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夷夏之防”的治边理念,在边疆经营实践上怎么实行“羁縻”?

作者&投稿:产欧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吗?~

如果将它们置于“经权”的思维框架之下,则二者之间所谓的矛盾和对立,则不过是同一前提之下政治手段的分别而已,也就是说,属于“经”与“权”的辩证统一。
首先,在儒家的大一统理论中,实现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是最高的政治原则和追求,是“经”。为此,统一中原和统一边疆作为大一统目标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为了实现本质上属于“一体”的天下的大一统,对包括“四夷”在内的“天下”进行政治秩序上的规范,“合天下于一家”,乃至人类的大同,就必须积极经营边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积极拓边,“多事四夷”,甚至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推进华夏文明,都是不可厚非的,是维护大一统这个“经”的正义之举。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等为了解决来自边疆的威胁,为了实现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都曾从“王者无外”的治边理念出发,在稳定内部和发展综合国力后,适时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大张挞伐,“鞭笞四夷”,通过军事征讨等各种方式,不断改变边疆经营上的被动局面,调节中央和边疆各民族的关系。
但是,边疆地区毕竟与内地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客观反差,同时,不同区域的边疆,情况也千差万别。尤其是,对中原王朝而言,不同时期的边疆形势和王朝自身的情况又是复杂多变的。凡此种种,都使统治者“王者无外”的理想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甚至于遥不可及。这就要求统治者在经营边疆时必须承认客观存在的差距,正视自身实力的有限,从而将理想理论与现实相妥协,务实理性地从事边疆经营。反映在理论上,就是“夷夏之防”所强调的先内后外”,怀柔、羁縻,“因俗而治”,德化招抚,等等。于是,“夷夏之防”理论恰恰纠正了“王者无外”的偏颇,成为对“王者无外”的“权变”。
可见,“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边疆理论上的反映,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边疆理论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体现了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的辩证统一。不管是主张“王者无外”,还是强调“夷夏之防”,二者都有其现实合理性,甚至在目的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就是说,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安边,都以“九州同域,天下一统”为边疆经营的目标,都承认边疆经营对实现大一统的重要作用。于是,看似矛盾的两种边疆理论,在边疆经营实践上虽各有侧重,实际上则互为支撑,殊途同归。因此,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我们探讨中国历史上边疆经营的基本规律,理解边疆经营与封建国家强盛的内在关系,无疑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唐朝政权建立之初,因忙于统一中原和内部建设,对当时的东亚霸主东突厥不得不卑辞纳贿求和。唐高祖和唐太宗还曾多次批评隋炀帝“多事四夷”的政策,认为“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在东突厥大举南下兵临渭水时,唐太宗甚至不惜与之订立屈辱的“便桥之盟”,以换取突厥退兵。他还屡次拒绝朝中大臣发兵出击突厥的请求。凡此种种,其理论依据就是传统的“夷夏之防”理论。而一旦唐朝国富兵强,相反东突厥内部分崩离析之时,唐太宗则又断然拒绝魏征、褚遂良等人基于“夷夏之防”理论提出的“不事四夷”的种种建议,毅然以“王者无外”为目标,发兵将东突厥一举消灭。
到贞观四年,随着东突厥的败亡,突厥部众大批归降和被俘,如何处置东突厥余部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当时,温彦博、褚遂良、魏征、颜师古、杜楚客、李大亮、窦静等几乎所有重臣大吏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分为三派: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将突厥迁往中原,分散安置于内地州县,改变其原来的生活方式,使之放弃畜牧而从事农耕,即所谓:“迁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耘,变其风俗,百万强胡,化而为汉,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空虚矣”。第二种意见主张将突厥遣回河北,任其自生自灭。如颜师古就说:“臣闻先古哲王,内诸夏而外夷狄。又曰: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忽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今欲遽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臣愚以为凡是突厥、铁勒,终须河北居住。请皆置之河北,分置酋长,统领部落,节级高下,地界多少,伏听量裁,为立条制,远绥迩安。”第三种意见是温彦博提出的,他认为应依照东汉旧制,置突厥于河套地区,“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本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忌之心”。
这三种主张,实际上就是“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两种边疆理论在处理突厥问题上的具体化。其中,第一种意见主张在短期内以强制手段改变游牧民族固有的生活习惯,第二种意见主张将突厥迁回大漠,与主体民族隔离开来,这两种主张都重在强调胡汉差别,主张胡自为胡,汉自为汉,以“内诸夏而外夷狄”,其出发点理论根据都是“夷夏之防”的狭隘立场。从当时的客观情况说,前者是无法实现的一种空想,如温彦博就指出这种做法违背边疆民族的实际,“非含育之道”,颜师古也认为这样做“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即既不符合“王者无外”的博爱精神,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后者则无视当时漠北形势的客观变化。因为在东突厥衰亡前后,薛延陀部业已崛起于漠北,决不会让突厥重返漠南。事实上薛延陀部为独霸漠北,也坚决反对突厥北迁。所以即使突厥余部回到漠南,也势难立足。如果唐朝强行将突厥北迁,那么结果无非是两个:或者是任由铁勒诸部兼并突厥,或者是唐朝必须出兵扶植,以保证铁勒与突厥分主漠北和漠南。但这都不利于唐朝北部边疆的稳定。而第三种意见则符合“王者无外”的思想。因为河套地区自古就是游牧和农业的结合地带,人少地广,宜农宜牧,突厥本部在此可以保持游牧生活方式,而唐朝中央则可在此驻军屯田,予以监管,保持北疆的安定。所以唐太宗从安定边疆的战略高度,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在保持突厥诸部相对独立状态的前提下,以河套地区为中心对突厥诸部进行了安置,既以其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职,保留其游牧生活方式,又由中央政府设都督府予以监管,终于安定了北部边疆。
纵观唐朝处理突厥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纳贿求和,举兵征讨,还是征服之后的安置举措,以及后来在安置过程中的几经反复,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两种相辅相成的边疆理论,是唐朝统治者能够灵活因应边疆形势的基本理论依据,并因此才达成了安定边疆的目标,而从来就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
所以,儒家既提倡“王者无外”又强调“夷夏之防”,不仅有其理论意义,而且有其实践意义,二者之间表面上的对立和矛盾,毋宁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的成熟。一方面,如果没有“王者无外”所树立的高远理想,则边疆经营势必失去目标和原则;没有历代大有为之君基于“王者无外”这一理想和信念的开疆辟土,积极主动经营边疆,就不可能有效维护帝国的安全,不会有封建盛世。另一方面,“夷夏之辨”对边疆经营的务实理性的认识,对统治者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无疑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和纠正,并使历代王朝在边疆上能够认识到边疆经营的阶段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从而对不同的边疆地区区别对待,“因俗而治”,怀柔、羁縻,逐渐巩固和扩大边疆经营的成果。应该说,二者对稳定边疆,培育和增进各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所谓“羁”,就是马的笼头,“縻”,就是系牛的绳子,即承认和重视边疆与内地的客观差别,提倡对边疆民族进行笼络和怀柔,尽量“怀之以德”,通过治安内部使边疆得以安定,维持边疆对内地的臣附与朝贡关系,使其知难而退,自动向化,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武力挞伐,或强行变边疆为郡县,从而避免战争,实现边疆与内地的和平。所以,经历了历史的反复曲折之后形成的“夷夏之防”边疆理论,虽然隐含着对力量不及的无奈承认,但却突出了潜心于内政的治边理念,因而恰恰是对“王者无外”、“武力拓边”和“武力安边”边疆理论的修正和完善。




什么是华夷之防?
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夷夏大防和夷夏之辩的翻译是:什么意思
所谓夷夏之防,就是要严格区分黄渭文明和江淮文明的差别,严格防范江淮文明对黄渭文明的入侵,只能由黄渭文明同化其他文化,“以夏变夷”,决不能容许其他民族影响黄渭文明“以夷变夏”,排斥外来文化,等等。后来,夷夏之防被曲解和泛化,转变成华夏民族对周遍民族的歧视和防范。夷夏之防的理论,是民族...

华夷之辨,到底是血统之辩,还是文化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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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案例可以体现“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即“经”与“权”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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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下国家”“夷夏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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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如何看待"性与天道"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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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什么意思_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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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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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对四夷是怎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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