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理论能否走出“囚徒困境”

作者&投稿:冉信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量子理论能否走出“囚徒困境”~

警察抓住了两个小偷,并承诺首先指控对方罪行的小偷会获得奖励。假如两人都保持沉默,最终两个人都会被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指证对方,那么他们则都会被判刑。警察利用奖励来刺激小偷互相告密。从个人选择角度而言,告密是更有利的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这么做,那么他们就都会被判刑,这是个双输的局面。在这个博弈案例囚徒困境中,嫌疑犯通过理性判断做出的选择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特约编辑乔治穆瑟(GeorgeMusser)撰文认为,现在,囚徒困境可以通过量子纠缠来解决。一个最新并且还在不断更新的研究表明,量子投票系统可以避免传统投票行为中的各种不协调。相比于传统逻辑学——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为什么会选择合作与无私,量子力学可能是一个描述人类行为的更好模型,它并不要求人们只在传统理性框架下思考,还扩充了人们对于理性的理解。  回顾整个20世纪,科学家和数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早在20世纪30年代,库尔特特哥德尔(KurtGodel)指出,哪怕是对于数学这个充满逻辑的理性世界,一旦通过深入思考消灭掉一个悖论,就必然会有新悖论冒出来,例如哥德尔的代表工作——不完全性定理:即使把初等数论形式化后,系统中还是存在着悖论,既无法证明它为真,也无法证明它为假。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构建社会时,也发现了理性原理带来的局限性。科学史学家则进一步戳穿了一个以往的科学信仰——科学争论仅仅依靠事实来解决。理性原理的这些局限性最终来源于量子物理——有些事情就是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你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上情形在最近十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原以为,奇特的量子力学会束缚我们的认知力,没想到它反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量子理论大大地丰富了理性思考的内容,带领人类走出了理性的死胡同,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认知平台。  18世纪末的杰出法国数学家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曾指出民主投票体系中存在着悖论:统计所有人的选择后,可能出现循环套的无解局面。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数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给出这样一个例子:在19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经过和罗纳德 里根(RonaldReagan)一番激烈的党内竞争,杰拉德福特(GeraldFord)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权,但在其后的大选中福特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JimmyCarter)。不过,民意调查显示,如果1976年是里根最终参选的话,那么他将击败卡特,就像 1980年的美国大选一样。选民的偏好并没有传递性:喜欢卡特胜过福特加上喜欢福特胜过里根,并不意味着一定喜欢卡特胜过里根。卡特的最终当选只是因为先要进行党内初选。谁最终当选总统仅仅取决于这两场选举的先后顺序,而不是取决于选民。  囚徒困境证明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laissez-faireeconomics)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也指出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里面主张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个人理性选择,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中存在的一个错误——只要每个人理性地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必然将是集体的最优选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学家提出了各种办法,试图解决囚徒困境,其中一种办法就是运用有条件性的决策。两个嫌疑犯不再只有沉默和指证对方两种选择,每个嫌疑犯还可以告诉警察说:“假如我的同伴保持沉默,那么我也保持沉默。”一旦小偷有了“基于某些条件再做决定”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重要的是,此时两人都不需要再多想其他策略,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必然会带来两人之间的合作,个人的最优选择必然会带来集体的最优选择。但上述设想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人必须坚持这种条件性决策,而不能在最后时刻改变想法指证对方。所以,他们需要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让两人的决策时刻保持一致。量子物理就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1998年,德国波茨坦大学的物理学家延斯艾泽特(JensEisert)、马丁 维尔肯斯(Mar-tinWilkens)以及德国汉诺威大学的马切伊莱文施泰因(MaciejLewenstein)提出,可以使用一对处于量子纠缠态的粒子对,来保证决策的一致。量子信息学告诉人们:为了进行远距离的量子密码通信或量子态隐形传输,人们需要事先让距离遥远的两地共同拥有最大的“量子纠缠态”。所谓“量子纠缠”是指不论两个粒子间距离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都会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现象,即两个粒子之间不论相距多远,从根本上讲它们还是相互联系的。例如,一个无自旋的粒子分裂成两个粒子,它们的自旋一定相反。但在观测到它们的自旋前,它们是随机的,对一个粒子的观测会瞬时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爱因斯坦都无法解释,将其戏称为“遥远的鬼魅行为”。  意大利数学物理学家加夫里塞格雷(GavrielSegre)认为,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在不需要独裁制的情况下,就可以避免投票中出现连环套僵局。塞格雷认为,量子物理学增加了可能的投票方式。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每个选民同时具有投赞成票和反对票两种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叠加态。当投票开始时,选民的选择就会互相累加或者互相抵消。此时选民之间会形成纠缠态,这意味着选民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投票。这种关联就像量子“囚徒困境”中的决策一致一样。在量子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就会变得很一致。不幸的是,塞格雷的证明还非常粗糙,一些研究投票博弈的专家都对此表示怀疑。但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量子物理学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新模型,在新模型里面,不理性的决策也变得有意义。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远比单纯依靠理性的利己主义原则要多。当心理学家要求志愿者做囚徒困境游戏时,尽管理性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举报,但志愿者有时还是会保持沉默。2009年,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伊曼纽尔波托斯(EmmanuelPothos)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心理学家杰尔姆布森耶(JeromeBusemeyer)共同提出了一个新的量子模型,来解释各种心理学实验的结果。这样的量子假设具有潜在的合理性,因为绝大部分人的选择偏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感觉是矛盾的,并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我们是非常注重语境的生物”,布森耶这样介绍到,“所以在我们面对抉择之前,往往没有预设的立场”。量子力学中,叠加态的概念可以很好地描述这样一种混合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我们大脑的构造像物理学家推测的量子计算机一样,只是量子物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想法易变性的有用方法。  量子理论的奇特性质,丰富了人类的认知行为。它为许多难以解决的事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决途径。这是经典理性逻辑做不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兴的量子认知科学,把量子物理学带回到了它的本源。在 20世纪早期,尼尔斯高玻尔(NielsBohr)和其他一些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正是从心理学中获得了灵感。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时而是知识界的主流时而又不是,而量子力学就诞生在理性主义并不是很受欢迎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怀疑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玻尔和同僚建立了量子力学——这个理论导致人们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历史就像回到了从前,今天的量子物理学让我们重新乐观地审视人类的知识和行为,这也许有助于激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警察抓住了两个小偷,并承诺首先指控对方罪行的小偷会获得奖励。假如两人都保持沉默,最终两个人都会被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指证对方,那么他们则都会被判刑。警察利用奖励来刺激小偷互相告密。从个人选择角度而言,告密是更有利的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这么做,那么他们就都会被判刑,这是个双输的局面。在这个博弈案例囚徒困境中,嫌疑犯通过理性判断做出的选择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特约编辑乔治 穆瑟(GeorgeMusser)撰文认为,现在,囚徒困境可以通过量子纠缠来解决。一个最新并且还在不断更新的研究表明,量子投票系统可以避免传统投票行为中的各种不协调。相比于传统逻辑学——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为什么会选择合作与无私,量子力学可能是一个描述人类行为的更好模型,它并不要求人们只在传统理性框架下思考,还扩充了人们对于理性的理解。 回顾整个20世纪,科学家和数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早在20世纪30年代,库尔特特哥德尔(KurtGodel)指出,哪怕是对于数学这个充满逻辑的理性世界,一旦通过深入思考消灭掉一个悖论,就必然会有新悖论冒出来,例如哥德尔的代表工作——不完全性定理:即使把初等数论形式化后,系统中还是存在着悖论,既无法证明它为真,也无法证明它为假。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构建社会时,也发现了理性原理带来的局限性。科学史学家则进一步戳穿了一个以往的科学信仰——科学争论仅仅依靠事实来解决。理性原理的这些局限性最终来源于量子物理——有些事情就是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你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上情形在最近十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原以为,奇特的量子力学会束缚我们的认知力,没想到它反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量子理论大大地丰富了理性思考的内容,带领人类走出了理性的死胡同,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认知平台。 18世纪末的杰出法国数学家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曾指出民主投票体系中存在着悖论:统计所有人的选择后,可能出现循环套的无解局面。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数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皮耶尔乔治 奥迪弗雷迪给出这样一个例子:在19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经过和罗纳德 里根(RonaldReagan)一番激烈的党内竞争,杰拉德 福特(GeraldFord)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权,但在其后的大选中福特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 卡特(JimmyCarter)。不过,民意调查显示,如果1976年是里根最终参选的话,那么他将击败卡特,就像 1980年的美国大选一样。选民的偏好并没有传递性:喜欢卡特胜过福特加上喜欢福特胜过里根,并不意味着一定喜欢卡特胜过里根。卡特的最终当选只是因为先要进行党内初选。谁最终当选总统仅仅取决于这两场选举的先后顺序,而不是取决于选民。 囚徒困境证明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laissez-faireeconomics)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也指出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里面主张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个人理性选择,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中存在的一个错误——只要每个人理性地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必然将是集体的最优选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学家提出了各种办法,试图解决囚徒困境,其中一种办法就是运用有条件性的决策。两个嫌疑犯不再只有沉默和指证对方两种选择,每个嫌疑犯还可以告诉警察说:“假如我的同伴保持沉默,那么我也保持沉默。”一旦小偷有了“基于某些条件再做决定”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重要的是,此时两人都不需要再多想其他策略,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必然会带来两人之间的合作,个人的最优选择必然会带来集体的最优选择。但上述设想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人必须坚持这种条件性决策,而不能在最后时刻改变想法指证对方。所以,他们需要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让两人的决策时刻保持一致。量子物理就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1998年,德国波茨坦大学的物理学家延斯 艾泽特(JensEisert)、马丁 维尔肯斯(Mar-tinWilkens)以及德国汉诺威大学的马切伊 莱文施泰因(MaciejLewenstein)提出,可以使用一对处于量子纠缠态的粒子对,来保证决策的一致。量子信息学告诉人们:为了进行远距离的量子密码通信或量子态隐形传输,人们需要事先让距离遥远的两地共同拥有最大的“量子纠缠态”。所谓“量子纠缠”是指不论两个粒子间距离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都会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现象,即两个粒子之间不论相距多远,从根本上讲它们还是相互联系的。例如,一个无自旋的粒子分裂成两个粒子,它们的自旋一定相反。但在观测到它们的自旋前,它们是随机的,对一个粒子的观测会瞬时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爱因斯坦都无法解释,将其戏称为“遥远的鬼魅行为”。 通过处于纠缠态的粒子对,两个小偷之间可以合作,共同做出决定,而不需要预先知道决定是什么——这是过去那些传统方式所不具备的优点。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杜江峰和同事在实验室中证实了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他们让两个氢原子核处于纠缠态,然后用无线电脉冲信号照射处于纠缠态的氢原子,来执行决策操作。 意大利数学物理学家加夫里 塞格雷(GavrielSegre)认为,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在不需要独裁制的情况下,就可以避免投票中出现连环套僵局。塞格雷认为,量子物理学增加了可能的投票方式。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每个选民同时具有投赞成票和反对票两种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叠加态。当投票开始时,选民的选择就会互相累加或者互相抵消。此时选民之间会形成纠缠态,这意味着选民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投票。这种关联就像量子“囚徒困境”中的决策一致一样。在量子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就会变得很一致。不幸的是,塞格雷的证明还非常粗糙,一些研究投票博弈的专家都对此表示怀疑。但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量子物理学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新模型,在新模型里面,不理性的决策也变得有意义。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远比单纯依靠理性的利己主义原则要多。当心理学家要求志愿者做囚徒困境游戏时,尽管理性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举报,但志愿者有时还是会保持沉默。2009年,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伊曼纽尔 波托斯(EmmanuelPothos)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心理学家杰尔姆 布森耶(JeromeBusemeyer)共同提出了一个新的量子模型,来解释各种心理学实验的结果。这样的量子假设具有潜在的合理性,因为绝大部分人的选择偏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感觉是矛盾的,并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我们是非常注重语境的生物”,布森耶这样介绍到,“所以在我们面对抉择之前,往往没有预设的立场”。量子力学中,叠加态的概念可以很好地描述这样一种混合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我们大脑的构造像物理学家推测的量子计算机一样,只是量子物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想法易变性的有用方法。 量子理论的奇特性质,丰富了人类的认知行为。它为许多难以解决的事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决途径。这是经典理性逻辑做不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兴的量子认知科学,把量子物理学带回到了它的本源。在 20世纪早期,尼尔斯高玻尔(NielsBohr)和其他一些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正是从心理学中获得了灵感。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时而是知识界的主流时而又不是,而量子力学就诞生在理性主义并不是很受欢迎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怀疑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玻尔和同僚建立了量子力学——这个理论导致人们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历史就像回到了从前,今天的量子物理学让我们重新乐观地审视人类的知识和行为,这也许有助于激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警察抓住了两个小偷,并承诺首先指控对方罪行的小偷会获得奖励。假如两人都保持沉默,最终两个人都会被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指证对方,那么他们则都会被判刑。警察利用奖励来刺激小偷互相告密。从个人选择角度而言,告密是更有利的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这么做,那么他们就都会被判刑,这是个双输的局面。在这个博弈案例囚徒困境中,嫌疑犯通过理性判断做出的选择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特约编辑乔治穆瑟(GeorgeMusser)撰文认为,现在,囚徒困境可以通过量子纠缠来解决。一个最新并且还在不断更新的研究表明,量子投票系统可以避免传统投票行为中的各种不协调。相比于传统逻辑学——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为什么会选择合作与无私,量子力学可能是一个描述人类行为的更好模型,它并不要求人们只在传统理性框架下思考,还扩充了人们对于理性的理解。   回顾整个20世纪,科学家和数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早在20世纪30年代,库尔特特哥德尔(KurtGodel)指出,哪怕是对于数学这个充满逻辑的理性世界,一旦通过深入思考消灭掉一个悖论,就必然会有新悖论冒出来,例如哥德尔的代表工作——不完全性定理:即使把初等数论形式化后,系统中还是存在着悖论,既无法证明它为真,也无法证明它为假。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构建社会时,也发现了理性原理带来的局限性。科学史学家则进一步戳穿了一个以往的科学信仰——科学争论仅仅依靠事实来解决。理性原理的这些局限性最终来源于量子物理——有些事情就是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你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上情形在最近十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原以为,奇特的量子力学会束缚我们的认知力,没想到它反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量子理论大大地丰富了理性思考的内容,带领人类走出了理性的死胡同,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认知平台。   18世纪末的杰出法国数学家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曾指出民主投票体系中存在着悖论:统计所有人的选择后,可能出现循环套的无解局面。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数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给出这样一个例子:在19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经过和罗纳德 里根(RonaldReagan)一番激烈的党内竞争,杰拉德福特(GeraldFord)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权,但在其后的大选中福特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JimmyCarter)。不过,民意调查显示,如果1976年是里根最终参选的话,那么他将击败卡特,就像 1980年的美国大选一样。选民的偏好并没有传递性:喜欢卡特胜过福特加上喜欢福特胜过里根,并不意味着一定喜欢卡特胜过里根。卡特的最终当选只是因为先要进行党内初选。谁最终当选总统仅仅取决于这两场选举的先后顺序,而不是取决于选民。   囚徒困境证明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laissez-faireeconomics)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也指出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里面主张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个人理性选择,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中存在的一个错误——只要每个人理性地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必然将是集体的最优选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学家提出了各种办法,试图解决囚徒困境,其中一种办法就是运用有条件性的决策。两个嫌疑犯不再只有沉默和指证对方两种选择,每个嫌疑犯还可以告诉警察说:“假如我的同伴保持沉默,那么我也保持沉默。”一旦小偷有了“基于某些条件再做决定”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重要的是,此时两人都不需要再多想其他策略,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必然会带来两人之间的合作,个人的最优选择必然会带来集体的最优选择。但上述设想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人必须坚持这种条件性决策,而不能在最后时刻改变想法指证对方。所以,他们需要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让两人的决策时刻保持一致。量子物理就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1998年,德国波茨坦大学的物理学家延斯艾泽特(JensEisert)、马丁 维尔肯斯(Mar-tinWilkens)以及德国汉诺威大学的马切伊莱文施泰因(MaciejLewenstein)提出,可以使用一对处于量子纠缠态的粒子对,来保证决策的一致。量子信息学告诉人们:为了进行远距离的量子密码通信或量子态隐形传输,人们需要事先让距离遥远的两地共同拥有最大的“量子纠缠态”。所谓“量子纠缠”是指不论两个粒子间距离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都会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现象,即两个粒子之间不论相距多远,从根本上讲它们还是相互联系的。例如,一个无自旋的粒子分裂成两个粒子,它们的自旋一定相反。但在观测到它们的自旋前,它们是随机的,对一个粒子的观测会瞬时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爱因斯坦都无法解释,将其戏称为“遥远的鬼魅行为”。   意大利数学物理学家加夫里塞格雷(GavrielSegre)认为,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在不需要独裁制的情况下,就可以避免投票中出现连环套僵局。塞格雷认为,量子物理学增加了可能的投票方式。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每个选民同时具有投赞成票和反对票两种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叠加态。当投票开始时,选民的选择就会互相累加或者互相抵消。此时选民之间会形成纠缠态,这意味着选民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投票。这种关联就像量子“囚徒困境”中的决策一致一样。在量子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就会变得很一致。不幸的是,塞格雷的证明还非常粗糙,一些研究投票博弈的专家都对此表示怀疑。但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量子物理学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新模型,在新模型里面,不理性的决策也变得有意义。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远比单纯依靠理性的利己主义原则要多。当心理学家要求志愿者做囚徒困境游戏时,尽管理性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举报,但志愿者有时还是会保持沉默。2009年,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伊曼纽尔波托斯(EmmanuelPothos)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心理学家杰尔姆布森耶(JeromeBusemeyer)共同提出了一个新的量子模型,来解释各种心理学实验的结果。这样的量子假设具有潜在的合理性,因为绝大部分人的选择偏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感觉是矛盾的,并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我们是非常注重语境的生物”,布森耶这样介绍到,“所以在我们面对抉择之前,往往没有预设的立场”。量子力学中,叠加态的概念可以很好地描述这样一种混合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我们大脑的构造像物理学家推测的量子计算机一样,只是量子物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想法易变性的有用方法。   量子理论的奇特性质,丰富了人类的认知行为。它为许多难以解决的事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决途径。这是经典理性逻辑做不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兴的量子认知科学,把量子物理学带回到了它的本源。在 20世纪早期,尼尔斯高玻尔(NielsBohr)和其他一些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正是从心理学中获得了灵感。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时而是知识界的主流时而又不是,而量子力学就诞生在理性主义并不是很受欢迎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怀疑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玻尔和同僚建立了量子力学——这个理论导致人们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历史就像回到了从前,今天的量子物理学让我们重新乐观地审视人类的知识和行为,这也许有助于激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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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逃苯酰: 量子意识本身就不属于科学范畴,因为它不具有重复性与可验证性.一个无法被验证的现象就更不可能去解释别的现象了.还有别把科学和宗教扯在一起,量子佛学什么的是完全的神棍.科学是建立在严谨的观察与实验与理论研究上的,和宗教没什么关系

射洪县13932554471: 量子论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
仍逃苯酰: 量子理论的创建过程是一部壮丽的史诗: 量子论的初期: 1900年普朗克为了克服经典理论解释黑体辐射规律的困难,引入了能量子概念,为量子理论奠下了基石. 随后,爱因斯坦针对光电效应实验与经典理论的矛盾,提出了光量子假说,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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