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诉讼不兴的原因

古代对诉讼有哪些规定~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一般不许越级告状。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
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
事。同时，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 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并被视为刁民。

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控涉嫌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国家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进行立案侦察、审判并给予刑事制裁（如有期徒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等）的案件。民事案件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公民与法人之间的纠纷产生的诉讼，主要指有关财产权益方面的案件,也包括婚姻、家庭等人身方面的案件。比如合同违约，离婚，财产继承，人身损害等。二者的区别：1、从诉讼主体来看，刑事诉讼是“官告民”，但也有例外，刑法体系中的自诉案件，原告也是公民或法人；民事案件的诉讼主体的地位则是平等的。2、从诉讼时效来看，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是具体的该犯罪行为有可能涉及的罪名的量刑档次的最高期限，比如有可能判3-5年，诉讼时效就是3年，但检察官认为有必要追诉的，则无视时效，发布通缉令后，诉讼时效也是不计算的；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自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生效之后，若无法律特别规定，从原来的2年改为了3年。无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法律都有对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厌讼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伦理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以身作则，使争讼者耻于争讼来达到“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讼于庭”的和谐恬静的理想境界。随着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普遍适用以及至高无上的地位，厌讼思想也在普通老百姓中长期流传，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习惯。时至今日，“厌讼”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如有些人总认为“对簿公堂”是不光彩的事；有的人在受到违法行为的侵犯或者与之订立契约的当事人违约时，或者在心理上总是认为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好，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或者实行“私了”，而不肯诉诸法律等等，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仍大量存在。这种“厌讼”思想是怎样成为一种历史的积淀，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呢？笔者拟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 受限于伦理纲常任何一种制度架构，必然有其经济、社会上的根源。溯源中国古代社会，一切物质、精神文明的创造都依赖于农耕之生产方式，中国自古发源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盛行。故而人们多固定于土地之上，又因家庭单位易于组织生产，遂注重家庭。农业生产多依仗气候、降雨等因素，而这些又不是人们能够所掌握，因此必然会祈求于天。所以中国人自古与天和谐，安分守已，希望上天赐福。这种态度让人们注重家庭生活和邻里和睦。因此中国人偏胜于家庭，不同与西方爱基督文化影响偏胜于集团生活。既然注重伦理，则社会秩序也以家庭伦理道德为基础来组织。由于崇尚伦理礼教，所以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下不得犯上。因此古代社会上下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往往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如果下告上就是“大逆不道”。上下的等级关系一旦进入诉讼之中，就被认为有乱于纲常，在下的人有违于道德，也往往难于实现诉讼目的。为此，我国古代社会在诉讼中确立等级限制，也在于防范对纲常的败坏。其次，家庭不仅仅限于小家，人们多以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而聚居，因此家庭关系自然是要推及于社会的。于是拟君为父、拟朋友为兄弟等等，社会由此为一大家庭，因此中国人往往讲求亲情、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依靠情感来维系。若一旦发生纠纷诉诸于诉讼，必然有伤情感、颜面，亦为周围人耻笑，陷自己于另类。所以民间诉讼往往不兴，多为自行化解。由此可见中国人不“健讼”是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有其根源所在。 二、 重义务而轻权利我们今日所说的权利一词为外来词，伴随西方权利（right）观念而引入我国。对于西方人来说，他对自己的利益享有权利，对实施一些正当合理之行为享有权利，并可对抗于他人。因而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受教育就是“我”的权利，若有人来妨碍，便是侵犯“我”的权利。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说我要上学，但决不会说我有上学的权利。上学的权利来自于父母的给予，有待于父母的承认、认可。这种“权利”观念是：权利是别人承认后存在的，不由自己主张。 说到这里，顺延上文所提出国家庭生活的所生之伦理本位，由于其崇尚之“礼、信、仁、智、义”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在情感维系之外，又多出这么一层道德上之义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又表现为彼此之间的义务。所以在古代法律体系中，很少规定权利，只规定义务，在此义务是本位的。 由于个人往往依靠家庭而生，个人的需要就通过家庭得以满足，所以私权的提出也不必要了。因此，对于私权的保护向来是淡化的。中国人又讲究克制忍让，所以侵犯“权利”的事情常常难以演化为大的纠纷或诉讼。 三、 诉讼带来的负面利益 如此看来，中国古人权利受损，不诉求于诉讼途径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如果单单只以厌讼、贱讼的原因加以概括，就显得有些偏颇。人生来也是有理智的一面的，又怎么会因为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是否诉讼。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会经常影响到他们对于纠纷的态度，那么对于诉讼的提起，权利的主张也自然受到种种观念的左右，乃至于受到利益的摆布。中国古人对于诉讼的态度，除了贱讼、厌讼、还有恐诉，弭讼即国家的通过事先调整来预防和避免。“中国人之贱讼，其实并非真正的鄙视诉讼，而是害怕诉讼。故贱讼实为“恐诉”…….甚至可以说人们所真正讨厌的是它的客观后果。”故此，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恰恰还在于诉讼为其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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