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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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不少。对林语堂的官方论断是这样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这短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共产党对林语堂的定评。其实林语堂一生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政府的工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文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共产党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一段交往谈起。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由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以晚明小品作为文章典范，许多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人集子，重新受到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林语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这些重刊的书籍，都是明末清初“专抒性灵”的作品。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文学并无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这一点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晚明文人袁宏道、张岱的山水小品，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都受到林语堂高度的欣赏和评价，其中许多片断收入《生活的艺术》一书中。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那一代的作家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侵凌，礼教的束缚，继而要同胞们奋发，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鲁迅的短篇小说，胡适的社会评论可以说无一例外。林语堂是少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带着相当享乐主义的色彩，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说“[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1933年6月20日，鲁迅有信给林语堂，对《论语》的作风，已经不甚满意，但语气还是平和的：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据《鲁迅全集》注，“虫二”是“风月”两字去其边，因此，“虫二”，亦即“风月无边”之意。所谓“天王”，指的是“国民党”。

林语堂何尝不知，九一八之后，中国真是到了存亡的关头，何尝不知“重重压迫，已不能令人喘气”。他之所以在此时写打油，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在《有不为斋丛书序》中，很风趣地说明了这样的心情：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林语堂所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着低诉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的这一论调，后来成了共产党对林语堂官方“定评”的底本。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则缺“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和内容。全文的总结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在1933年到1935年之间，曾多次撰文或指名，或暗讽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如1933年的《“滑稽”例解》，1935年的《论俗人应避雅人》，都是针对林语堂而发。

1935年，《宇宙风》首刊，林语堂在《且说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他对当时文坛的观察和批评，与鲁迅的说法有针锋相对的地方：

“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

这段话说出了林语堂与左派文人之间，对文学功能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文学除了为作者自己服务以外，没有其他服务的对象。

他经常拿晚明袁宏道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为写作的原则。“独抒性灵”是就内容言，亦即文学的功能只是在抒发作者的情性，哀乐，癖好。至于是否有益世道人心，能否劝世救国，以至于为无产阶级服务，都与文学不相干。“不拘格套”则是就形式言，好的作品必须在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说“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

这番话当然也是响应胡风在1934年发表的《林语堂论》，胡风对林语堂从20年代《剪拂集》的“凌厉风发”，退居到了30年代的“幽默闲适”，不但深致惋惜，并有严厉的批评，认为林语堂所提倡表现“个性”的小品，是脱离实际，缺乏社会关怀。而林语堂所谓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从屈原到袁中郎都没有分别”。

在林语堂看来，屈原和袁中郎虽然在时间上有近两千年的距离，一个生在战国，一个生在明末，但文学是反映作家个性的这一点，却是共通的。胡风则认为文学不只是反映作家的个性，也必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起一种改造社会的作用。

林语堂在《翦拂集》的序里，对自己由凌厉风发一变而为幽默闲适，作了一定的交代，亦即在不可有为的时代，宁可有所不为，以“有不为”名其斋，取意正在此。有所不为，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和人格，在不可有为的时代，而企图有所作为，则不免沦为政治的宣传。加入“左联”以后的鲁迅不正是如此吗？鲁迅在死前一年，写信给胡风，说到萧军应不应该加入“左联”的事。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了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连鲁迅进入“左联”之后都觉得身不由己，更不要说其他身份地位不如鲁迅的作家了，一旦加入了“左联”，整个人就成了政治的工具。林语堂在写作中始终要保持他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成为任何人、任何主义、任何教条的工具。

林语堂曾以“寄沉痛于悠闲”论周作人诗，也许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小品文“悠闲有余，沉痛不足”，或甚至于“但有悠闲，而无沉痛”，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并不足为病。

三十年代，在“左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狂澜之下，几乎成了只要是文学就必须“沉痛”的局面，林语堂在此时，敢于站出来说，“沉痛”固然是文学，“沉醉”也未尝不是文学。一个作家在“沉痛”之余，也有“沉醉”的权利。这样的看法，与其说是他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时代跟不上他。

我在《林语堂与小品文》一文中曾经指出：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国难深重的时刻，提倡写幽默闲适的小品，他的精义还是在争取言论自由。“他所一再强调，一再表明的是：即使国难当前，我有不谈救国的自由；即使国难当前，我还要有做我自己的自由。”

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之后，梁实秋曾为文声援林语堂，1933年10月21日，梁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小品文》一文，指出鲁迅太过“霸道”，小品文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并不千篇一律地“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即使有些小摆设，也不致消磨青年的革命志气。

鲁迅批评《论语》《人间世》的小品文确有太过“霸道”的地方，但他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究竟不是晚明，在当时提倡明季山人墨客的生活，不免有效颦学步之讥。这一点确实道出了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的病痛所在。鲁迅在1934年6月2日，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写道：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

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像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闲适幽默，讲究生活情趣，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不可时时挂在笔端口头。在生活细节上努力做出闲适风雅，唯恐落入俗套，结果却不免成了“一说便俗”的尴尬处境。雅人自有深致，不需时时说出。鲁迅发表《论俗人应避雅人》，取意也正在此。

林语堂以晚明文人的作品和生活形态，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一方面如鲁迅所说，忽略了时代的不同，九一八以后的中国毕竟不是万历后期的明代；另一方面，明季的山人墨客，表面上，风雅自适，而实际上，有许多欺世盗名之徒，风雅闲适只是幌子，争名夺利毫不多让。

山人名士，特盛于明季，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在《万历野获编》中，特立《山人》一节，可以看出山人在当时泛滥堕落的一般：“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旨意，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

林语堂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自称“山人”，而实周旋于官绅之间，以此而名利兼收。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在《临川梦》一剧中讥评陈继儒“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说的虽是陈继儒，也实是晚明山人的众生相。林语堂在推崇袁宏道、陈继儒这批晚明文人的时候，多少也助长了一些附庸风雅的虚骄之气。

小品文是晚明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16、17世纪中国部分文人墨客的生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既没有晚明的生活，更没有晚明的社会，在九一八之后，提倡写晚明小品，这又何尝不是林语堂经常讥讽的假古董呢？

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曾建议林语堂少写小品，多作一些翻译，或许更能有益于中国：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著，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

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

在鲁迅看来，林语堂的小品是“无聊的玩意儿”，于中国无益，也无法存留下来。有益无益，我们无法确知，但七八十年过去了，林语堂的作品还在继续重印，却是事实。

当然，七八十年在历只是一瞬，语堂小品，能否传之后世，而今言之过早，即使鲁迅的作品是否能够不朽，也还未知。但有一点，鲁迅是对的，林语堂没有变得更急进。至于说钻牛角尖是林语堂自己也承认的。他在《我的话·序》中说：

“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寄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治，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鲁迅用“牛角尖”似有贬义，而林语堂则坦承不讳，并以钻牛角尖而自命，自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上海，时林语堂在纽约，13个月之后，林语堂发表《鲁迅之死》，悼念这位老朋友，对他们两人的交谊离合，作了回顾和分析。讲到有关小品文的那段争执，林语堂是这么说的：

“《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林语堂和鲁迅之交恶，全在“党见”二字。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正是“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所在。林语堂的小品文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所以有一席地，正在他能独树一帜，而没有随着左派俯仰。这点缺乏党见，在共产党官方的评论看来，自然是一种遗憾，但就客观的立场而论，则正是林语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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