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背景？

李大钊的生活背景~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一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值得骄傲的年代。因为它孕育了一群以鲁迅为代表的“特立独行之士”，也产生了一大批虽有缺憾，却不失其正的“外圆内方”者。
文丨许纪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壹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外，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土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封建宗法制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以“圣贤”为追求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于一步。
　　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土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土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如此取土，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土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

　　▲古代科举考场
　　为吸引士子们参加科举，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禄诱之。一日中举，便享有异于庶民的种种优待，俨然是一社会特殊阶级。清贫布衣和高官厚禄之间的选择是如此的严峻，以致很少有人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唐宋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唯有登科人仕方是正途的价值观：“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读书为登科、人仕，这种庸俗学风势必造成读书人只读经书，无心旁览，更不可能“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
　　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人仕为宗旨。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以自由讲学标榜的私人书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挡不住科举的冲击，几经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举名额，沦为科举的附庸，到清朝已与官学区别甚微，至于家塾、教馆，更是应付科举的预备场所。

▲清光绪二十二年进士李家驹殿试试卷
　　知识分子除科举入仕之外，几无栖身之地。在传统的中国，一个土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离开了后者简直犹如失业。
　　第三张大网：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
　　在传统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一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张宗法性的伦理政治关系网络，它体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说。每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这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不得不附丽于各种关系而生存，与上下、前后、左右结成须臾不可离之的联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很少有人能够在行动和意识上冲决这个宗法伦理政治网络以及与此相应的纲常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气息，关系学成为安身立命的处世秘方。“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由此可见，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这三张大网的制约和影响，中匡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高度单一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现过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古代词林中，士、儒生、土大夫三词意义相近，便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职业单一化和思想一统化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三张大网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或世俗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其功能的发挥又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谁如果想稍稍偏离正统，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的愿望，或者对异化的反抗，都会被看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付出血的代价。明末李贽、何心隐的被戕害，东林党、复社的被镇压，清代令人毛骨耸然的“文字狱”——尽管牺牲者离近代的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结局已足使大多数土子望而生畏了。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当然，在封建土大夫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图大志、敢于直谏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确乎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气息。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着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
　　
　　▲唐太宗和魏征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欲摆脱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投奔绿林，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二是遁迹山林，当以庄禅自娱的山人隐土。但这两途是否真的导向人格的独立，解脱依附之苦，似大可怀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张良、魏徵、李岩之辈，尽管与现实封建朝廷斩断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未必与观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们脱离了一个昏庸的暴君，却依附于另一个改朝换代的“真龙天子”，为后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己，不如说是修复、再版这个结构的基因。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格的依附性。至于遁迹山林、退归自然者，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现实的黑暗，理想的挫折，逼迫他们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而在现实层次中它不得不以“与物俱化”的顺世主义作为补偿。“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实现了对皇权的消极反抗，但“悠然见南山”的忘情生活却颇有乐天知命、得过且过的混世意味。既然如此，又有多少独立人格可言呢?至少是打了一半折扣了。
　　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想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人格上的悲剧，独立与传统士大夫们实在太无缘了。
　　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又怎么样呢?
　　贰
　　封闭性的大一统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炮口威胁下被迫开放，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所显露的中西间的差距，惊醒了清末沉睡在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美梦中的国人。从戊戌变法起，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向西方认同、改变传统社会格局的艰难历程。封建专制王朝崩溃了，儒家正统地位动摇了，大一统削弱了。这一切，给近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是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多元化。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象征着知识分子由土而仕的单一发展渠道的时代已告终结。社会分工飞速发展，出版、教育、新闻、科技事业纷纷兴起，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出版家、教育家、报人、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专属自己而非寄人篱下的栖身之地。第二是知识分子信仰选择的多元化。西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物竞天择”说，自由平等说，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令人应接不暇。在这新与旧、中与外百家思潮争鸣激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得活跃、丰富、开放，不再禁锢于一家一说的狭小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进行比较和选择，享受到充满魅力的精神自由。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才具备了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事实上也的确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是有限的，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顽固地抗拒着西方世界的同化。透过中华民国那层现代面纱，一种“准大一统”的容貌依稀可辨。仿佛与上述两大变化相抗衡，在“准大一统”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又面临着两大传统困境：第一是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知识分子所栖身的文化界并未取得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独立身份，始终处于政治强权干涉、插足的阴影笼罩之中。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了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有人在中央全会上提案要求改设教育部，并诘问蔡：“难道教育独立，必须独立在国民政府之外?”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不仅教育，其他文化事业亦复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闻事业虽然繁荣，但每家民间报纸都依附于一定的军阀政客集团以求生存，难怪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要酸楚地感叹，民国以后，吾虽然“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其滋味乃正复与官相同”。第二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统一过中国。但他们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奥秘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扼杀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说北洋军阀因政治更换过频而不及确定“一尊”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权得手后即宣布“三民主义为全国唯一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在党治之下是不允许他活动的”。“三民主义教育”或“党义教育”成为大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一个主义”的实现势必要靠刺刀和皮鞭来维持。在近代中国，翻版的“文字狱”屡见不鲜，更甚古代。像报界中的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惨遭杀戮。鲁迅曾深沉地写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蔡元培题字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由于自我意识未曾苏醒而无所痛苦，那么近代知识分子一旦被唤起人的尊严、人的自觉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这是何等的悲哀、残忍！然而，人格的抉择却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诿、搪塞，除非自杀；但自杀也是一种抉择。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于黑暗政治，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
　　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一大类中有两层面：“特立独行”和“外围内方”；依附人格一大类有三层面：“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1
　　“特立独行”
　　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所产生的一群极有韧性、极为罕见、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土，他们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
　　其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们时常辗转不安， 自觉地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像鲁迅，倘若不是那种深沉到了极点的爱憎煎熬着灵魂，恐怕会活得更长久些。他们又常常无情地自我审视，在良心的洗涤过程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如闻一多，原先是超然物外的文学隐士，一旦从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正视黑暗的现实，就严厉地鞭挞自己：“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其二，追求“说真话”的精神境界。人世间谎言多矣，但是否说真话，却度量着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确定自我，摆脱异化。因此，他们都把说真话视作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说真话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良心、对社会的责任，即使为此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章太炎在北京困顿期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是何等的快哉！章太炎一生固有众多污点，言论也未必句句精当，但他敢言已之所欲言、人之不敢言，确乎当得起“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统治势力对他们的伎俩终是有限，说到底是一个死字。倘若超越了生的执着，也就无所畏惧。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超脱，鲁迅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不带家门钥匙那种“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气魄，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痛斥独夫蒋介石，准备接受特务第二颗子弹的凛然，似乎都显现出近代史上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有置生死于度外，甚至以死为荣、以死为快的大彻大悟。其四，具备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古代的“特立独行”之土并不乏气节的话，那么近人高于古人之处就在于维持了气节的价值，不再重演“愚忠”的悲剧。他们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现存的学说，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弃批判的权利。他们不依附任何“圣明君主”或政治集团，对真理和事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常常受到同道的误解，以致遭受“背后的枪击”，陷入比死亡更为悲哀的孤独。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见风使舵，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孤军奋战，直至将群众慢慢吸引过来。这种真诚坦白、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正是鲁迅所极力推崇的“摩罗”战士最珍贵的品格。
　　
▲谭嗣同像
　　2
　　“外圆内方”
　　与“特立独行”者相比，他们也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但有层次高下之别。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写就《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前辈欧阳予倩谆谆告诫这位青年史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判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以“纯研究的态度”作进攻的“挡箭垛”，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予倩叹谓：“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
　　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亲笔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沼时，黄却不为所动，答以“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的淫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苦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3
　　“帮忙奴才”
　　中国是一官国，权力意味着一切。虽然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流行一时，但“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仍在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头脑中被奉为圭臬。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某些人无法不趋之若鹜。每年留学生归国，总有一批海外学子源源补充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有些颇有声望的大学教授、学者名土，也以挤入官场为荣。做官带来了显赫的功名、丰腴的利禄，同时也抵押上了人身的自由、人格的独立。王世杰，在欧洲获硕士、博士头衔的宪法专家，北大法学教授，当他身为留学生、学者时还是一脑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想，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鼓吹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曾几何时，当王氏荣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长后，充满东方专制精神的《战时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笔，将工人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又是他的杰作。久而久之，王氏的灵魂完全为官僚机器所同化，丧失了自我。还有一些文人，原本是胸怀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抱负当官的。但一朝入了庙堂，便身不由己。既然成为传统结构中的一个元件，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就得执行结构所指定的功能。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撰写反军阀的社论，是何等的铿锵作声，倾动江南!当他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步入蒋府后，从此就不再是那个“畏垒”，也不是布雷自己，而是蒋介石的“文胆”。他的个性、锐气、见解通通被迫驱入潜意识，也许只有在恶梦中他才有缘与它们相会。二十年的隐忍生活，最后以服毒自杀才得以解脱。陈布雷的悲剧是传统的，古书上伊尹、周公、诸葛亮这些“帝王之师”对他纠缠过深，他摆脱不了“土为知己者死”的依附性。民国以后，北洋中央政府尤其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官僚群基本上由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其政权整体素质依然是传统的，这一现象很能说明官僚机构对机构成员的难以遏制的异化效应。从政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资格，堕落为替统治阶级帮忙的奴才。
　　4
　　“帮闲文人”
　　鲁迅曾这样区分“帮忙”和“帮闲”者：“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也就是说，前者是在朝的，后者是在野的，虽则一同攀附于统治阶层，但攀附的深浅不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文化界与官方政治总有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处于半独立半依附的状态，这样，蛰伏于此的“帮闲文人”们固然追求一定的独立性，但老割舍不了阿谀权贵、趋炎附势的劣根性。胡适，在美国人看来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但他在政治上所匮乏的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那种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他可以对当局作些“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但骨子里却渗透着一种敬畏现存秩序、膜拜国家政权的庸俗市侩气，否则就很难理解这样一个经过美国民主洗礼的“自由主义”者，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以胡适精细的政治目光，未必窥不见国民党政权的传统本质和无可救药，但他直到那座腐烂的大厦倒塌前夕，还表示要“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不过，胡适聪明之处，就是“帮闲”不“帮忙”，死不肯入阁，宁愿“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以“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这种形象颇近鲁迅所描绘的“二花脸”了：“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知识阶级”，“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在近代中国的文坛和小党派中，这样自命清客的帮闲者为数不寡。1946年底伪“国大”开锣之时，就有那么一些平时以“独立”标榜，以“气节”自诩的“社会贤达”和民青两党，挤进去凑热闹，充当专制舞台上粉饰民主的花瓶摆设。其中，像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是经不起中国“宪法之父”的名誉诱惑而自毁人格的；像《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是因曾向蒋介石敲过一笔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的竹杠而不得不还人情债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身居朝外，但心已离庙堂不远，为了一己私利，哪还顾得上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严!

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背景预示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是哈尔滨城市百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和通车，在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发展的基础上，由中东铁路沿线大大小小的铁路村逐渐发展成一个“洋华杂处、中西交融”的近代都市，作为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呈现出“多元、交互与共生”的城市特点。这个时期，许多途经或居住在哈尔滨的中国知识分子——瞿秋白、江亢虎、胡适、朱自清、季羡林、陈纪滢、萧红和辽左散人等等，记录了他们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和所想所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历史的“胎记”。

一、中东铁路、哈尔滨及西方与中国知识分子

1896年6月3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此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根据该条约第四款，1896年9月8日中俄两国在柏林又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此合同指出：“中国政府规定建造铁路，与俄之赤塔城及南乌苏里河之铁路两面相接”。同年12月16日，中俄两国还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一款强调，东省铁路公司系“专为在中国领土界内修造铁路，经理营业在黑龙江省最西边界之地点起，至吉林极东边界之地点止，以与俄政府延修至中国边境之后贝加尔铁路及南乌苏里铁路两面首尾相联”。最西边是满洲里，最东边是绥芬河。这些条款解决了“T”字形中东铁路“横向”的北线铁路问题。从俄国的赤塔，经满洲里，至哈尔滨，到绥芬河，这贯通了西伯利亚大铁路。

1898年7月6日，中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此合同第一款表明，“此东省铁路干路之支路，达至旅顺、大连湾海口，取名‘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1898年10月10日，中俄两国在北京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该合同第一条提到，“预备天津至山海关各路，自立合同日起，三年内应添设各工程及增造车辆之用”;“北京、山海关各路所有车道、车辆、一切产业，及脚价进款，并新路造成后所得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此次借款之保”。这些条款处理了从中东铁路枢纽（节点）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纵向”南线铁路问题，及与北京和天津的关内、外铁路的联接问题。实际上，俄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是寻找出海口。中东铁路贯通了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中国直达大连，有效地实现了俄国寻找不冻港的战略梦想。

中东铁路1898年6月9日正式开工，1903年7月14日竣工。记者陈纪滢称，“自从东清铁路通车后，欧亚交通起了重大变化。俄国的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可直通法国巴黎，中间经过东欧各国。如由中国边境满洲里车站起，至欧洲仅需十二天，比自上海乘邮船经苏彝士运河（即苏伊士运河，笔者注）需二十四天，正好节省一半的时间。”从而，“不但中国自广州，经北京迄东北所有去欧洲的旅客都争搭东清铁路经西伯利亚到欧洲，就是菲律宾、日本的旅客也舍邮轮，改搭火车了。外交官、留学生、商人都取这条捷径，来往于欧亚之间。”季羡林亦称，“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德国人柯德士1936年就是经过中东铁路来到中国的，其《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一书有详细记载。

哈尔滨是松花江和中东铁路共同孕育的城市。“中东铁路与松花江都代表着哈尔滨，它们是哈尔滨的同母的两个姓名。他俩互为表里，既代表着哈尔滨的外貌，也是哈尔滨的内涵。”“以水定城”，因为松花江及其流势，中东铁路的枢纽最后选址哈尔滨。“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以路兴城”，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哈尔滨由一个中国传统的渔村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成为一个近代化城市。从而，哈尔滨成为了一个“多元、交互与共生”的新兴和国际化城市。

在《哈尔滨：永夜的极光》一文中，知名媒体人张泉谈到，“南满支线在傅家店附近纵深开来，两条铁路像两道交叉的伤疤，在中华帝国的东北角灼烧出一个弯曲而丑陋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将诞生一座传奇的城市，它从前的名字叫做傅家店，它未来的名字，叫做哈尔滨。”在张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的序言《被淹没的雄心》中，著名媒体人许知远评价，“这本书当然也有缺陷。有时，他太屈从于自己浪漫化的情绪，一些词句太过悲情。有时，他放弃了自己更直觉的观察与判断，被资料牵引着，倘若他能在历史叙述中加入更多此刻的感受与思考，行文无疑会更引人遐想。”笔者认为，张泉不仅没有把握到哈尔滨等城市的主要特征，唯美和煽情的语言在历史面前也是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对相关史实的掌握和运用不到位，伤痕累累，中东铁路不是十字架形式的，哈尔滨并不是因为有了中东铁路才称为哈尔滨，在他的文章中这样的叙述“俯拾皆是”，如“中东铁路将从海参崴一直铺到中国东北的满洲里”。“大散文化”的历史写作模式也须建构在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之上。

从生存困境的角度看30 ，40年代一些作品中的小知识分子形象
胡梦娇
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1.动荡的社会环境。在三、四十年代，小知识分子要想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文人似乎除了读书写文章，或做其它与之相关的工作来谋生便没有其它的谋生手段了。然而就算有工作去做，也要委委屈屈。比如《寒夜》里的汪文宣和曾树生，本来他们是一对富有理想的新式夫妇，他们想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当他们遭遇现实困境，一切都变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理想藏于心中。汪文宣成了一个小职员，而曾树生则成了银行里的花瓶。2.家庭。巴金的《家》里，大哥觉新本是一个有理想有想法的青年。但当他的父亲，和他谈了一场之后，他便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承担起了作为高家长房长孙的责任。《寒夜》中的汪文宣由于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闹矛盾，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形象，他便深陷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小知识分子陷入生存困境的原因：1.小知识分子自身的懦弱。汪文宣由于自身的懦弱而无法发出自己内心的想法。陷于内心和现实的困境。看见妻子曾树生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也不敢上前质问，而是躲了起来。高觉新在被父亲要求承担属于长房长孙的义务时，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只是承担。这也可以当成懦弱。2.儒家文化对人的影响。“敏于思而怯于行。”小知识分子便是如此，他们不像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那样善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尽管被侮辱，却仍然要继续下去。比如鲁迅《孤独者》中那群山阳学校的小职员，看到稍有威望的人便要去讨好，他们为了生存只能如此，不然只能像“我”一样被“淘汰”。3.孝文化，礼文化对人的影响。高觉新面对家族的压力，弟弟们的不理解，觉新所能做的就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让自己出错。面对着大家庭里的压力， 他只能一再压抑自己，一再作揖，尽到自己的孝。在自己的妻子生产时，觉新因为礼被困于门外，无法见到瑞珏，最终丢失掉自己最后一丁点儿幸福。而《离婚》中的老张亦是如此，为了孝，他娶了自己不爱的妻子，为了孝，他不敢离婚，他不敢让自己受到责骂，引起父母的伤心。为了礼，他面对别人的嘲笑，只能背后生气，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不快。因此他是痛苦的。
小知识分子面对困境的处理办法：1.屈辱的生存，比如汪文宣，山阳学校里的小职员。2.自身的反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了生存，向自己之前不愿接触的东西靠近，但毕竟心有不甘，于是在接触时，不断糟践自身，以自身的灭亡来表示自己内心的反抗。

我们现 在来看一下这群人在那个时代下是怎样形成的,他 们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命运.

一

,社会和内心的双重压抑

当历史翻过五四运动那辉煌的一页,开始走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的心情显得更加沉 重起来.沉默,在我看来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上 普遍具有的特征.沉默的缘由何在?从两个方面可以 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

其一,是因为社会的压抑.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 代,国内的内部战争和外国的侵略充斥其中.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家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 中.这样的背景下,全体中国人民内在的思想上都存 在一种压抑感,而有思想要独立的知识分子则更甚 之.战争本来就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许多苦难,对许多 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艰难而又诱惑的选择,一方面 是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一方面是拯救社会的 政治.选择前者的人,抑郁在内心的独立思想让他们 变得沉默起来,被迫沉默地面对这个社会,这个自 己.当然他们中有很多人走上了后一条路,他们却是 自觉而非自愿的,他们往往以社会的救治者自居,然 而这只过不是一种转嫁沉默的方式.

社会的动乱带来了家道的衰落,家道衰落是造 成知识分子沉默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经济上的拮 据,知识分子阶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过着琴棋书画, 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样的改变使他们面对生活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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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苍白无力,41Mr]-~!失了以前的话语权.在匕京 中,第一幕的开始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沉闷的画卷: "中秋节,将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旧宅的小花 厅里,一切是静幽幽的.屋内悄无一人,只听见靠石 墙长条案上一座古老的苏钟迟缓地迈着'滴滴答答 的步子i],中秋本是家人团聚的好日子,接近正 午应该是人们最忙碌的时候,然而却悄无一人,这就 给我们一种压抑的沉闷的荒凉感,为主人公们的沉 默的生活方式做了很好的铺垫.曾家的大客厅和西 厢房都不得已租给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家庭生 活的拮据迫使这个家庭走向了毁灭,曾文清就是这 样在家庭的困境中始终抬不起头来的沉默地活着的 人.曾皓也只能沉默地像"棺材"一样,没有颐养天年 的舒适.社会动荡所造成的苦果,是家庭这4"-弱小的 单位所无力抗拒的,对于这些人们只有默然承受. 其二,是这些知识分子内心的压抑.知识分子阶 层在近代以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明的社会群体, 收稿日期:2010—07-03

作者简介:秦法明(1984一),男,山东新泰人,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在读硕士研究生.

?20?

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 些系统中.在中国古代的士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的, 他们凭借皇权(政治)成为官员,获得话语权.在中世 纪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 的,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求发展.曾文清在曹禺的笔 下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形象,由于清朝的灭亡,封建 制度遭到瓦解,他失去了这样的依附系统.没有了这 样的依附,像曾文清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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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多余,他们是腐朽的,没落的,一无是处的.内心 的抑郁自然不言而喻.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在不断地觉醒,他们朝 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经过晚清文人的启蒙,他们在五 四时代显示出了作为~,-Y_lrCr级的力量,试图通L~I:3c

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但残酷的现实却 否定了他们的想法.国内战争和日本的侵略沉重打 击了他们,使他们那点获得独立地位的希望也丧失 了.让那些接受izl: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仅:fi-的一点 自豪感和进取心也没有了,像江泰这样的留学生都 过得穷困潦倒,只能寄居在丈人家里,过着寄人篱下 的生活

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有委屈的心态,他们会抱怨 这个社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内心的压抑迫使他们 沉默地对待这个社会,在"养心斋"里或是"作画吟 诗Jl-I或是"读经清谈",或是"卜卜课","无味了就打 瞌睡"[1x:抑或是在"纵情欢乐,尽量享受北平舒适 的生活",以至于达到"北平的饭馆戏园各种游乐的 场所他几乎处处知道门路."[iXPSO 二,知识分子的"孤独"

沉默往往是和孤独联系在一起的.在知识分子 沉默的背后是他们的"孤独",也可以说沉默的生活 方式是他们内心孤独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北京人》 中,孤独是具有典型特征的,陈奶妈带来的没飞走剩 下的那只鸽子,曾文清给它取名"孤独".在婚姻爱情 上,文清与思懿,曾霆与瑞贞,江泰与文彩他们相互 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之间互相伤害着,各自 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每个人心里想的不同,各自孤独 的生活着.曾老太爷活的也很孤独,虽然一直用着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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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18795437388： 李大钊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自左速平： 李大钊所处时代是清末晚期,民国早期.中国的老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贫穷、落后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所以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断的在苦苦探索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走出贫穷,走出落后的一种社会背景.

彭阳县18795437388： 鲁迅生活的社会背景50字左右 - ？
自左速平：[答案]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1918年至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

彭阳县18795437388： 李大钊死时的时代背景 - ？
自左速平： 中国的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贫穷、落后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所以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断的在苦苦探索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走出贫穷,走出落后.李大钊就是那个年代出现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探索中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从中认识了真理,找到了努力奋斗的方向,为此,他和一些勇敢志士一起宣传马列主义,寻求中国的出路,亲自带领学生走向街头,对当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的憎恨,最终于1927年4月12日惨遭杀害,时年刚刚38岁.

彭阳县18795437388： 钱钟书的《围城》,内容梗概及讽刺意味 - ？
自左速平：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不学无术、性格有点善良、有点小聪明和浪荡气的懦夫.上大学时就由父母包办婚姻,他既不情愿,又不敢反抗,幸而这女子“不知趣”地死去,他却糊涂地得到女孩的父亲点金银行周老板的资助而出国留学....

彭阳县1879543738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着的中间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
自左速平： AB

彭阳县18795437388： 中国近代的重大改革有哪些 - ？
自左速平： 一、洋务运动:1860年至1895年背景:1、清政府内忧外患,内有人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列强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积极寻找巩固统治的出路.2、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也让中国人看到了他们技术的先进.3、...

彭阳县18795437388： 骆驼祥子写作背景 - ？
自左速平： 老舍写于1936年 《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多以描写知识分子与农民生活见长,而很少有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老舍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以一批城市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