外，还与苏轼因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总是让自己置身于“众矢之的”“不合时宜”的危险境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就是“不伪、不饰”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让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苏轼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待人接物、诗文创作，乃至风波险恶的仕途都追求“真我”的最高境界。在苏轼身上，“真我”的显著体现就是“说真言”和由“说真言”所致的“不慎言”。对此，他深有体会，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密州■厅题名记》中说：“余生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腹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又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其于大，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处。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苏轼的“真我”主要体现为“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的政见抒发。

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羞辱，然而惨痛的政治打击并没有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情，相反，他用自己强大的心灵力量，走出了政治的阴霾，完成了心灵的超越。他努力用理性去释散内心的痛苦，用超然旷达去平息心中的种种不平。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①虽然政治的伤痛不免让他有如惊弓之鸟，逐渐地由锋芒毕露的积极出仕转向佛老心态的谦退之道。但是从林语堂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苏轼，活得是那么的痛快自在。渡尽劫波的苏轼已对政治斗争的戕害心有余悸，不想再涉足中央权力的中心，能够在地方完成自我的一番逍遥云游、为百姓多做一些实事才是他的心中所愿。但是命运弄人，宋神宗驾崩之后，其母宣仁太后当政，即诏司马光回朝，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北宋王朝的政治进入“元■更化”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苏轼急剧得势，走向了他政治生命的巅峰，由代罪之身的犯臣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宠儿。仅仅在他到达京都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官级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担任宰相仅有一步之遥。极尽荣耀的苏轼本以为自己可以大施才华、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大事。只是，谁也不曾料想，这一次的'飞黄腾达似乎是为了下一次跌得更重。厄运披着幸福的伪衣，带着不怀好意的幽默，伸出手，无情地将苏轼再次推向了政治的黑暗无底深渊。这一次，他被贬惠州，是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自此之后，苏轼的政治生命近乎消磨殆尽、再无起色，与他晚年相依为命的是流放岭南后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克死回常州途中的悲壮与凄凉。

可以这样说，被贬惠州是苏轼政治生命陨灭的开始。寻根溯源，正如上文所述，纷繁复杂的政局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而其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是终招致祸患的内因，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政见的抒发上，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而经历史证明，这种不分时宜的戏谑怒骂不仅让苏轼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党派之间的争斗，相反，因一句不假思索的“戏谑”被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处”，于潜移默化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殊不知，在复杂险恶的政坛，“不慎言”往往就是断送自身政治前途的催命符。

元■初年，司马光当政，由于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的反变法派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因政见不和、权力之间不能达到很好地制约平衡等诸多因素，掀起了一场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朔三党之争”。在“洛蜀朔三党争斗”中，以“洛蜀”两党之争最为突出、显著。而“洛蜀”两党之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苏轼、程颐两人交恶、失欢在前。而两人之所以结怨、内心种下仇恨的种子，起因于哲宗元年，司马光去世，苏轼因程颐泥于古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公然讥笑、嘲讽程颐，让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无存。对于此段史实，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中云：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日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

又如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特辟《洛蜀党议》一章，详尽记载此事：

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卒先，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曰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歇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光去世后，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程颐遭到了苏轼严厉的戏谑与不屑。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极为精当，堪称妙语的评价可谓于诙谐幽默的谈笑间，将程颐的缺点表达得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苏轼的一句戏言，直接引发了众百官的哄堂大笑，程颐的面目难堪、无地自容。苏轼作为一名天才级的大诗人与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势必与守旧泥古、惟恭惟敬、迂执琐屑的理学家程颐具有一种迥然不同的人格气质、政治见解和人生态度。苏轼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对程颐不留余地地抨击与挖苦，完全符合他耿介直率的性格。而这种让苏轼本人拍手称叫、大快人心的情感抒对于程颐来讲，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奇耻大辱，他对苏轼的恨是必然的，与此同时，以程颐为首的蜀党更是对苏轼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必须拔除、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就不难理解，由最初的苏、程二人愤懑不释、宿怨难解直接导致的“苏轼策题之谤”，并以此为导火索诱发的愈演愈烈的“洛蜀党争”了。可以说，“洛蜀党争”对于苏轼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又为政治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他耿介直率的性格，刻意挑衅程颐在前，身陷政治斗争当中，在没有给政敌程颐留有一丝喘息余地的同时，也没有给自己留有丝毫退路，他已自断后路，不能再全身而退。自“策题之谤”后，苏轼已然惹祸上身，并且殃及身边的门人，深感力不从心的苏轼调离京师，又一次前往杭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原离京师并没有让他自此远离政治的浓烟炮火，元■九年，苏轼的政治守护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敌全力的排挤与打压之下，苏轼即获外放。先被从杭州调为定州太守，然后被贬惠州，最后流放岭南，谪居儋州。

我感觉苏东坡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从“公令以扇二十来，就判字笔随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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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岭区18536341268： 刻舟记 中苏东坡的性格特征是什么 - ？
关逄卓青： 苏轼:率真孤傲,豁达超脱

带岭区18536341268： 苏东坡传中传中苏东坡的人物性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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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岭区18536341268： 苏东坡的形象特点拜托各位大神比较“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和“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谈谈苏东坡的形象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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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岭区18536341268： 苏轼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关逄卓青： 正直 纯真 澹泊

带岭区18536341268： 苏轼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样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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