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清代乾嘉朴学的学术内涵

明清文献学和考据学的特征是什么？~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
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
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
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
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
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
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
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
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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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清代江藩称为“汉学”，孙星衍称其“考据学”，梁启超、胡适则称其为“乾嘉之学”。称其“朴学”，是因为它比空疏的宋学显得质朴；称其“汉学”，是因为它否定宋学，旨在恢复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一系的东汉经学；称其为“乾嘉之学”，是因为它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
　　朴学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朴学，指的是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狭义的朴学，则指乾嘉时期的学术风尚。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朴学的渊源是汉代的经学，秦并六国后，焚书坑儒，曾给予儒学以沉重的打击。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始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祭孔子，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订法制；惠帝继承前制，废除民间挟书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汉武帝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借助道家哲学，又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融入儒学，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阐述他“三纲五常”的理论，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主观唯心论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丁汉武帝维护统一、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因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从此，研究经学便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

　　汉初经籍的来源有二，一是由汉代的宿儒通过口耳相传，时人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如由秦故博士济南伏生传下的《尚书》，由鲁人申培所传的《丹诗》，燕人韩婴所传《韩诗》及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齐人胡母生及董仲舒所传的《公羊春秋》等等，这类所传的经，称为今文经，而阐述今文经的学派，后人称为今文学派。二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歌父子在整理皇家“秘府”(国家图书馆)时，发现一部分由河间献王刘德和孔子后裔孔安国先后献上的，据说是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先秦经卷，这些经卷都是用籀文(大篆)所写，后人称其为古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不只是书写的文字和读法不同，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也有很大的不同。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具有神学化的特点，阴阳五行学与谶纬相结合，妄诞的迷信成分很多，经师为博取利禄、迎合亡意，解经无休止地比附引申，支离蔓衍。而古文经学在学术上则强调“通训诂”、“举大义”，认为训诂不明，经义不彰，应从文字川诂去阐明经义，发扬“五经之道”，古文经派治学态度虽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但又未免于过分好古、信古。这样，汉代经学在学术术上就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学派，学派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古文经学者攻击今文经的经文和训诂的讹误，今文经”学者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直至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在考汀训诂的基础上为《易》、《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群经作笺注，打破了两汉以来的师法、家法，以古文经学为本，兼采今文经学可取的内容，实现了今文、古文经学的合流，才结束厂两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纷争。

　　从汉末开始，中国进入几百年分裂动乱时期，以封建政治伦理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失去了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经学进入了衰落时期。此后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相继在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直到清朝，经学才重新勃兴，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学，扛起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复兴古文经学，他提倡“引古筹今”，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于是致力于音韵训诂之研究，著《音学五书》，详考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其所作《日知录》32卷，“凡经义、史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开创了清代朴学。

　　朴学在乾嘉时代被徽州考据学家发挥到极致，其科学的考证精神被广泛运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舆地等各个学术方面而成为专门化的研究。它远绍东汉古文经学，近承顾(炎武)、阎(若璩)二氏之说，而又自成体系，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徽州朴学。这表现在，徽州朴学客观上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朴学具有经学的性质，小学、天文、历算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经学的附庸；另一方面，朴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地涉及小芋、大文、历算、舆地等，这些学科本身属于科学的领域，正是在对这些具体学科的研究中，朴学家提出了实事求是，推求阙疑的科学原则，从而使这些学科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与此相应，徽州朴学家本身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经学家，又多是为考据而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

　　徽派朴学

　　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中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开创了"求真务实"的学风,二是创发了具有启蒙作用和民主精神的"义理"学说,三是构建了小学方面的诸多系统理论,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乾嘉时期登上竦桀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安朱子理学，历经七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明代中后期，逐渐凋零、衰落。理学人物不敢越“朱子之学”雷池一步，识见无大树，或斤斤计较于一字一义之失，使“朱子之学”流于支离，陷于僵化。清乾隆年间，徽州人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开创的“朴学”精神.徽派朴学作为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其影响力非常广泛。

　　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

　　朴学，清代江藩称为“汉学”，孙星衍称其“考据学”，梁启超、胡适则称其为“乾嘉之学”。称其“朴学”，是因为它比空疏的宋学显得质朴；称其“汉学”，是因为它否定宋学，旨在恢复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一系的东汉经学；称其为“乾嘉之学”，是因为它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
　　朴学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朴学，指的是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狭义的朴学，则指乾嘉时期的学术风尚。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朴学的渊源是汉代的经学，秦并六国后，焚书坑儒，曾给予儒学以沉重的打击。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始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祭孔子，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订法制；惠帝继承前制，废除民间挟书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汉武帝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借助道家哲学，又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融入儒学，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阐述他“三纲五常”的理论，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主观唯心论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丁汉武帝维护统一、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因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从此，研究经学便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

　　汉初经籍的来源有二，一是由汉代的宿儒通过口耳相传，时人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如由秦故博士济南伏生传下的《尚书》，由鲁人申培所传的《丹诗》，燕人韩婴所传《韩诗》及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齐人胡母生及董仲舒所传的《公羊春秋》等等，这类所传的经，称为今文经，而阐述今文经的学派，后人称为今文学派。二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歌父子在整理皇家“秘府”(国家图书馆)时，发现一部分由河间献王刘德和孔子后裔孔安国先后献上的，据说是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先秦经卷，这些经卷都是用籀文(大篆)所写，后人称其为古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不只是书写的文字和读法不同，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也有很大的不同。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具有神学化的特点，阴阳五行学与谶纬相结合，妄诞的迷信成分很多，经师为博取利禄、迎合亡意，解经无休止地比附引申，支离蔓衍。而古文经学在学术上则强调“通训诂”、“举大义”，认为训诂不明，经义不彰，应从文字川诂去阐明经义，发扬“五经之道”，古文经派治学态度虽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但又未免于过分好古、信古。这样，汉代经学在学术术上就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学派，学派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古文经学者攻击今文经的经文和训诂的讹误，今文经”学者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直至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在考汀训诂的基础上为《易》、《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群经作笺注，打破了两汉以来的师法、家法，以古文经学为本，兼采今文经学可取的内容，实现了今文、古文经学的合流，才结束厂两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纷争。

　　从汉末开始，中国进入几百年分裂动乱时期，以封建政治伦理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失去了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经学进入了衰落时期。此后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相继在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直到清朝，经学才重新勃兴，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学，扛起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复兴古文经学，他提倡“引古筹今”，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于是致力于音韵训诂之研究，著《音学五书》，详考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其所作《日知录》32卷，“凡经义、史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开创了清代朴学。

　　朴学在乾嘉时代被徽州考据学家发挥到极致，其科学的考证精神被广泛运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舆地等各个学术方面而成为专门化的研究。它远绍东汉古文经学，近承顾(炎武)、阎(若璩)二氏之说，而又自成体系，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徽州朴学。这表现在，徽州朴学客观上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朴学具有经学的性质，小学、天文、历算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经学的附庸；另一方面，朴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地涉及小芋、大文、历算、舆地等，这些学科本身属于科学的领域，正是在对这些具体学科的研究中，朴学家提出了实事求是，推求阙疑的科学原则，从而使这些学科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与此相应，徽州朴学家本身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经学家，又多是为考据而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

　　徽派朴学

　　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中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开创了"求真务实"的学风,二是创发了具有启蒙作用和民主精神的"义理"学说,三是构建了小学方面的诸多系统理论,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乾嘉时期登上竦桀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安朱子理学，历经七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明代中后期，逐渐凋零、衰落。理学人物不敢越“朱子之学”雷池一步，识见无大树，或斤斤计较于一字一义之失，使“朱子之学”流于支离，陷于僵化。清乾隆年间，徽州人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开创的“朴学”精神.徽派朴学作为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其影响力非常广泛。

　　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

随着汉学的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愈加趋向于以名物训诂为特色，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根据各学派治学目的、取向、宗旨、对象等不同细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有称“皖派”），以及由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和稍后的与“徽派”、“吴派”关系密切的“扬州学派”等小的学派分支。梁启超评价“吴派”学术广博，笃守古训，“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可见，在学术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吴派”。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
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经学有理、朴之别。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新安理学培育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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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彼老鹳：[答案] 朴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种以 朴学,是清朝乾隆、 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这种学术 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 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轻义理,因此被称之 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轻义理, 为“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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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彼老鹳： 随着汉学的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

昆明市13470085596： 乾嘉学派 名词解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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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13470085596： 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乾嘉学派”？
菜彼老鹳：中国清代的学术流派.称汉学、朴学、考据学派.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昆明市13470085596： 承朴怎样解释 - ？
菜彼老鹳： 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经学有理、朴之别.“乾嘉朴学”继承东汉许慎的古文经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对清代朴学的兴起过去流行文字狱说,这种说法是错误...5135

昆明市13470085596： 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这些儒家思想不同理论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谈谈一个时代主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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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13470085596： 1、7.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进行经史古义考证的学派被称为(). - ？
菜彼老鹳： 填“乾嘉学派”吧.这应该是兴盛于清代的考据学,因讲求学风质直朴实也称为“朴学”,又因其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兴盛,而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标榜自己以直探经典真面貌为目标,跨越隋唐宋元,返回到离孔子最近的汉代经学,所以他们的学术又称为“汉学”.所以“考据学”“朴学”“乾嘉学派”“汉学”基本指的都是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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