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明”是谁

关于中庸~

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地分别，也难以笼统地说好与坏。也就要把它放到它所处的时代去考虑。
　　西学东渐，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逐步探索出强国御辱之道。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东西方文化也在磨合中不断升华、交融。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儒家文化，却被不断的被抨击。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一切旧文学，“打倒孔家店”浪潮的狂掀，以及在文革期间，人们错误地中庸之道是在极力调和矛盾，取消斗争，是妄图永远保存旧制度。是反动哲学，是没落阶级社会革命，主张复古，倒退的复辟之道。这些都导致部分青少年对儒家文化更是深恶痛绝，中庸之道更是扫地殆尽。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更是在《狂人日记》中狂批儒家文化，视其为吃人的礼教。诚然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儒家文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它其间的精华却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对儒家文化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和评价，还历史一个公道。
　　中庸是对圣人的最高评价，无过无不及是处世的最高准则。然而，要想作到轻重适度，缓急得中，又谈何容易，只有经过长时期的修炼的人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切记：要对各种偏才取长补短，以天下之能为己能，方是实现中庸的正途。
　　
　　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庸近年来更是被人理解得面目全非，多数人认为中庸即平庸，保守，妥协，不求上进。实际上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无论在人类还是在自然界，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简言之中庸就是一种不偏不倚。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准则的典范。
　　从当今多数人对中庸的理解看，表面上我们需要杜绝以辞害意。但由表及里，是否又道出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歧视性误解？以及我们在对大众化的传统文化教育上缺少引导和启发？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使中国具备了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更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温良。正如麦嘉温博士所言：“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温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它是同情与智能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
　　近代文化怪杰辜鸿铭更是礼赞儒家文化。他认为中国人最美好的特征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甚至他在《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一文中指出：对于交战国中的人民来讲，（指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战争国家）战争的唯一出路在于彻底撕毁《自由大宪章》，制定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自由的大宪章，而是像我们中国这儿的良民宗教所赋予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甚至这一观点也被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赞同。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辜鸿铭所说的良民宗教就是儒家文化。
　　当然在这里又出现了“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的辨别和最终取向，我们应当辨证地对待。全盘西化更是不可能，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要屏除夜郎自大的狂妄意识。在这两中论调中我们应该融合二者的精华。即切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恰当的吸收和传播。
　　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提出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似乎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战国社会动荡，思想空前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无疑造成众口铄金的尴尬局面。思想的统一更是必要。而儒家文化正好以：“为政在人，取人以生，修生以道，修道以仁。”的仁政思想在封建社会独树一帜。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人治为主的国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的善恶。从人出发，就要强调个人的修身，其基本原则就是“仁”。这就使中国人具有了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也就从未对他国发动过任何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而本国的战争也要名正言顺。也就较多的避免了战争对社会的毁灭性打击，较多的给予了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
　　儒家文化是极其提倡忠孝的。简言之，它其实就是一种责任，孔子在《春秋》更是人们树立了一个国家的观念，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中国永葆生机的源泉与不竭动力。
　　关于中国人的忠义，我想还是引用辜鸿明讲的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一个苏格兰朋友告诉他说：他有一个中国仆人，那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不但说谎、敲诈，而且还经常去赌博。当他在一个偏僻的口岸染上伤寒，且身边无一个朋友能照料他时，他的仆人，那个十足的流氓却来精心照料他，使他获得了从最好的朋友，亲人那里都无法得到的照顾。这就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正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信”。
　　儒家对忠恕也是很强调的，它认为君子做事的原则就是要符合人道。忠恕就是凡不愿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即“己不欲，勿施于人”；凡自己想要通达的立身的，就先让别人通达立身，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功绩面前不要独自占有，在错误面前不要推委他人，即“功不独居，过不推委。”《辨经》指出儒家的谋圣之材就是主张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身的道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社会理想献身。
　　我暂且不谈辜鸿铭把儒家文化定为超出宗教之外的宗教，而把它当做中国传统的哲学来讲，其实它就是一种哲学。中国，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除了中国保留了大量翔实的记录外，其它三国都没有，甚至在走向衰亡。而这恰恰就是哲学的伟大作用。
　　哲学在民族文化中起核心作用。中国能有如此灿烂的古文明，而且我们还能根据甲骨，图腾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不是像埃及一样面对古老的锲行文字一筹莫展，无法解读。所以，中国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是受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影响。曾有一个牧师说：“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长的历史贮藏在他们宽敞的心里。”
　　儒家文化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当然在现在看来这是错的，但我这里要研究的只是它对中国女人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女人所具有的美德和韧性。因为一个民族中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
　　中国女人具有一种责任感，即对老人，丈夫和孩子的，也使她具有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是一种忠贞，对贞洁的崇高使命感。这些都使她具有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女性都无法企及的东方少女的圣洁。无论是“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还是“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新婚燕尔。都让人坚信：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更让我坚信只有在中国夫妇才有山盟海誓的甜蜜，海枯石烂的永恒。
　　中国的造字很有学问，比如古体字“妇”就是有一个“女”和一个“帚”组成。它就是说女人就是家庭主妇的角色。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男女平等嘛。但当你看到今天穿得`乱七八糟的中国女人时，你就会知道中国离开真正的文明是多么迅速和多么遥远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女人遵从“三从四德”，但起码应该保存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吧。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史”字。它可以看成是由一个“人”和一个“中”构成。其中就有“人执其两端，不偏不倚的”的意境，这不正是儒家中庸的完美体现。我们历来主张“以事实说话，对待历史要公正，更要求史学家要秉笔直书。”这些就是中庸的体现。
　　时代在进步，人也应当顺应时代的主流。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前卫男女，对舶来品一律照单全收。也不管它的好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红毛绿眼，俨然外国做派。我并不反对前卫，更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学究。但任何事情我们都应当适可而止吧。当前有很多青年居然荒唐的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的确发人深省啊。我们也不得不要从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了。
　　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辜鸿铭说它造成了家庭的稳固，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和公民秩序，乃至中国整个国家的稳固。《中庸》对幸福家庭有过这样的描述：“妻子好和，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因此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非常重要。
　　在《中庸》的《素位章》中儒家极力主张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居于自己的名分下。无论处于富贵，贫贱，夷狄还是患难的地位，就要严格按照这些地位的要求行事。当然这是不合理的，应当批判。可是它的精华在现在也被我们使用，如政府，企业机构的各司其职，都有中庸的体现。此外，这章中：“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对孔子：“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思想的延续，认为人的生死福祸，贫富贵贱及应有的社会地位都是上天安排的，而且永远不能改变，因此，人因安守本分。不要“行险以侥幸”这种思想当然是不可取的。
　　中国人做事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天地之道”；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写到这里，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特别是思想，在认识受时代知识结构的制约下，在不同时代所起作用的不同更是明显。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其间去粗存真的关系，作到有的放矢。
　　古语说：“用则满目俊才，弃则满地糟糠。”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在对待它时一定要慎重。只有这样才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新充满生机和活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　

中庸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胡适认为，“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
中庸范畴的基本内涵

1．关于中庸的词义
中庸研究者多认为，中庸的“中”，即中正、适当、合宜、正确，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中庸的“庸’，有用、常、平常三义。“中”“庸”合称，即中道之实用、中道为常道、中道可常行之义。这三层含义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庸一词的字面意义。

2．关于中庸的内涵
由于认识角度有异，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代表性意见有三：
其一，认为中庸的内涵情况颇为复杂，但集中起来不外尚中、尚和两方面。
其二，认为中庸概念的核心是“中”，中的原则体现于人的现实行为，就是“用中”，或者“中庸”。
其三，认为“中庸”是“中”与“庸”的辩证统一。
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众人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众人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倒读英文报纸以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采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参考资料：http://www.new-class.cn/76844889140101120/20041115/1041265.shtml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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