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风险状况的初步评价?

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怎么样？~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新中国经历了五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1949-1952年）人民政权建立巩固，恢复时期。
第二，（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
第三，（1957-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第四，（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五，（1977-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
第六，（1979-至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并发展了国民经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开展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结束百年屈辱历史，终于真正站了起来。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中国的奠基大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国百废待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第一，我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南、海南岛；和平解放西藏；第二，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和平的局面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第三，在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翻身的解放；第四，在城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挽救了大批党的干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獗行径；第五，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第六，完成整顿财政经济秩序的工作，实现财政金融形势的好转；第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第八，改造旧社会，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创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社会。第九，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友好关系，获得宝贵的支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了人民政权，中国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新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也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为中心，建立以东北为中心重工业基地，同时在西北、中部建立一批新工业基地。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完成，走出了一条通过赎买政策和平过渡的改造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同时开展，1954年9月，第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继续保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基础奠定。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我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机床厂、第一重型机械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等为代表的工业交通大项目陆续建成。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化的重工业。汽车、机床、重型机械、飞机制造等部门首次出现，一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超过了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建设成就，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提出处理国与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年出席著名的万隆会议，新中国走上了国际舞台。
1957-196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这一时期西藏完成民主改革。但是，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上也出现过急于求成的教训。1958年-1960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严重失误。1959-1962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尤其农业遭到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做法，人民生活出现困难。毛泽东坦诚的承认错误，在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1961年起逐步纠正大跃进中错误的政策，到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我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增强，建成了以大庆油田、包钢、兰新铁路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交项目；国防和科技领域出现重要突破，万吨水压机、中程导弹、原子弹、人工合成胰岛素、超音速歼击机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但是党内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比较严峻，1962年起开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1964年为了克服城乡基层干部的特权化、官僚化。中共中央搞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形成了两个套路。一个套路是极左，人整人。一个套路是依靠群众，以批评教育治病救人为主。主席反对前者，支持后一种。1965年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廉政和打击官僚主义是有效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左”的错误在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分歧在扩大。文革在酝酿。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由朋友转为敌对，美国依然对中国执行遏制封锁政策，加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新疆、西藏等地区边疆形势紧张。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外交家努力下，中国始终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继续为新中国赢得朋友。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次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文革也是探索在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探索。文革十年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治运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冲击了各项社会事业的正常发展。使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政治运动全国约有上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受到政治冲击的家庭和个人身心处于紧张之中，其中的有政治问题的人，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文革期间有许多被怀疑和打倒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是清白的。
文革期间备战备荒，国防建设规模宏大，国家积累储备比例较高，公共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偏少、商品供应比较紧张。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提高缓慢。文革及其稍后时期，大约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开发建设了边疆和广大农村，锻炼了一代青年。但是也使青年缺乏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耽误了一代人，并形成了花费国家巨大财力精力的“知青问题”。文革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许多领域仍然取得较大的成就。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国民经济、国防科技事业、对外交往取得重大进步。导弹核武器运载实验、氢弹、杂交水稻、人造卫星、远程战略导弹、万吨远洋轮船、大型电子计算机、核潜艇、导弹驱逐舰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的。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第二汽车制造厂、大港油田等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有力的支撑起国民经济发展。在外交方面：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建交、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建交热潮，这一切都显示了新中国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并以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956-197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到1978年，新中国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期间，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建成了铁路、公路、民航、水运交通运输的骨架。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中国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定具有基本物质保障的生活，人民的健康、教育水平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社会主义共同的理想，思想道德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华民族以自立自强的面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瞩目。这个时期英模人物辈出，涌现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成为新中国亿万自强不息勤劳进取的人民的优秀代表。
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看那个年代
衣着：
那个时候，服装的功能是遮体御寒。到1978年时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人有衣穿，基本能够穿暖。但是服装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新衣服只有年节才穿。人们讲究朴素。农村人们日常的衣服上会打补丁。城乡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凭布票购买衣物，而且补票是限量的。衣着的色调以蓝、灰、绿、黑、白为主。服装样式比较简单。人们的着装比较传统。春秋季男性以中山装、工装、军装为主。男性在夏季以白衬衣，蓝绿灰色的长裤为主。女性夏季一般着碎花衬衣或者碎花裙子。五六十年代以棉布为主，七十年代化纤衣物逐渐流行。五十年代，列宁服、连衣裙等具有苏联特点的服饰盛行。文革时期，绿军装风行全国。
饮食：
新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九亿多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在人口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完成的。食物种类较少，人们的食谱中主粮所占的比例较大，平时人们以蔬菜和副食产品为下饭食物。肉类和水产品人们吃的较少，基本上过年过节才集中吃鱼吃肉。平时肉类和水产品定量供应。东北和内蒙新疆牧区吃肉情况要好一些。农村居民直到70年代，还以粗粮为主，公社生产队到年终才会分肉。蔬菜供应受季节和地域限制，种类比今天要少。肉类和水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南北东西地域之间的食物种类差异较大。总的来看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年人们饮食的营养状况逐步改善，但是不如今天快。经济困难的195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和1967-68年的文革动荡年代，人们的食物供应紧张，品种单调匮乏。从1956年之后，食品供应依靠国营商店。那时居民区里有粮店、菜店、副食店、烟酒糕点店等。1965-1978年，自由市场基本绝迹。城乡之间是找不到公开经营粮食、蔬菜、禽蛋和水产品的小商贩的。改革开放之前，实行供给制，票证几乎和货币一样重要，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此外油票、糕点票、粮本、副食本等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票证。
住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居民住宅建设，建成了大批的居民楼，但是由于受国际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主要精力用于建设和国防方面，居民住宅建设的资金很紧张，再加上以前的基础太差，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居住的条件普遍较差。1978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住宅净面积3.7平方米。大约有40%以上的人住在解放前建的住宅里面。天津、上海、北京、武汉、南京等老城市，有大面积平房区。50%-70%的城市居民住在低矮的破旧的平房之中，不少居民祖孙三代居住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五十至七十年代人民政府兴建了一批居民宿舍楼和工人新村，这些楼房多为三至六层的简易楼房，这些住宅楼解决了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住筒子楼、伙单是不会不少市民那是所经历的。七十年代起，七层以上的高层楼房和综合配套的大型居民区出现，如北京的前三门居住区。1976年唐山地震后，城市建筑的抗震性能提到相当的高度。居民楼的抗震性和质量有了鲜明的提高。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住宅依靠单位分配，住房供给极为紧张，分房得按照规定排队，够条件也得往往等相当长的时间。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约8平方米。大多数农民住平房，砖瓦房不多。北方和北方50%以上的农民家庭住的是土坯房、石头房。西北地区大量农民住窑洞。蒙古新疆西藏的牧民住帐篷，东北林区木屋较常见。南方民族地区竹楼、土楼、木屋比较多，南方农村不少农民住在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民居里。但大城市周边新建的的农村砖瓦房较多。
交通出行：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建设迅速发展。到1978年我国约有5万公里铁路和94万公里公路。除西藏外，全国通铁路。除西藏墨脱外全国各县通公路。改革开放前民航建立了国际国内航空网。1969年北京有了地铁，1974年我国有了长距离的管道运输。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有了立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汽车、载重汽车、电气化铁路、电力机车、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城市道路建设不断加强。柏油路取代了泥土路。公共交通迅速发展，但是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那时坐车难，公共汽车比较拥挤。道路上，没有私家车，出租车数量极少，坐出租车要凭介绍信提前预约。那时小汽车很少，北京牌吉普在大街上奔驰。大街上有不少三码在跑，大街上还能市场看到马车。人们代步的工具是自行车。一到下班自行车如海洋一样，十分壮观。人们出远途一般乘坐火车，改革开放前我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机车是蒸汽机车，客车是国产电力机车或者柴油车。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坐快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民航归空军管理，只有够级别的干部才可以坐飞机。从祖国的边远山寨到北京一般需要好几天时间。那时中国没有高速公路，公路客运长途客车也比较少。农村居民出门仍靠步行、乘畜力车。七十年代拖拉机增多。也成为农民代步的工具。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是0.4%，那时只有单位才有电话，用的是数字码盘拨号电话，特别重要的事情才接打电话。中国人大事靠电报、日常写信联系。1978年全国电子计算机才6000台，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
文化体育生活；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有看电影、听收音机、下棋、打牌、看书等。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很干净，没有宣扬色情低俗的东西，引导人民积极向上，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貌。电影、小说、戏剧的说教问道浓烈。文革期间斗私批修、大批判成为时代的特色。不论是什么都得分出个黑白是非出来。各个厂组织职工文体活动，如五一和国庆节的文艺演出，职工运动会、篮球赛、乒乓球赛、足球赛等等。青少年爱打乒乓球、踢足球。
教育：
建立了许多中小学，中小学学杂费很低，学生课业负担轻，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学校文体活动开展得较好。但是办学条件差，不少学校夏季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五六十人一个大教室，点炉子取暖。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很少。文革期间，教育质量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差。
就业：
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在国营单位工作，铁饭碗端一辈子。人们工作压力小，但是在大锅饭体制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问题。主席时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干劲和热情还是高涨的。
社会保障：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人民享受普遍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城市居民享受退休金待遇，那个时代福利水平虽然较低，但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免费的医疗，看病三联单报销。退休百分之百的工资。住房靠分配，分到住房后房租十分的低廉。子女入托入学学费低廉。住房得等待很长时间。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看病比较便宜。县乡级卫生院建立起来。但是改革开放前，国家财力紧张，农民比较穷困，农民养老依旧主要靠子女。
家居和家具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城乡居民电器较为简单。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城市人们生活的四大件。俗称“三转一响” 七十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走入百姓家。农村逐步实现电气化、电灯普及，每个公社都通上了电话、每个村都有广播站大喇叭。但是边远山区还难以通电。
人际关系：
文革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真诚关系，人们彼此互助，人们很淳朴。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存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人们的舆论会让你无地自容，组织上也会严厉批判的。组织像家长，无处不在。你困难组织真管你。你不听话时，组织会修理不听话的人的。
文革发生后，起先人整人，人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了，后来，人们都防着别人，怕被人打小报告。七十年代之后，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热和了。

处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阶段，我党正处于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阶段迈进，对于很多东西都是试探性的探索和发展。

一、转向政治暴力风险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风险 (政治暴力风险) 指战争、内战、恐怖行为等 , 如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战争险就指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战争、内战、恐怖行为以及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目前 ,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暴力风险已经不是传统的战争与内乱风险 , 而是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 , 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也呈方兴未艾之势。在这些政治暴力风险的酝酿和爆发过程中 , 东道国某些政客和公众人士的道德风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 自由市场经济和普选民主的结合也提高了政治性风险。

(一) 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有增无减

传统的战争、内乱、恐怖行为风险主要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 如西亚的伊拉克等国 , 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 非洲的刚果等国 , 欧洲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塞浦路斯 , 以及独联体的高加索地区 , 等等。无论是按照出口额还是按照投资额衡量 , 这些国家和地区目前都远远算不上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在 14 个存在较高上述传统战争、内乱、恐怖行为风险的国家中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以色列、朝鲜、尼泊尔、塞浦路斯、民主刚果、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格鲁吉亚、委内瑞拉),2003 年 , 我国对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69.0648 亿美元 , 仅占当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8512.0729 亿美元) 的 0.8%；2004 年 1 月－7 月为 52.0480 亿美元 , 仅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6231.1227 亿美元)的 0.8%。在可预见的未来 , 这些存在较高传统战争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太可能成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 , 因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拓展出口市场、获取国内短缺资源、获取先进技术 3 项 , 而现实乃至潜在的战乱风险本身就降低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居民的收入 ,削弱了他们吸收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 最多只能满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第二项目标。因此 ,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 ,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只能是不存在战争和内乱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 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从西班牙埃尔切事件来看 ,这些国家并非不可能发生政治性暴力事件 , 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国民的资产和收入蒙受损失 , 但政治性暴力不太可能来自战争、内乱 , 恐怖主义行为归根结底也只是极少数 , 主要可能来自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 (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采取的过激行为 , 而这种暴力行为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 , 往往又离不开极右势力的煽动组织。

以欧盟为例。扩大后的欧盟已成为我国最大单一贸易伙伴 , 但近年来欧洲各地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单一货币的极右政党日益猖獗 , 德国的共和党、意大利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联盟等政党都继承了法西斯衣钵 , 德国人民联盟、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拉芒集团等极右政党还取得了执政机会。在 2004 年 9 月 19 日揭晓的德国东部萨克森、勃兰登堡两州地方议会选举中 , 国家民主党、德国人民联盟等极右政党得票率显著增长 , 赢得了左右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仅就极右政党取得执政机会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 4 国而言 ,2003 年其对华贸易总额为 737.0359 亿美元 , 相当于同年我国对上述 14 个存在传统战争与内乱风险国家贸易总额的 10.7 倍 , 占当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8512.0729 亿美元) 的 8.7%；2004 年 1月－7月为 529.6576 亿美元 , 相当于同期我国对 14 个存在传统战争与内乱风险国家贸易总额的 10.2 倍 , 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6231.1227 亿美元) 的 8.5%。显然 , 与传统的战争与内乱风险相比 , 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仅部分欧盟国家 , 其它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政治暴力风险。澳大利亚是我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酝酿之中。然而 , 澳大利亚居民福利水平较高 , 其制造业竞争力远远低于中国同行 , 制造业利益集团正在极力阻止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 且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及其政见一度在该国政坛产生较大影响 , 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无痛苦的产业调整过程中 , 爆发针对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政治暴力行为几率不可低估。

(二) 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方兴未艾

劳工权益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和企业经营管理有着潜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由于以下原因 , 这种潜在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显现：我国国民性情温和；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现行干部考核体制激励政府官员在劳资纠纷中更加倾向于资方 ,且政府行动能力强大；……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我国国内资方力量占有较大优势。也正因为如此 , 我国企业管理层缺乏在不同环境下处理劳工权益问题的经验。但上述因素在许多国家并不具备 ,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 , 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政治暴力行为的风险较高 , 其中又以以下两类项目的风险最为突出：

在一些法制不甚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 我国在海外的大型投资项目主要是采掘业项目 , 员工较多的企业发生工潮的几率本来就相对较高 , 采掘业从业人员普遍性情剽悍 , 发生工潮的概率更高。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自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困扰 , 仅从 2004 年 6 月 1 日开始的罢工就令该公司直接损失 351 万美元 ,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在一些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国并实现了民主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项目 , 尤其是并购投资项目。之所以如此 , 首先是因为这类经济体与中国的竞争关系比较明显 , 工人更担心生产向中国转移而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其次 ,工人担心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第三 , 这类国家实行民主体制不久 ,尚未形成类似欧美的成熟的社会各阶层相互制衡机制 , 其国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高涨而履行义务的意识相对淡漠 , 容易形成极端的群体性行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计划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 , 双龙工会就是最大障碍之一。

(三) 东道国某些政客、公众人士和集团的道德风险日益突出

在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酝酿和爆发过程中 , 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某些机构、某些政客、公众人士、集团的道德风险相当突出 , 恶性事件通常离不开他们的纵容乃至怂恿。在埃尔切事件中 , 最令人惊心的并非暴徒们的纵火行为 , 而是当地警察对这种严重犯罪行为袖手旁观 , 埃尔切市一些头面人物甚至公然为暴徒和渎职的警察开脱。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暴徒 , 治理良好的社会与治理不善的社会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无破坏秩序的行为和人 , 而是在于社会秩序维护者能否忠于职守 , 在于破坏秩序的行为能否在事前受到充分的预防 , 事后及时受到足够力度的惩处。而在埃尔切事件中 , 埃尔切市当地警察、市长和西班牙制鞋业协会等人的道德风险令当地社会秩序荡然。上述人士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道德风险 , 除了心理和感情因素之外 , 更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动机。

政治利益动机 , 即某些政客希望通过纵容乃至怂恿排斥外国商品、企业、劳工 , 或是索取过份的劳工待遇而捞取选票。这种道德风险随政府层次和东道国政制而异。着眼于中央政府权位的全国性政客必须较多地考虑国家外交利益 , 地方性政客则无需顾及国家外交利益 , 因此 , 中央政府的道德风险低于地方政府。东道国地方政府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的高低 , 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东道国政制。其它条件相同 , 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或地区 , 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对较少也往往不够强硬 , 地方性政客更重视当地民意 (无论这种民意是否理性或失之狭隘),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水平较高；在地方政府首脑实行任命制的国家 , 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乌纱帽效应”相对强硬 , 地方性政客盲目迎合当地民意的内在动机也相对较弱 , 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相应较低。俄罗斯剧变之后至今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 地方领导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 , 地方领导人由此常常自恃民意基础而与联邦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鉴于俄罗斯在别斯兰人质惨案之后可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 地方领导人从选举改为任命 , 这类地方政客与中央唱反调的政治性风险可望降低。

经济利益动机。某些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和企业的头面人物企图借助非正常手段狙击中国商品和企业 , 维持乃至扩大其成员企业的销售额、市场份额 , 或是取得某项资产。把持俄罗斯经济命脉的寡头多数依靠非正常手段发家 , 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秩序并未完全走上正轨的情况下 , 他们天然更倾向于继续通过非正常手段低成本攫取经济资源。在 2002 年 12 月斯拉夫石油公司拍卖案中 ,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老板阿布拉莫维奇、阿尔法集团 (控制秋明石油公司) 老板弗里德曼两大寡头操纵舆论和国家杜马立法迫使中石油退出 , 从而以 18.6 亿美元获得了这个估价逾 30 亿美元的公司。

有志于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应当注意的是 ,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 ,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普选民主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的大力输出下席卷众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 一时蔚为大观。在一些学者笔下 , 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是私有产权和经济繁荣的保障 , 但在实践中 , 即使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多党制过程中的全面内战 , 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 (尤其是依靠定居海外的商人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 而言 , 这一转变的最大副作用便是提高了政治暴力风险。

二、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

征收风险即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在上世纪 60 - 70 年代 , 发展中国家一度掀起国有化高潮 , 当时征收风险较为突出。80 年代以来 , 征收风险大大降低 , 目前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国际投资 , 在大多数建立了正常政治秩序的国家 , 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如此 , 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 ,“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称“间接征用”) 风险依然存在 , 甚至有所上升。“蚕食式征用”本意指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合同中事先约定 , 外国投资者在一定年限内 , 按一定比例分期将其股份逐步转让给东道国政府或国民 , 使东道国方所持股份达到 51% 以上 , 甚至 100%。后来其内涵逐步丰富、发展 , 按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 , 蚕食式征用具体指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进出口原材料 , 等等。美国众议院有关材料则将蚕食式征用定性为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外资政策的改变、强制国有化、借贷限制、雇佣外国人的限制、强制出口、价格统制 , 等等。总结蚕食式征用各类具体行为 , 可以将其定义为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并未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 , 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 , 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 或实际上被取消 , 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我国企业、海外华商面临的蚕食式征用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 , 即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蚕食式征用、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 , 以及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

(一) 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蚕食式征用

这种蚕食式征用通常是由东道国政府有关部门以检查偷漏税、走私、卫生、安全条件为名 , 频繁搜查外资企业 , 动辄处以高额罚款、额外课税 , 干扰其正常生产经营 , 甚至以上述借口没收外资企业货物。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动辄以华商对俄出口“灰色清关”问题为由没收大批华商货物 ,就是典型范例。在此次埃尔切事件之前 , 西班牙警察也曾突然搜查埃尔切华商的商店和仓库 , 并用枪顶着华商的脑袋 , 颇有滥用暴力之嫌。由于东道国商业环境不规范、法制不健全 , 也由于某些海外华商贪图小利 , 或过分倚重价格竞争策略 , 一些海外华商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 也给某些东道国政府部门提供了蚕食式征用的借口。

(二) 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

在一些法制不健全、官僚体系腐败的国家 , 腐败政府机构或腐败官僚与私人资本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惯于侵占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资产借以自肥 , 外国投资者同样难以幸免。一旦与腐败动机结合 , 蚕食式征用风险就更加难以避免。如果东道国主流财团普遍依靠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廉价掠夺国有资产发家 , 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风险就比较高。

蚕食式征用风险常常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腐败动机结合的产物。政治剧变后的俄罗斯在透明度国际等组织的腐败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当华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社会占据了一定地位之后 , 在前苏联解体的废墟上逐渐恢复的俄罗斯轻工业希望排挤中国同行 , 警察部门则垂涎华商的财产 , 眼红海关人员从中国货物“灰色清关”中攫取的丰厚油水 , 贸易保护主义和腐败合流 ,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 , 俄罗斯警方查抄华商货物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l998 年 , 莫斯科市扩东、兵营两楼的中国货物全部被查抄；2000 年－2001 年 , 俄罗斯发生查抄华商货物事件上百起 , 被查抄货物总值上亿美元；在 2004 年 2 月 10 日的“埃米拉事件”中 ,俄罗斯警方劫走华商货物总值高达 3000 万美元。

(三) 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

有时 , 由于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 , 外商不得不退出部分乃至全部投资股权。一来外商退出股权通常违背其本意；二来由于政策变动导致外商被迫集中在短时间内脱手股权 , 即使其资产能够找到买主 , 在这种人为造成的买方市场上 , 卖主资产的市场价格也要大打折扣；因此 , 这也是一种蚕食式征用风险。典型如卡塔尔政府 2004 年调整对“睡眠担保人”政策。卡塔尔本国法律规定 , 除农业、制造业、卫生、教育、旅游、当地矿产开发等行业外 , 所有盈利性活动都必须由卡塔尔本国人参与或代理 , 欲从事盈利性活动的外籍人必须与卡塔尔本国人按照 49% (外籍人) 对 51% (卡塔尔人) 的股权比例成立合营公司。在实践中 , 卡塔尔政府、法院和居民多年来接受了一种变通做法 , 即企业帐面股权比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 实际上双方达成私下协议 , 由外籍人士提供全部资金并独立经营 , 充当名义多数股东的卡塔尔人，公司仅作为担保人收取固定的担保费 , 号称“睡眠担保人”(sleeping sponsor)。2004 年 7 月 , 卡塔尔政府颁布新法令 , 明文禁止这种做法 , 违规者可处以没收财物、吊销执照、罚款直至 1 年以内监禁 , 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大批外资企业由此面临蚕食式征用风险。

我国企业常常不能简单地用撤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方式来规避上述各类蚕食式征用风险 , 因为不少蚕食式征用风险较高的国家对于我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 或者属于我国企业西方竞争对手的空白区 , 我国企业往往有必要承受上述风险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

三、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较高

汇兑限制风险 (转移风险) 即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 , 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它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 , 大多数国家逐步开放了外汇管制 , 转移风险相应大幅度降低。但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 发展中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的转移风险仍然不可低估。近几年中 , 新兴市场就先后爆发了 1998 年俄罗斯危机、1999 年巴西雷亚尔危机、2001 年土耳其危机和 2002 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假如东道国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 , 资本帐户和国内资产市场开放较快、较彻底 , 且国内资产市场过热 , 或外债负担较重 , 这样的国家爆发货币/金融危机的几率就较高 , 转移风险亦较大。

四、违约风险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即东道国政府违约 , 投资者无法或无法及时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关；或虽有裁决 , 但无法申请执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政府违约指投资所在国政府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这类风险通常出现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

五、延迟支付风险不可忽视

通常指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 即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 , 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目前存在这一风险的主要是一些重债发展中国家 , 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广泛接受的清偿手段 , 其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开动印钞机无限偿还债务 , 所以外商在与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交易中通常不存在延迟支付风险 , 但外商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交易时则未必能够高枕无忧 , 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 , 完全有可能陷入财政破产 , 这方面实例并不少见 , 甚至纽约、慕尼黑等世界闻名的富庶城市政府也未能幸免。

六、第三国干预风险上升

第三国干预风险可以划分为两类 , 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 , 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美国 , 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朝鲜等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 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 , 其潜在损失包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不得进入美国 , 等等。当初中石油筹备海外上市赴纽约路演时 , 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致函各大投资基金 , 以中石油在“邪恶国家”苏丹开发石油为由要求基金经理们抵制中石油 , 并在美国国会提出了正式的议案。2004 年年初中石化集团参与竞标伊朗油田时 , 也受到了美国的阻挠。企业如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 或是对美国出口业务规模较大 , 或是从事战略性资源开发业务 , 或是从事敏感产业 , 面临的这项风险就较高。尽管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伯德法》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抵制 , 但只要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变 , 美国的这种行为就不会停止。未来欧盟也有可能借口“人权高于主权”而对别国企业实施这种威胁。

另一类第三国干预风险并非由第三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 , 而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 ,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由于日本参与 , 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复 , 中石油在安大线上的前期投入全部落空 , 且损害了我国的能源战略 , 就是这一风险的典型案例。

七、结束语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增长 , 我国企业面临的政治性风险也与日俱增 ,2004 年 9 月－10 月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便爆发了埃尔切事件和巴基斯坦匪徒绑架中国工程师两起恶性案件 , 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体系、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 , 但这个体系在争端解决与赔付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 , 未能有效覆盖新的政治性风险更是其突出缺陷。因此 , 发展、完善我国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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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背开新： 政治风险的组成因素包括:经济预期与现实的偏差、经济计划的成效、政治领导人表现、有无外部冲突、政府****状况、军队和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位置、宗教在政治中的位置、法律和秩序传统、种族和民族压力、政治恐怖主义状况、有无内战、政党发育情况、官僚主义;财务风险因素包括:贷款违约状况或有无对贷款人不利的重构、贷款延期支付状况、由政府清算合约的可能、汇率管制可能造成的损失、剥夺私人投资的可能;经济风险因素包括:通货膨胀水平、债务占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比重、国际流动性比率、对外贸易收款经验、当前账户余额占 商品和服务的比重、汇率市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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